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东京的逆袭之路（抵达赛场前的1809天）

7月23日，东京奥运会志愿者在国立竞技场外自拍 图/视觉中国

奥运进行时，赛场上每天都在上演拼搏逆转、突破自我、永不放弃的故事，这正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对运动员们来说，奥运会的17天只是漫长“东京之路”的短暂尾声。那些吸引和感动我们的高光也来自于踏上赛场前的1809个平凡又坎坷的日夜，属于走上奥运舞台的幸运儿，也属于止步奥运门口的失意者。

了解他们的故事，回望他们的来时路，或许能让我们多一个维度去理解正在进行的这届奥运会的特殊之处，理解“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奥运格言和体育精神，以及它们对当下世界的意义。

文 / 本刊记者 陈洋

编辑 / 黄剑 hj2000@163

困居他乡14个月

2020年的一个夏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希德林·迪亚兹（Hidilyn Diaz）正站在一栋高层公寓楼的阳台上。

风和日丽，视野开阔，一条双向马路向远方绵延。马路一侧是数十米宽的绿化带，另一侧则林立着红瓦黄墙的低矮建筑。除了偶尔有几辆汽车缓慢通过，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影。

迪亚兹身高1米58，脑后高高挽着长发。此刻，她目视前方，眉间微蹙，双臂弯曲，肘部向外，两手紧握住一副杠铃，横放在锁骨位置。接着，在一秒左右的时间里，迪亚兹微微下蹲，然后迅速发力，双臂将杠铃稳稳举起。支撑三秒后，她把杠铃收回锁骨位置。如此循环多遍。

对当时的迪亚兹来说，除了将杠铃一次次举过头顶，生活中的一切都充满未知数。

迪亚兹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举重女子53公斤级银牌得主。这块奖牌意义非凡，不仅终结了菲律宾长达20年的奥运奖牌荒，也让迪亚兹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奥运奖牌的女运动员。

随着东京奥运会开幕，29岁的迪亚兹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四次奥运会。不出意外，这将是她的奥运告别之旅。在东京，她期待着最后一次冲击那个伟大的目标——为菲律宾赢得史上第一枚奥运会金牌。

7月23日，媒体记者在东京的涩谷天空展望台拍摄开幕式上燃放的焰火 图/新华社

2020年2月，为了更专注地备战，在教练的建议下，迪亚兹从菲律宾前往马来西亚。按照原计划，在吉隆坡结束约一个月的训练后，她将赶往哥伦比亚西部城市卡利参加3月18日开幕的2020年南美举重锦标赛，为锁定奥运参赛资格争取更多的积分（注：每个奥运会项目都有固定的参赛名额。通常情况下，运动员在规定时段内取得的赛事积分排名，将决定他们是否拥有奥运会参赛资格）。

然而，3月18日，迪亚兹没能站在卡利的比赛场地上。没人能。就在比赛开始前两日，国际举重联合会宣布这项比赛延期举行。事实上，一个多月来，受疫情影响，全球范围内已有百余场体育赛事宣布停赛、延期或取消。

彼时，疫情正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全球。为防范新冠病毒扩散，许多国家相继出台出入境旅行禁令，并推行严格的封锁管控政策。

整个3月，迪亚兹都处在各种信息的震荡中：先是18日马来西亚政府宣布在全国实行封闭式社区管理；接着25日，菲律宾宣布进入为期三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到了30日，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联合宣布，东京奥运会将推迟一年举办，改期到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

就这样，一次异地的短暂训练，变成了遥遥无期的困居他乡。

迪亚兹的两位教练分别来自中国和关岛，他们三人对马来西亚都不熟悉。封闭管理政策刚刚落地的那段时间，原本规律的生活一下子写满了问号，“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我们应该去哪里训练，要住在哪里，去哪里买食物……”2020年底奥运会官网发布的一篇专访里，迪亚兹回忆起当时的手足无措。

7月23日，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朱婷、赵帅在开幕式上入场 图/新华社

受封闭式社区管理政策影响，吉隆坡所有的体育馆几乎在一夜之间关停。18年来朝夕相伴的杠铃突然从迪亚兹的世界里消失，她规律的训练生活第一次被迫中断。

对运动员而言，备战奥运会原本就是项艰难的挑战，困难来自精神、身体和情感。如今疫情当前，对未知病毒的恐惧，对家人的牵挂，在异乡居无定所的焦虑，失去了生活轴线的空虚，是否会被竞争对手拉开差距的担忧……这些或新或旧的复杂情绪纠缠在一起，一度成为迪亚兹心头一团解不开的乱麻。

要从乱麻中自我解救，恢复训练是唯一的方法。在无法获得专业训练设备的日子里，为了保持肌肉状态和身体素质，迪亚兹和教练只能充分利用身边的资源：在长木杆的两头挂上大件行李或者半身高的桶装水，自制杠铃训练；在停车场的坡道上做体能训练；把门框当作单杠，练习引体向上……直到14天后，团队终于想办法为她租来了一副杠铃。她必须格外小心，轻拿轻放，以免破坏公寓的地板砖。

每逢有新的封闭管理政策要落地，迪亚兹都会心头一紧。这可能意味着他们需要重新寻找住处，调整“船舵”，找到让生活和训练得以正常运转的方案。

2020年10月，因为吉隆坡疫情再度严峻，她和教练被迫搬到距首都120 公里外的马六甲农村——一位马来西亚举重行业的官员为他们提供了住处。他们将房子的停车位改成了临时的健身房。在一大片香蕉树和红毛丹树的环簇下，迪亚兹一次次挺举,汗水流过她左臂内侧的奥运五环文身——那是2016年里约奥运“摘银”后她送给自己的礼物。

在马来西亚辗转训练14个月后，迪亚兹参加了2021年4月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的2021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暨东京奥运会资格赛。在女子 55 公斤级比赛中，迪亚兹获得总成绩第4名，顺利拿到前往东京的“门票”。

7月26日晚，东京国际会议中心，由音乐会舞台改造成的举重赛场上，全场目光聚焦在最后一个出场的迪亚兹身上。她的第三把挺举重量被定为127公斤。成败在此一举。

7月26日，东京奥运会女子举重55公斤级决赛，菲律宾运动员希德林·迪亚兹获得金牌 图/视觉中国

倒计时停留在20秒，迪亚兹像在公寓阳台上练习时一样，将杠铃稳稳地放置在锁骨位置，随后发力，箭步挺，缓缓收腿，支撑，略带摇晃地完成了最后的三秒倒数。杠铃落地，迪亚兹掩面而泣，和教练团队紧紧相拥。她以破奥运会记录的总成绩（224公斤）反超中国选手廖秋云夺金，就此改写了菲律宾的奥运历史。

保洁员与超级英雄

2021年3月，美国新泽西州，普莉希拉正瘫倒在沙发上，满脸垂泪，手里拿着一瓶葡萄酒和一大袋M&M's花生牛奶巧克力豆。几分钟前，她刚刚挂断医生的电话。

从踏出医院的那刻起，两天来她都在等待这个电话，像在等待对自己未来人生的宣判。她从不将命运的决定权交予他人，直到32岁的那个晚上，电话另一头传来医生平静的声音——“你该退役了，你的奥运生涯该结束了。”

和迪亚兹一样，普莉希拉·弗雷德里克-卢米斯（Priscilla Frederick-Loomis）一直期待着能在东京完成自己的奥运谢幕。

她是一名跳高运动员，1989年出生在美国，并在这里长大。她的父亲来自加勒比岛国安提瓜和巴布达。普莉希拉从小便表现出跳高天赋。但美国强手如林，为了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拥有双重国籍的普莉希拉选择代表那个人口只有十万的岛国出战。

2016年，普莉希拉在里约热内卢首次登上奥运舞台。她特意做了造型，一头靓丽的淡紫色长发。最终，她以1.89米的成绩位列跳高项目第28位。西班牙选手鲁斯·贝蒂亚（Ruth Beitia）获得金牌，成绩是1.97米。

从里约返程后，普莉希拉便开始为四年后的东京奥运会制定训练计划。她希望能再一次站上奥运会赛场，赢得一枚奖牌，为自己的跳高职业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

说是“职业生涯”，其实普莉希拉在跳高这一职业的年收入只有12000美元，低于美国政府划定的2020年联邦贫困线。这笔来自安提瓜和巴布达的官方资助，仅能覆盖她日常训练成本（包括聘用教练、租用训练设施、比赛差旅等）的一小部分。为了供养自己的梦想，她必须在训练和比赛之外，找其他工作。

普莉希拉的处境在奥运会选手中普遍存在。“不到1%的运动员有机会参加奥运会，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里又只有1%能赚到很多钱（比如丰厚的代言费或赞助费）。”普莉希拉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这一观点。

7月24日，在东京奥运会击剑项目女子个人重剑决赛中，中国选手孙一文以11比10战胜罗马尼亚选手波佩斯库，与教练庆祝夺得冠军 图/新华社

与中国、韩国的举国体制不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并不会为奥运会运动员提供专门的资金支持，即便有，津贴也十分有限。这意味着离开奥运赛场后，运动员们又会重新做回教师、护士、保安、会计师、服务员、建筑工人或水管修理工等等。和普通人不同，运动员们的其他职业必须适应他们的日常训练计划。

普莉希拉通常会将白天的时间一分为二，下午属于健身房，上午则被她的第二“职业”——家政保洁——占据。她会在早上6点起床，然后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客户家。在之后的四个小时里，她会打扫卧室、浴室，铺床，清理马桶……

“我就像是电影里的那些超级英雄，白天我是你家的保洁员，晚上我就会变身成超级厉害的奥运会跳高运动员。”普莉希拉这样形容自己备战东京奥运会期间的双面生活。

拥有“双面生活”的不只是普莉希拉。受疫情影响，有财务压力的奥运会运动员比例进一步升高。比如，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团体花剑银牌得主、日本运动员三宅谅（Ryo Miyake），因为奥运会延期，赞助商一度中止了赞助，他不得不骑上自行车，成为送餐应用Uber Eats的一名骑手，以此保持体能训练，更重要的是补贴生活和训练开销。据Global Athlete 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接受调查的近 500 名精英运动员中，近六成表示“财务状况不稳定”。

但训练仍是运动员的重中之重。在那段因疫情无法去健身房训练的日子里，普莉希拉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她从加油站买回10公斤装的桶装水，然后往装有水的桶里填沙，自制了一套重量器械。

和迪亚兹一样，她在车库改造成的临时健身房里，未曾间断地努力训练着。与此同时，她在GoFundMe平台上发布题为“送我去东京！2021年的奥运征程！”的众筹项目，得到了天南海北的支持。

进入2021年，随着奥运会临近，正当一切都在逐渐回归正轨时，意外发生了。1月17日，普莉希拉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

最初的一周，她的状态非常糟糕，头痛剧烈，胸口憋闷，浑身发冷，味觉和嗅觉丧失，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经过半个月的艰难抗争，她于2月恢复训练。

奥运资格战在即，她迫切地想要追回“失去”的半个月，然而身体的变化让她力不从心。即便是非训练时间，她也时常感觉胸口有重物压迫或是针刺般的疼痛。一次起跳后，她的心率冲上了192次/分（注：正常成年人的心率通常在60-100次/分）。

普莉希拉并未因此停止训练。直到有一天，突发的严重胸痛让她进了急诊室。医生怀疑她可能患了心肌炎——一种常见的新冠后遗症。在进一步检查确诊前，普莉希拉被要求停止训练。

普莉希拉陷入了迷茫。她一下从斗志昂扬的新冠康复者，变成了迷航的孤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对自己的人生失去了掌控……我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在很多方面都是……”《国家地理》的一档音频访谈栏目引用了普莉希拉当时的音频日记，一段带着哭腔和长久停顿的心情记录。

普莉希拉辗转求医，她不愿把宝贵的训练时间浪费在等待检查上。可直到3月，在朋友的帮助下，她才终于约上了费城一家医院的加强核磁共振检查。

检查结束的次日晚上，普莉希拉等来了那个伤心的电话。影像显示，她的心脏有疤痕组织。放射科医生判断她患有心肌炎，继续训练是致命的。那天晚上，她试图用葡萄酒和巧克力豆麻醉梦想破碎的创伤。

两天后，普莉希拉再次坐上命运的过山车。医生们在二次会诊后认为，她心脏上的疤痕组织可能并非由心肌炎导致。为适应高强度的训练，一些精英运动员的心脏会发生变化，而经常性的腔室伸展就可能导致疤痕样组织。医生承认，放射科医生误判了她的检查结果，因为新冠肺炎带来的心脏损害依然是个新的医学课题。

2020年2月15日，普莉希拉在苏格兰参加跳高比赛 图/视觉中国

普莉希拉恢复了训练，可现实不容乐观。她已经有两个月左右没有训练，重新找回状态需要时间。与此同时，她的胸痛依然无解。然而，经历了如此多的波折，她不打算因为任何潜在的变数而放弃，“只要不至于‘致命’，我都会百分百地投入训练。只要能上奥运赛场，哪怕我每一跳的间隙都需要吸氧，我也不在乎。”

普莉希拉没能如愿站上东京国立竞技场的红色跑道。7月1日，奥运会开幕前22天，跳高项目的世界排名公布，前32名选手有资格参加东京奥运会， 普莉希拉排在第36 位。

在经历了一场跨越10个小时的痛哭后，普莉希拉决定是时候告别自己的奥运梦想了。她将人生比作一场跳高比赛，“无论如何，比赛结束时，横杆永远是坠落在地的，因为你一直在尝试跳得更高。既然横杆终会掉落，这取决于你如何面对。”

抵达东京

和迪亚兹、普莉希拉不同，19岁的印度尼西亚姑娘温迪·坎蒂卡·艾萨（Windy Cantika Aisah）备战奥运的生活要“单调”得多，“每天早上6点起床，上午9点到下午4点训练，周四和周日是休息日。”这样的日子，她持续了三年。

温迪是一名举重运动员。2018年奥运会倒计时两周年前后，她和队友们搬进了印尼国家队训练基地。训练基地位于海军陆战队营地, 距雅加达城郊车程约一小时。

和普通的训练场所不同，营地的大门由全副武装的军人把守。温迪和其他运动员就居住在位于营地中心位置的部队宿舍。奥运会延期，集训时间延至三年，温迪他们在军营度过了史上最长的封闭训练期。

7月24日，东京奥运会举重女子49公斤级决赛，冠军中国选手侯志慧（中）、亚军印度选手米拉巴伊（左）和季军印尼选手温迪在颁奖仪式上 图/新华社

新冠之年，能够维持“单调”的训练生活已是幸运，这也是大多数运动员取得好成绩的基础。自2019年来，温迪和队友们一直过着比赛、训练两点一线的生活。头一年，他们忙于参加各种资格赛，以积累个人积分；次年，疫情袭来，基地又实行了严格的封闭管理。印尼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大多是穆斯林，为了防控疫情，2020年的开斋节等重要节日，大家都是在基地过的。

对于年轻的温迪来说，她并不关心奥运会的各种不确定性——“那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但害怕封锁带来的孤单，不喜欢一直呆在一个房间里，会在和父母视频通话时落泪。

直到2020年底，印尼的运动员们才获准回家探亲。可正是在这次探亲假结束后的核酸检测中，一些运动员被发现感染新冠病毒。这些运动员被直接送去隔离治疗，直到4月左右才陆续康复。

不过，和普莉希拉的孤立无援不同，印尼的运动员隔离点会提供一些基础的体能训练设备，并有运动医学专家定制恢复方案，以保持运动员们的肌肉力量。

一位不愿具名的印尼体育官员向《南方人物周刊》介绍说，疫情对团队的管理和后勤安排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比赛固然是力量和技巧的比拼，但如果在日常和外出比赛时疫情防控不到位，错失一次比赛，就可能与奥运无缘。”某种程度上来说，能够站在东京奥运会赛场上，靠的不仅是实力，也有运气。

最典型的例子是塞内加尔篮球队。6月29日，因为三名球员和一名工作人员核酸检测呈阳性，全队无法前往塞尔维亚参加奥运会预选赛，无缘东京。

而即便成绩足够优秀、足够幸运，获得了奥运会参赛资格。如何在规定时间内到达东京，也不是件易事。

为了降低病毒传播风险，东京奥组委要求运动员只能在本人比赛开始前5天入住奥运村，并在比赛结束后的两日内离开。这项规定不仅减少了运动员热身和适应性训练的时间，也给一些国家的奥委会和运动员带来了后勤难题。

不像NBA的球星们可以搭乘私人飞机前往东京，斐济运动员唯一的选择是一架平时用于运输冷冻海鲜的货运机。

斐济位于澳大利亚以东，是南太平洋中心的一个岛国，陆地面积相当于半个海南岛，人口约90万。受德尔塔（Delta）变种病毒影响，斐济当前正处于新一轮的疫情高峰。

斐济代表团原本计划经澳大利亚飞往东京，但新出台的防疫政策让计划落空。7月底前，大多数从斐济起飞的商业航班都已停飞。为保证运动员们能在比赛前顺利抵达赛场，斐济奥委会最终敲定了一架定期从斐济出发飞往东京的货运航班。

这架货运航班于2021年7月8日从斐济楠迪国际机场起飞，共搭载了51名运动员和体育官员，包括斐济男子、女子七人制橄榄球队，一名田径运动员、两名游泳运动员、一名乒乓球运动员和一名柔道运动员。

斐济举重协会主席德拉·厄尔德（Della Elder）就在这趟航班上。因为航班日期没有选择余地，代表团到达的日期比预期大幅提前。彼时奥运村尚未开放，代表团和日方做了大量的沟通，才获得日本政府和组委会的批准，并预定好住宿和餐食。

除了要在稀缺的国际航班中预定足够的席位，高昂的票价也让斐济奥委会颇为头疼。“我们已经预定了返程的航班，以前（单人票价）只要3000美金，如今已经涨到了8000。”德拉对《南方人物周刊》感叹。

虽然一路艰辛，斐济代表团还是顺利来到了东京。可位于斐济东北侧、同为太平洋岛国的萨摩亚，其奥运代表团的规模则出现缩水。

据德拉介绍，萨摩亚原本有3名举重运动员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但由于近来萨摩亚国内疫情严重，同时担心日本疫情，政府仅允许在海外的奥运选手参赛。7月初，在奥运会开幕前的最后时刻，这3名举重运动员被迫放弃比赛，其中包括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子举重75 公斤级以上银牌获得者埃勒·欧佩洛吉（Ele Opeloge），她今年36岁。

7月23日，东京街头，人们驻足观看奥运会开幕式期间新国立竞技场上空的无人机表演 图/新华社

无论经历了多少坎坷，在1809天的等待之后，奥运会圣火重新燃起。或许，东京奥运会的17天，以及在此之前的1800多天能够告诉我们，一届排除万难、坚持举办的奥运会对运动员及全球的意义。

虽然身在东京，德拉依然忧虑于斐济国内正在经历的疫情高峰，“斐济的7日平均新增确诊病例数已经达到1000例，而我们国家的人口只有90万，单日平均感染率全球最高。”

在她看来，正在举办的奥运会或许会成为斐济民众黯淡生活的唯一调剂。“大家期待着斐济男子7人制橄榄球队能卫冕，除了我们本国的参赛项目，大家还喜欢看举重、篮球、排球和体操。疫情带来了全球危机，但体育让我们重新聚在一起，或许在这短短的17天内，大家能暂时忘掉各种麻烦，去享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快乐。”

（感谢张志国先生对本文提供的大力帮助。实习记者景婷婷对本文亦有贡献。参考资料：BBC，法新社、国家地理、奥运会官网、NJ、Insidethegames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