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玄奘的故事说说对佛教的理解（唐代的文学大伽一心反佛却差点丧命）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南）人。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是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之一。后人赋予他带“家”的称号比国家领导人都多，他是唐代诗人，文学家、散文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

韩愈是河南人，却自谓郡望昌黎。因为昌黎（今辽宁义县）韩氏为唐代望族，所以韩愈常以“昌黎韩愈”自称，世人便称他为韩昌黎。其实他跟昌黎一点关系都没有，只不过古人都讲究出身、门第、郡望，所以韩愈在这方面大概也是有点小想法的，毕竟人在官场，有个好出身，总比没有的好。听起来好像虚荣心有点强，但不过那个时代的人都这么做，也就不以为奇，可以理解了。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竞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维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入宫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茹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韩愈在表中忧国忧民，而且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上至炎黄，下至当朝，历数尊佛的危害，切中要害，不过由于言辞过激，触怒唐宪宗，宪宗怒道：“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意思是说，你韩愈说我信奉佛教有点过头，我都可以容忍，但你说从东汉开始信佛以来，只要是信佛的皇帝，都国运短暂，不长信，你几个意思？你韩愈做为一个臣子，竟敢如此狂妄胆大，如何能不治你的罪！

论唐律，韩愈犯的是对皇帝的“大不敬”，属于“十恶”重罪， “十恶不赦”，应处以死刑。所幸有崔群、裴度一再为其求情，宪宗方才同意免除其死罪，贬到潮州做刺史去了。

韩愈在世时没能阻挡宪宗迎佛骨，但韩愈去世后，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秋七月，诏天下佛寺僧尼并勒归俗"，就是解散庙寺，勒令僧尼还俗。这是佛教"三武之难"的最后一次大劫难，又称"会昌之难"。会昌之难，时间很短，到第二年五月，新登基的唐宣宗"诏上京增置八寺，复度僧尼"。会昌之难前，佛教极盛的时候，与官吏、百姓矛盾很深，在会昌之难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佛教受到严重打击，元气大伤，无法复原了，这是与韩愈《论佛骨表》的影响有关的。韩愈名气太大了，文学地位太高了，因此，他文章中的反佛思想，流传很广，影响很深，可以说，韩愈的这篇文章为唐武宗灭佛作了很强很完善的舆论准备。韩愈如果泉下有知，大概也会爽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