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1941年皖南事变突发）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8万人突然袭击9千多皖南新四军，叶挺被俘，项英遇难，数千人牺牲，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赤裸裸撕开国民党“表面抗日、背后反共”的遮羞布。

周恩来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恶行。

毛泽东第一时间电话质问崔可夫：“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请问崔可夫如何处理？”

当时，苏联少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担任苏联军事使团团长，是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出发前，斯大林交给崔可夫的任务一个是指导中国抗日，另一个是协调国共两党的关系。

面对毛泽东的严厉质问，崔可夫半晌无语，之后连连承诺会给出说法。

可笑的是，当崔可夫联系驻扎在顾祝同所在第三战区的两名苏联军事顾问了解情况时，这两人竟傻傻发问：“真的发生了皖南事变？”

一句话暴露出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工作存在严重问题。

崔可夫气得差点背过去，他经过调查才得知，皖南事变的具体执行人顾祝同为了防止苏联顾问团干预他们对付新四军，早早就开始麻痹苏联顾问团。

他们将苏联顾问日里耶波夫大校、舒金上校以及两人的几名下属，一起安排在不易和外界接触的舒适宅子里，每日不但送上好酒好菜，还有漂亮女人相陪。

此外，还派了身手不错的特工轮番监视。

顾祝同

这种情况下，尽管这耶波夫大校和舒金上校参与了顾祝同多次主持的第三战区军事会议，也提出相关建议，但是他们得到的消息始终有限，更见不到共产党代表，所谓的协调国共关系仅仅停留在嘴巴上。

所以，当屯溪地区的中共组织觉察出皖南国民党军队出现异常调动时，第一时间派情报员给新四军送信，结果被国民党特工发现后处死了。

之后，他们设法通过苏军顾问的电台发送情报给新四军，但是这里的苏联顾问一早就被国民党特务看得死死的。

因此，直到“皖南事变”发生十多天后，波夫大校和舒金上校仍不知情，这才有了他们对崔可夫汇报工作时闹出的笑话。

当然，崔可夫这个少将可不是白当的，他敏锐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担心皖南事变恶化国共关系，使得中国疲于内战，让日本有机会通过占据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地，从而威胁到苏联的远东国土。

所以，崔可夫带着顾问团造访蒋介石，要求释放叶挺，并对国民党在“皖南事变”中的行为给予严厉批评，他说：

“如果你们再发生这样的事情，苏联是不会继续提供帮助的，我会把你们进攻共产党军队的消息报告给莫斯科。”

随后，崔可夫又逐个会见国民党军政要员，向他们郑重强调内战的不可取之处，同样告诫他们这种行为将导致苏联方面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

皖南事变后，国际舆论纷纷谴责国民党，声援新四军，除了苏联，英国、美国也要求蒋介石公正对待新四军，美国更是表态，如果国民党再打共产党，就拒绝援助。

崔可夫除了敲打蒋介石，还秘密会见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答应即将停止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也承诺在必要的情况下，苏联会出手帮助共产党。

那么问题来了？

崔可夫为什么对中国战局如此热心？其实，除了从国际视角维护苏联本国安危外，还有一个原因。

崔可夫有着一般苏联人少有的“中国情缘”。

1900年2月12日出生的崔可夫，家境贫寒，12岁离家打工，受俄国革命影响，很早就接触了无产阶级革命新思想，通读《共产党宣言》，18岁进入进入红军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接受军事训练。

毕业后，他参加了国内战争，先后任职副连长、团长，因作战英勇，荣获两枚红旗勋章。

青年崔可夫

1926年，崔可夫作为外交信使首次来到中国，在华北和华南多地旅行，还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中国的美食如数家珍，尤其爱吃火锅。

第二年，崔可夫以军事顾问的身份再次来到中国，和叶挺将军关系匪浅。

两年后，崔可夫又以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全权代表身份，去往东北，和张学良进行谈判。

如果说崔可夫前三次都是短暂中国行，那么他第四次来到中国算是久住了，这里的“久住”就指的是1940年12月至1942年3月，这一次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崔可夫任驻华武官，也是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

一方面，崔可夫多次到过中国，在中国工作过，也熟悉中国情况。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崔可夫已经在苏联从旅长晋升到军长，再到司令员，多次参加战斗，是一名能独立指挥战斗的高级将领。

所以，斯大林将他作为最合适的军事顾问委派到中国。

一年多的时间，崔可夫因“皖南事变”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也和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朱德、叶挺、叶剑英等人结下不错的友谊。

中年叶剑英

尤其是叶剑英元帅，在崔可夫任职军事顾问期间，他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两人经常碰面谈事，彼此欣赏，友谊深厚。

虽然崔可夫1942年离开中国后，再未来过，但是1957年11月，叶剑英出访苏联时，再次见到了崔可夫，他当时也是元帅级别，还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叶剑英代表团一行。

叶剑英等人访苏

15年未见的两位老友热情拥抱。

在接下来居住的酒店里，两位元帅一起回顾了曾经共事的岁月，叶剑英激动之余，还作诗一首：

“别梦依稀十五年，拨云破雾见晴天。第聂河畔会故友，谈古论今话当年。”

叶剑英元帅在诗中用一个“雾”字表达三重含义：

第一重，以“雾”来寓意地点，因为两人是在雾都重庆认识的；

第二重，用“破雾见晴天”，隐喻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

第三重，则暗指中国本次出访苏联参加各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聚会，各国团结一致纠正错误行为，统一思想，国际共运形势明朗。

崔可夫听完翻译后，一面称赞叶剑英元帅的文学才华，一面感叹中国汉语博大精深。

出访结束，中国代表团回国时，崔可夫还赠送给叶剑英一柄精制的佩剑和特制的马卡洛夫卡手枪留作纪念，上面有他的签名“赠给老朋友叶剑英元帅留念，崔可夫敬赠”。

遗憾的是，这是两位元帅一生中最后一次见面，难得的是，前几年，崔可夫元帅的孙子尼古拉·崔可夫来过中国，畅谈了爷爷的中国情缘。

可见，他们之间建立的友情不但影响着两个人的后代，还见证着中俄两国人民坚贞不渝的友谊。

崔可夫的孙子在中国

前面我们提到的，都是崔可夫将军和中国以及中国高级将领之间的难忘友谊，这些故事在中国老一辈军人群中口口相传，但是年轻一代鲜少有人知道。

小素在撰写这篇文章时，翻看相关史料，对于崔可夫将军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特别贡献，大为感动。

然而，崔可夫将军不仅在中国挂的上名号，他的名字在世界二战史上简直如雷贯耳，那一场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大转折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就少不了他的指挥。

1942年7月17日，苏德双方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开战，崔可夫率领第64集团军一面阻止德军接近斯大林格勒，一面趁机实施反攻，期间，崔可夫多次遇险，还差一点被炸弹击中，但他一直坚守在阵地上指挥。

崔可夫指挥战斗

9月12日，叶廖缅科上将和方面军军事委员赫鲁晓夫任命崔可夫为第62集团军司令员，接替节节败退斯大林格勒的洛帕京将军。

崔可夫临危受命，郑重发誓：

“我决不离开这座城市，我将采取一切办法坚守。我决心要么就守住城市，要么就战死在那里。”

随后，崔可夫对第62集团军进行整顿，将斯大林格勒视为最后的战场，誓与敌人背水一战，绝不后退半步。

面对德军不顾伤亡昼夜作战的猛攻，崔可夫指挥部队利用建筑物组成的支撑点和抵抗枢纽部强力阻挡。

战争中的崔可夫

在崔可夫的坚守下，苏联最高统帅部暗自集结大量部队，计划围歼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敌军集团，1942年11月18日，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从防御转向进攻。

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和友军共同围歼德国第6集团军对斯大林格勒的攻打，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德军出现败退之势。

1943年1月26日，苏联第21集团军围歼被打散的德军南部集群，崔可夫率领的第62集团军围歼德军北部集群，不到10天，德军溃败，放弃抵抗，其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元帅乖乖被俘，苏军历时半年，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

保卢斯被俘

在这场战役中，崔可夫带领的第62集团军打破了希特勒灭亡苏联进而称霸世界的狂妄企图，成为成功扭转了苏联卫国战争的局势。

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以后，在崔可夫的提议下，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把第62集团军改编为“第8集团军”，因为崔可夫非常欣赏朱德和彭德怀将军，改名的第八集团军听起来有些像八路军。

从苏联最高层领导来看，这次改名是为了把富有战斗经验的部队组成近卫兵团，是一种难得的崇高荣誉，更为后面的战役鼓舞士气。

但是，从崔可夫本人来看，这次改名更表现出他本人对中国八路军将领由衷地敬佩之情。

果不其然，第八集团军后期攻打柏林，所向披靡，最终取胜，和前面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一样，也在二战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除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柏林战役，崔可夫还参加了库尔斯克战役、布列斯特战役以及奥得河等战役，直到1945年5月8日，德军正式投降，他一直战斗在前线。

他在战斗中不但无惧流血牺牲，而且灵活运用城市作战的各种方法和模式，并充分发挥指战员和战士各自优势，指挥作战，凭借英勇无畏和军事才干，在二战中威名大震。

1982年3月18日，82岁的崔可夫安详离开人世，他戎马一生，战功显赫，受到斯大林的17次通令嘉奖，列宁勋章、十月革命勋章、红旗勋章、一级苏沃洛夫勋章以及红星勋章他统统得过，有的还不止一块。

崔可夫是国家表彰的杰出军事家、外交家，更是当时人民心中的苏联英雄。

而在中国人民心中，崔可夫前后四次来到中国，两次出任军事顾问，他的战略思想推动了苏联对华军事援助，达到了牵制日本的目的，也顺势促成国共合作，他的军事顾问团是三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力量。

以叶剑英为代表的数位中国高级将领一直铭记着和崔可夫的宝贵友谊，中国人民感谢崔可夫在华的贡献，也敬重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突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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