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争真实记录（另一种历史系列）

清晨，朝阳刚出，鹿儿岛上便响起了一阵阵整齐划一的军靴声。整齐的军靴声惊醒了村庄里乡民的美梦。乡民们睁开朦胧的眼睛，只见身穿黑色的军装肩扛步枪的年青士兵们散发出威武摄人的气势，又整齐划一地转身、迈步，伴着整齐的靴声，空中回荡着士兵们的歌声。

“我们都是同期的樱花，共同绽放在海兵学校的校园。早有了一开即谢的觉悟，让我们为了祖国，从容凋谢零落吧！我们都是同期的樱花，共同绽放在海兵学校的校园。血脉相连骨肉难分，无论什么都不能将我们分开！我们都是同期的樱花，共同绽放在海兵学校的校园。仰望被夕阳染红的大洋，只有勇者得以生还！我们都是同期的樱花，共同绽放在海兵学校的校园。我们曾经答应一同赴死，谁也不会丢下战友独自离开！我们都是同期的樱花，我们的日子总是紧张充实。我们会从容奔赴血与火的大洋，也许有一天，在那高山神社里，我们会一同在花枝头绽放上迎接春天！”

旋律优美歌词以决然的歌声随着鹿儿岛海兵学校学员们军靴声，一同在鹿儿岛的清晨里回荡着，当他们从村边经过时，早起的孩童们大都目带崇拜、羡慕的神情看着这些威风凛凛的海兵学校学员们。

骑在马上的桐野利秋在晨操的学兵经过时，于马上行着军礼。他知道这首校歌是出自西乡隆盛的手笔。

海兵学校的这首歌说的是战友之情，海军与陆军不同，在等级森严的海军中，“海校同期”就意味着一层超乎战友关系的亲密之情。代表了一种“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的同袍之情。

“日本的军队，必须要以必死的勇气在战场上迎击敌人！”

舍生求死！

或许这正是鹿儿岛海兵学校的创立者西乡隆盛所追求的，无论是海军或是陆军，必须要放弃生的希望，以必死之心迎战。

桐野利秋一夹双腿靴根部马刺刺着马腹，黑色的战马便朝着海兵学校跑去，今天是海兵学校第一期学员结束军训，正式成为海校学员的一天，作为校长的西乡隆盛要去主持开学典礼。

鹿儿岛海军学校在今年建校时，本是日本航运公司办立的商船学校，为公司培训高级水手和船长而建的商船水员培训的教育机构，两年前在经鹿儿岛县政府批准后，随后在鹿儿岛征地动工建起了校舍。

从一开始这所学校就和普通的商船学校不同，所有校舍完全仿自英国，由英国设计师规划设计，而且从教学楼到再到宿舍，不是一般学校所能相比。甚至于为了确保学校的学习环境，在征地时学校即和周围的地主、农户都签订了协议，学校周围的土地绝不能用于建造酒馆，伎楼以及其它一切可能使人腐化堕落的场所。

不惜工本建立的学校，自然不会是商船学校，实际上从一开始，这里就是按照海军军官学校规划设计的，而提出这个建议的便是西乡隆盛，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比任何人都明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防中最薄弱的环节在什么地方。

“建设一支海军，需要的东西很多，比如起码要有军舰，要有操纵军舰的人员和这些人员如何构成的组织。一般来说这三要素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军舰，但其实军舰的问题是最好办，最简单的。只要拿得出钱，什么都能买得到。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美国的造船公司都鼓着劲在全世界明争暗斗，只要有钱，什么最新式的军舰都买得到，困难其实是人员培养训练、整编和组织。”

“军舰因为军官才有精神，没有军官，则水兵将无所作为。水兵无所作为，则舰船也就成了无用的废物。而海军军官所必须掌握的深奥学术的练成绝非容易之事，所以当前一大紧要事项就是尽快创办学校。”

“训练一名陆军军官，半年的短训后，他们便可以在军队和战场上成长，但是海军不同，海军是技术军队，没有几年的时间绝不可能训练出合格的海军军官的。”

在“征台”失败的消息传来后，西乡隆盛痛定思痛，说动鹿儿岛县政府出资，把商船学校改成了海兵学校，为了保证建设资金的充裕，西乡隆盛甚至捐出了自己的大笔俸禄。

事实上，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富国强兵”方针的指导下，极力效仿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海军建立近代海军。在继承幕府军舰和海军设施的基础上，日本兵部省提出了“大兴海军”的建议，专门将海军军官的教育问题单列为一项，指出：“军舰的灵魂是军官，无则水兵无以发挥其所长，舰船将成为一堆废铁。况且海军军官应掌握之知识深奥，达到精通熟练程度绝非易事，故尽快创办学校，广选良师，教育海军军官是建设海军之头等大事。”于是，东京筑地的原幕府海军操练所得到恢复，并举行了首届学员开学典礼。学员包括各地选送的年轻志愿者和平民走读生。同年该校更名为海军兵学寮，取消走读制，选拔了更多的平民子弟入学。

和陆军学校不同的是，鹿儿岛海兵学校的学员主要是武士子弟，鲜有平民子弟。因为无论是在欧美或是日本，海军从来都是贵族军种，海军军官都是贵族，讲究的是贵族的义务。意思就是国家就是你们的，平时好吃着好喝着，到时候就得豁出去为国效力。什么“要先成为武士，然后才是军官”等等之类的话语，便在海兵学校之中流传。因为属于贵族学校，鹿儿岛海兵学校的宿舍楼修建得非常漂亮舒适，教学楼亦是同样奢华，绝非简陋的东京海军兵学寮可以相比。

西乡隆盛之所以离开明治中央政府回到家乡退隐，并不全是因为“征韩”之议被否决，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明治政府实施有损于下级武士利益的政策感到不满。

西乡隆盛非常同情下级武士们在明治维新后的悲惨遭遇。他在请求萨摩藩政府救济一个参加过倒幕战争的下级武士出身的士兵的信中写道：“临生死之境，使之如私物，事定之后，即行抛弃，影响德义。”他的一首广为流传的言志诗写道：“几经辛酸志始坚，丈夫玉碎耻瓦全。一家遗事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因为他看不惯许多明治政府高官追名逐利，穷奢极侈，指责他们见利忘义，背叛了维新志士们的维新初衷。

西乡隆盛的个人品德，在日本一直被人们推崇。正是在这些内政问题上，西乡隆盛与大久保利通等人产生了矛盾。 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等人尽管有矛盾，但他们都认识到要建立近代国家，使日本摆脱半殖民地危机，必须消除封建割据局面，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是以他们在这个目标下联合起来，全力进行废藩置县的改革。西乡隆盛担任陆军大将兼近卫军都督后不久，明治政府公布《地税改革条例》等5个文件，实行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近代土地制度的地税改革。在此前后，明治政府还进行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项资产阶级改革。西乡主持和参与了这些改革，虽在改革内容上没有特别的建树，但他统帅军事力量，以武力为后盾，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应该说是他的特有贡献。 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三人以在倒幕维新活动中的作用和贡献，被人们誉为“维新三杰”。

维新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

日本的明治维新，其实就是一次资源与权利再分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一部分旧权利拥有者必然会失去原本拥有的资源和权利；维新的概念，套用管理学的理论来说，其实就是一个管理扁平化的过程。一部分中间阶层必然会被淘汰，也就是一个从最上和最下两个阶层向中间阶层挤压的过程，而这中间最终被剥夺出的权利和省出的资源，就会重新分配到最高和最低的人群中去，从而使管理和生产都达到新的平衡。比如“攘夷”，实质是想要剥夺西方殖民者在日本的资源和特权，为日本本国所用。然而相对当时的日本，西方殖民者是十分强大的，即便萨摩长州这样的强藩在与他们对敌后也深深意识到无法与他们抗衡，如果硬要剥夺他们在日本的资源，很有可能反倒被这些船坚炮利的国家彻底打倒，连主权即本国政府分配自己国家资源的权利都会丢个干净。因而不如承认他们在日本的存在，甚至与之结盟，换取他们的支持，和必要的军事技术援助，以获得更高的发展资源（所谓的“发展生产力”）的能力和挤压其它阶层的能力（在他们的支持下倒幕）；“倒幕”实质是把矛头指向天皇之下，各诸侯之上的幕府将军这一阶层，剥夺他的特权、领地，剥夺他所拥有的资源和分配资源的权利；“倒幕”成功之后的“废藩置县”则等于把这把刀又砍向了诸侯，剥夺他们的资源和权利。 然而进一步的军制改革，使得普通平民也拥有当兵的权利和义务，让更多的人有为国尽忠的荣誉感和升迁的机会，等于是这把刀又砍向了下级武士。如果要说到背叛，倒幕过程中出过大力的诸侯和下级武士都是被新政府背叛了的。

西乡隆盛本人其实是非常赞成新的军制的，他知道从公家的角度而言，新的制度能够让日本更加强大。可是从私而言却不好说了。诸侯在倒幕过程中出过力， 他们的资源和权利被剥夺以后还可以成为新的财阀，地主，就算过不了以前那样的奢侈糜烂的生活，至少生计是不用愁的；而那些下级武士，他们数目庞大，作为个体而言，原就拥有不多的资源，再被剥夺从军特权，就等于衣食无着了。西乡隆盛在把自己的武士之刀砍向幕府和藩主时根本就不曾犹豫过，可要砍向一贯支持维护自己的群体——大量的下级武士时，他犹豫了。西乡隆盛不能忘记这些与他并肩战斗的战友，因而在军制改革的初始阶段，他努力增加以下级武士为主体的近卫军的编制，就是为了给这些曾经的战友一个容身之处。可近卫军的编制也是有限的。 虽然西乡隆盛本人非常豪爽大度， 每当有萨摩武士来找他的时候， 假如他不能解决他们的私人问题，就任其在门口的钱柜那里取用。然而这点钱毕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也使他自己在政治上遭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西乡隆盛想出的办法就是对外扩张，“堤内不足堤外补”， 让下级武士们去侵略别的国家，从新的领地内和其它国家的人民身上取得新的特权和新的资源。为日本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本身计，其实这也的确是一条出路。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当时世界列强环伺，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土地都被瓜分一空，对日本来说，除了琉球，就只有台湾、朝鲜两处可打，此二地西方列强还未来得及染指，也许也不会造成强烈反弹。

其实当时日本朝野都有“征韩”“征台”之念，除了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和山县有朋等人也一概赞成日本的对外扩张，只是这当中有“急征”还是“缓征”的区别。而西乡隆盛是强烈呼吁“急征”的。他的目的，是在以平民为主的政府军还不具备强大战斗力时，用世世代代以战斗为职业的军人——下级武士们来进行这些对外侵略，也使他们迅速在新的殖民地上找回他们在本国丧失的特权和利益。

在“征台”还是“征韩”的目标选择上，西乡隆盛强烈主张征韩，要求“夺取朝鲜之地，归为我有，以永镇皇国之门”。为了促成征韩，他甚至请求自任使节出使朝鲜，使用外交手段激怒朝鲜，假如朝鲜中计，杀了他，日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派兵征伐。

与西乡隆盛持相反意见的大久保利通等人则认为，现在的日本，应该以“内治”为主，先建立起近代化的国家体系和后勤制度，才能展开对外征伐，贸然使用武士征伐，很有可能因后勤，补给不足和西方列强的干涉而失败，因而极力反对“急征”。

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本是倒幕时期的好友，如今成为政治上的死敌。为了阻止征韩，大久保利通等人采用多种政治手段各处游说。同为军界代表的山县有朋也站在大久保利通一边，因为山县有朋要维护新的政府军的利益，同时也维护自己在政界和军界的利益。长州出身的山县有朋充分利用了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以求抬高长州派的人在政府中的地位。

和善于运用谋略和手腕的大久保利通及山县有朋相比，西乡隆盛此时却完全以一个光明磊落的英雄和偶像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他把一切政治工作都只做在明面上，希望以自己的忠心和名望打动公卿大臣和参议们，不要背叛曾一起战斗过的下级武士们。然而政治斗争是需要谋略、诡诈和机巧的，仅仅靠“光明正大”四个字是无法在这场关乎公私两种利益和理念的战争中胜出的。朝议之中，西乡派终于落败，西乡隆盛要求出使朝鲜、由武士征伐四方的愿望彻底破灭。愤怒的西乡隆盛随即向明治天皇提出辞呈。第二天明治天皇便批准西乡隆盛辞去参议和近卫军都督之职，保留陆军大将军衔。而西乡隆盛所代表的那些传统意义上的日本武士们，也随着他的去职，永远失去了他们所能独享的荣誉。

退隐后的西乡隆盛理所当然的成了日本武士们的精神领袖，明治政府的首脑大久保利通等人对此心知肚明，他们极为忌惮西乡隆盛，只是因为西乡隆盛在鹿儿岛隐居，鹿儿岛是西乡隆盛的家乡，西乡一派的势力在此地根深蒂固，明治政府一直水泼不进，无法对他采取行动而已。

自从西乡隆盛辞职隐退后，明治政府对他一直也没有完全放心。因为追随他的人相当的多，象原来均在日本陆军中担任要职的桐野利秋、筱原国干等有名的将领，在西乡隆盛归隐后也都辞职不干，追随西乡隆盛而去。而西乡隆盛回到鹿儿岛，将自己的俸禄用于创办“私学校”，以“尊王悯民”为校训，传授经史、西学、武道、甚至步兵、炮兵等多种学科技术，实际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武士教育培养体系。这样一来，不论他本意如何，这时的西乡隆盛，等于已经走上与他亲手建立的明治新政府对抗角力的不归路了。而明治新政府对西乡隆盛更加疑忌，素来推崇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坚信“兴一善不如除一恶”的大久保利通所采取的防范措施之一，就是通过自己建立的警察系统向鹿儿岛派出探子，随时监视西乡隆盛的行动，以便必要时可以加以消灭。

西乡隆盛是下级武士出身，以维新英雄的身份出任陆军大将（当时日本军界独一无二的大将），近卫军统领，参议三项军政要职，可以很明确地说，有名有权，已经是位极人臣，不可能再有更高位置了。日本全国无论贤与不肖，全都知道西乡隆盛的威名。西乡隆盛的二千石俸禄也是维新英雄里面最高的（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每人一千八百石）。西乡隆盛身为陆军大将，近卫军统领，名义上全国陆军他都有权调动，连驻扎东京的近卫军，也都归西乡隆盛统率，日本陆军和近卫军将校，也大都是西乡隆盛一手提拔，海军将领事实上他也有权任命，可以说位高权重，哪怕是退下来之后，对日本政局也有着巨大的影响。西乡隆盛按说已经是掌握政权的人中的一个，可偏偏他所坚持的理念，他所维护的人群利益，是跟当时大多数政府中人的理念，和他们所维护的人群利益格格不入的。西乡隆盛的急进“征韩论”在朝议中的失败，已经很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而他的愤而出走，也说明了他已经对明治新政府的一些措施彻底失望，知道自己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通过他的“参议”身份来求得改变。西乡隆盛的辞职和出走，在当时是件震惊朝野的大事，甚至被称为“明治六年的政变”，导致“西乡有谋反动机”这样的认知在朝野实实在在的存在。紧接着的明治七年，为日本奠定法制基础、曾身为大法官、司法卿、因西乡隆盛的“征韩论”未被采纳、也因自己的一些法制理念未获接受而与西乡一起下野的江藤新平，在九州的佐贺（离西乡所在的萨摩鹿儿岛并不远）的3000士族的拥戴下，起而反叛，然而旋即被大久保利通镇压，并以极刑枭首示众，是为“佐贺之乱”。西乡隆盛虽然没有响应江藤新平的反叛，然而，他们的下野原因，拥护人群，居住地点，影响力和身份都是相去不远的。可以说，当时大多数的日本人都会以“佐贺之乱”作为强化“西乡是有谋反动机的”这一观点的根据的。而大久保利通对于江藤新平的断然枭首，也是想要震慑西乡隆盛，西乡隆盛对此心知肚明。

而西乡隆盛经营的私学校，则更为大久保利通等人所忌惮。因为这不是一般的学校，它在鹿儿岛市内和县内各乡设有130多处分校。可以说，这是一个以西乡隆盛为中心的紧密组织。更严重的是，鹿儿岛县从来没有上交过日本中央政府税款，县令大山纲良以下区长等官吏，公然不服从中央政府的调派。各级重要职务都由私学校的干部担任，甚至警察也多为私学校的人担任。这可以说是一个以西乡隆盛为党魁，以私学校的校训“道同义协”、“尊王悯民”为纲领，以维护旧下级武士阶层利益为己任，以学校的形式为各级组织，以西乡隆盛的私人俸禄、 各学生学费、以及鹿儿岛县租税为经费的独立王国。而且，这个独立王国，已经掌握了鹿儿岛整个县的行政组织，又公然不服从政府的法令与人事调配。更何况，西乡隆盛手下的那些私学校骨干，都不是一般人，他们全都是经过戊辰讨幕战争洗礼过的武士，能征惯战，而且有着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在明治新政府看来，西乡隆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反形已具”了。

明治初年，日本虽然成立了以天皇为最高权力中心的政府，但日本尚未完成中央集权体制，从旧代延续下来的274个藩仍然保持着独立的军队、财政和领国内的统治权，明治政府对国内的控制力极为薄弱。当时的明治政府本身并无直辖武装力量，仅仅靠萨摩岛津藩、长州毛利藩为首的倒幕各藩藩兵，假如萨长联盟与明治政府的利益点不合，政府将无兵可依，势必垮台。当时明治政府在财政上仅能征收和调配全国资源的30%到40%，却要负担作为中央政府的全部支出，因而捉襟见肘，支付能力十分脆弱。且此时日本仍在欧美列强的干涉和不平等条约压迫下，明治政府继承了幕府的对外债务和各项赔款，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虽然有了明治维新，但日本的整体政治气氛仍然停留于幕府时代，只不过效忠对象由幕府转为天皇政府而已。且各藩以维新功臣自居，在新政府中不断争权夺利。

日本政府中以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为首的开明派认识到：欲在内消除割据分裂的隐患，对外摆脱列强压迫的危机，必须构建与幕府时代不同，能“与万国相对峙”的新日本，对于这个新日本的构架，伊藤博文明确指出：必须建立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一切政令法度皆出自朝廷”，而其关键在于废除各藩，清除构成“小权”的基础。在具体实施上，采取先改革藩政，再“奉还版籍”（即各藩将土地和人民献给朝廷，不再为自己所私有），最终废除各藩的渐进式政策。

按照这个政策，明治政府下达藩治职令，接着推行“奉还版籍”；同时要求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向朝廷“贡献兵力”，设立“御亲兵”；后又实施“废藩置县”。在这一系列处理过程中，日本社会的矛盾不断积累。

早在倒幕运动时期，维新派以“尊王攘夷”为纲领，斥责幕府的开国行为是违背天皇意志的悖逆行为。然而在明治政府提出的维新政策中，却明文规定：“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在“攘夷派”看来，开国政策背叛了以往道路，不止要讨伐夷狄，更要追究政府的责任。他们采取暗杀的方式来清除政府内的“开国派”。与此同时，开国与对外贸易，不平等交换造成了贵金属短缺，而贵金属短缺又引起物价上涨，使得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这使得从武士、农民到市民，整个日本社会都蔓延着仇视外国人和开国政策的不满情绪。

如果说开国只是在精神层面上刺激了士族，那么征兵制和秩禄处分则从物质方面使士族的生存发生了严重危机。在“废藩置县”后，明治政府即开始“兵权归一、军务归一”的改革，组建镇台，重新编制政府常备军，解散各藩藩兵。大量的藩兵在此过程中被迫退伍回家，从军士族大大减少，士族的出路越来越窄。明治五年十一月，政府下达的《征兵诏书》和《征兵谕告》剥夺了士族引以为荣的当兵特权，更引起了士族的不满。

世代继承的“家禄”是士族的根本特权之一，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虽有想法，但由于涉及到士族根本的生计问题不得不谨慎处理。在旧幕府时代，“家禄”与“奉公”联系在一起，奉公是履行对领主的封建义务，承担一定的工作，而家禄则是领主对此给予的权利，两者互相依存。家禄世代继承，工作职务也世代继承。但在废藩置县后，旧的藩政不复存在，士族们自然丧失了奉公的对象，而此时就形成了单方面领取家禄却不承担义务的局面。另外，虽然士族的俸禄已被削减，但仍占日本政府年度支出的20%至30%，是政府支出中最大的一块，使政府运转明显不灵。政府内部对一年白白支出近2000万日元的家禄意见极大，从“四民平等”和改善财政的角度要求处分家禄。明治九年八月，明治政府断然实行“金禄公债”制度，彻底废除士族家禄。虽然士族们得到了一笔抵偿金，但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士族，都因不善经营而破产，最终沦为劳动力市场上待价而沽的赤贫者。士族们丧失了一切物质上的特权，他们急需维持生计的出路，而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不甘与平民为伍出卖劳动力，那么剩下的途径只有向海外拓展。

当时为了解决士族危机，日本“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提出了“征韩论”。其实“征韩论”在日本由来已久，早在江户时期，部分日本学者就开始歪曲历史，声称朝鲜历来是臣服于日本的，因此日本可以予取予夺。到了幕府末期，日本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获得与列强对峙的资本，而朝鲜自然而然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而在日本政府内部，形成了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征韩派”和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内治派”，其实对于征韩问题，两派并无二致，都认为必须对朝鲜发动战争。而不同点在于：西乡派要求立刻遣使，以获得开战的借口；而大久保利通认为遣使就是立即开战，而日本实力尚且虚弱，维新成果还未巩固，当下不是开战的时机。西乡派主要着眼于当前的士族问题，要利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而大久保派则从长远考虑，谋求渐进式扩张，避免第三国干涉。

明治六年，天皇以敕书形式宣布采纳代理太政大臣岩仓具视的意见，推翻了西乡征韩一事。同日，以西乡为首的“征韩五参议”下野。明治政府逐步废除士族特权，本就引发了士族的不满，而对外战争暂时被否决，向海外拓展的途径也被堵死，士族宣泄不满的途径就剩下反对明治政府一条路了。而西乡和近卫军官们的下野，使不满的士族们有了精神领袖和实战指挥官，让不平士族们的基层和高层得以结合起来。

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在青年时期就结为好友，跟当时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们一直在寻找勤王救国同时也实现自身价值的道路。那时萨摩藩刚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明主，就是被誉为“当世三百诸侯世子中无人能比”的岛津齐彬。岛津齐彬在藩中锐意改革，对各方面都进行近代化的建设，同时广募人才。西乡隆盛很得岛津齐彬的赏识，成为他的手下爱将。岛津齐彬常称赞西乡隆盛“此人乃萨摩之宝”，但岛津齐彬不久去世，他倡导的“公武合体”（天皇与幕府权力合一）的运动也半途而废。西乡隆盛先被流放，后来他被赦免召回萨摩藩，则多亏了大久保利通的力量。大久保利通那时已成为藩中重要谋臣，在大久保利通的影响下，新任藩主派遣西乡隆盛进京利用以前的声望继续进行“公武合体”。此时的藩主也同样准备像岛津齐彬一样率兵入京勤王。但是，西乡隆盛这次追求的事业与以前已有所不同，结果藩主大怒。大久保利通得知此事，揣测藩主必不会轻饶西乡隆盛，但他又不能抛弃西乡隆盛，忠义二字之间，实难取舍，就提出与西乡隆盛互刺同死，然而此时的西乡隆盛 “正思将以有所为也”，不愿让好友和自己一同送命（同样的事已经发生了一次，估计是西乡隆盛觉得身上已经担着月照和尚的那份儿寄托，再添上条大久保利通的命，实在担不起）。于是西乡隆盛请大久保利通在藩主面前为自己求情，自己也做出反省的样子，因而得以逃脱严厉的惩罚，再次被流放到小岛。

在倒幕战争胜利后，功成身退的西乡隆盛没有在新政府中任职，而是带了一部分亲信回到鹿儿岛，推进藩政改革。后来是大久保利通亲到鹿儿岛，请西乡隆盛出山，西乡隆盛与大久保等维新人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消除封建割据，建立中央集权，发布“废藩置县”令，取消了土地买卖禁令，制定新的军制（从平民中挑选招募政府军，而由旧武士组成近卫军）。这个时候可以是说是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关系最好的时候。

而二人的交恶，则始自于大久保利通反对西乡隆盛以武士急进“征韩”的坚持。西乡隆盛的急进“征韩论”在朝议中的失败，让他愤而出走。西乡隆盛的辞职和出走在当时是件震惊朝野的大事，甚至被称为“ 明治六年政变”，而后不久，为日本奠定法制基础、曾身为大法官、司法卿、因西乡隆盛的“征韩论”未被采纳、也因自己的一些法制理念未获接受而与西乡隆盛一起下野的江藤新平，在九州岛的佐贺3000士族的拥戴下，起而反叛，然而旋即被大久保利通迅速镇压，并以极刑枭首示众，是为“佐贺之乱”。西乡隆盛虽然没有响应江藤新平的反叛，但却更加的引起了明治政府的猜忌。而大久保利通对于江藤新平的断然枭首，其实也有震摄西乡隆盛的意思，而以西乡隆盛之聪明，是不可能看不出来的。

由于明治政府在大久保利通主持下的改革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加之大久保利通以铁碗高压手段强行推行自己的政策，在九州的佐贺率先爆发了叛乱，即明治七年以江藤新平为首的“佐贺之乱”。其实江藤新平本人并非守旧势力的代表，他是确立日本近代法律制度基础的功勋重臣。他的很多政见，甚至是要超前于那个时代的很多“太政官”的。然而他所依恃的团体，却只能是有力量也有心推倒政府的士族们。而士族也同时利用江藤新平的声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纠集了3000多士族军，误以为西乡隆盛会在鹿儿岛举兵响应，因而起事，然而迅速被捕处斩。这次镇压成功，显然也更坚定了大久保政府继续推行政策的决心。于是在明治九年，大久保政府正式发出了“废刀令”和宣布废除武士俸禄。士族更为不满。九州熊本旧士族200余人组织“敬神党”(又称“神风连”)，宣扬神道政治，袭击县政府和兵营，甚至直接冲入熊本镇台，打死县令和镇台司令长官，是为“神风连之乱”，但起义很快被重新组织起来的镇台兵镇压。同时，在“神风连”的影响下，九州福冈士族400人组成“秋月党”响应，本州北部萩士族也都群起响应，是为“秋月之乱”和“萩之乱”。这两次起义也非常快地被大久保利通镇压了。

虽然这几次小的叛乱，西乡隆盛通通没有参与，但大久保利通认为，只要国内形势继续恶化，西乡隆盛也一定会相时而动的。是以他在镇压了这几次小规模叛乱之后，大大加强了针对鹿儿岛士族的防范工作。

熊本镇台是政府军的重要堡垒。日本政府于明治四年设置东山道、西海道两个镇台。后来又设东京、大坂、仙台、熊本四个镇台，各有兵力约2000人，作为弹压各地的主要军事力量。镇台兵一开始都是选择的旧藩兵改编为政府军队。熊本镇台主要是用来警戒九州的，第一任熊本镇台司令官便是西乡隆盛手下的勇将，大名鼎鼎的桐野利秋。后来日本政府又撤销四镇台，设立了六镇台，熊本依然是其中一个重镇。而设立新镇台后，日本政府便改征募平民军作为主力，兵力依然是2000多人。熊本城自古以来一直都作为镇台驻在地。因为熊本城是与大阪、名古屋齐名的三大名城之一。它是当年丰臣秀吉手下大将加藤清正建立的据点，用了7年时间才得以建成，建成后到幕府末年一直都作为警戒、抑制九州诸侯特别是萨摩岛津家扩张的重要堡垒。现在熊本的镇台兵是由平民组成，“神风连之乱”时，熊本曾被轻易攻下，虽然后来镇台兵的反攻奏效，可是还是给人留下了兵力空虚的印象。是以在面对“反形已具”的鹿儿岛武士们时，大久保利通毫不犹豫的增加了熊本城的兵力和武备，不但将熊本城的兵力增加到5000人，还给熊本城增派了1000余名警察部队，并增加了新式火炮20余门，九州以北的军警部队和海军也都进入到了戒备状态。

西乡隆盛自从下野到鹿儿岛隐居，已经过去了五年的时间。在这五年里，他一直在鹿儿岛通过办私学校的方法，培养武士，积聚力量。但西乡隆盛的内心时有犹豫，他并不愿意和明治政府决裂，打一场内战，只是大久保利通等人逼迫太甚，他才不得不预先准备反抗。

而他兴办私学校，加强鹿儿岛士族的力量，是因为他明白，日本迟早要对外扩张，那么一定会跟俄罗斯发生冲突，由于俄罗斯是列强中最靠近日本也是最有扩张野心的国家，这场冲突必将非常激烈。届时，以平民组成的日本政府军无论如何无法抵挡沙俄军队，日本将面临又一次危机。这样政府就不得不再次依赖武士们来抵御外侮并对内扫清障碍，这样一来，他所培训的武士们将大显身手，成为力挽狂澜挽救国家的中流砥柱！

因此，在这之前，非到不得已，西乡隆盛不会轻易树起反旗与政府直接对立。西乡隆盛所谓“忧虑贻误志士方向，故欲施以相当之教育，磨练节义，以期他日大成”的办学意图中，所期的“大成”，就是这样的大成。

但是，日本的国内形势，并没有按照西乡隆盛的意愿来发展。

倒幕战争结束后，日本采取的是中央集权的独裁政体。大久保利通就是倒幕后维护巩固新的中央集权体制的重要人物。他对自己的政治方略订下的目标是：十年训政，十年大修内政军备，十年致宪政付后来贤者。在大久保利通执政的时间里，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进一步扫清保守势力，维护中央集权，为今后实行宪政打好基础。日本在幕末的大的阶级状况依上而下是天皇、幕府、诸侯、武士、平民，各级之间关系错综复杂。而大久保训政时期要建立起的架构是：天皇、太政官(中央官员)、各级地方官吏、平民。太政官由当初倒幕有功的武士们中的精英担任，太政官任命各级地方官吏，平民接受地方官吏领导。除此之外，幕末的幕府、诸侯、武士这三个阶层都要扫清。其中幕府势力和诸侯势力都已经分别通过倒幕战争和废藩置县被消灭。只剩下倒幕中表现积极的武士阶层，他们拥有特权，试图独立于司法行政体系之外，又在意识上认为他们高平民一等，这些都将是未来实行宪政的阻碍。因此针对武士们，大久保利通为首的明治政府采取了强硬的手段，从政治权利、经济、意识各方面取缔武士特权。

废藩置县后不久，明治政府就改革等级制度，废除诸侯和公卿的称号，改称“华族”，各级武士全部统称“士族”，农工商宗教界人士一律为“平民”。允许华族、士族和平民之间通婚，名义上各身份平等。加上军制改革，实行征兵制，平民兵也一样训练、出战，武士的政治特权被剥夺，结果引起武士们的强烈不满。

不仅是武士们对大久保利通把持的明治政府不满，平民也对很多政府的具体措施有很深的误解和不满。明治政府在征兵令上文诌诌地说：“凡日本国民皆有保卫国家之义务，西人谓之‘血税’，言国民当抛头颅洒热血为国尽忠也。” 可是很多平民从没有接受过当兵的权利和义务教育。而武士阶级当时还保留着重要的经济特权——他们有世袭或终身的俸禄，这笔钱的开支有时竟然相当于明治政府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士族们又不事生产，这是很大的社会财政负担。于是明治政府逐渐采用削减家俸、用产业资金换俸禄（现金加公债）、 用货币换俸禄米等办法逐步取消武士俸禄。然而这过程中也有很多弊端，由于日本还处在农业社会末期，商业基础还没有完善，大量公债脱离武士之手，转入高利贷商人的手里成为他们的原始积累资本，他们成为后来的资本家，而大批下级武士却就此破产。而除了武艺之外，武士们又没别的技能，转型去作农民和小生产者，也很困难，心理也很不平衡。而让农民交货币作为租税替代米给武士发俸，对于无处以米换钱的农民来说，也非常不便。另外大久保利通支持川路利良“国乃一家，政府为父母，人民为子女，警察为保姆”的思想，在日本建立起近代化的警察和谍报体系，执法过于严厉，日本武士和平民甚至认为这一时期比幕末的高压统治还要黑暗。

西乡隆盛作为武士的楷模，在朝野有着极大声誉，在他控制的鹿儿岛境内，用县里的租税培养着大批不满现制度的武士。在大久保利通为首的明治政府眼里，内战的爆发是早晚的事。

眼见西南九州岛局势不稳，士族起事不断，大久保利通为了防备叛乱发生，密令川路利良行动，让潜入的间谍把在鹿儿岛的军火库炸毁。但没有能够成功，反而被私学校的学生们发现。桐野利秋、筱原国干等一干武士闻讯齐来，围到了西乡隆盛的身边请示机宜，西乡隆盛没有回答，只是在那里挥毫泼墨。

“白发衰颜非所意， 壮心横剑愧无助。百千穷鬼吾何谓？脱出人间虎豹群！”

西乡隆盛写完了这首诗，将笔掷于桌上，徐徐道：“西乡但以此身付众人。”

武士们知道西乡隆盛这是在借诗句抒发决心起兵的感慨。因为在疾恶如仇的西乡隆盛眼里，新时代的暴发户们和大久保利通等独裁者们，要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取缔武士这一他心中最为珍视的人群，因而，是世间的“虎豹群”！而他无法置身事外，虽知“愧无助”，也还是要“壮心横剑”，放手一搏了！

窗外突然传来阵阵的号角之声。

西乡隆盛起身来到窗前，向外望去，只见操场高台前的旗杆上，原本的日章旗缓缓降下，迎着漫天大雪重新升起的，是萨摩藩的“十字丸”军旗。

伴随着号角声和“十字丸”军旗的升起，操场之上，无数面带有武士家徽纹章的军旗随之竖了起来，有如众星捧月般的围绕在了“十字丸”军旗周边！

在接到了萨摩军本营发出的动员令之后，当天在海兵学校便集结了6000名武士，此时在见到萨摩军旗之后，武士们按照传统，也亮出了自己的家纹军旗。

满怀激动的西乡隆盛转头看了看桐野利秋等武士，这才注意到众武士今天也全都换上了绣有家纹的和服，佩上了带有家纹装饰的战刀。

无数武士出现在了街头，带着随从和家人，向兵学校的方向奔去。

萨摩的武士们，历来被认为是忠诚勇猛的典型。他们为战而生，为战而死，虽然很少使用骑兵，仅凭双脚走路，却有着惊人的机动力。每当听到要打仗的消息，他们便就近拿起火枪、挂好长刀，如涓涓细流汇向大河般奔向战场。近三百年前，他们就是这样跟着他们的领袖，奔往丰后、奔往关原，去挑战时代的最强者丰臣、德川；这一刻，他们又踩着积雪，与他们的最后一个不离不弃的守护者——西乡隆盛一起踏上漫漫征途，奔往熊本，奔往长崎，向这个由他们浴血奋战开拓出来却背叛了他们的时代，向这个由他们亲手建立却不属于他们的日本帝国，发起进攻。

1878年（日本明治十一年，清朝光绪四年）12月15日，萨摩军“先锋军”16000余人分两路举兵，目标直指熊本城和长崎港。筱原国干、村田新八、永山弥一郎、桐野利秋、野村忍介、池上四郎、别府晋介等分任各大队队长，每大队约两千人，筱原国干为前敌总指挥，桐野利秋为近卫军司令。时正值九州南部多年罕见的大雪，15日，西乡隆盛驰马阅兵，鼓舞士气，以“新政大总督征伐大元帅西乡吉之助”的名义，高举“新政厚德”的大旗，通电全国，发兵讨逆。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为血腥的内战——西南战争就此正式揭开了战幕。

萨摩军首先进攻的目标是熊本城，为了加强熊本城的城防，明治政府的陆军卿山县有朋给熊本城添置了从德国购进的25门75毫米和6门120毫米克虏伯大炮，这些新式火炮和熊本城原来的火炮一道构成了新的炮火防御体系，是熊本城守将三浦梧楼赖以克敌制胜的法宝。但这些火炮却没有能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桐野利秋事先派小队武士乘夜利用旧城地道潜入城内发动突袭，进攻政府军炮兵阵地使其不能发挥作用，接着派上原勇作率“彻地队”进行坑道爆破，炸毁了熊本城的一段城墙，萨摩大军一鼓而入，熊本镇台守军很快崩溃，大部投降，三浦梧楼力战受伤被擒，为萨摩武士斩首。熊本城落入萨摩军手中。

西乡隆盛一直担心曾经发生过起义的福冈和佐贺两县不易攻取，因为起义失败之后，政府军加强了那里的兵力，但局势的发展却比西乡隆盛想的要好得多。

别府晋介和西乡小兵卫率军出发后，经过三天的急行军，赶到了福冈城下，此时福冈城内士族已然起事，同桐野利秋预先埋伏的人马一道向政府军发起猛攻，双方激战正酣，听闻萨摩军赶到，福冈军士气大振，两军合兵向政府军猛攻，最终政府军不敌，全军覆没，陆军少将堀口幸之助以下军官二十余人全部被杀。

克复福冈后，西乡小兵卫会同福冈武士留守，别府晋介率军直奔佐贺，军至时佐贺城已被士族军攻占，别府晋介会同佐贺武士大杀溃败之政府军，斩首千余级，以至“海水为赤”，政府军仅200余人夺民船渡海逃至山口县。

另一方面，筱原国干率军攻击大分，至大分县城时，大分县令立花哲也原先便听闻熊本城不到一天便被攻下，与部下个个惊惧不已，闻萨摩军大至，稍作抵抗之后便开城投降，筱原国干以极小的伤亡代价夺取了大分县城，至此九州全岛尽归西乡隆盛麾下。

得知萨摩军反叛后，明治政府虽说早有准备，但还是显得有些措手不及。明治天皇任命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政府军统帅“西征军讨逆大总督”，山县有朋、黑田清隆为参军，立即发起了反击。炽仁随即组织部队在博多湾登陆，一位名叫乃木希典的青涩军官是第一个在博多湾登陆的政府军军官，他指挥着一支100人的小部队当先上陆侦察，在发现佐贺福冈都已经被萨摩军夺取之后，率先奔回向后续部队发出了警告，使全军得以快速重新上船退走保全。

政府军在博多湾的登陆行动虽然因兵力过于单薄，以失败而告终，但没有任何损失，得以全军退回，这当中乃木希典可以说功不可没。炽仁因此对乃木希典印象深刻。但乃木希典对于这次未遇敌而仓惶撤退却耿耿于怀，随后政府军集结了10000多人马，重新展开登陆行动，乃木希典又主动请缨参战，誓要洗雪上一次的耻辱。

这一次政府军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长崎的日本海军发生了叛乱，在东乡平八郎、出羽重远等西乡隆盛铁粉的领导下，众多萨摩籍海军官兵夺取了政府军铁甲舰“比睿”号和“金刚”号，占领了长崎。得知政府军的登陆行动后，萨摩海军立刻赶去截击，结果前往博多湾的政府军运兵船队遭到萨摩海军舰艇的攻击，死伤惨重，最大的运兵船“利士克”号和最小的运兵船“罗伯特”号因为航速较快的关系，侥幸逃脱，带着船上的4000余名日本陆军士兵一路狂奔逃回了大阪，引起大阪守军极度的震恐，

为了充实军力，大阪城守将野津镇雄下令城内居民凡年龄在18岁至45岁的男性都被编入壮丁训练队参加训练，以便在战事发生时即可动员调配，为防止军心动摇，野津镇雄还下令未经许可禁止城内居民离开大阪。

为了防止萨摩军进攻，野津镇雄发动城内军民在城外开挖战壕，构筑堡垒。城内的一些地方也挖起了壕沟，用以躲避萨摩军炮火的袭击，象大阪分社所处的街上有些大商店的后院内也挖了堑壕，这些堑壕的上面用木板或树枝覆盖伪装，再在最上面压上一层泥土。这些堑壕都有进入的踏步，但如果真的遇到炮火轰击，这些堑壕并不坚固，是经不起震动的，因此绝不安全。

大阪港的一些险要位置，自古就设有炮台，现在都换上了新式的火炮。野津镇雄出任大阪镇台司令后，在大阪港四周山崖上修筑了6座碉堡，并在港池内侧的一处容易登陆的低地上修建了7座炮台，这些属于旧堡垒式的炮台，每座对海共开有5个炮口，安装1门120毫米克虏伯炮，4门75毫米克虏伯炮，各炮口都额外加有装甲防护，这些炮台的旁边就是从海边通向大阪城区的道路。

在得知熊本城和长崎港全都陷于敌手后，野津镇雄预料到萨摩军可能会取道土佐进攻大阪，因此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在港湾内的要冲新建了2座炮台，并在原先修筑的大炮台旁，挑中一座旧式土炮台加以扩建。

从整体上来说，装有5门新式火炮的那些炮台正当港湾要冲，而且火力猛、射程远，是整个大阪港炮台群的主力。新修的3座炮台中，实际只有在古炮台上改建的那座规模初具，装备有3门新购的120毫米克虏伯大炮，其余两座都还尚未完工，因而尽管大阪港天然形势极好，但外围炮台守御的实力其实极为有限。

由于大阪城是日本的著名经济中心，财税所出之重地，桐野利秋认为应该尽量完整的将大阪城夺取，不造成过多的破坏。桐野利秋的建议得到了筱原国干、村田新八和大山纲良等武士首领的赞同。

在桐野利秋和大山纲良的努力下，萨摩军在长崎港完成了整备，1879年1月10日，萨摩军前锋50000人登船出海，在萨摩海军的掩护下，浩浩荡荡的开往四国岛，支援四国岛上的土佐士族军。

此前在1月6日，得知西乡隆盛举事之后，土佐士族便在四国岛举旗响应，并通电全国，宣布接受西乡隆盛的领导。尽管西乡隆盛不喜欢土佐人在倒幕战争时的见风使舵，但此时还是选择了以大局为重（土佐人这一次的起事主要归功于桐野利秋的暗中策动），决定趁此机会，取道土佐，攻取大阪，给大久保政府以致命的一击。

萨摩军组成了庞大的船队，满载武器装备和辎重，在萨摩海军全部主力舰的护航下，旌旗蔽日，号角连天，从长崎港出发，北上直驶本州，摆出了要登陆本州，直取下关，攻打长州的架势，政府军方面得讯，急忙在山口县集结重兵防守，但却没料到萨摩军竟然虚晃一枪，大摇大摆的通过关门海峡，直驶四国岛，并在爱媛县松山登陆。

登陆后的萨摩军在土佐盟军的配合下进展神速，到1月20日，爱媛、高知、香川、德岛四县全都被萨摩军占领。至此日本列岛中的两大岛九州、四国已然全归西乡隆盛所有，日本西南半壁已然不复存在。

在占领了四国岛之后，萨摩军又攻取了淡路岛，作为进攻大阪的前哨阵地，而西乡隆盛本人也随大军移驻于此观战。

到目前为止，战事一切顺利，可以说大大的超出了西乡隆盛之前的预计，而此时萨摩军锐气正盛，又有了土佐盟军相助，兼有桐野利秋、筱原国干等一干智勇双全的猛将指挥，大阪和京都可以说指日可下。

按照桐野利秋的战略计划，攻下大阪和京都以后，萨摩军将日本本州岛拦腰截断，而后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北上，直取东京，一路南下和九州的援军一起横扫本州岛南部，夺取山口、广岛、岛根、鸟取、冈山、兵库六县，和九州、四国十一县连成一片。

这个战略计划达成之后，按照桐野利秋的预想，日本政府已经无法再战，只能选择“和谈止战”一途，大久保政府必然垮台，到时战事便可止息，由西乡隆盛取代大久保利通辅佐明治天皇，主持日本政府的“大计”。

由于交战双方连日激战，都消耗了大量的弹药，为了及时补充弹药，政府军竟然将大量的弹药放置在接近战场的城墙下的一座临时弹药库当中，他们原本以为可以凭借充足的弹药给予进攻的萨摩军以更大的打击，但却没有想到，萨摩军采用了地下坑道爆破战术攻城，而这些临时弹药库，则成了对手的强大助力。

战争中强攻敌方城池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这个时代虽然有强大的火炮，但其攻坚威力却远非人们想象中那样强大。况且即便有强大的炮火配合，进攻者依然要迎着守军居高临下的猛烈打击殊死推进，并遭受惨重的伤亡。对攻城战来说，甚至长围久困的效果都好于正面强攻。

相比地面突防几乎无可避免的巨大伤亡，坑道战虽同样危险重重，却不失为一条“效费比”较高的良策。

为了能顺利的攻克坚城，桐野利秋给萨摩军练就了一支拥有一身高超的坑道爆破本领的战斗工兵队伍。早在鹿儿岛武士举事前，桐野利秋就陆续安排大批谙熟爆破技术的学员加入萨摩军。为充分发挥这些人的专长，在桐野利秋的建议下，萨摩军以这些学员为主力，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战斗工兵部队——“彻地队”。战斗工兵队伍成立后，将桐野利秋在海兵学校教授的爆破技术运用于实战，创造出了威力惊人的“坑道爆破攻城法”。

萨摩军以此战法攻破熊本城，“掀翻巨城，如揭片纸”，政府军重兵把守的熊本坚城竟在一声巨响中轰然陷落。由于建立殊勋，“彻地队”受到萨摩军高层的特殊优待，桐野利秋明确规定，该部队“专司坑道作业，非万不得已，决不令之参战”，以示爱护。

这一次进攻大阪，为了确保能够完整的拿下大阪，并减少攻城时造成的伤亡，在战前桐野利秋便决定采用“穴地攻城”的办法。目标确定后，上原勇作领导的这支战斗工兵队伍即开始土工作业。为了掩护战斗工兵的行动，萨摩军发动了对大阪城的佯攻，双方先是在大阪城外围激战，萨摩军先借助海上的舰队炮火的掩护，发挥萨摩武士近战能力强的优势，不断向政府军阵地发起猛烈冲击。萨摩军采用正面使用步枪射击，侧面包抄以刀剑劈砍进攻的作战形式。在丘陵树丛密集的大阪城南郊，武士们更是充份利用天气和地形发动突袭，他们常常从掩蔽物后突然跃起，如暴风一般卷向政府军中展开近身肉搏，害得以平民为主，格斗应变能力不强的政府军惊惶失措，陷入混乱。萨摩军还利用靠近城墙的空闲民房或废弃城垣，以枪炮向城内射击，掩护战斗工兵的坑道作业。

在萨摩武士们的掩护下，战斗工兵们在距城数里处，借助地形隐蔽物如土丘、树林等秘密开掘长线坑道，并依工程进度加装支护来增加承重、避免塌方，同时以立柱为界，中部为掘进段，两侧留出空间方便土渣外运。每到战斗工兵们开始挖掘坑道时，萨摩武士们便“枪炮齐鸣”，佯攻的同时，制造大量的噪声干扰城内守军，掩护战斗工兵的行动。待坑道掘成之后，战斗工兵们就用空心圆木、柜子甚至棺材盛装大量爆破药运至城墙底处的药室安放，再根据所需长度以竹筒埋设好引线（可以防潮），最后在安全距离外实施远距离引爆，借此为攻城部队打开突破口。

而为了防止城内守军发现后实施破坏，战斗工兵们在原有的坑道爆破战术基础上又进行了创新。针对坑道单线掘进易遭敌军封堵破坏的新情况，战斗工兵们转变战术，采用双向叠加的连环爆破法，即在不同方位埋雷击发或同一地点实施上下层连环爆破，即上层先行爆破轰开缺口，若有守军抢堵时下层地雷也引燃爆炸，不但可以增加破坏的效果，还能够爆炸杀伤敌军人员。

随着一连串的巨响，大阪城城南一座10多米高的雄伟城墙被炸开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约有40米，夹杂着硝烟的呛人烟尘和伤者的哀号，破砖碎石散落遍地，现场一片狼藉。

在得知萨摩军只用一天便攻下了熊本城，熊本城是被炸塌了城墙让敌军突入城内之后，野津镇雄预料到了萨摩军可能是采用“穴地攻城”的战法，事先也做了一定的预防措施，但他无法在这样激烈的战况下确定对方的攻击方位，结果大阪城遭到了和熊本城一样的命运。

在已被血浸成褐黑色的沙地上，尸横遍地，仿佛刚刚下了一场死人雨；稍远处，刚刚发射过的大炮发出的大片白色硝烟正飘过战场，成为这里唯一轻灵的东西；再远处，在铅灰色的天幕下，萨摩军的营帐一直散布到目力所及之处，如林的武士军旗在潮湿的海风中猎猎飘扬；另一个方向的海湾，萨摩海军的战舰就航行在海面上，远远望去，像一根根黑色的铁钉，把蓝色的海面钉死了，使其无法在风中起伏。

位于大阪城南线的政府军第二旅团向萨摩军进行猛烈反击，一度占领了一些萨摩军的前沿阵地，但在萨摩军的反击下被迫后回撤。政府军随后在野津道贯指挥下再次向萨摩军发起进攻，这一次，萨摩军方面筱原国干和池上四郎早已陈兵以待，大张两翼，夹击在不利地形上的政府军，战况极度惨烈，政府军在萨摩军的猛攻下阵线动摇，野津道贯见状亲自带队冲杀，他身着陆军少将军服，持天皇御赐宝刀，披深红色斗篷冲在第一线，结果因为太过显眼，被萨摩军的狙击手认出，接连向他射击，野津道贯身中三弹，摔下马来，险些被萨摩武士斩首，多亏了卫士们拼死相救，他才保住了性命。但第二旅团却因他的受伤坠马而士气大沮，最终被萨摩军击败。

在大阪城墙被炸塌，南线守军崩溃后，萨摩军攻入城内，这时两艘原本属于政府军的铁甲舰“比睿”号和“金刚”号突然悬挂着萨摩军旗出现在了大阪湾，守军军心瞬间瓦解，于是全线崩溃，开始放弃抵抗，转身逃命，大阪城便这样落入到了萨摩军的守中。

由于桐野利秋事先采取了“围三阙一”的战法，在他的指挥下，围城的萨摩军在东北方向留出了一个缺口，守军纷纷从这里逃出大阪，遭到萨摩军的尾随掩杀，死伤惨重，路上“死者枕藉”，但终归还是有很多人逃得了性命。

惨烈的大阪城攻防战，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事后经统计，大阪城之战中，萨摩军战死1528人，1645人受伤，而政府军方面战死者高达7075人，受伤及被俘3056人，第一、第二旅团几乎全军覆没，大阪镇台军司令野津镇雄少将被俘，成功撤退到京都的政府军官兵不及3000人，并且几乎丢失了全部的重型武器装备和辎重。

日本明治十二年2月16日，萨摩军在肃清了残敌之后，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西乡隆盛着大将军服，骑白马，在萨摩武士们的欢呼声中进入了大阪城，是夜萨摩军前敌总指挥筱原国干下令大宴全军，庆贺胜利。

在攻取大阪之后，萨摩军经过短暂的休整，便开始了对京都的进攻。

京都是日本故都，千年古城，是日本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在攻克大阪之后，西乡隆盛本来以为政府军已然丧胆，京都可以一鼓而下，他为了减少攻城作战对城市的破坏，是以这一次没有让上原勇作率战斗工兵对城墙进行爆破，而是希望以正常作战方式拿下京都，因为他心中，有以京都为首都的打算。

虽然萨摩军起兵是以“勤王新政”和“清君侧”的名义，但西乡隆盛心中仍存有明治政府不肯屈服的担忧，一旦迫不得已，需要自立政府时，京都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作为首都的地点。

这一日西乡隆盛亲临前线观战，望远镜中，交战双方在奋力的进行着白刃搏杀。萨摩军因主要是武士组成，近战时皆用武士长刀，以“萨摩示现流”刀术劈砍，政府军士兵多为农民兵，以刺刀步枪迎战，兼有少数东部武士也用武士刀，一时间白刃如林，刀光耀目，令天空中的太阳光芒都失色了许多。

由于萨摩武士们刀法凌厉而纯熟，一刀下去，政府军士兵往往难以抵挡，结果导致四五个政府军士兵一齐上也战不下一位萨摩武士，一番拼杀之后，政府军渐渐不支，开始一边后退一边重新用步枪射击，而萨摩武士们也没有猛追，而是收刀换枪，和政府军对射，双方的距离渐渐的重又拉开了，如同海潮从沙滩退向大海，留下的，是横七竖八倒在地上的满是伤痕的战死者的尸体。

自举事以来，萨摩军第一次在京都城下，遇到了强烈的抵抗。

西乡隆盛亲眼目睹了京都军民的激烈抵抗和部下的惨重伤亡，心中不由得犹豫彷徨起来。

虽然萨摩军伤亡很大，但西乡隆盛仍希望能够完整的拿下京都，没有让桐野利秋投入战斗工兵“彻地队”，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京都在当夜竟然燃起了大火！

整个的低地完全被烟雾掩住，恰如巨大的云层笼罩在地面上，浓烟吞没了城市，无论是房屋还是楼阁和别墅，以及所有树木，都被罩在了这凄惨的灰幕当中。

在平原的那一边，街市正在熊熊燃烧着。

假使只是一幢房屋着了火，那火势无论怎样地宏大，在燃烧的时候都会形成火柱的形状的，可是这可怕的大火灾却全然不同了，它显现出的，是和黎明的天空一般的浓云一样的状态！而浓云的上面，奔腾着烟火的浪涛。

这浪涛有些地方黑，有些地方红，而有些地方显着血一样的色彩，它们有的在缩卷，有的在膨胀，而有的像正在伸缩的大蟒似的疯狂地扭动，这巨大的烟浪，有时象绳索似的纤细而狭长，可是顷刻之间，从这绳索下面便会冒出烟来，而那下面的红光也刹时地一变而为火焰，这火焰与烟雾在空中无边无际摇曳着传扬开去，好像广大的森林淹没地平线那样，遮住空中的下部，连那些隆起的山丘都全然看不到了。

风从有火燃烧的那边愈吹愈强烈了，浓烟带来了烧炙物品以及尸体的臭味，连附近的一切都包了起来，太阳的光芒照耀着京都城郊的各座山峰，然而，那原本闪烁的光辉却因浓烟的升腾而朦胧起来，带着病态的赤色，吞没了京都的街市。

身穿便服的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在浓重的烟雾之中驱马前进，此时他所在的这一条街也完全被浓烟包围了。惊恐的京都居民们都成群地聚在街上，在这处城区，人们已经感到呼吸非常困难了！

看到这么多惊惧不安的面孔，炽仁又陷入到了新的绝望之中，恐惧使他的头发都竖了起来。

他根本没有想到，京都城被点燃后，会是这样的情景！

就在昨天晚上，当他得知大久保利通和黑田清隆遇刺身亡、岩仓具视和山县有朋等政府要员身受重伤、东京政府已然陷入一片混乱的消息后，便知道，京都无法坚守下去了。

事实上，自从大阪陷落之后，逃到京都的他便已经失去了战斗意志，之所以没有立刻逃回东京，一是担心身为皇族却如此丢脸的逃跑传出去会被天下人耻笑，二是害怕遭受明治天皇的责罚。

但当城中的一座弹药库被混进城内的敌军点燃爆炸后，已然成了惊弓之鸟的炽仁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他不顾一切的下达了焚城的命令。

他想要用焚城的举动来显示自己抗敌的决心，并掩饰自己弃城逃跑的行为。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自己竟然也被这场大火困在了城内。

现在要想挤过从街道上奔涌出来的人们以及车马的浪潮，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被巨大的火焰所包围的街市，就显现在他的眼前，犹如立刻便要扩张过来，从火与烟的海中，吹过来炽热的气息，人的嘶唤也未能掩住火焰奔腾起来的咆哮。

炽仁越接近城门，人们就越拥挤在一起，要想通过街道实在非常困难，道路两侧所有的房屋、店铺、庭园以及寺院都变成了避难的住所，在城门附近的神社，民众为着一夜的求宿破门而入，空地上更发生了争吵。

在这里看到的混杂情形，仅不过是京都城墙内外所发生的惨状的前奏而已，一切法律和秩序都不存在了，从监狱里逃出来的罪犯纠合党徒大声地嘶喝着，在广场上追赶着民众，践踏着他们，抢夺他们所带的物品，在烈火中失去一切财产的京都居民们，绝望地举起双手，祈求神明赐与救助，另一方面那些罪犯们却不断发出笑声，逼近他们，把他们赶散，由背后将人们所穿的衣服剥下，也抢夺年轻妇女的衣物。除去身上的破衣之外便别无他物的那些白天绝对不在街上出现流浪汉，再也想不到京都会有这种人居住。这些可怕的人，那些野蛮而又放纵的乌合之众，他们疯狂地到处奔走抢掠，在这波浪之中，军警的刀枪在太阳与猛火的映照下，闪出耀目的光影，担当着保护和平的市民的职责，他们到处和狂暴的人群冲突，演出了凄惨的情景，炽仁目击着这座千年大都市的溃灭，他第一次见到过这种绝望，苦痛，呻吟，野蛮，狂乱，愤激放纵，嘈杂的惨状，极度骚乱而疯狂的群众上面，猛火咆哮着肆虐，火焰的气息更加深混乱的程度，浓烟遮蔽住都市，吞没了苍穹。

此时民众的绝望与愤怒全都转向政府军身上来了，从烈火中抢救出来的盛有食粮的箱子和桶，家具，杂器，摇篮卧床，四轮车，以及轿子等等，小山一样的地堆积在路面上，变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以至政府军士兵没有转动身子的余隙，到处都在发生战斗，虽然政府军很快把并没有武装的民众征服了，但炽仁却困在了这里，因为大火已经烧到了城外，直奔城门而来，他还得另寻出路。

天晚了，夜幕虽已降临，但火却越烧越大了，以至于整个京都的上空宛如白昼似地明亮，现在看起来，已经不是一座大都市的一部分在燃烧，而是全世界都包围在烈火之中了，天空尽眼所能望到的，全是赤红的颜色。

西乡隆盛站在一座山丘顶上，放眼望去，这座被大火吞没的城市上空一片通红，而此时挂在远山山峰上的那轮明月也有如着了火一般，变成了一片灼热的红铜色，它也仿佛正以一种迷惑的神色望着这座渐渐毁灭的古老都市，星星在红红的夜空中闪着光芒，然而，不同于以往的是，大地被照亮了，整个平原都让京都这堆巨大的篝火照亮了，远处的山陵，城墙，乡间小屋，寺院，宫殿都在火光中清晰地从黑暗中显露出来，东一群西一群的人们无助的站在那里，吵闹着，争执着，哭泣着。

此时这令人却步的大火依然还在侵吞着新的城区，尽管萨摩军已经停止了攻城作战，改为进城救火，但事起仓促，没有任何的准备，也缺少必要的工具，他们能够想到的办法，只有拆毁一些房屋，让出空地来，阻止大火蔓延到未燃烧的城区，但让萨摩军官兵感到惊讶的，是有些原本远离着火区的城区此时也都燃烧起来了，毋庸置疑，那里肯定还存在有一些万恶的“纵火犯”，而风助火势，如浪的火焰从城中的高地直涌向房屋林立的低洼城区，那些五六层高的原本是店铺的地方，已然化成了焦土，军火仓库，被服仓库，粮食仓库，木材场全都开始烧了起来，这些区域还不时传出一连串的爆炸声，那是许多的易燃易爆物品被火点着了，这些四散飞射的爆炸物砸向街道的各个角落，而火海中不时轰然射出的无数的细小火球有如飞舞着的火蝶，被呼啸而过的风刮向四周，纷纷散落到其他城区、街道上和京都城外的原野上，这样一来，不管是什么挽救的办法都起不了多大作用了。

第二天天明，当筱原国干率领萨摩军进入京都城内时，京都城的火光依然很盛，大部分地方早已只剩下废墟一片，那些最早被烧着的街道两旁的房子接连不断地倒塌了，且每次倒塌都会引起柱形火焰，风也改变了方向，这些从海边向山丘呼啸刮来的大风里挟着浓浓的烟雾和灰烬，还有星星点点的无数火星，筱原国干看到了先期入城正在试图扑灭火焰的萨摩军，他派人前去和这支萨摩军的指挥官商议，如何扑灭火灾，在一番商议之后，决定首先是拆毁靠近火区的房屋，阻止火势的进一步蔓延，筱原国干下令将鸭川河岸上靠近大火边的房屋拆掉，这样大火就会在空阔地带停止扩大，然后渐渐变小，自己熄灭，这样就能使剩下的城区幸免于难，而那些已烧着了的地方却是人力所不能及的。

在这场大火中，京都的难以估量的财富化为了乌有，许多民众辛苦积累的家财都变成了灰烬，此时，数十万人露宿城外，缺衣少食，饥寒交加，从第二天起，这些人便被饥饿所折磨，城里的备用粮也在大火中化成了炭末，而且由于情况乱成一团和行政机构的瘫痪，没有人想到赶紧从外面调运急救粮救助灾民，一直等到在城外指挥作战的筱原国干和池上四郎回来后，正式的命令才下达，然而在这一段时间里，难民们的愤恨不安的情绪越来越强烈了。池上四郎试图整顿一下秩序，然而这依然未能使之有丝毫好转，他在好多地方都遇上了公开的武装对抗，一些手无寸铁的难民还指着仍然着火的京都城叫喊道：“你们还不如在大火前将我们都杀了吧！”对炽仁亲王、守城将军和官员们的咒骂声随处可闻，骚乱此起彼伏，以至于筱原国干在夜里望见外面周围数不清的火堆时，便私下自言自语说：“这有如敌军营寨中的篝火。”

西乡隆盛急于救助难民，依照他的指示，除了运来粮食米谷之外，还从附近的城镇和农村运来了许多做好的饭团，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当首批救济粮在晚上刚运到市场时，难民们便从对面城门冲了进来，立即将所有的食物一扫而空，而且造成了一场非常可怕的混乱，难民们在火光中争先恐后，乱成一团地抢着饭团，有许多饭团都掉在了地上，让人踏得稀巴烂，从袋子里漏出的面粉铺满了仓库到城门之间的道路上，地上如下了雪一样白，骚乱持续了好一阵，直到萨摩军士兵们占据了仓库的每一个地方，用步枪和刺刀才将骚乱的人群驱散。

京都此次灾难的巨大深重是自“天明大火”以后首次所遭遇到的，绝望中的难民对比了这两次火灾，他们认为，那一次还有好多房屋和神社幸免于难，而这次却连“京都御所”也被大火烧成了一座废墟，虽然石头是不会燃烧的，然而在晚上阵风刮去浓烟的时候，人们便能望见那宫殿中的一排排高耸的石柱如一根根燃烧的煤柱那样通红通红，不时闪出火苗。而且在“天明大火”的时候，所有京都人都是深爱着自己的城市和众多的古迹的，人们是团结一心的，有组织的，而现在的情况却是，数不清的各种人在这座火光冲天的城市周围游荡着，他们群情愤慨，要是陷入了挨冻受饿的境地，很可能会捣毁城市，扰乱秩序，同军队对抗。所幸每个人都被这漫天遮日的火海吓得心惊肉跳，惶恐不安，人们的叛乱的意志才有些削弱和焕散，疾病和饥饿是随之而来的灾难，而严冬的酷寒更增强了灾难的淫威，浮着灰尘的空气更加让人呼吸困难，令人有如置身于地狱。

此时京都守军已经不知什么时候全都撤走了，萨摩军进城后便一直在救火，同时，许多居民也加入到了救火的行列当中，他们同受命救火的萨摩士兵们一起继续拆除着城区靠近火区的建筑物，因而有好大一部分地方得以免受火灾，然而城中无数的、千年来的古迹和宝贵的艺术珍品、雄壮瑰丽的宫殿、建筑物，还有那些属于京都历史和辉煌成就的价值连城的文物都毁于一旦了。原本繁荣的京都城遭劫后只剩下了几个边缘城区，火灾使数十万百姓失去了家园和亲人。

尽管萨摩军在奋力救火，然而还有人说，萨摩士兵们是为了彻底毁灭城市而非为了防止火势扩大才拆除建筑物的，在这种情况下，筱原国干请求西乡隆盛马上入城，屈驾抚慰日渐绝望的难民。

西乡隆盛立刻准备入城，然而此时大风又改变了火势蔓延的方向，转而烧向贺茂川河，比睿山也被火焰围住了，然后火势逐渐在河岸一带扩散开来，彻底地烧毁了这儿先前未着火的建筑物。

火势稍息，西乡隆盛便骑着白马，迫不及待的进入了京都城，他领着一队武士从萨摩军的队伍中穿过，走向黑压压的一片愤怒叫嚷着的人群前，此时的西乡隆盛身穿便服，手里只拿着他随身携带的一根青竹手杖，并未带什么防身武器，甚至连他珍爱的佩刀和手枪都没有带。

西乡隆盛催马来到人群前，借着火光，他看到了周围的人群，他们高举的双手中握着各式各样的当成武器的器械，一副恶狠狠的神色，脸上满是大滴的汗珠，嘴角上尽是白沫，大声地叫嚷着，怒不可遏的人流将他们团团围住了，再望向远一些的地方，他见到的是一片晃动的，不住叫喊的，使人心惊胆颤的人头的海洋。

叫骂声吼叫声有如沸水般沸腾着，有的甚至像兽类的吼叫声，刀叉木棍在不住的挥舞着，不时有紧握的拳头伸向他和马的缰绳，然而他依然以一副从容和高傲而又冷静的姿态走向人群，就如往常在人群中开路一般，他不时用手杖轻轻碰碰那些最胆大妄为的人的头，于是，这些愤怒的人便因他的这种坦荡从容和自信的态度而有所收敛。后来，有许多人都认出了他，民众使劲地喊着西乡隆盛的名字，慢慢地，四周的面孔的神色缓和了许多，叫嚷声也平静了许多。

虽然身为武士楷模的西乡隆盛当年在京都时并没有刻意去讨好京都的民众，但他的宽宏大量和仁慈可亲却使他获得了民众的广泛尊敬和爱戴。

西乡隆盛翻身下马，以竹杖拄地，他环视众百姓，好似一瞬间苍老了许多，接着便向百姓深深的鞠了一躬。

看到大名鼎鼎的西乡大将军向自己行礼，排在最前面的京都难民全都一阵错愕，接着纷纷鞠躬还礼。距离较远的人没有看清西乡隆盛在做什么，但看到西乡隆盛弯腰鞠躬，似有致歉之意，前面的人群全都鞠躬还礼，他们便也跟着鞠躬还礼。

有如巨大的波浪在无边的海洋当中荡漾开来，无数人全都向着一个方向，默默的鞠躬行礼。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凝固了。

当下西乡隆盛下达了两道命令，一道命令是迅速调集粮食，赈济灾民；另一道命令则是禁止抢掠，如有抢劫不法者一律处以斩刑；命令发出之后，原本惶恐不安的人们迅速的安定了下来。当下筱原国干分派军队前往各处维护秩序，并增派人手前去救火。令西乡隆盛感到欣慰的是，就在三天后，突然天降大雨，将京都的大火完全浇灭了。

京都大火因天降大雨而熄灭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人们惊讶之余，纷纷盛赞西乡隆盛的爱民之心感动上苍，故而降下了大雨熄灭了大火。在大火熄灭之后，萨摩军并没有按照原来的进兵计划，离开京都北上，主力仍留在京都救助灾民，而一支偏师则由池上四郎率领，直取神户，其目的便是为了从神户弄来粮食救济京都。

但让池上四郎没有想到的是，当萨摩军兵临神户城下之时，神户守军已然不见了踪影，原来神户守军兵力本就单薄，在听闻京都大火之后，更是军心动摇，而镇守神户的政府军统帅福原实少将认为无法坚守，便率军弃城而去，而这位神户的守将比炽仁理智得多，没有象他一样的做出焚城的疯狂举动，而是留给了萨摩军一座完整的神户城。

至此，日本赫赫有名的“三都”大阪、京都和神户全都落到了萨摩军的手中。

在京都、神户、大阪这三座重要城市被萨摩军攻占后，政府军节节败退，加上大久保利通等人的遇刺身亡，一切都将明治政府逼到了绝境，为了挽回败局，陆军卿山县有朋按照参军黑田清隆生前提交的作战计划书，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击。

山县有朋的计划是，趁萨摩军因京都大火而进攻停滞之际，在正面集中兵力向京都一带发起进攻，同时由海军掩护一支陆军部队在大阪侧后方登陆，在萨摩军后方狠狠插上一刀，使萨摩军腹背受敌，并切断萨摩军的后方海上通路。这个计划可以说十分毒辣。

经过精心准备之后，政府军便展开了行动，由于这次作战行动的关键是海军，代理海军卿的海军大辅川村纯义海军中将调集了政府军海军中的包括“扶桑”号铁甲舰和“清辉”号炮舰在内的全部精锐舰艇，以海军少将桦山资纪为统帅，负责指挥这次“背后插刀”的行动。

川村纯义

在舰队出发前，海军大辅川村纯义一再告诫，舰队的首要任务是保卫运兵船的安全——政府调集这些能战的兵力，现在已经相当不易了——禁止贪功浪战，桦山资纪和井上良馨对此牢记心间，双方舰队的主力舰在接近大阪的纪伊水道海域不期而遇，因为都有各自的运兵船队需要保护，是以双方舰队在交手之后发现各自的炮弹都无法击毁对方的铁甲，便都选择退出战场。之后双方舰队在大阪湾发生了第二次海战，交战双方除了铁甲舰之间的对阵，还出动了杆雷艇互相攻击，最终萨摩海军以西乡隆盛亲临“比睿”号铁甲舰为诱饵，引诱政府军主力舰“扶桑”号铁甲舰深入海湾，先以杆雷艇将其击伤，后以人力潜水艇将其击沉，取得了“大阪湾海战”的胜利。

在“扶桑”号毁灭的次日，战败的消息便已经由逃回的“清辉”、“天城”两舰传回了登陆的政府军（因作战是在敌军侧后展开，是以名为“冲背军”）指挥部当中。“冲背军”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得知后，下令封锁消息，为了稳定军心，他建议继续进攻，是以6月14日，“冲背军”的第五、第六旅团便加紧推进，而萨摩军中的土佐武士部队探知政府的大队援军正在北上，便向参谋本营报告，这引起了参谋本营的高度重视。经过商议，桐野利秋决定在依那古——青山町一带布置防线，阻击政府军。青山町地形险要，是西进大阪的必经之道（由于西南战争中在此爆发了激烈战斗，因而又被称为“地狱町”），当时加入土佐队第一小队的佐佐友房在《战袍日记》中讲到：“顾青山町为西山咽喉要道，取则胜，失则败。兵家所谓必争之地者也。如往昔山崎之役之天王山，殆是欤。”

萨摩军的计划是首先占领青山町，以此为前进阵地，14日推进到西河南岸，15日渡河进入青山。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政府军于15日拂晓抢先进入了青山，并在河岸构筑了胸墙。下午4时，双方爆发了战斗。萨摩军的3个中队从上游发动攻击，而佐佐友房所在的部队则从附近渡河，攻击当面的政府军。战斗没有进行多久，就因为夜幕降临而暂停。夜间，萨摩军放弃临时构筑的阵地，退回比土。当日，政府军战死325人，伤92人；萨摩军伤亡近300人。

次日，战斗首先在上林一带爆发。这是由于政府军第五、第六旅团相继推进，其一部向上林进发，剩余部队分为两个集团，第一集团由田边大佐指挥，第二集团由长谷川大佐指挥，分别向柏木和青山方向进军。而相对的，萨摩军投入了在正面的越山休藏指挥的3个中队，以及大阪守军的佐佐、深野、杉野诸队。此外，儿玉强之介率领的3个中队在西青山之间布阵。而萨摩军的主力则开始在依那古附近集结。

田边大佐的第一集团于凌晨4时开始行动，长谷川大佐的第二集团则于5时30分开始出动。他们渡过西河，第一集团在田间展开，与越山休藏的3个中队相对峙；第二集团则在西面的平原上与大阪诸队相对。正午时分，第五旅团下属的近卫步兵第一联队加入了左翼的第一集团。越山的3个中队不支，向柏木撤退。政府军吹着喇叭追击，津森、高井两中队甚至追到伊势坂一带。在右翼，土佐队也在长谷川少佐的第二集团的压迫下，放弃阵地，逃往伊势坂。然而下午3时，第六旅团司令长官三浦梧阁少将意外地命令撤退，这让好不容易才尝到胜利滋味的第十四联队官兵十分不满，三浦梧阁少将屡下严令，并且许诺明日由十四联队担任先锋，这才使得十四联队后撤。

当日的战斗中，十四联队战死249人，伤155人，失踪72人；近卫第一联队死伤共计304人；第五旅团死122人，伤564人。获胜的也并不轻松。

那么三浦梧阁少将为何要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下令撤退呢？这大概是由于当日早晨4时25分山县有朋发来的一份电报。其中提到，风闻萨摩军善从后路抄袭，因而要求三浦梧阁少将严加防守，尤其要提防萨摩军的夜袭。

萨摩军对16日的战斗十分不满，因而决心在17日大举进攻，一举攻占青山。为此，共投入了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第四大队和第六第七联合大队的14个中队，约7800人。分为三个集群：右翼为池上四郎率领的3个中队，自柏木沿出云川南下，攻击青山的侧后；中央突破队为野村忍介的6个中队，从城山方面攻击政府军；左翼为村田新八的5个中队，从伊势出发，经明仓后再分为两路，一路从出云川下游的小川向开平原进发，另一路则从德胜寺、平野津从南面进攻青山。《西南战史》曾这样记述道：“十七日青山之战，萨摩军三路名将，各尽其精锐，一举决雌雄。”

政府军侦察队探知了萨摩军的动向，于是根据情报，政府军派出了两个大队，以一个大队守备青山，在其右翼则是近卫步兵一个大队，以侧击萨摩军。不知就里的萨摩军落入了政府军精心安排的陷阱中，在渡河时遭到猛烈侧击，顿时陷入混乱，只能由士兵们寻找遮蔽，自行还击。而政府军发动了几次反冲击，也被萨摩军击破。战斗进行的非常激烈，《战袍日记》记载道：“次日，敌军（政府军）亦善战。两军呐喊之声与炮声混杂，震天动地，硝烟弥漫，遮盖天空，日色为之黯淡。”战斗进行到下午，形势逐渐对政府军不利。此时第五旅团的黑川通轨少将从北面赶来，他以山炮3门加强第十四联队，第十四联队乘势从千叶村的山上发动进攻，与第二大队和第三大队从三个方面一起突击，第六旅团也派出一个大队绕至萨摩军左侧，截断了其退路。萨摩军虽腹背受敌，但仍死战不退，至六时，桐野利秋率6个中队的萨摩军来援，政府军终于不支，全线撤退，青山之战终以政府军的失败而告终。政府军损失部队近2000人，而三浦梧阁少将在当日的战斗中阵亡，对政府军来说更是一个沉重打击。不过，萨摩军也为此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当日伤亡人数在3000人以上，池上四郎和野村忍介都在战斗中受了伤。

青山之战的意义在于它扭转了整个战局的攻守态势。尽管萨摩军之前对政府军“冲背军”对大阪的攻击发动的反击未能取得效果，在青山之战前，政府军始终保持着攻势。而青山之战后，由于政府军海军的失败，失去了制海权，后缓不能到达，“冲背军”转而采取守势，从此一守再守，再也未能扭转被动防御的态势，直至失败。然而，此时的萨摩军距离全面胜利尚远，在前面等待他们的就是伊势坂的血战。

“冲背军”在青山一战失利后，退守到伊势坂、贺田、山川一线，将进攻权让给了萨摩军。而萨摩军也稍事休整，并没有急于发动进攻。就这样，这几天交战双方就在相对平静中渡过。6月22日，黑川少将（因为三浦少将战死，因而两个旅团都暂时由他指挥）决定“将青山屯在的第五、第六旅团分为本支两道，明日大举进击。”

6月23日，风雨交加。当政府军还在休整时，萨摩军已然兵分两路冒雨疾进，冲到了政府军的前沿。

早上10时，由萨摩军野村忍介指挥的6个中队，开始进攻笠岩。而在笠岩驻守的是黑川通轨第六旅团的4个中队。政府军依托有利地形顽强抵抗，野村忍介又派出别动队攻击政府军的右翼，仍然无法撼动政府军。午后3时，萨摩军重新编组为三队，从不同方向展开突击，终于攻破了政府军的左翼。为此，政府军第五旅团和第六旅团各派出两个中队前往支援。河东佑五郎也参加了当日的战斗，他在《弹雨日记》回忆道：

“午后一时左右，敌冒我如雨发射之枪弹，遂攻登山顶，射击如豆。我兵亦努力进行以期必死之攻战，迂回至密集部队之侧面，猛烈突击。敌不能支其猛烈，遂提枪遗走。我兵见之，扬声哄笑。逃敌在此必死之场合，枪亦丢弃，不得携负伤者而走。沟中湛满鲜血，田中死尸横列。山树弹痕满目，有如蜂巢，地上遗留弹夹成堆。如此激烈之战争，以至遗弃死尸，触目悲惨，所未见也，实堪感慨。”

6月24日，萨摩军的部署为：一部从正面逼近伊势坂，另一队从右翼迂回，攻击政府军的左翼。其中以野村忍介一部为正面部队，余部再分为两路，一路作为右翼，向安娱一带压迫政府军的左翼；另一路作为左翼，自井睦前进，冲击政府军的右翼。此外，另有两队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支援。担任正面攻击的是池上四郎的第二、第三大队，由于池上四郎负伤，因此由越山休藏指挥。

正面攻击从早上6时开始，在伊势坂前沿堡垒中的政府军，一枪未放就向后溃逃。兴奋的萨摩军紧追不舍，然而刚刚越过山棱线，萨摩军就完全沐浴在政府军齐射的弹雨之下。《西南战记》中如此描述：“第一大队本队先进，陷政府军之第一垒，直陟坂道。政府军居高临下，猛射如雹，勤王军进必伤，退则死，无复一人完肤。”萨摩军陷入苦战之中。

青山町方向的战斗，即所谓萨摩军之右翼，则继续由野村忍介指挥，兵力增加为4个大队，激烈程度更甚前日。佐佐友房在《战袍日记》中讲到：“自是本道战斗最剧，互据巨石为胸墙，互相射击。距离不过一町乃是二町（一町等于109米）。铁炮声不断，山鸣谷吼，乾坤为之撼动。……后二日，巡检敌兵所据之地，到处血痕斑斓。又可装弹药五百发之空盒，在路旁有成百上千个。由之概算，敌兵一昼中所费多至十余万发。而我军所费盖不过三、四万发。”在当日，政府军遭到了重大损失，第五旅团长黑川通轨少将战死。具体情况为：下午1时左右，在青山町指挥战斗的黑川通轨，被对面的土佐军武士藤崎二郎所发现，他指示部下狙击黑川，将其击毙。而藤崎二郎也在同日被政府军子弹击中身亡。根据《西南战记》，当日在青山町，“官军死者一千一百五十二名，伤者一千二百六十五人。江田少佐、大迫上尉、外崎中尉、上野山、矢野两少尉战死、彦坂上尉以下士官十一名负伤。萨摩军官死者藤崎二郎以下四十名，伤者亦不少，士兵伤亡亦有千余人。”

午后3时，突然下起雷雨，双方的射击稀疏了下来。临阵指挥的萨摩军炮术专家村田新八下令全军猛攻，山间到处是萨摩军进攻的呐喊声。为了支援步兵冲击，在村田新八的指挥下，萨摩军炮兵甚至将大炮推进到距离政府军阵地只有不到300米的地方直瞄射击。虽然政府军依托坚固的工事和有利地形，毫不退让，猛烈还击，有数次甚至差点击中了前敌指挥的村田新八。但萨摩军的猛烈攻击最终让政府军难以抵挡，由于德国顾问团都无法相信萨摩军竟然敢将大炮放到这样近的距离轰击。在发现了政府军指挥部的位置之后，村田新八不惜冒着弹雨亲自操炮，炮弹正中政府军指挥部，将指挥部直接摧毁，政府军前敌指挥官曾我佑准少将受伤，身边的参谋多人阵亡，德国顾问团亦有多人受伤，政府军瞬间失去了指挥和联络，陷入了混乱之中。

6月25日，依旧阴雨连绵，双方激战竟日。由于德国顾问直接指挥炮兵作战，政府军炮火分配和使用得到了提高，给萨摩军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萨摩军第四大队第五小队长永山休二决心夺取政府军的大炮，因而与防守炮兵阵地的、同样由士族组成的政府军近卫步兵发生了白刃战。在战斗中，第一大队第六小队半队长儿玉十郎在同近卫第一联队第四中队作战中阵亡。政府军趁机反攻，但遭到萨摩军步枪的猛烈射击，因而最终失利。由于激烈的战斗，交战双方都有大量减员。曾我佑准不得不下令：“允许士官、下士官于现地便宜补充。”同日，萨摩军方面又有桐野利秋从大阪城守军抽调的7个中队来援。

6月26日，萨摩军从三个方向同时突击伊势坂的政府军阵地，由于在作战中精于白刃战的萨摩军“拔刀队”给予政府军以很大杀伤，政府军还特别从各大队中选拔了善于狙击的官兵35名，组织了一支狙击队，由已经阵亡的村田经芳的学生吉利用通上尉担任队长，分为三个小队，在前沿狙击有白刃战倾向的萨摩军。但旋即为桐野利秋麾下南野英助率领的奇兵队所破，包括吉利用通在内的狙击队员共计27人阵亡。

6月27日，因京都方向的战线较为稳定，在听闻战况之后，桐野利秋决定先舍京都正面的政府军不顾——那里的政府军因连战连败，已经失去了进攻能力，对京都构不成多少威胁——抽调各路兵马前往大阪支援，一举击破“冲背军”，这个作战方案得到了西乡隆盛的首肯。

从开战以来，西乡隆盛虽然名为萨摩全军主帅，但实际的最高指挥官却是桐野利秋，具体的作战计划都是由桐野利秋和筱原国干等武士首领议定之后，西乡隆盛作为橡皮图章予以首肯的。西乡隆盛虽然一直在本营中巍然作为主帅存在着，然而大多数时候，西乡隆盛甚至不参加作战会议，整日以打猎或读书打发时间，具体事务全部交给桐野利秋和筱原国干等人负责。而桐野利秋不负所望，到现在为止，一直带领萨摩军不断取得胜利。

由于后援部队陆续到达，萨摩军又开始攻击安娱和天原本道方面。是日，萨摩军屡屡以拔刀队攻击政府军前沿，奇兵队的狙击手发挥了相当大的威力。政府军谏早上尉被狙杀身亡。是日，萨摩军阵亡796人，政府军阵亡1024人。当日，政府军的炮兵在德国顾问的指挥下，向萨摩军前锋部队猛烈轰击，萨摩军以火炮3门突然抵近轰击安娱的政府军，政府军奋力还击，但炮击很快停止了，直到安娱守军退却，也没有再能够恢复炮击，因此萨摩军诸将判断“冲背军”的弹药已经不足。

正如萨摩军诸将判断的那样，经过连日激战，政府军的弹药已经极为缺乏，原因很简单：“扶桑”号铁甲舰覆灭之后，“清辉”、“天城”以及四艘雷击舰所组成的舰队护送运兵船一路奔逃回到东京后（没丢下运兵船，还算有良心），便再也没有出现，政府军的海上通路就此被萨摩海军截断，弹药粮草均无从补充，情况显得日益窘迫。

6月28日、29日，战局仍旧僵持。30日，双方休战一日。7月1日，自拂晓开始，萨摩军从蘅屏山、安娱田原和伊势坂三面发动攻击，“诸队乃齐进，共向贼垒。炮兵在其后频频向贼垒猛烈射击，以助战势。然贼亦善据，死守不动。两军枪炮响如百雷，撼动山岳。”当日，萨摩军南野英助所率的奇兵队大为活跃，但同时也遭受了一定的伤亡。到当日晚，已有5人战死，南野英助以下6人负伤。

7月2日、3日，战斗仍在继续，依旧激烈，而战线仍然不动。战斗的激烈程度从政府军第五、第六旅团消耗的施耐德步枪子弹中就可以看出：休战的6月30日消耗了161000发，7月1日消耗了198100发，7月2日为358000发，而7月3日仅在安娱口方面就消耗了140000发。7月3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军方面得到了从名古屋前来增援的警察500名——这是唯一从陆路方面得到的增援，从中选拔出200名剑术优异的人，组成了政府军方面的拔刀队，用来对抗横行战场的萨摩军拔刀队。

7月4日，新组建的政府军拔刀队大为活跃。当日，以拔刀队和两个中队作为突击安娱口方面萨摩军阵地的先锋。以拔刀队居中，两中队为左右两翼，突入了萨摩军阵地。当日的战斗由《从征日记》可见：

“分为战列队、攻击队、应援队，拔刀队亦分为三队，自左右、中央拔敌垒，战列队进而据之。当日采用了这样的战术。”

“以如上部署，自拂晓进击。贼不料我军突入，狼狈舍垒而走。因此停止炮击，上刺刀呐喊追击。”

“拔刀队与镇台兵共挥刀而进，遂攻略萨摩军之三个堡垒。萨摩军舍弃战死者而退，或与伊势坂之友军汇合射击在坂道上的官军。其势猛烈，官军不能追，转而进行炮战。至午后，萨摩军攻势转盛，官军弃所占领之垒而退却。……”

“萨摩军拔刀队屡屡困扰官军。此日，官军拔刀队所以能与萨摩军相抗者，乃是拔刀队战力平等，然两相比较，官军兵虽多，而平民之战力究竟不及彼之武士。”

在倒幕战争时，东北诸藩都是支持德川幕府的，而明治政府之所以能够成立，明治维新得以成功，全赖西南的“倒幕四强藩”萨摩、土佐、长州、肥前的武力支持。在击败德川家之后，东北诸藩全都被剥夺了领地，是以原属东北诸藩的士族对萨摩人恨之入骨，这一次西南战争爆发，原本同属武士阵营的东北诸藩武士便成了萨摩军的敌人。

面对迅速壮大的萨摩军，政府军方面也在不断的增加兵力，除了动员平民参军，还多方招募在倒幕战争中支持过幕府的武士。因为这些人曾在倒幕战争中被西乡隆盛领导的天皇军打败，失去了俸禄、权利，而心恨西乡隆盛和萨摩武士不已。当然，西乡隆盛对他们也没有好感。西乡隆盛在倒幕时期曾经在河川边做诗：“那三百年流不尽的恨啊，必欲尽屠东海之兵。”表现对幕府势力的嫌恶。当然这只是以诗言志，在很多时候只能看作是夸大之辞，事实上西乡隆盛对失败后的幕府势力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斩尽杀绝，他在“江户无血开城”等等问题上都表现出相当的大度。然而，旧幕府势力的武士在战后失去俸禄与特权却是不争的事实。战胜一方的武士们都过得凄凄惨惨，更别说战败一方的了。于是，东部旧武士们把参加政府军镇压西乡隆盛的反叛，看作是向萨摩武士集体复仇和争取个人出头的好机会，因而他们在西南战争中展现出的武勇也一点不比萨摩军差。大山岩在出兵前就曾听过一个参加政府军的旧幕府势力的武士首领做出这样复仇的诗句在军中流传：“那萨摩的武士，你们可曾见，东方雄兵所配的大刀，是利耶？钝耶？”

这是一个注定被历史抛弃的阶层中的一群时代弃儿，向另一群开创这一时代却同样沦为弃儿的人们，挥舞起了复仇的刀。新仇旧恨，使得双方拔刀队之间的战斗格外的严酷。这一天，萨摩军战死681人，政府军战死825人。

7月5日，为了解除萨摩军的威胁，政府军展开对蘅屏山的争夺。按照前一夜的会议结果，投入兵力为“进击队”，辖步兵三个中队，指挥官为迫田上尉，“应援队”步兵三个中队，指挥官为吉田上尉，此外拔刀队也归属应援队，另有预备队步兵四个中队。

7月5日清晨，恰逢大雾，咫尺莫辨。政府军的原定计划是5时集结，6时发动攻击，然而萨摩军却先摸了上来。这支军队共计800余人，全部配备以法国新式的海军弹仓式步枪，由第四大队第五小队半队长中津大四郎率领。萨摩军从4时开始行动，后来还有部分援军加入，清晨时分已经摸到了蘅屏山下的政府军堡垒附近。突然一起呐喊突入，政府军措手不及，狼狈逃窜，阵地落入萨摩军手中。

野村大佐获知蘅屏山下的阵地丢失，即命令近卫步兵一个中队前去支援，为此更改了先前的计划，将兵力集中到了蘅屏山一带。然而蘅屏山的地形易守难攻，山腰间树木很少，缺乏可以遮蔽的物体，稍微一抬头起身，就会被击中。政府军不顾伤亡，反复进攻，终于逐渐将萨摩军击退。下午一时，政府军夺回了两个堡垒。而萨摩军仍然在山顶坚守，并增派了兵力。政府军也集中了兵力，派出拔刀队100人从小路匍匐前进，靠近至萨摩军阵地七、八十米处。然后四处一起喊杀冲上，在付出重大代价后，终于在下午4点占领了全部阵地。但在傍晚时分，萨摩军以奇兵队为先导，重新发起进攻，一举将占领山顶的政府军全部歼灭，按照《西南战记》的描述：“此战萨摩军死700余名，伤570名。官军战死者无虑1200名以上，如所谓拔刀队，100名中死者52人，伤者36人，可谓精锐殆尽。”而政府军刚刚组建的狙击队，在此战后因为全员或死或伤而自动解体。当日战斗的激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同日，在其它阵线也爆发了激战。当夜，萨摩军又袭击了安娱方面的政府军，由贵岛清率领新到的一部萨摩军，以拔刀战的方式突入。遭到攻击的是原大阪镇台军第八联队的一个中队，这支部队主要由大阪人组成，任务是担任向导，战斗力低下，对萨摩军的拔刀队战法十分不适应，因此陷入一片混乱，甚至出现了误杀友军，或者逃跑时慌不择道，从沟中跳下，被同队的枪刺刺死的情况。幸而近卫步兵赶到援助，才稳定住了战线。

经过连日激战，政府军的将领们都意识到萨摩军难以战胜，收复大阪的战略目标已然无法实现，而且因为没有了海军的支援，“冲背军”随时可能受到来自海上的敌人攻击，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因而做起了撤兵的打算。但现在海道已断，又没有船只，无法象来时的那样从海上撤离，对此儿玉源太郎建议北上寻机突围，撤往名古屋，和政府军主力会合，前来增援的警察队首领小警视田边良显也认为可行，并愿意为诸军先导，曾我佑准少将表示同意，于是北上突围之议遂成定局。

7月6日至8日，战斗重新开始。8日夜，萨摩军召开作战会议，决定9日停止攻击，重整部队，然后在10日发动总攻击，以期一举突破政府军的防线。其部署为：首先在青山町一带发动佯攻，以吸引政府军的注意力，再以主力大胆潜入到安娱口的政府军阵地前，不顾左右两侧的政府军阵地，直线发动突击。之所以将主攻方向定在安娱口一带，是因为此处距离雉苜的直线距离最短，一旦突破，就可以前进到雉苜，进而威胁政府军阵线的整个态势。当日，萨摩军投入的总兵力大约为8000人，用来安娱口突击的前锋部队为拔刀队和步兵10个中队，以三发号炮为令，开始总攻击。

从9日下午开始，萨摩军开始攻击青山町一带。而突击部队则在凌晨5点集合，6点进发，乘着天色未明，由安娱口的溪谷间悄悄接近政府军阵地。号炮一响，突击部队即奋勇冲击，首先在右翼形成突破，攻占了政府军第一线的堡垒。

萨摩军炮兵以12门火炮支援此处，向纵深的政府军阵地猛烈开火。由于萨摩军的攻击毫无前兆，而且政府军也没有发现摸近的突击部队，因而政府军在遭到攻击后，仓惶失措，还击也十分凌乱，很快就被萨摩军压制。

在萨摩军的猛烈攻击下，阵地上满是政府军官兵的尸体，壕沟中积留的雨水也被鲜血染红。然而在左翼，在政府军的顽强抵抗下，萨摩军进展的并不顺利。于是萨摩军指挥官贵岛清命令担任后军指挥的中岛健彦率第三大队的2个中队前去增援，经过苦战，也终于驱逐了当面的政府军。

突破了安娱口政府军阵地的萨摩军，踏着政府军的尸体前进，此外还派出一队迂回到伊势坂山顶政府军的侧后。在此处防守的政府军见状大惊，丢弃了辎重物资，翻山越谷，连滚带爬地四散奔逃。萨摩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这一要点。山下正面的萨摩军却完全不了解迂回部队这回事，他们也无法想象这个他们攻击了十七天也未攻克的坚固阵地已经被己方攻陷，他们将山顶上的部队当做是政府军，向其猛烈射击。山上的部队吹起萨摩军特有的号角，想引起山下部队的注意，但是号角声完全被枪声掩盖，最后还是由协同队长平川惟一爬到堡垒上挥舞“十字丸”旗帜，才让山下的部队明白了过来。——此时是上午10时，距离6时开始发动进攻，仅仅过了4个小时。

捷报传至萨摩军指挥所，全体幕僚都喜不自禁。《从征日记》中描写当时的场景：“野村、永山、村田、池上等诸武士闻之，皆捧双手，以足顿地，不觉亦放大声欢呼。”

萨摩军右翼部队的前锋，紧追逃跑的政府军不放，于11时冲入了雉苜车站。守卫的政府军也一枪未放，丢弃了山炮3门、臼炮1门和步枪百余支而逃。萨摩军继续尾随溃军，向更南处的伊势坂前进。

当时，政府军派出第十二联队赶往伊势坂支援，儿玉源太郎也在其中。这天早上他去目柳的政府军本营，与冈则、品川两参谋开会。此时，听见西南一里余（这里的里是日里，一日里相当于3.8公里）的方位上有炮声，在席者都担忧道：“伊势坂的炮声一向是在西北方向的，现在听到的是在西南，莫非天原已被攻陷了吗？”没有过多久，就有传令兵传来了伊势坂失利的消息。然后传来命令：“天原的防守被攻破，估计敌将乘破竹之势一直突破到名张。现在在伊势坂只有我军小队防守，请立刻派出援军。”闻此，冈则和品川将在目柳休息的各中队都集中起来，派往伊势坂。而萨摩大阪军则派出了深野、佐佐等部，人吉队的神濑鹿三也带领部下千余人，与各队一起赶往伊势坂增援。当时萨摩军赶往伊势坂的部队，都是零零散散的小队甚至是半队，然而就是这样一支拼凑起来的部队，却成功粉碎了政府军援军的突击。当时在伊势坂的萨摩军指挥官贵岛清、中岛健彦将赶来增援的零散士兵全都组织起来，并亲自拔刀冲在最前，激励士气。萨摩军一鼓作气，成功击败了政府军。《征西战记稿》对此战有详细描述：

“贼之援兵自大阪来此者，既有千余人，皆其精锐。或曰贼将贵岛清，驱天原、安娱、蘅屏山之散兵返斗，贼势再振。贼更以别队突入伊势坂与雉苜站中间，欲横截我军。于是在伊势坂之川崎上尉以其第三联队之一中队（第三大队第二中队），川田、上田两警部以其拔刀队反顾击之。在雉苜之第十联队之一中队（第三大队第三中队）与第五旅团之兵自本道进，夹击之。贼死战不退。须臾贼再以大众急击我两军，更放别队，欲在其中间突入（蘅屏山之贼自我右翼之间道，天原本道之贼自杉路地方出雉苜之背后）。我军逆击扼之。贼势猖獗，我军遂败，为其所横断。于是伊势坂之军被孤立，输送路被阻。诸队未进午餐，寻弹药亦将尽。今井中佐、与津田、津野两少佐议曰：‘今先乘弹药未尽，速破背后之敌，与雉苜之军汇合后，复进此地。’乃勒诸队递次退却（拔刀队正午还雉苜町，当东北杉路口之贼，午后六时却之）。贼连连横击，其距离不过十五、六米。我军冒突直过，亦不遑虑遮蔽，死伤极多，仅得退雉苜。时午后五时。”

在伊势坂一战中，政府军面对萨摩军的猛攻，虽然竭力奋战，但最终仍不免于失败，未能阻止其向纵深进一步发展。当日政府军总计战死了2600人以上，是整个战争中死伤最重的一天，其中在伊势坂一带弃尸即达1325具。而政府军仅杀死了萨摩军数百人，因而萨摩军将此战称为“伊势坂大捷”。

伊势坂的失守，基本决定了政府军的败局。这之后，虽然政府军为扭转局势，仍拼命与萨摩军作战，但失去了天险，人力、物力都处于劣势的政府军再也无法阻止萨摩军进攻。之后虽然政府军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但不足以掩饰整个战役的失败。

这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政府军坚守了17天的伊势坂，为何会在短短4个小时之内就轻易陷落了呢？对此，人们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有人认为7月9日，萨摩军的迂回部队在海军的掩护下，在政府军后方登陆，导致了政府军整体局势的严重恶化，引发了伊势坂的失守。然而与萨摩登陆部队作战的政府军主要是最后一批登陆的守备部队，并未抽调伊势坂前线的部队，而且萨摩军在背后登陆，虽然对战局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人数过少（仅有1000余人），当时这个冲击尚未波及到伊势坂前线，因而这个解释，并不十分合理。导致伊势坂失守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政府军缺乏人力、物力。首先在人力方面，伊势坂会战中双方死伤均十分惨重，然而相对于萨摩军的补充能力，海路被切断的政府军得到的补充极为有限，因而前线的部队越打越少。用来换防的也多是在当地强征平民组成的部队，在战斗力上比起以受过训练的平民兵为主干的政府军来说，是远远逊色的。在物力方面，政府军极端缺乏弹药，甚至到了征收民间铜铁器、捡萨摩军丢弃的步枪和子弹的地步（其实萨摩军所用的法式格拉斯步枪的性能要远优于政府军所配备的施耐德步枪，因而政府军士兵只要有机会，就会尽可能的收集敌军的枪械和弹药，在已方弹药不足的情况下，多得到一些敌人的弹药，就多一分活命的机会）。而政府军和萨摩军一样组织拔刀队，也并不全是武士道精神的发挥，更多的是受制于弹药缺乏，不得不采取白刃战。因而无论是在兵力上、还是火力上，政府军都远远逊色于当面的萨摩军，所以失败是难以避免的。更加直接的因素则是，在萨摩军主要进攻方向的安娱口，7日以后备部队替换了一直防守此处的极度疲惫的前敌部队，而这些后备部队是在5日才新组织强征的当地平民完成简单的训练后赶到战场的，因此对战斗显得十分生疏。而萨摩军又恰巧将主攻方向放在这里，因此一击得手。而萨摩军方面获胜的原因，除了人力物力处于绝对优势之外，桐野利秋为10日总攻击做出的大胆计划更是短时间之内突破政府军防线的重要因素。该计划大胆的将部队部署到政府军中央阵地前沿，完全出乎政府军的意料，加之集中了优势兵力，行动坚决，因而一击得手。不过，这个计划也有着非常冒险的一方面。将突击部队部署在溪谷当中，一旦被政府军发现，则将会面临当面以及侧面伊势山上政府军的夹击，尤其是伊势坂方向的政府军可以居高临下，打击谷地中萨摩军的侧面。如果是这样，密集部署在谷地中的萨摩军纵队，恐怕将遭受严重伤亡。然而政府军没有派出哨兵警戒，因此未能及早发现萨摩军的动向。否则，萨摩军虽然倚仗绝对优势，肯定可以获胜，但恐怕还要再付出更大的代价和更多的时间。

在6月23日至7月11日的“伊势坂会战”中，萨摩军先后投入了22000人，其中战死3766人，伤5347人，合计9113人；而政府军投入了19000人，战死6200人，伤5100人，合计11300人。双方的损失都很大，萨摩军损失兵力接近投入兵力的四成多，政府军兵力损失则接近了全部兵力的60%，这个战损比是非常可怕的。而双方作战消耗的物资也十分惊人，萨摩军平均每天要消耗10万发子弹，炮弹1500发以上；而政府军每日消耗的弹药也有8万发。可以说无论对哪一方而言，伊势坂都是一座铁与血的炼狱。

伊势坂会战结束后，“冲背军”仅剩7000余人，已成惊弓之鸟，再无战心，萨摩军大有将政府军残部一举消灭或赶下海之势，但就在这时，萨摩军却莫明其妙的停止了进攻。

在萨摩军停止进攻之后，“冲背军”残部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儿玉源太郎仔细研究了政府军目前的处境，向曾我佑准建议趁萨摩军未能阻断通向名古屋的道路之际，立刻轻装北上，疾进突围。曾我佑准接受了儿玉源太郎的建议，以小警视田边良显的警察队为先导，丢弃了火炮车辆，连夜急行军北上，向名古屋方向奔逃。

由于事发仓促，一些部队准备不足，一路上有很多人迷路掉队，所幸未遭到萨摩军的追击，“冲背军”残部约6000余人成功逃到了名古屋，和那里的政府军会合。而迷路掉队的1000余人被迫退回津松阪港，与留在那里的伤员一道乘民船渡海，逃到了渥美半岛，进入静冈县境内。

对于萨摩军在全胜的态势下居然放跑了政府军残部，后世的人们曾对此大惑不解，一些历史研究者认为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在伊势坂会战结束后，萨摩军尽管取得了重大胜利，但自身伤亡也很严重，并且消耗了大量的弹药，是以无力截击战败的政府军残部，得以让政府军逃脱。

对于这种观点，一些人提出了反驳意见：萨摩军在伊势坂战役后，虽然伤亡很大，但兵力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得到了支援和补充，又有海军的支援，加之大胜之下，士气空前高昂，一举歼灭政府军残部绝对没有问题，之所以放跑了政府军，乃是萨摩军有意而为之。

萨摩军之所以为此，乃是因为其主帅西乡隆盛的缘故。

由于战况激烈，西乡隆盛虽然只是个橡皮图章，也不能再坐视不问，是以亲自到前线查看，结果战场上的残酷景象让他感到极为震惊，虽然西乡隆盛经历过戊辰战争，但战事的惨烈还是出乎他的想象。尽管伊势坂会战结束，萨摩军大胜，但出于爱惜将士的性命，他以“保存战力，将士需要休息”为名，下达了停止作战的命令，放跑了政府军残部。

之所以放跑政府军这7000余人的残部，西乡隆盛也有他自己的考虑：西南战争打响到现在，不但萨摩军和政府军都遭受了极大的伤亡，日本平民的生命财产也损失巨大，西乡隆盛起兵时打着“新政厚德”的旗号，而如此残酷可怕的杀戮是有违他的初衷的，是以他才决定在战役已然胜利的情况下，放跑这些政府军的残部。这一点不难从西乡隆盛在伊势坂战役结束后向明治天皇上的表章的内容当中看出，在表章中，西乡隆盛这样说道：“……自举义以来，几多帝国忠勇武士，死于兄弟阋墙之惨剧中，平民之罹兵火，种种惨状，亦难尽述，故为新政厚德，保护生民起见，先行止军，……盼圣上早做决断，以安天下亿兆……”

此外，西乡隆心里很清楚，战争的进一步扩大，不但对交战双方都没有好处，也极大的削弱了日本的国力，是以在递送表章的同时，西乡隆盛不顾桐野利秋和西乡小兵卫提出的“以海军护送陆军一万人，直捣东京湾”的作战计划，下令“止兵安民”，满足于占有日本西南半壁22县的疆域，坐等同东京明治政府的谈判，结果给了明治政府以喘息之机，使明治政府在东北地区23县及北海道全民动员的同时，借兵外国，最终击败了他。

由于西乡隆盛在日本民众当中甚有德望，是以西乡隆盛本人下令止兵的说法曾风行一时，获得了很多日本学者的赞同，学者们在赞叹西乡隆盛的仁爱心怀之际，也为他的良苦用心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而感到痛心。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则是桐野利秋故意停止军事行动，放跑了政府军残部。桐野利秋已经清楚的知道，政府军经此大败之后，已然士气全无，再行过多之杀戮，不但与西乡隆盛起兵的口号“新政厚德”相背，而且会坚定对方拼死抵抗到底的决心，是以故意放跑了政府军残部，他的打算是让这些政府军的残兵败将逃回后，将恐慌的情绪散布到政府军当中，扰乱明治政府保有的东北地区的军心，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后来发生的事表明桐野利秋的设想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政府军败兵将萨摩军“不可战胜”的情形广为传播，政府军的军心因此大乱，在“冲背军”发起敌后登陆作战的时候，正面方向的政府军主力30000人曾发起过配合攻击，同京都的萨摩军激战多日，但“冲背军”败报传来之后，政府军的攻势顿时瓦解了，各军纷纷后退，之前取得的少许战果全部化为乌有，结果萨摩军西乡小兵卫所部乘机追击，斩杀政府军官兵近2000余人，进逼至岐阜城下，后因孤军深入，担心后路被断而退回京都。经此战后，政府军已然丧失了作战意志，山县有朋虽再命颇有军事才能的大山岩为前线主将，大量引入德国顾问帮助指挥作战，但部队犹豫不前，逃亡者日益增多，山县有朋虽对逃亡者处以严刑峻法，但仍然无法制止。

败兵造成的流言四起的局面，极大的影响了明治政府的决策，在看到军民士气已经无比低落的现实之后，明治政府最终才做出了“借师外国”的决策，而这一决策不但影响了西南战争的结局，也直接影响了日本未来的走向。

不管怎么说，明治十二年的日本，在伊势坂会战结束后，有如临产的妇女一般，的确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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