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阜平城南庄大事件(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村)

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村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身后,一处幽静的小院,静静地坐落在山腰。

这里曾经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晋察冀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聂荣臻元帅,在这里住了10多年。

毛泽东率领党中央进京之前,曾计划把这里作为最后的驻足之地,在这里举行了著名的“城南庄会议”,并发出了建立新中国的动员令“五一”劳动节口号。

城南庄村位于胭脂河畔、菩萨岭下,它曾经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是阜平县建立人民抗日武装的第一村,更是中国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堡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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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村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1932年成立党支部

今年72岁的李银虎是村志编纂者之一,对城南庄村的历史如数家珍。他介绍,1927年,中国共产党阜平县特别支部就已经成立。城南庄村的胡凤翔来到阜平县城加入共产党,成为阜平县最早的11名中共党员之一,为党组织在城南庄村的壮大播下了种子。

1932年,城南庄村成立党支部,胡凤翔担任村支部书记,并担任村民们入党的介绍人。“党支部成立的仪式和入党宣誓在城南庄村东山上的一处树林里举行,那个时候仪式是秘密进行的,没留下记号。我们后辈听父辈们说起,也只有大概方位,不知道到底是在哪棵树下宣的誓,但入党的仪式并没有省略掉。”李银虎说。

1933年,保属特委和定县中心县委制定“行唐团山暴动”计划,集中地区所辖的地下党的力量,夺取县警察局和保卫团的武器。

城南庄村的地下党员郝玉明、谷子珍都是当初的参与者,在短时间内便筹集好枪支,准备率先夺取城南庄区公所的武装。但因为保属特委和定县中心县委组织不周而走漏风声,“行唐团山暴动”计划胎死腹中。但是城南庄村的党员们在这次行动的筹备中,收获了组织经验和成员团结。

据《城南庄村志》载,“城南庄村是阜平县中共党员控制村政权的第一个村。郝玉明、谷子珍当上村长后,对村政权进行改革,将旧政权摊派在农民头上的苛捐杂税改为按土地摊派,减轻贫雇农的负担。”

郝玉明在担任城南庄村支部负责人后,一边宣传党的政策方针,一边秘密发展党员,但在1934年因叛徒出卖而被国民党保定行营抓捕,关入北京草岚子监狱。直到1937年才得以释放。

“在郝玉明被关的三年多时间里,支部工作一直都是由我负主要责任。虽说我们没有停止斗争,可是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我们就像没娘了的孩子,断了线的风筝。”谷子珍在《胭脂河畔的一支火把——忆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的成立》里写道。

胭脂河畔走出一支义勇军

直到1937年,城南庄村党员们才重新和党组织建立了联系。那也是晋察冀根据地最初建立的时间。

“1937年11月,聂荣臻司令员带着从115师分出的3000人,来到了城南庄村。”李银虎告诉记者。时任115师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派遣郄晓峰、张毅忱、李光辉等成立工作组,和城南庄村党员们接上关系,帮助城南庄村开展运动、建立队伍。从那时起,城南庄村的革命运动才步入正轨。

罗荣桓将33个青年组成的队伍,命名为“抗日义勇军”,城南庄区的妇女们赶做红袖标,上绣“义勇军”三个大字,给队员们戴上。抗日义勇军在一个月内就增加到400余人,当地的百姓们将他们称为“阜平营”。胭脂河畔走出的这支义勇军,南征北战,立下了战功,涌现了英雄。

老支书杨文玉的父亲杨瑞文就曾是“阜平营”的一员。

在松柏森森的小院中,杨文玉告诉记者,1937年刚刚18岁的杨瑞文,响应聂荣臻司令员的号召参了军,参加过清风店、百团大战等战役,1940年因伤残复员回乡。

“我父亲的右腿膝盖有一个枪眼儿,右腿不能打弯。回城南庄后做了村副书记,后来又当过村支书。他不能干重活儿,但也不闲着,组织乡亲们修大坝,哪怕一瘸一拐走路,也要忙活一整天。”

和杨瑞文一起参军的,还有很多城南庄的年轻人,他们走出村庄,南下北上,投身救亡的战火之中。而在他们身后的村庄,则成了最核心的根据地。那座山上幽静的小院,后来也成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司令员就住在这里。

村是堡垒、人是战士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内,栽有桧柏、银杏和榕树,不时听到鸟类啾鸣,尽管游人如织,仍不失清静和幽雅。

小院前,“坚强堡垒,前进阵地,战略支点,建国基石”16个大红字耀眼夺目。据介绍,“堡垒”的提法源自于《晋察冀日报》在1941年1月的《论阜平之克服》一文。该文写道:“阜平,素有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模范县之称……每个村庄都是堡垒,每个人民都是战士,绝非轻易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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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展示的1948年5月1日《晋察冀日报》(翻拍)。头版刊登“五一”劳动节口号。受访者供图

晋察冀军区和边区政府1937年11月创建后,使得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以阜平为中心的红色根据地迅速增加,推动晋察冀地区军民们的抗日运动走向高潮。各军分区的部队和新建立起来的抗日义勇军、游击队,积极寻找战机袭扰敌人,在不到一个月内,就打死打伤日伪军一千多人,有力地支持了全国抗日运动的进展。

一枚独立自由纪念奖章,金灿闪亮,让96岁的杨贵荣想起了自己当兵的日子。1940年,晋察冀军区首长在城南庄村东河滩召开抗战反扫荡动员大会,号召有志青年参加八路军,城南庄村陈先达、陈守连、刘庆山等40多名男青年踊跃参军。杨贵荣、杨梅林、王英荣、赵志莲等10多个女孩子也要参军,她们不顾家人反对,加入晋察冀军区温塘供给部后方医院做了医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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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荣1941年参军,参加过多场战役。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5月27日,记者在城南庄见到了杨贵荣。她一头银发,脸色红润,正坐在桌子前吃饭,一碗汤面很快就吃完了。

“我妈妈身体各方面都好,就是耳背了,不大听得见。”杨贵荣儿子郭颜虎告诉记者。

耳背的杨贵荣说话很响亮,喜欢大笑。“我当过两回兵,一次是1941年,在医院里学习到护理知识就直接上战场了。当时我在城南庄不远的温塘村,鬼子扫荡,轰炸了温塘,我和队伍走散了,就回了家。1945年,重新联系到组织,但档案丢了,就重新参了一回军。”杨贵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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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荣的纪念章。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1945年,杨贵荣随部队转移至史家寨,并被分配到军需被服厂工作,1946年又转移到曲阳、唐县等地。石家庄解放后,军需被服厂搬迁至石家庄。

随着军队,杨贵荣走南闯北,参加过很多著名的战役,她不大记得到底走过多少地方了,只是告诉记者,“去的地方可多了。”她和丈夫郭秀树就是在革命队伍中认识的,两人相差12岁,在抗战中结为了革命伴侣。

埋雷好手“炸死一个日本指挥官”

在城南庄村,像郭秀树和杨贵荣这样在革命中结成的伉俪并不少见。已经去世的赵进英和丈夫也是革命伴侣。

5月27日,城南庄,在赵进英女儿高秀英的家里,高秀英向记者讲述了父母的故事。

“我妈妈是在她的娘家谷家庄入党、当兵的,后来嫁到了城南庄,我父亲是在城南庄入党的,”高秀英说,“当时是瞒着我姥姥的,因为我姥爷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所以姥姥有些害怕,不同意。”

赵进英14岁就成为了共产党员。1943年8月,赵进英成为谷家庄妇救会主任后,不仅积极组织妇女们为战士们做军鞋、军袜等,还组织人员跟着战士们埋地雷。

“我妈刚当兵那会儿,在部队里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送鸡毛信。电影里的鸡毛信都是真的,那时候根据地各个机关之间联系,都靠信件,送信的大部分是地方的党员、村民,遇到信上插着鸡毛的,就知道是特别重要的。我妈跟我说,当时她们送‘鸡毛信’,都是一溜小跑地去送。经常跑上10里地、20里地送信,信藏在鞋里,要是被日本鬼子逮着,就装哑巴。”高秀英说。

除了辅助前方的战士,村里的党员们还会直接参与战斗,配合部队埋地雷、打伏击等。“我妈她们几个人一起配合,前一个人先把地雷埋好,后一个人赶紧用马蹄和鞋子轻按上印儿作伪装,让鬼子看不出来。地雷不能直着埋,要曲里拐弯地埋,才不易被排除。等到鬼子走了,还得小心把地雷挖出来,要不然就会炸着村民。有好多次,我妈妈埋的雷正巧炸中了鬼子。”

高秀英的父亲高玉明更是一个埋地雷的好手。据介绍,高玉明在城南庄村做游击组组长时,在敌人的交通要道埋设地雷,炸伤炸死十多个日本鬼子,其中还有一个鬼子指挥官,当时在阜平县一带的民间,盛传一句顺口溜:“高玉明真是赞,炸死了一个日本指挥官。”

2015年,赵进英受邀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高秀英告诉记者,当时是她陪着母亲去北京的。她现在还保留着邀请信件和当时参与者的名录。

乡亲血肉铸就的模范根据地

石板甬路、白墙黑瓦、方格木窗,今天的城南庄,一派现代化的气象,城南庄村党支部副书记韩国红告诉记者,很多年前,村里就通了下水,改了旱厕,现在的生活,和城里没什么两样。

和普通村庄不同的是,这个红色村庄,当初晋察冀根据地的核心地带,几乎每一家人,都能讲出许多革命故事。

据《城南庄村志》载,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城南庄共牺牲烈士28人,其中13人是中国共产党员。

村民李新江指着不远处的青山告诉记者,那儿埋着自己的奶奶、叔叔和姑姑。

“他奶奶被日本人杀死的时候,才40岁出头,怀孕已经8个月。为了掩护乡亲们,被日军抓住,开膛破肚,日军将腹中婴儿取出来杀死;姑姑还不到6岁,也被杀死。就这样,一家三口全被杀了。”李新江的夫人说。

李新江介绍,祖父李兴洲当时任阜平县抗敌后援会主任、县议会驻会议长,奶奶张继兰是妇救会主任。“尽管奶奶已经怀孕,但觉得自己是干部,应该为群众安全负责。所以为了掩护群众,不惜自己出来吸引日军注意力……”

1943年9月下旬,日军对阜平进行了时间最长、最残酷的秋季大扫荡,据载,日军在3个月内制造许多惨案。仅在1943年9月26日的“阜平平阳惨案”中,就有1000余人丧生,房屋5000余间被烧毁。

高秀英说,自己的爷爷当初被汉奸出卖,被敌人推进万人坑活埋。“那时候的人们抗日决心很坚定,因为他们亲眼见过日军犯下的暴行,我妈妈就曾见到一个小孩被开膛破肚。他们对抗日的决心,超出现在很多人的想象。”

在日本投降后,城南庄村已经成为安全、稳定的大后方,但村民们支援前线的意愿仍然强烈。

《城南庄村志》载,在1948年,村民赵国栋带队成立了支援前线的担架队。担架队是一站式任务,兵役站一下达任务,担架队不管白天黑夜务必立刻出发,而且要在确保伤病员人身安全情况下实现不同地点的转移。

“我也抬过担架,那活可受罪哦,又累又疼,休息都是就地休息。”杨贵荣说。

1928年出生的刘富庭,在1947年成为了支援前线的工程兵,“城南庄村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大后方,没仗打,我们就去支援前线。从唐山、张家口、太原到北京,走了很多里路。现在胃不好,腿一到阴天下雨就疼,是那几年风餐露宿落下的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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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富庭1947年成为支援前线的工程兵。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中央原定进京前的最后一站

“1948年,毛主席来到我们这个小院子,看到我叔叔,就拍着他的肩膀喊‘小朋友’。我叔叔今年都84岁了,他说现在还记得主席当年的音容笑貌。每次谈起被毛主席喊‘小朋友’的时候他都感到很有趣。”李新江说。

一些村民向记者表示,毛主席来城南庄村的时候,曾和自家长辈有过一些互动。村民们还提到,其实城南庄村是中央原定进京前的最后一站。“后来出了叛徒,致使毛主席住所在1948年5月18日遭到了敌机的轰炸,所以中央才转移去了西柏坡。”李银虎说。

毛泽东在城南庄村的46天里,做出了一系列决定中国命运前途的决策。

1948年4月30日,在这里召开的城南庄会议上,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出了建立新中国的“动员令”:“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同样是在城南庄村,1948年5月1日晚,毛泽东又以个人名义致函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商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宜。至今,城南庄村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小院里,仍保存着毛泽东当年用的那盏油灯。这盏油灯,不仅点亮了城南庄村的晚上,也照亮了新中国将要建立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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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庄村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毛泽东曾居住的房间中保存下来的煤油灯等物件。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雨后,城南庄村通往菩萨岭的柏油路显得更加修长、亮丽,两旁“弘扬担当大义、求是创新、不畏困难、敢于胜利的晋察冀精神”与“推进荒山整治开发,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标语交相辉映。70多年前,毛泽东初次来城南庄村时曾发出感叹:“你这个城南庄,环境优美,空气新鲜,难得,难得!”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实习生 赵利新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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