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以刚早年对局（记忆华以刚）

奥运会正酣，多支奥运会参赛队伍的备战，都是在训练局完成的。本文谨以一个训练局老同志的身份，记录下训练局种种往事。

华以刚近影 李铭珅 摄

奥运会正酣。多支奥运会参赛队伍的备战，都是在训练局完成的，这里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这些队伍虽然不直接隶属于训练局管辖，但是训练局提供膳食、住宿、训练、交通、文化教育和康复理疗等一整套后勤保障，其重要性仍然不言而喻。

宿舍场馆

1965年12月，我从上海围棋队上调到国家围棋队。当时国家队的单位名字并不是现在的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而叫做北京体育学院运动系，是国家体委的直属单位之一。我的大段青春岁月在这里度过。

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于1952年11月宣告成立，一般称之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1998年3月，国家体委正式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并于4月6日正式挂牌。北京体育学院曾是国家体委的直属院校，于1993年升格为北京体育大学，隶属关系不变。体院之中原先设有运动系，被用作国家队的单位名称。体院升格为体大后，按照教育界惯例，运动系随之升格为竞技体育学院，这时北京体院运动系早已更名为训练局，也就没有人再关注老名字的升格与否了。

我刚来国家队时，训练局大楼在体育馆路上。门牌号是体育馆路2号。后来搬到了天坛东路，和中国棋院成为邻居。训练局旧址已经变身国家体育总局机关的办公大楼。

老训练局大楼一共六层，五层和六层是女生宿舍，三层和四层是男生宿舍。一层主要是医务处、食堂和行政处，二层主要是局领导办公室、局办公室、局党委和人事处、训练处。运动员宿舍一般是十五六平方米，住2人或3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建成的宿舍，地面铺的竟然是实木地板。大家都知道当时国家经济很困难，铺水泥肯定比较节省经费。据上级正式传达，周总理审批建设方案时说，运动员多有伤病，水泥地面湿冷，不利于关节，所以特批了实木地板。不起眼的史实却温暖人心。为方便洗漱，每个房间里都配备了洗脸池。暖气是北京常见的热水汀。大楼没有电梯。后来听说，这是因为当时规定楼房七层以上（含）才配备电梯。

北京体育馆

当时的场馆配备以北京体育馆为中心，西边连着游泳馆，东边连着练习馆。这三个场馆虽然功能有别，却是互相连通，一气呵成，颇为敦实，气势傲人。这样的大建筑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们与我的缘分说来话长。

1962年陈毅副总理亲自倡导的六城市少年儿童围棋比赛，就在体育馆三楼的东、西会议厅进行。我和师兄王汝南、师弟聂卫平等棋友和同仁就此相识结缘。陈老总专注地观看王汝南和我比赛的照片，由中国体育报记者拍摄，成为训练局、中国棋院、中国体育报、中国棋院杭州分院、上海棋院等单位的展品。新民晚报近年也有大篇报道。

1985年11月20日，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聂卫平与日方主将藤泽秀行之间的主将决战就安排在体育馆一层的西会议室进行。时任中央电视台体育部主任朱继峰先生顺应时势，果断担当，决定进行现场直播，由此开创了央视直播围棋比赛的先河。数千名观众观看了王汝南和我的联合讲解。从此之后，中央电视台以及被带动的地方电视台直播、录播围棋节目成为常态，讲棋也成为职业棋手的一项经常性工作。

1962年陈毅观看六城市少年儿童围棋赛，小棋手华以刚（右）、王汝南（左）

我记得很清楚，国家围棋队的日常训练，基本安排在体育馆五层会议室。会议室另有任务或者需要维修时，也曾使用过游泳馆的房间。

在没有比赛任务时，练习馆是各运动队日常训练的主要场馆。内部最为宽阔的是篮球、排球场。球场的两边用落地式的大格网，辟出两大条很宽的长廊，这不是用来通行的，而是乒乓球、跳水等项目的训练场。练习馆的北端设置成举重馆，为避免干扰，保证安全，练习馆北门永久锁闭，所有人员出入均使用南门。

除了体育馆主建筑之外，还有网球馆、室外田径场、室外足球场等场馆。后来乒乓球馆、体操馆、羽毛球馆、举重馆、室内田径场和运动员新宿舍相继建成，训练局日益扩大。

生活节奏

国家队的伙食标准是每天1.80元，在六十年代可谓超高标准。当时住校学生的伙食标准一般是每月12元，也就是每天0.4元。很可能是参照了这个标准，国家队运动员每月要从工资里扣除12元伙食费。遇到节假日或探亲假有人不吃运动灶时，可以提前办理“退伙”，也就是退回自交的每天0.4元。

当时国家队统一规定各队必须出早操，大致是清早6:00，起床铃响彻全楼，持续时间还挺长，不醒都难。15分钟后，铃声又起，这叫集合铃，各队排好队，清点人数后，早操就开始了，具体形式由各队教练员自行决定。60年代的北京，冬天零下十好几度司空见惯。国家体委老领导荣高棠经常在大冬天清早视察队员出操，习惯骑着摩托车来到室外田径场。他叫得出许多运动员的名字，并亲切招呼。其中围棋队员简直是“鸡立鹤群”，荣老一眼就会识别出来：“你们是围棋队的吧。”

龙潭西湖公园

大家很快发现，走出训练局的边门不远处，就有一个不收门票的龙潭西湖公园，大小适中，周长约800米，相当于田径场两圈。很多队员很喜欢清早跑上一圈。既然有龙潭西湖，就一定有龙潭东湖。这龙潭东湖可就大得多了，周长足有好几千米，还有一大一小两个湖心岛，小湖心岛上没有任何建筑，离岸边最近处也就一百米左右。在不能进行正常专业训练的特殊年代，小湖心岛及其附件水域，竟成为曹志林、邱鑫、黄德勋和我等年轻队员的私家乐园。在大夏天，我们跑到龙潭湖边，单手托举着运动短裤之类轻装，侧泳到小湖心岛，将衣装放在岛上之后，就开始尽情玩耍。

训练局还有统一午休的习惯。跟早操一样，下午也有起床铃和集合铃。晚上10:00则有熄灯铃。要说训练局的生活节奏具有半军事化色彩绝不为过。在国家队待久了，很容易对铃声产生某种依赖性，铃声就是命令。国家队运动员的日常生活可谓既辛苦又单纯。再细化一下，就是胸怀理想，把宿舍、训练场、食堂这三点连成一线，奋力拼搏。有一个在教练员之间广为流传的观点：给运动员歇探亲假，路途计算在内（那时候没有飞机和高铁，全程绿皮火车就算最方便的了），半个月算是快的了。但是竞技状态要恢复到行前的水平，平均需要花费两个月左右。所以国家队运动员几乎不可能正常享受国家规定的一年一次探亲假。

当年国家体委对训练工作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叫“三从一大”，就是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大运动量训练。并且进一步细化为“每周训练50小时”，意味着每周工作6天休息1天的制度之下，平均每天至少训练8小时。即使星期日完全不休息，也要训练7小时。在所有的运动队中，也许只有围棋队对此不感到特别苛刻。至于我这个新开豆腐店，更是累并快乐着。

篮球伙伴

训练局各队虽然同吃一锅饭，但是各归各训练，不相往来。1966年之后，不正常的训练状态，却打开了兄弟队相互交流之门。吴淞笙、曹志林、邱鑫和我，成为国家田径女队的篮球伙伴。她们是贺祖芬（短跑）、沈素英（短跑）、肖洁萍（跳远）、杨淑仙（铁饼）。我们互相成为球友，大概是因为围棋队的体能、球技太差，在男队中根本“找不到对手”，而她们几个都是本项目中的领军人物，在女队中也难以找到适当的对手。既然双方各自项目的训练都进入自流状态，于是一拍即合。她们的平均年龄比我们稍大，姐弟相处十分融洽。

训练局食堂经常早饭时，在运动员的餐桌上堆放一些刀豆让大家帮忙撕筋，花费时间较多，却成为约定几点钟打篮球的绝好时机：“还是下午3点吧？”都不知道是谁先提出来的。对方回答“好！”就算约好了。4对4如果打篮球全场，我们跑不动，占用场地也太大，所以打半场。每局10分，每次打3到5局，总之都是单数。当时还要争口气，分出个输赢。但是打完就忘了，根本没有人去记双方的总分。印象中双方旗鼓相当。想想也对，如果比分太悬殊，兴致就没那么高了。我们打球的目的完全为锻炼身体，乐在其中。哪怕输球一方受罚买个冷饮之类都未曾有过——双方的生活节奏不一样，除了打球，平时并不容易随时见面。

说到球风，围棋队还算绅士，基本上不会主动随意冲撞姐姐。反倒是姐姐们比较泼辣，听见“啪”的清脆响声，那准是一个大巴掌拍在我们光膀子的汗背上了，于是大家哄笑一下，没有人计较，继续打球。

地震惊魂

1976年唐山大地震，国家围棋队住集体宿舍的只有王汝南和我。睡梦中，屋子的纱窗划破窗帘，重重地掉落在地上，我被吵醒，顿时清醒地感觉到：地震了，挺强的地震。1966年邢台地震时我恰好在北京，地震发生在白天的训练时间，亲历之后，自然对地震就有些感性认识。但是这一次比邢台明显厉害得多了。我坐在床上一看表：4点52分。只听到走廊里人声鼎沸。我却没有一点点要仓皇逃命的感觉，甚至于想过要不要干脆起床出个早操呢。我躺下去，想等天亮一点再说。没想到我这一躺，竟成了训练局宿舍几百号运动员之中的唯一。

王汝南近影 李铭珅 摄

过了一会儿，王汝南敲门进来了：“你倒好，还睡着呢？快跟我走！”

“这么早？离吃早饭还早着呢！”

“吃什么早饭，各队正在清点人数，看看有没有意外情况，我满处找不到你，特意上楼的，有余震的！”

汝南战友是遵照组织安排，冒着余震风险来接我的，感谢都来不及，更别说不听劝了。一下楼才看到，大门口人头攒动，三人一堆，五人一群。众人多有一种躲过一劫，喜不自胜的表情。听说有些女队员，别看住在最高的5层、6层，逃跑速度可不慢，一个翻身就往下冲，冲到楼下才发现彼此衣冠不整一副狼狈相。有人逃跑时还本能地顺手抄一把东西，到楼下却发现抄了个餐巾纸盒之类，不由得相视一笑。在那天早餐的饭桌上，似乎恍惚听到邻桌有人议论围棋队谁谁谁怎么怎么样。另类总会成为话题。

从当天上午开始，各队就接到通知，为躲避余震，尽可能不进大楼，大家都到练习馆临时安身。想不到刚去一两天，新体育杂志社长郝克强就来找我。郝社长就是后来推出中日围棋擂台赛的风云人物。这个铁杆棋迷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下下指导棋。我哪有这个心思？顺口就编：“有余震呐，我可不敢进大楼拿棋子！”“没关系，你把宿舍钥匙给我，我进去拿！”我顿时无语，覆水难收，只有陪着下棋了。

当天晚饭，运动员餐厅还按照惯例发饭后水果。那天发的是西瓜。我嫌吃西瓜弄得满嘴满手汁水，总喜欢带上楼吃，即使那天也不例外。正巧在4楼的洗脸池吃西瓜时，大楼明显摇晃——又地震了！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一刹那，一楼餐厅传出“啪”的一声巨响。这是几百人整齐划一地将筷子、勺子拍在桌子上产生的巨响。几百名运动员反应都极快，极其一致，无需排练，就非常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场戏。我在4楼听得真真切切。极其震撼之余，连自己都很难解释自己：不仅西瓜照吃不误，还有倾听逃跑巨响的雅兴！

食堂故事

训练局高标准的伙食，容易造成浪费。曹志林、邱鑫和我调入国家队，乘火车来北京途中经过德州，买了一只扒鸡，吃不了就带到北京。训练局的伙食好，想不到吃它，孩子又不懂得在第一时间送给需要的人，扒鸡没几天就发霉了，只能扔掉。最后我们三个在训练局内部刊物上受到点名批评。

华以刚（右）与聂卫平（左）共同聆听吴清源教诲

1986年我先后担任国家围棋队副领队、领队。我们从全国各省市直接调来一批好苗子，常昊、罗洗河、邵炜刚、钱宇平、周鹤洋为代表的一批人就是那时候调进来的。小队员们来后，我发现他们浪费比较严重，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他们不考虑是不是吃得下，打进餐盘再说，吃不下就随手倒掉，包括整块的猪排、整条的鸡腿等等，显然到了必须管的地步。我又想，自己比这些孩子们大好几岁时尚且不懂事，管理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以达到效果为目标，不能让他们产生抵触情绪。

不久，好机会来了。《人民日报》登载了何钰铮短期访问联邦德国的游记《学学他们的吃》，里面提到德国人吃饭的最后一口一定是面包——用来把餐盘里的汁水都擦干净，然后吃掉。我就把这篇文章分发给大家，让小队员们写读后感。大家兴致勃勃，写得很认真。罗洗河的读后感尤其令我惊喜。当时我的点评是：“主题明确，文笔流畅，具有一定的写作技巧，词汇也丰富。”我表扬大家写文章很认真，接着强调要落实到行动中去。在食堂里我仔细观察，浪费食物的恶习有所扭转，但是没有根除。我又抓了几个典型。后来这批队员到哪里吃自助餐都是模范，而且这个好传统代代相传。

以上这些往事在我的日常谈话中或有涉及，但是很少公开成文，话题难免琐碎，但都是亲历的真人真事。还有些故事，留待以后分说。（华以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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