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官话唯一使用人数扩大的方言（普通话推广难于上青天）

在近代史上，曾经有这么一个段子：当年康有为来见光绪皇帝谈变法一事，康有为操着一口难懂的广东话，让光绪皇帝听的是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因此变法的时候也是懵的，最后导致了变法失败。这个段子的真实性咱们暂且不提，但是说实话，当时的广东、福建官员去见皇帝的时候，他们的话皇帝真的听不懂，这也引发了一场清王朝的“普通话运动”，当时应该叫“官话运动”。今日一文，日航君便与各位看这清朝的普通话运动。

雍正皇帝：我听不懂啊！

一、为什么要推广普通话呢？

关于推广普通话运动，还是要从雍正皇帝说起。话说当年雍正皇帝接见来自福建、广东一带的官员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那些官员基本上都说着自己家的家乡话而并非官话，导致雍正皇帝听不懂。

雍正皇帝便想了，我自己听不懂不要紧，但是如果这些官员以后去了外地做官，那么百姓也听不懂他们的话，这就需要多一个传话的人。如果中间多了一个传话的师爷，这个师爷趁机扭曲官员的意思，搞一个“中间商赚差价”，那么受苦受难的就是老百姓了。这可真的是想一时越想越怕。于是雍正皇帝便写到：

“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乃系乡音不可通晓……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必致吏胥从中代为转述，于是添饰假借，百弊丛生。”

语言沟通上存在困难是一方面原因，我们想一下，在康熙时代必然也存在着这种语言不通的问题，但是康熙却没有去推行普通话运动而是在雍正时期推广的普通话运动，这其中必然也是有原因的。

而另一方面原因是雍正皇帝想要借助普及语言一事来增强广东、福建一带的认同感，以稳固自己的统治。

天地会的问题也让雍正头疼不已

在雍正时代，来自反清复明势力的威胁依然非常大。因为当年南明、郑成功等人留下的印记太深，导致当时广东福建一带依然有着诸多反清势力。雍正皇帝深知，面对着这种情况光靠一味地剿灭是不行的，这一批反清势力只会“野火烧不尽，吹春风吹又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雍正皇帝决定通过语言为纽带，增强广东福建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联系，以分化绞杀反清势力。正如当时有人说“欲令远僻海疆，共臻一道同风之盛”。

雍正皇帝一直以来在民间都有着得位不正的传说，因此其内心也十分恐慌，曾静案中涉嫌的“华夷之辩”便是其中的表现之一。这种华夷之辩中的痛苦，也是雍正皇帝内心的痛点之一。因他甚至做了《大义觉迷录》一书来为自身辩解。因此语言一事，势必会成为雍正皇帝为自身正名的一个手段。

在此之中，雍正皇帝努力为自己营造出一种华夏正朔的感觉。具体表现就是雍正皇帝带头去推广官话，表现出一副“正其音”的捍卫文化正统的样子。不得不说，在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之中，恰恰是有将“雅言”“官话”等视为大一统与华夏的象征的寓意在其中，在判断是否蛮夷之时，正是依靠文化、语言上的认同感来进行判断的。

雍正皇帝将自己塑造成了华夏一统的代表人物

二、官话运动究竟在做什么？

既然说完了雍正皇帝普及官话运动的原因，那咱们接下来就要说说这场运动究竟在干什么了。

首先呢，雍正皇帝用非常严厉的口吻督促广州、福建一带的官员去学习官话，力度非常大。当时这两地的官员如果学不会官话的话，那么就不让他们参与科举考试。考虑到其中很多官员已经说惯了家乡说，“舌音难转”，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学成的，于是雍正皇帝给了他们八年时间让他们去学习官话，然后希望能够学有所成。当时雍正皇帝亲自下谕说：

“如八年之外，不能官话者，举人贡生监童俱暂停其考试，遵照在案。”

可以说在这种非常严厉的惩罚措施之下，广州、福建一带开始轰轰烈烈的学习官话的的运动。当时很多广州、福建一带的官员和希望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均进入到了其中充当学生进行官话学习。

康有为

这两省首先都建立起了很多的正音书院，福建一带叫做书院，广州一代叫做社学。福建的正音书院有112所，广州的正音学社则高达近千所。其实这一点并非是说明福建不如广州重视，广州的社学还承担着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充当学堂，而福建的正音书院则是专门的学习官话的书院，因为广州的社学功能更加多样，因此数量也就更多。

有了学校，那么自然就需要老师了。最初的时候雍正下令让广东、福建两省的官员自己去延聘“官话读书之师”，这个命令说起来非常搞笑，因为广东、福建两地基本上就没有会说官话的人，因此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根本实行不下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雍正皇帝允许他们去外省聘请老师来这两地教授官话。

正音书院

时光飞逝，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检查官话推广效果的时候，雍正皇帝发现惨不忍睹，不得已又延期了四年。八年时间过了，已经到了乾隆元年，当用官话与这一批官员交谈的时候，这一批官员脸上多流露出了一种茫然的神态，说明推广效果不佳。

当时官员到了朝廷面见皇帝，都要拼命地说官话，这也引出了这么一件事情。说当时福建某总兵陈汝捷上京见乾隆皇帝，在面见皇帝的时候，乾隆皇帝发现陈汝捷说话的时候满头大汗，神色不济。他以为陈汝捷得了重病，因此才这样。当询问陈汝捷原因的时候，陈汝捷说出了这样一个让乾隆皇帝哭笑不得的答案：

“系福建归化人，官话费力，应对每形艰涩。”

陈汝捷的意思就是说，我是福建人，官话说的不太好，但是在朝廷之上必须说官话，因此在说话的时候我很发愁小心翼翼害怕露出福建口音来，因此才如此惶恐。乾隆皇帝知道这件事之后，便也没有去惩罚陈汝捷的口音问题，说明官话推广运动也逐渐走向失败了。

乾隆皇帝时代，官话运动已经逐渐流于形式

到了乾隆三十九年，朝廷干脆直接就宣布，推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官话运动宣告失败。乾隆皇帝表示：

“五方乡语不同，在有志向上者，学习官音无待有司之督责，若乡曲愚民，狃于所习，虽从前屡经设法，而一传众休，乃属有名无实。”

乾隆皇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方言，如果说有志向学习官话的人，那么即便是官府不督促他，他也会去主动学习。如果是不想学习官话的人，你去逼迫他学，那么效果不太好，最终只能流落于有名无实。这话说出来颇有一丝老师的无奈感，就这样这场运动就结束了。

因此在晚清时候，康有为如果真的见到了光绪皇帝，那么一定会出现“鸡同鸭讲”的尴尬情况，康有为听得懂官话，但是光绪皇帝听不懂广东话。我写过一篇论文，是关于云南状元袁嘉谷的，说当时袁嘉谷到京城去参加科举考试，那一年正好是公车上书那一年，康梁等人在京城中演讲，说在场的很多人听到广东一地人的演讲的时候都昏昏欲睡。我思考了一下，可能不是讲的不好，而是听不懂话的原因。

袁嘉谷

三、官话运动为何最终草草收场？

最后我们就要来探索一下，为什么这一场推行了将近五十年的官话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了呢？

• 失败原因一：缺乏师资力量

学语言，非常需要一个好老师的引导，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家长送孩子学英语喜欢找一个有外教的学校学习的原因。

当时在广东、福建一带教授官话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从附近的浙江省聘请的老师。要知道在清代，这个各地的语言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因此浙江老师的官话往往也不甚标准，带着浓浓的吴语味道。例如说“来，请”这句简单的话，在当时的浙江人嘴里就是“蓝，青”，这样教出来的效果我们可想而知。

因此由浙江老师教了广东、福建学生官话之后，雍正皇帝一听还是那一股子味道，“仍系乡音”，因此可见效果并不好。

又比如说在福州，因为找不到外省老师，于是便从附近找了几个驻防的旗人来教授官话。在没有统一课本的情况下，这些旗人教课的头几句话就是“皇上，朝廷，主子的家；我们都是奴才”。我们在上文说了，这个广东、福建一带残留的反清情绪还是比较大的，因此这样迂腐的教课方式更加引起了当地士人的反感。

官话课本

• 失败原因二：缺乏语言环境

如何快速掌握一门语言？答案就是将这个人放到说这个语言的国家。有的人在出国之前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但是移民到了美国之后，语言环境就会让他去模仿说英语，最后也能说出一嘴流利的英文，这便是语言环境的作用。

当时的广东、福建士人的生活环境就是在广东、福建两地，基本上很少外出，因此官话对于他们来说日常作用很小，仅仅是供考试与见皇帝时候用的，因此缺乏相应的语言环境，这便导致他们学习热情不高。据记载：

“偏方士子溺于土俗，转瞬限满，而问以官话，多属茫然。”

这里的“溺于土俗”就非常形象了，他们生活在了家乡话的环境之中，你让他们突然掌握一门与身边人格格不入的语言，这样压力太大，很难实现。

当时的士子们，可能很想大喊我爱本地方言

• 失败原因三：乾隆皇帝不再重视

在古代君主制的环境下，还是君主的一言堂。如果当时乾隆皇帝愿意坚持，我估计广东、福建一带的士子依然会咬着牙去掌握官话。但是乾隆皇帝此后却不再重视官话普及了，原因是此时的满人已经开始逐渐被汉人所同化了。

在“新清史”的观点中，认为满清之所以特殊，正特殊在他们在汉化的同时依然保持着满人的特色，但是当这个特色逐渐被汉地习俗所同化的时候，不由得便会引来皇帝的担心。当时的满人都开始讲官话而逐渐放弃了本民族语言满语，这一点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担心，因此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满语的普及之上，例如说多加强调满语之作用，将满语视为录取官员、应试入场的依据等。在这种情况下，乾隆皇帝便没有心情去管官话推广一事了，官话推广也逐渐冷了下来。

此后更加注重满语学习

四、总结

从雍正六年开始到乾隆三十九年结束，这一场清王朝发动的推广普通话的运动便失败了。其实我们可见，在明清两代均有想要普及官话的行动，但是都以失败告终。在古代中国可以“书同文，车同轨”，但是说同样的话还是很困难的。我想其中的根本原因还是古代的流行性太大，大家基本上一辈子就住在自己家中也不外出。到了现代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人们不论是外出求学还是外出旅游，一嘴通用的普通话都是必需品，现在的中国普通话普及情况已经变得非常不错了。

文：日航通鉴 图：来自网络与站内，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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