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经典状元题（五四百年德先生）

五四百年，几代人都在追求“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道路上不懈努力，有些人甚至为此付出生命。

今年的青年节，我在一种特殊的场景中度过，却有机会将自己的工作与五四精神稍微联系起来。

此刻，我身处瑞士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坐在环保公益机构“深圳零废弃”（Shenzhen Zero Waste）的名牌前，作为“观察员”参与国际化学品与废弃物三公约缔约方大会。

三公约包括《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自4月28日开始，这届会议已经开到了第7天。一周的经历，对于我和其他三位中国环保领域的青年人来说，是一场难得的民主与科学练习场。

五四精神也是爱国主义

三公约中，缔约方最少的是《鹿特丹公约》，但也达到了161个，最多的是《巴塞尔公约》，达到了187个（联合国会员国目前共有193个）。

缔约方大会是三公约缔约方的最高决策机构，首选协商一致原则作为共同决策的规则，只有在“尽了一切努力谋求一致意见而仍然未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才会依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表决。

如何能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让一百多个缔约方有效达成共识，推进有意义的行动？在我看来，一是各方需铭记初衷，并保持合作和妥协的精神。二是要有健全的民主协商程序，既保证各方充分发表观点的权利，又能尽量促成共识。而民主协商程序的重要保障就是形成稳定的议事规则，并严谨地遵循之。

事实上，在过去的一周里，正因为公约缔约方、观察员、秘书处等相关方都本着积极的初衷和一定的灵活度，严谨遵循议事规则和一些成熟的会议惯例，最终达成了不少共识和成果。例如，使两种候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三氯杀螨醇和全氟辛酸）成功增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公约》附件A，即需要被消除的化学品类别，以及确定了多项危险废物有害化学品的含量限值。

民主精神，在国际环境公约的场域，不仅意味着不同意见的充分表达，正当权利的行使，也意味着尊重规则、相互妥协、追求共识。

三公约存在和发展的另一基石是科学。公约之所以诞生，得益于科学对化学品和废弃物污染问题的研究和确认；公约不断增列有害化学品，需要科学持续提供支持性证据，公约制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的技术准则，也离不开科学的指导。

虽然过去一周在缔约方大会会场，我们听到的关于科学研究本身的内容并不多，但事实上，几乎每项会议文书或决定草案的背后，都离不开会前长时间且大量的科学信息的积累、支撑，以及辩论。

不夸张的说，没有科学，就没有今天的国际化学品与废弃物管理，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正在进行的三公约缔约方大会的各种决策就要唯科学的指示而做出呢？答案是否定的。

一则，环境治理的决策不仅需要考虑科学技术因素，还需要考虑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因素，这意味着缔约方最终决定采取的共同行动，不一定总是和科学导向完全一致，实际或有偏差，或有滞后。

二则，科学共同体本身并不总是能及时地提供确定和一致的科学结论。不同的科学观点、不确定的结论，都会给缔约方大会的决策带来多样的可能。

但在科学不确定的客观现实下，三公约，尤其是《斯德哥尔摩公约》却有一项确定的共识，即坚持“预防原则”。

《斯德哥尔摩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标是，铭记《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之原则15确立的预防原则，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害。”此处引用的里约原则15为：“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按照本国的能力，广泛适用预防措施，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充分确实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恶化。”

在前天的会议上，大会审议了一项由俄罗斯提出的关于修正《斯德哥尔摩公约》的提案。提案核心内容是要求在专家组审议候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物质时，必须要“根据确定且可重复的科学数据”才能提出建议，这明显违背了公约的预防原则。

会议中，所有在大会上发言的17个国家或集团（非洲和欧盟）都表示反对。它们的代表明确表示：预防原则对于实现公约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影响的目的至关重要，俄罗斯提案会动摇这个基石。

大会随后决定在本次会议上不再讨论俄罗斯的提案。

在科学（或者是科学之名）似乎要“统治”一切的今天，以科学为基础的国际化学品与废弃物三公约却让我们更新了对科学与环境治理关系的认知！

日内瓦时间5月4日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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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sl.gongyi.qq.com/m/weixin/detail_yqj.htm?did=1238335801201904260700015879&id=41363&et=yqjdts&code=061yeydh1Er5rs0loKdh1OVidh1yeydy&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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