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劝学中对于孔子好学的看法（孟琢立人与诗教）

今天是圣人孔子诞辰，在这个特别的“圣诞节”，让我们一起听孟老师讲讲《论语》中的教育思想吧～

立人与诗教：《论语》教育思想漫谈

文 | 孟 琢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形象非常多元，历代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阐释，有些阐释差异很大。有人认为孔子是学问家，有人认为孔子是政治家，还有一些阐释带有一定神秘色彩。但在我们看来，孔子最基础的历史形象，应当是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老师的生命存在，从一个老师的角度来感受《论语》、理解孔子，会更加亲近。今天我们以孔子的教育思想为一个核心命题，来谈一谈对于《论语》的理解。

理解《论语》的教育思想，首先要了解周代教育的历史背景。在孔子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教育为贵族所垄断，尽管《周礼》等文献中描述了理想化的民间教学情景，但那大多只是想象中的美好愿景。在《左传》《礼记》等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教育是“学在官府”，平民想要获得教育和知识，需要付出相当辛苦的代价。《礼记·曲礼》：“宦学事师。”如果想要求学，就要象奴仆、车夫一样侍奉贵族，才会有获得教育的可能。《左传》当中记载，在赵盾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灵辄，曾经也“宦三年矣”，侍奉贵族，求学三年，家里的钱都用来交学费了，饭都吃不上，最后在桑树下奄奄一息。在孔子之前，古代的教育就是这样被贵族牢牢地垄断着的。

理解和感受这样的历史背景，是我们了解孔子教育思想的前提——孔子是中国历史上首先开启平民教育的人。下面我们将从孔子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孔门课堂中的诗意与智慧、孔子开启平民教育的历史意义四个角度对孔子教育思想进行探讨。

一、孔子的教育理念

关于孔子的教育理念，我们首先会想到孔子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这句话堪称孔子教育的核心理念。在贵族垄断教育的背景下，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我们看古代对“民”的训释：

《春秋繁露》：“民者，暝也。”

《说文》：“民，众萌也。”

《新书》：“夫民之为言萌也，萌之为言盲也。”

“萌”不是可爱的意思，而是愚昧无知的状态。在先秦的语境中，民就是未受教育、没有文化、蒙昧无知的人。人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下一定会违背自己的本性，因此需要外在的约束来进行强有力的规范，在传统的教育观念中，“君将纳民於轨物”（《左传·隐公五年》），就是将百姓强制纳入轨范之中，被教育者是需要被矫正、塑造的对象。但是，孔子说出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们能看到其中本质的变化。

儒家对于代代相传的“道”极为看重，但若将“人”和“道”放在天平上进行比较时，孔子的态度非常值得关注——他认为实现“道”的基础依据与根本推动来源于“人”，这体现出孔子对于人的信任和认可，这是非常宝贵的思想。当我们实实在在地参与教育活动时，就会深切地体会到，教育是一件不断挑战我们对于人性的认知的过程。此时以这句话反省自己，能体会到孔子这句话说得非常彻底。孔子通过这句话，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底色：对于人的自身价值的认可，以及对人性彻底的信任与尊重。“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把人放在一个根本的位置上，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承认人的主体性和人的本有价值。

这样的教育理念与孔子的平民教育思想密不可分。孔子追求平民教育，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有教无类。”（《卫灵公》）理解这句话，首先要了解孔子的出身。孔子出身于底层贵族，根据《左传》记载，他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非常著名的猛士。孔子出生不久，叔梁纥就去世了，孤儿寡母，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在生活的泥沼中，少年孔子为了谋生做了很多卑贱的工作，放牧牛羊，看守仓库，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我突破的追求，一直刻苦求学，不放弃任何求学的机会。《论语》中记载孔子进入太庙，这是学习周礼的绝佳机会，所以孔子“每事问”，遇到任何事都要发问，以至受到嘲讽，“孰谓陬人之子知礼乎？”少年孔子斩钉截铁地回应：“是礼也。”（《八佾》）认真探讨礼的每一项规则，是对礼的追求和尊重，这恰是对“礼”核心精神的遵守，从孔子的回答中，我们能体会到他立志求学的骨气。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孔子在艰难的生活中学习了各种各样的本领，有人惊讶于孔子的才能：“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孔子感慨：“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孔子在艰难困苦中成长为一代儒门大师。按说获得学问如此艰难，往往会敝帚自珍，不愿意传授给别人。但孔子是一位胸襟博大的人，特别具有“共情”能力——正因为自己的学识来之不易，他能够理解底层民众对于获得文化的渴望与获得求学机会的艰辛，不想让其他人经历与自己同样的辛酸，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平民教育。

孔子说“有教无类”（《卫灵公》），“类”是一个人的身份和社会阶层，在一个阶级森严的时代里，“有教无类”的基本含义是，教育者只考虑教育本身，不考虑受教育者的身份差异。同时，这句话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因为有了教育，才有可能“无类”，有可能突破阶级对立的森严壁垒，给百姓带来平等的可能。因此，教育事业蕴含着孔子对于平等的内在追求。我们知道，孔子主张恢复等级森严的周礼，很多人认为他是等级秩序的捍卫者、拥护者。这当然是孔子思想中真实的一面，体现出鲜明的历史烙印——没有一个历史人物能够脱离历史带给他的烙印。但是，孔子在森严的阶级社会中，他的“有教无类”第一次开启了平民教育，这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对于人的平等的伟大追求。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上，平民教育具有不可估量的伟大意义——教育，是推动社会平等的根本途径。

孔子树立了平民教育的理念，通过平民教育使得“人能弘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那么，孔子的平民教育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有人曾怀疑孔子的教学是否收钱，好在《论语》中孔子曾交代过自己的学费：“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在这里，“行”就是“送”的意思，“束脩”是指十根腊肉，但具体则有不同的解释。在汉字中，“修”和“脩”是两个不同的字，“修”是拿着刷子在墙上画，表示刷墙的意思，而“脩”则表示腊肉，因为腊肉是长条状的，故引申出“修长”之义。孔子教学生不收学费，只收十根腊肉，但即使如此，也有人提出置疑：不收学费是假的！一个学生，孔子收十大块腊肉啊！弟子们推着小车，把腊肉送到孔子门口。孔门弟子三千，一人十根，那是三万块大腊肉，都能开店了……

腊肉到底有多大？束脩究竟如何送？这个问题关系到孔子平民教育的诚意和清廉。想要解答这个问题，需要研究“脩”的形制。但很遗憾，我们无法看到春秋时期的腊肉，也不可能指望出土一根腊肉。考证“束脩”，首先要了解古代肉类的加工方式。在古代，肉是很宝贵的东西，古人没有冰箱，肉类保存是一个大问题。根据《周礼》等文献的记载，先要切一块方形的肉，往上面抹盐水，用姜和桂皮进行浸泡，再反复敲打，制成肉干，也就是“脯”；在“脯”的基础上把肉切成条，继续敲打，就制成了“脩”。由此可见，脩与脯的长度是很相近的。脯的长度，在《仪礼》里有记载：“荐脯五樴。”郑玄注：“一尺二寸为樴。”根据考古材料，周代一尺大概是23厘米左右，一尺二寸大概是27厘米左右——“脩”的长度很短，十根小腊肉，在任何时代都是非常菲薄的财物，双手捧过去献给老师，是一种敬师的象征。因此，孔子的平民教育，是真实无伪的。

除了平民教育精神，孔子还提出成为老师的标准：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

一般都将这句话理解为“复习学过的功课，预习新的功课，就可以成为一个老师”，但这样的理解存在一个问题——老师也太容易当了。正确理解这句话的关键在于“可以为”，“可以为”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来看《论语》中的例句：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宪问》）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宪问》）

在这两句话中，“可以”是符合标准的意思。“可以为仁”就是符合仁的标准，“可以为文”则是指公叔文子能够名实相副，无愧于“文”的名号。因此，《论语》中的“可以为”不是指“可以成为”，而是符合某种标准。“温故而知新”能够符合作为一名老师的标准，这句话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老师说的，孔子关注的问题是，一个老师要符合怎样的标准，才能够不愧其名、不愧其位、不愧其志。这个标准是什么？就是“温故而知新”。

对于温故知新的内涵，我们可以进行两个层面的理解。首先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这样一个标准的提出，和当时的大学制度密不可分。在以贵族教育为主体的时代，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担任老师的。根据《尚书大传》等文献的记载：“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担任老师的，是退休了的老贵族，老年人难免固执与封闭，但在孔子看来，那些退休的老贵族既然担任了“师”的职责，一方面要总结丰富的治国经验，另一方面要突破自己的固执和成见。因此，“温故而知新”——总结以往的治国经验，结合新的形势推陈出新，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其次，如果在历史背景之外理解“温故知新”的普遍含义，必须要理解“故”的内涵。“故”是传统，《说文》：“古，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古和故同源，“古”是十口相传，也就是在有文字之前，代代口耳相传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因此，“温故”就是对于历史与传统的深入理解、体察。这也是孔子对于老师所提出的要求，深入继承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是“温故”；与此同时，还要“知新”，使传统在新的时代的背景中不断体现出它当下的价值。

温故而知新，一方面体现了对于历史、对于传统的尊重；另一方面体现出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人不断突破传统、使传统具有新的生命力的追求。这涉及到中国古人对于继承和创新关系的理解。没有继承去讲创新，是没有根的；但是如果仅仅去讲继承，仅仅去讲复古，而不去知新，又是没有生命力、没有未来的。孔子的文化实践和他的教育理想高度统一，就是始终在对传统的继承中寻求新知，这是一种非常辩证的教育精神和文化精神。

关于孔子的教育理念，我们再看这句话：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

“文”是指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行”指的是做事情的能力，“忠信”是人内在的品质。《论语》中还提到了“孔门十哲”和“孔门四科”：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

“德行”是品德，“言语”和君子的修养与外交密不可分，“政事”是指做事情的能力，“文学”是对于文化的掌握。这些表述体现出孔子的重要教育理念——教育要培养的是一个全面发展、完整的人，也就是“成人”。古人的成人与今天的成人不同，今天的成人是指年龄上超过十八岁，而古人的成人代表一个人修养的完整。孔子的教育，旨在培养具有完整素养的人，既具有德行和能力，又具有充分的人文体认。

这种培养全面的人的教育理念来源何在？它根植于古代的六艺传统。六艺是周代文教传统的基本内容：礼、乐、射、御、书、数。通过礼规范人的行为，通过乐陶冶人的性情；通过射御锻炼人的社会技能——对于当时的贵族，要能够有能力登上战车、拿起弓箭戈矛，承担起保卫国家的社会责任；通过书数提升文化知识的掌握。因此，六艺本身就包含了三个层次的教育：德行的培育、能力的锻炼、文化的熏陶。孔子继承了传统六艺的教育精神，提出了对人进行完整的培养与塑造的教育思想。

二、孔子的教学风格

孔子曾经跟弟子们说过这样一句话：

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

关于这句话的背景，有人就认为可能发生在孔子见南子的时候。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极为美丽，《史记》中记载：

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史记·孔子世家》）

南子一定要见到孔子，孔子并不想见她，但南子为了彰显自己的政治地位，若不见她，就无法见到卫灵公，孔子没有办法，只能去见。“见之礼答焉”，但是子路不相信，很不高兴。孔子只好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我要真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老天爷都要惩罚我。在孔子那个时代，这样的发誓是非常郑重的。据说，孔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弟子们认真而深情的说了这样一句话：“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你们认为我有所隐瞒吗？我没有任何向你们隐瞒的事，在我的生命历程中，你们是见证者、参与者、共同经历者。

这里其实展现出孔子教育的底色——诚意。不是所有老师都有勇气把自己的生命过程向学生展开的，不是所有老师都有勇气进行身教的。在今天，大多数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限于课堂的关系，甚至刻意向学生展现出高高在上、师道尊严的一面。但要知道，缺乏内在诚意的教育，是没有力量的。在这种生命过程的隔绝中，在这种只有言教而无身教的关系里，师生之间也许只是互相利用的过客而已。你利用我的成绩，我利用你的教学，三年之后，六年之后，擦肩而过，再无音信。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教育的悲哀。

但我们看中国教育思想的源头，孔子提出了他的生命追求——教育是可以充满诚意的，没有诚意，永远打动不了人心。但如何把自己的生命向学生展开？支撑这份诚意的又是什么呢？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

孔子有一次和弟子说：“予欲无言。”我不想和你主动说了，这是孔子可爱的一面，我们会觉得他有点傲娇，这时候，一位非常懂事的学生发问了，给孔子一个很好的“台阶”，这个人就是子贡。子贡是一个情商很高的学生，他说：“夫子，如果您不讲，那我们遵循什么呢？”“述”是遵循的意思。子贡这句话问得好！孔子的回答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论语》中，孔子很少讲天道，但经子贡一问，孔子谈到他对天道的认识了，他反复感叹：天是不说话的，但四季运行，周流不息，春夏秋冬，代序不已。我们难得地看到了孔子对于天道的认识。

中国人讲天人合一，儒家的天人合一观是什么？一个重要的角度是，人要从苍天、从大自然中攫取的一种精神力量和思想支持。“四时行焉”，孔子看到的天运转不息，这就是《系辞》中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不会停下自我生命升华的脚步。但这种自强仅仅是自我的实现吗？四时的运转不是为了四时本身，而是在四季的运转中，使百物自然而然地生成，使万物具有磅礴无限的生机。“百物生焉”，这就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从天道之中，感受生命运行不息的磅礴之感，以及承负万物、滋养万物的仁爱之义。孔子在这里讲天道，同时也展示出他的“法天而教”，“法天而教”是孔子身教的实质所在。

在诚意的身教之外，孔子的教育还体现出另一种重要的风格，那就是启发式教学。我们今天的中小学教育特别强调启发教学，启发有一个前提，是要留给学生自己思考的空间。“启发”的“启”，本义是开窗户，“发（發）”是把弓拉开，两者都有开启空间的意象。启发的关键，在于启发时机与条件的选择，孔子说：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

启发的条件与时机是“愤”与“悱”。什么是“愤”？“愤”和“怒”不同，“愤”是一种情感的涌动，情感在内心中涌动着，却没有发出去，若发出去则是“怒”，“勃然大怒”“暴怒”“狂怒”，都是情感的喷发状态。在我们的语言中，“愤”和“坟”是同源的，坟包也具有一种涌动感。《说文》：“愤，懑也。”《方言》：“愤，盈也。”因此，“启”的前提是“愤”，要给学生空间，让他自己去感受、思索、体会，使情感不断地被调动起来，在这样的基础上给予“启”和“发”。“悱”是“心知其意而口不能言”，心里已经明白了，但却难以表达。之所以难以表达，往往是因为没有完全想清楚，没有使认识充分地理性化。恰恰是这个时候，需要留给学生充分的空间，让他的认知有自然成长的过程，再在关键性的突破点给予启发。

孔子的教育有一个非常宝贵的气质，那就是从容，给学生留下充分的自我成长、自我反思、自我体会的空间。这份从容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从古代学制中继承下来的。《学记》中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中年考校”是隔一年考一次试，而不像今天中小学考试的频率越来越高。孔子追求的这种从容的教育风格，是从周代的教育传统中继承而来的。如今的孩子被教育绑架，家长被孩子绑架，教育的紧迫感让学习中的从容与空间越来越难得了。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隅是屋角，“举一反三”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孔子强调，要让学生有一个不断产生主动性认识的过程，当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的时候，再去“复”，去讲新的知识。孔子说举隅，不是简单地拿屋子作比方。屋子的四个角形成一个方，方是什么？方是规矩。《论语》中说“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且知方也”就是“且知道也”。总之，这句话让我们看到，在教育的过程中，孔子追求从容的教育风格，强调要给学生留下足够的涵养空间。

我们看到了一个以诚意身教、从容不迫的孔子，但是孔子的教学也有他的个性。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阳货》）

孺悲是孔子的学生，这个名字很有可能带有一定的寓言色彩，因为这个名字实在太丧了——“孺”跟懦弱有关，“悲”是悲凉，这是一个懦弱悲凉的人啊。有些学者认为《论语》中的一些隐士的名字往往有一定的寓言的色彩，像长沮、桀逆——长期的沮丧，沉溺于桀纣之道，孺悲有可能也是这样的。孺悲要见孔子，孔子通过将命者转告孺悲自己生病了，但对方刚出门，孔子就“举瑟而歌”。在大多数记载中，孔子都是喜欢弹琴的，这次为什么要“举瑟而歌”呢？因为古琴的演奏讲究情感的节制，很有君子风范，但演奏时声音特别小。瑟不一样，“锦瑟无端五十弦”，从出土的瑟来看，要比琴大得多，共振强，瑟的声音比琴响很多。所以孔子在这里是有意识这样做——就是要让你听见，我不是生病，但就是不想见你。孟子说：“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告子下》）根据《礼记》记载，孺悲是鲁哀公派来向孔子学习士丧礼的使者。对于身上带有不逊色彩的学生，老师首先要折服他。从这里我们看到，孔子的教学风格一方面循循善诱，云淡风轻，但另一方面，也时刻洋溢出教育的尊严。

孔子的教育风格是灵活多变的。一个好的老师需要具备身教的诚意，也要从容不迫，给予学生充分的空间；有些学生，还要通过刺激来教导，面对强势者时，更不能忘记读书人的尊严。《论语》的记载为我们展现出孔子丰富的教学的风格，这也是孔子因材施教的表现。

三、孔门的课堂实录

关于孔子的课堂内容，我们先以孔子教学中非常重要的教学内容——诗教为例，看一看孔子怎么样和弟子援引《诗经》来进行教学和互动的。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季氏》）

孔子很注重诗教，他本身也很喜欢诗。有一次，孔子的学生陈亢去问孔子的儿子伯鱼：你爸爸有没有教给你特殊的内容？伯鱼说：没有。有一次看见孔子一个人站在那里，孔鲤便小步跑着过去，孔子看到孔鲤过来，就问：你学《诗》了吗？君子要谦虚，孔鲤不敢说自己学了，就说“未也”，没有学。孔子就说：不学习《诗》，就没有办法跟人正常交流，“不学诗无以言”，于是孔鲤“退而学诗”。孔子要求自己的儿子学习《诗》，《论语》中也说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首先提到《诗》，可见诗教在孔门中是非常重要的。

孔子的诗教注重什么呢？首先，《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思无邪”的所指是什么？汉朝人包咸的注释认为“思无邪”是“归于正”，也就是要合乎正道、合乎规范。但实际上，我们读《诗经》会看到其中特别是《国风》中很多热烈奔放、缠绵悱恻的爱情诗，比如“舒而兑兑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怎么看起来都不像“正风”。如果按照“合乎正道”来讲“思无邪”，有时候是讲不通的。因此，程子说“思无邪，诚也”，《周易》里讲“闲邪存诚”，“闲”是“防”的意思，“邪”与“诚”相对，“诚”是“邪”的反面，因此“思无邪”就是“诚”。在《诗经》中，我们要看到真实无伪、至真至切的情感，这是《诗经》的本质。读《诗》的核心，在于“诗者，志之所之也”，诗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真实的指向。如果连诗的世界都存在着虚伪，那这个世界成什么了？因此，诗歌所带来的“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状态，就是人的真实生命、真实情感，是真实生命的完整展现。

孔子热爱真诚，讨厌虚伪。孔子讲修养的时候，特别喜欢那些真诚的人：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在《论语》中，孔子和子路的关系非常有意思。一方面，子路容易冲动，孔子经常批评他；另一方面，孔子又格外喜欢这个学生，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孔子强调，诗教的根本在于通过诗的熏陶与涵养，使人达到至诚无伪、真实不虚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一个人道德建设、自我修养的基础。还要注意的是，探本求源是孔子教育的重要方法。孔子强调“一以贯之”、“一言以蔽之”，寻找贯穿整个修养过程、生命过程的根本。孔子在讲“礼”时也一样，“礼”很容易被理解成各种琐屑的礼仪活动，孔子却指出，“仁”是礼乐的根本，“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在这里，我们都能看到孔子寻根探本的文化思考。

孔子的诗教强调把握《诗》的根本，同时也高度关注诗教的现实应用——明体达用，这是孔子教育思想的宝贵精神：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

“授之以政不达”是说为政时事情做不通，不能学以致用，“使于四方不能专对”，古代外交场合往往赋诗言志，出使四方外交对答不能自由运用，如果这样的话，学那么多《诗》有什么用呢？在这里，孔子强调“明体”的同时也要注重致用。在他看来，学习任何东西都是这样，要能够明其体，达其用，二者缺一不备。

在《论语》中，孔子还讨论了《诗》的各种功能：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兴”是情感的抒发，《礼记·王制》中探讨学《诗》的最好时机是在春天，春天万物萌动，是一个生长的时节，诗的情感之“兴”和大自然的生发可以统一起来。“观”是什么？“观”是看天地万物，古代没有博物教育，观四方之诗就能懂得四方的风土民情。“群”是大家在一起交往时赋诗；“怨”是吐槽，优雅的吐槽。兴观群怨，是《诗》各方面的功能。

关于孔子的诗教，我们再来看孔子与弟子的几次对话。一次是和子贡的对话：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子贡说的这句话是值得玩味的——子贡是春秋首富，“贫而无谄”和子贡没有任何关系，他是属于“富而无骄”这个层面的。所以这句话很有可能是子贡和颜回的一个隐性的对比，这种事情在《论语》中发生过好几回，到最后孔子甚至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公冶长》）。《论语》中对颜回、子贡、子路这三个弟子的记载带有一定的象征性和寓言性，颜回道德高，子贡智商、情商双商皆高，子路英勇无畏以这三个人象征着儒家的“智、仁、勇”三达德——“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我们不要简单地把《论语》中的人物形象都理解为实录，中国古书是实录和寓言的交织，《论语》是偏重实录而带有寓言的特点，《庄子》偏重寓言但也不排除实录的内涵，虚实之间不要看得太死，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才有意思。回到这句话，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可也”，翻译成现在一句杀伤力特别强的话，就是“还行吧”，这句话说完子贡就蔫了——怎么就还行了？我觉得我不错。于是孔子就说：“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有观点认为这里缺了一字，应该是“贫而乐道”。）与子贡说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相比，孔子所说的境界体现出更为高远的追求，这句话是勉励子贡的。但请注意，“贫而乐”，颜回做到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孔子虽然没有明说，但仔细一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子贡和颜回比还差得远，要向颜回学习。那一刻子贡心里明白了，自己是有缺陷的，但是这个缺陷有多大呢？子贡对自己有信心。孔子不明说，子贡也不明说，他用《诗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什么是切、磋、琢、磨？“骨谓之切，象谓之磋，玉谓之琢，石谓之磨”（《尔雅·释器》），这是一个不断打磨的过程，打磨的前提是有兽骨、象牙、玉器和好看的石头作为基础。子贡引用《诗经》这句话，表明虽然自己需要进一步提升，但也有信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能够追上颜回。这是很得体的一句话，既表达了自己努力的愿望，也不是妄自菲薄。这就是子贡的举一反三，体现出孔门诗教中师生对答之间的默契神会，是很精彩的。

还有一个子夏的例子：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夏是孔子晚年的学生，比孔子小好多岁，还是一个青年。他看到《诗经》中描写女孩子的诗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很感兴趣，就问老师：“何谓也？”孔子会给他怎样的解答呢？我们先来分析这首诗。

“倩”是笑的样子，“巧笑”相对于傻笑，是一种灵巧而不放纵的笑；“美日盼兮”，“盼”是眼光流转的动态，顾盼生姿。马融解释说：“倩，笑貌。盼，动目貌。绚，文貌。”毛亨的解释更加朴素：“倩，好口辅。盼，黑白分。”“好口辅”就是有一个好看的嘴和腮帮子，“黑白分”就是眼睛黑白分明，这体现了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审美观——古人描绘女子的美貌，先要有一个“质”，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底子，才能有美的表情。我们从中可以抽取出一个道理：任何外在的美都要有内在的底色作为基础。

因此，孔子的回答是“绘事后素”，“绘”是外在的装饰，“素”是底子，想要有好的装饰，先要有好的底色，想在墙上画出花纹的前提是有一堵白墙，若是“粪土之墙”就画不出来。孔子从中提炼出规律——底色是最重要的，这句话讲的是先天底色和后天修养之间的关系，也就这涉及到孔子思想中最根本性的一对命题：仁和礼。在孔子看来，礼是外在的修养和装饰，仁是内心的诚意与真实，如果没有内在“仁”的底子，外在的修养就可能沦为虚伪。子夏懂得孔子的深意，他马上说“礼后乎？”礼在后面，仁在前面，底色最重要，这就是朱熹说的“礼必以忠信为质”。

在孔子师生对话中，我们看到一种灵动的诗意，也看到孔门诗教探本溯源、把握根本的文化追求。春秋末年，礼仍然萦绕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已渐渐沦为一种形式主义，丧失了礼的精神。孔子强调仁作为礼的根本，为礼注入内在在精神，鲜明地体现出他对于时代的回应。孔子通过灵动的教育和思考进行着本质性的文化探究，这是非常令人神往的。对于仁和礼的追问，在今天也有启示意义，质和文、内心的情感和外在的规范如何统一，是具有永恒价值的问题。

四、孔子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

在贵族垄断教育的背景下，孔子通过平民教育吸引、影响了大量士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根据汉人的注释，“朋”指的就是弟子。古人出远门是非常艰难的事情，“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弟子之所以不远千里向孔子求学，一方面因为孔子的德行学问具有感召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孔子平民教育给弟子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教育机会。

孔子在从事教育的同时，亦积极参与政治，但政治世界给孔子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屈辱和伤害。在孔子之前，没有谁像他这样积极闯荡，虽然有很响亮的名声，但到哪里都是被嘲讽，到哪里都是不得志。“杀夫子者无罪，籍夫子者不禁”，想伤害他的人没有错，想为难他的人也不会被阻拦。孔子周游列国，晚年回到鲁国，对政治已经彻底失望。在那样的时代中，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和追求，他选择了另外的一条途径，那就是教育。

在政治上，孔子是前所未有的失败者，但在教育的世界中，孔子却是前所未有的成功者。我们常说孔子弟子三千，这三千弟子在孔子身后把知识、教育播撒向中华大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春秋到战国，中国历史经历的一个最为本质的变化——教育的普及使平民阶层登上历史舞台。《左传》中春秋242年的历史上，登场的平民寥寥无几，我们熟悉的仅有曹刿论战。但到了战国，中国社会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阶级突破，这是通过教育所达到的一次平等的跨越。这一历史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一直影响到今天。

孔子的教育思想与他所追寻的精神，他所提出的生命方向、伦理规则和社会规范，前所未有地影响着中国，塑造着历史，奠定着中国国民性中的基本特质。在这一方面，孔子也是前所未有的成功者。

教育思想是我们理解孔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一方面，我们能从中看到孔子在教育中所展现出的生命真实，另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孔子教育中所体现出的仁爱与智慧。最后，我们也能从中深切理解孔子的历史意义与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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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国学要义精讲读》，钱婉约主编，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

孟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训诂学、《说文》学研究，章黄国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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