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 文物 被高估的圆明园文物

圆明园兽首这大概是本世纪最具话题性与知名度的中国流失文物。过去，有关兽首的讨论一直集中在其流失背后的屈辱历史，以及如何收回等宏大议题。著名收藏家曹兴诚先生另辟蹊径，指出兽首被赋予了太多象征意义，以致其作为文物和艺术品本身的价值被严重高估，与拍卖市场上的天价不符。

拒买兽首的收藏家

圆明园兽首在国际市场上的每一次露面都会引起轩然大波，国人强烈要求归还这些“国宝”。诚然，仍有诸多更为重要的中国艺术精品流失海外，却无一能如兽首这般引起国人如此强烈的公愤。此次在巴黎也不例外，据报道至少有67位律师试图阻止拍卖进行。

2009年2月，佳士得在巴黎举办“伊夫·圣·洛朗与皮埃尔·贝尔热珍藏”拍卖会之前，曾提供两件拍品进行私下交易，即北京近郊圆明园水力钟（计时器）十二生肖青铜兽首中的鼠首与兔首。曹兴诚先生为佳士得私下联络的买家之一，两件兽首的报价总额逾两千万美元，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并撰文阐明缘由。

鼠首

兔首

拍而不买，恶性深远

巴黎拍卖的交易困境因一位中国“买家”声称出于爱国之心出价，但无意支付每个兽首1574.5万欧元的成交价而加剧。曹兴诚先生认为，这一举动造成了深远而消极的影响：

其一，导致兽首的拍卖价格被恶意抬高；其二，显示出对法律及由来已久的拍卖行传统的全然蔑视，让中国人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留下劣迹，也导致诸多想要合法利用拍卖行制度的中国人处境更为艰难；其三，为中国人树立了错误的范例，怂恿他们即使无意或无法支付也随意竞价，这已被证明是中国拍卖公司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此位出价人的行为更恶化了这一状况；其四，对于那些期望兽首回国的人士而言，这次哗众取宠并未如愿以偿。

兽首价值究竟如何

如今需要将视角聚焦在兽首的“价值”上。从中国艺术品尤其是中国古代青铜器收藏家，同时也是西方艺术爱好者的角度分析，曹兴诚先生认为这些兽首虽非丑陋无比，但也不能给人带来审美上的愉悦感。古时中国艺术家与雕塑家塑造生物时讲究抽象含蓄，而这些兽首并未采用中国传统而精湛的青铜铸造工艺。在中国人眼中，兽首的设计是非常西化的，并被赋予极具现实感的前现代主义西方风格。因此，如果剥离它们的历史背景，兽首不过是品相中等的普通艺术品。

圆明园水力钟原景

水力钟是耶稣会传教士为乾隆皇帝设计的欧式园林景观海晏堂中的一部分，由青铜兽首及石刻人身组成。传教士中虽有能人巧士，但其资质却也平凡。如神父蒋友仁（Michel Benosit）是法国数学家与天文学家，负责监修水力钟，他却对这项工程所知有限。在克服巨大困难之后，他才成功使得时辰一到，与之相应的生肖铜像自动喷水，正午时分十二像同时涌射。海晏堂与水力钟建造于1747至1759年间，但水力钟1786年就已失效。

事实上，这一建筑工程可能只是乾隆皇帝的一时兴起。他痴迷西洋之物，建造欧式“宫殿”的目的之一只是为了炫耀其西洋藏品。西方建筑师未被授予自主权，所修建筑仍需契合中国文化标准。因此这座欧式建筑的雕刻及绘画风格杂糅了西方与中国元素，丑陋、做作、不如人意。

圆明园的全盘西化让人不禁对乾隆的品位提出质疑。乾隆是满族人，是其家族入主中原后的第四代皇帝，也是第三任真正致力于汉化的统治者。尽管他自诩为文人，也确有水平颇高的文学作品，但评论家们却认为其品位值得怀疑。十九世纪大清国力急遽衰退，实际上衰落的转折点在乾隆中期就已出现。从大量皇家艺术品中可窥见这一衰败的迹象，装饰图案繁复冗杂，流于炫技而失于美感。圆明园中大规模的欧式建筑群亦是力证。

回归难题，应如何应对

近年关于圆明园兽首最有力的发声无疑是宣扬民族主义，然而更低调巧妙的策略会更高效俭省。数十年来，国际拍卖市场俨然成为重要的中国艺术珍品脱离海外收藏机构、所有权归属中国的首要途径。这为中国艺术品创造了一定程度上的可见性、可溯源性以及可获得性。而最好的策略是让市场依此法持续运作，鼓励捐赠者低调行事而非作秀。远离喧嚷，才能让有诚意的竞拍者更容易以兽首的实际价格将其买下送回中国。

兽首在巴黎拍卖引起的风波同样也引发世人的争议：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是否应该回归中国，何时回归？部分中国人执意认为西方博物馆中的中国艺术品理应归还中国。曹兴诚对此持反对意见。文物流失海外于中国而言是因祸得福。

这些艺术在海外免遭劫难，并未失传于世。譬如兽首，如果它们1860年没有被带离中国，那么极有可能毁于“文化大革命”。一般而言，西方博物馆对中国艺术品的保存是卓有成效的，其能使世人关注到中国艺术之美与独特，乃至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就现实及经济层面而言，这也能趋动好奇的西方人探寻遥远的中国。

必须强调的是，曹先生并不反对兽首归国，他不赞成的是有关兽首的争论，及其重要性被故意夸大的方式。中国的排外情绪在与日俱增的全球化进程中无济于事，且不合时宜。更重要的是，曹先生强烈反对将兽首称为“国宝”，将乾隆异想天开的产物尊奉为“国宝”，是对海内外那些真正的中国“国宝”的侮辱。

风波中的理性反思

综上，兽首是中国错失良机的深痛记忆。若有明君执政，十八世纪中期的中国当能以强硬的姿态与西方进行更为深入的交流，汲取西方科技文化之精髓。当欧洲人请求与中国进行贸易时，乾隆回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种极端的孤立主义政策减缓了历史进程，以至于中国在十九世纪处于劣势，不得不疲于应对与西方的诸多矛盾。这应归咎于乾隆。乾隆傲慢而疏于才识，几乎各个方面都不如其祖父康熙。

更糟糕的是乾隆的虚伪。当他在历史重要时刻实行闭关锁国时，自己却沉迷于钟表、鼻烟壶等各式各样的西洋器物。如果兽首真值两千万美元，那唯一的原因就是这笔钱能警醒国人切勿重蹈覆辙。这一高价只因其象征意味及历史背景，与艺术价值无关，遑论中国艺术之美。遗憾的是，兽首的天价让一些人误以为它们代表着中国艺术的巅峰，这比兽首的流失更为不幸。

本文节选自《美成在久》2017年9月刊

《帝王品位：圆明园兽首价值质疑》

原刊于 ORIENTATIONS 英文版 2009年5月期

作者 Rorbert Tsao

译者：秦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