历史上的音乐巨人（耳朵先生逝世84年）

作者 | 冈崎雄儿、向延生

编按

国际著名作家、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亲历中国抗日战争时曾观察到，“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远僻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义勇军进行曲》，每一个中国人都在唱这首歌。”

这首歌的作曲者聂耳，是个没受过专业音乐训练、自学成才的年轻人。他恐怕不会想到自己为电影《风云儿女》所谱的《义勇军进行曲》此后会成为中国国歌。

今天是聂耳逝世84周年。

聂耳曾经是个北漂、东漂（东京）的年轻人，23岁时不幸溺死于日本。郭沫若为他所作悼诗中，将这位“人民音乐家”比作诗人雪莱：“雪莱昔溺死于南州，聂耳今溺死于东岛，同一是民众的天才，让我辈在天涯同吊！大众都爱你的新生，大众正赖你去唤醒，问海神你如何不淑！为我辈夺去了斯人！”而聂耳在日本溺亡的原因，多年来一直备受争议。

日本学者冈崎雄儿耗时二十年所作的《不愿做奴隶的人——聂耳传》，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聂耳的他国视角。冈崎雄儿自小成长在聂耳故世的日本湘南鹄沼海岸，又常年从事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为了探讨聂耳死因，冈崎雄儿还找出了1935年7月17日聂耳出事当日的水文、气候等原始资料，寻访相关当事人，这些都在以往的中文资料中未有太多关注。冈崎雄儿的研究广泛掌握中、日文的文献资料、影音节目等，还曾探访聂耳曾经生活过的昆明、玉溪、上海、北京等地，与中国国内的聂耳故居、研究机构建立联系，与聂家后人、亲友及中国聂耳研究专家有过深入交流沟通。

《聂耳传》一书围绕聂耳的成长历程、聂耳之死、《义勇军进行曲》迈向国歌之路三个方向展开。冈崎雄儿认为，研究聂耳的生涯，相当于重新审视日本近现代史；要考察这段历史，其原点在于如何思考与处理和近邻诸国彼此间的关系。

以下文章选自《不愿做奴隶的人：聂耳传》的前言和序，作者分别为冈崎雄儿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向延生，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由新星出版社授权刊发。

《不愿做奴隶的人——聂耳传》，作者：（日）冈崎雄儿，译者：李玲，版本：新星出版社 2019年7月

冈崎雄儿：

研究聂耳的生涯，相当于重新审视日本近现代史

近年来，我们在奥运会等国际性体育比赛中听到中国国歌的机会越来越多。“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首歌原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日本翻译为《嵐の中の若者たち》。这部电影描绘及歌颂了那些投身于抗日战争、与日本帝国主义奋勇作战的青年人。

《风云儿女》首演于1935年5月的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以雄壮的旋律和充满力量的歌词鼓舞着前仆后继奔向战场的士兵们，成为首屈一指的抗战歌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这首歌获得了民众支持，被定为国歌。

在日本，大概只有少数中国通才了解《义勇军进行曲》的历史吧，它的创作背景、它曾经是电影主题曲、它曾经经历抗日战争而后又被选为国歌这些事情，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之所以对中国国歌，准确地说是对中国国歌作曲者产生兴趣，是出于偶然。

这一偶然就是：这位作曲家——聂耳（1912—1935），逝世于我家乡附近的海岸。中国国歌的作曲者竟然客死于日本！可能大部分中国人也不知道吧。

聂耳在《风云儿女》上映后不久的1935年7月，溺死于神奈川县藤泽市江之岛西侧的鹄沼海岸。1954年，当地民众为了悼念夭亡的邻国作曲家，将海滩一角围起来，建造了纪念碑。我当时是个小学生，经常到纪念碑附近玩耍。就从那时开始，这个名字里有“四个耳朵”（日语及繁体字的“聶耳”是四个耳朵）的人在我心中留下了痕迹。

大学毕业后，我开始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工作，没想到又一次遇到幼年所见的“四个耳朵的名字”，这令我心绪不安。有个中国人在闲谈中和我说：“中国国歌的作曲者听说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他看着我震惊的表情，又加了一句：“确实有这样的传言啊。”

聂耳不是死于事故（溺死），而是被杀死的！果真如此吗？——当时我在工作中也意识到日中两国国民要做到相互理解是有一定难度的，我深切地体会到了解邻国国情，特别是了解日中历史的重要性。

如果真有他杀这种说法⋯⋯虽然1972年好不容易恢复了邦交正常化，但当时两国关系仍然不稳定。我想如果不寻根问底，那么和事实相异的“传言”就会广泛散布开来，我感到有必要厘清误解，然而当时我却无暇顾及。

1995年12月，我终于有机会探访聂耳的出生地云南昆明。我工作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由经济界精英组成了一个代表团，我亦随行。工作结束后，我突发灵感，决定去瞻仰聂耳的墓地。我在闹市中拦了一辆出租车，向着西南方向驶出郊外，群山扑面而来。行驶不久之后，我的左手边出现了昆明的象征——滇池（“滇”是云南的简称）。滇池是云南省最大、中国第六大湖，湖面平静开阔。半山腰上有一座庄严的墓园，绿树成荫中有一座三米多高的塑像。

此后，我利用工作间隙，不断收集整理与聂耳相关的文献资料。后来我改行当了老师，利用暑假，辗转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甚至深入云南省图书馆去查找资料。2001年12月，我探访至聂耳原籍所在的玉溪市，那里有一个以聂耳命名的公园，园内有纪念馆。我在玉溪买到了两本书。一本是聂耳的兄长聂叙伦所著传记《少年时代的聂耳》，另一本是玉溪当地的聂耳研究家崎松（本名刘本学）所著的《聂耳与玉溪》。后者是聂耳纪念馆年轻的女馆员送给我的。当时我正要付款，她笑着阻止我说，您不远千里从日本而来，就让我送给您这本书吧。为了回报如此拳拳之意，我心中信念为之一新。

2012年春天，我所收集的资料已经相当可观。就在这一年，为纪念聂耳100周年诞辰，《聂耳全集》增订版在北京出版。1985年纪念逝世50周年出版的旧版全集是两卷，这次增订版增加为三卷，新增加的末卷收录了相关人士的回忆录和研究论文。全集开展编撰工作时，不仅北京，就连聂耳的家乡玉溪也设立了编辑部，因此得以收录许多新发现的资料。由此，我收集资料的工作告一段落，执笔写作的条件已经完备。

莫扎特在短暂的35年生涯中创作了600多首曲子，被誉为“用音乐改变世界的天才”。莫扎特逝世一个多世纪后出生的聂耳只有更加短暂的23年生命，他短暂的一生都在近代中国史的激流中奋进，他创作的歌曲成为中国革命者的心灵支柱，因此他被称为“以歌曲为武器改变中国的天才”。

他的歌曲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呢？他究竟在什么样的家庭中成长，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在何处获得社会工作的经验呢？更深入一步来看，作为他创作活动的舞台，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上海状况如何？聂耳不久就被民国政府视为煽动民众的革命作曲家，被列为危险人物，当他不得不逃亡日本的时候，滞留于日本的生活光景如何呢？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聂耳被誉为“革命音乐家”“人民的音乐家”，被视为圣人。但是近年来通过新的研究，聂耳的形象从“圣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真人版的聂耳形象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了。本书通过考察这些研究成果并以与中国学者交流所得为基础，查证关于聂耳之死的“谜团”，同时尝试描绘出一幅没有虚饰、没有夸张的聂耳等身画像。

对我来说，研究聂耳的生涯相当于重新审视日本近现代史。要考察这段历史，我认为其原点在于如何思考与处理和近邻诸国彼此间的关系。愿本书这一微小尝试，为改善与中国及各国关系做出贡献。

向延生：

“神化”倾向，或突出聂耳作为“人”的属性

中国传唱最广的歌曲，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35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经影片放映、电台广播、唱片播放、合唱团演唱，迅速广为流传，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此歌众望所归地被选为国歌。数十年来，随着广播电视每天早上的开播、天安门广场的升国旗仪式、中外国家元首互访时的演奏、重要会议开始时的演唱、国际体育比赛中国夺冠升国旗等场景，国歌那恢宏嘹亮的乐音，经常回响在中国以及世界的各地。

《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是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等诸多方面都有杰出贡献的革命文艺家、德高望重的歌词大家田汉，曲作者则是由田汉引入革命文艺队伍的年轻人聂耳。聂耳生于昆明，祖籍是云南玉溪。云南位于中国的西南边疆，古时多为蛮荒之地，宋代以来仍然是流放罪犯之地。到了清朝末年，英法殖民势力侵入云南，在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发展。特别是由法国主持的滇越铁路（从昆明至越南的海防港）于1910年建成通车，极大地便利了云南与国内外的交通，促进了云南经济文化的发展。

聂耳自幼受到云南丰富优美的多民族民间音乐的熏陶，学会演奏多种民族乐器。上中学时，多才多艺的聂耳成为昆明进步学生运动的骨干。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血腥白色恐怖中，聂耳于1928年秋天毅然秘密加入了共青团，从事了许多革命工作。由于被共青团支部里的叛徒出卖、随时有被捕的危险，1930年7月他在高级师范毕业后立即乘坐滇越铁路的火车逃亡，途经越南、中国香港，乘船到了上海。

考入黎锦晖领导的明月歌舞团后，聂耳提高了自己的音乐技能和素养。他在田汉的引领下加入左翼音乐家的队伍，1933年年初经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再由左翼音乐小组、党的电影小组安排，进入电影公司、百代唱片公司工作，创作出影片《桃李劫》的主题曲《毕业歌》、影片《大路》的序歌《开路先锋》、影片《风云儿女》插曲《铁蹄下的歌女》、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等许多杰出的音乐作品。

聂耳写好《义勇军进行曲》初稿后，试唱给几个友人听，他们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这时，传来了国民党政府将要逮捕聂耳的消息。一直没有机会进入音乐院校专业学习音乐、自学成才的聂耳，准备利用这个时机经由日本去欧洲、苏联考察学习。经过党组织批准，1935年4月15日聂耳离开上海。经过修改的《义勇军进行曲》的定稿，据收件人司徒慧敏（党的电影小组成员）说是这年4月底从日本东京邮寄回来的。7月17日，聂耳在日本藤泽市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亡，年仅23岁。

中日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源远流长。古代是日本向中国学习，唐朝时日本派出了许多“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律令制度、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近代日本进行“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改革图强。“甲午战争”以后，战败的中国向崛起的日本学习，大批中国学生东渡日本留学。沈心工、李叔同等人回国后，开展了“学堂乐歌”运动。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也是把日本作为基地，组织推翻清代封建王朝的斗争。

日本军国主义者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经历了长达14年的战争，给两国人民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战后的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中日两国的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但是日本有许多友好人士，长期以来致力于发展中日友好的民间活动，1950年10月1日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

1954年，日本藤泽市的市民在聂耳的故世地鹄沼海滨修建了聂耳纪念碑。1958年此碑被台风与海浪毁坏后，1963年藤泽市成立“聂耳纪念碑保存会”，市民再次集资修建聂耳纪念碑，两年后举行了聂耳纪念碑落成仪式。为此，藤泽市还与聂耳的出生地昆明市于1981年结为友好城市。

针对中国国内曾长期存在的“神化”聂耳的倾向，冈崎教授特别注重展示聂耳作为“人”的属性，突出了聂耳充满年轻人朝气的特点，还修正弥补了两版《聂耳全集》里都出现的个别错误和被删节的一处内容。根据《聂耳全集》出版后新发表的材料，作者特别对聂耳与云南女友袁春晖相识、初恋的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论证，对他们两人最终未能成为眷属的结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聂耳1935年在日本突然意外去世，当时的新闻报道有着多种多样的说法，“谋害说”就曾经风行一时。在那时及后来数十年间，对聂耳去世的缘由一直有着多种猜测。1954年，时为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给昆明聂耳墓所撰碑文里所说的“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就仍然凸显出这种倾向。鉴于中日关系的变化和昆明市与藤泽市结为友好城市的事实，中国领导人胡乔木于1982年2月2日指示删去了上述这句只是表达疑问的话。冈崎教授长期居住在聂耳故世之地藤泽市，引用了日本方面的许多资料，并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与分析研究，对“谋杀说”给予了有力的批驳。这也是此书应该多予关注的重要部分和闪光点。

作者：冈崎雄儿、向延生；摘编：董牧孜

编辑：余雅琴；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