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几大工业园区（越南工业园突然火爆）

作者|么思齐（发自越南河内、胡志明市、北宁省、北江省） 编辑|漆菲

盛夏的午后正值38度高温，没有一丝风光顾，室外如同巨大的蒸笼。越南北江省云中工业园区的富士康厂区外，午休的工人们围在流动商贩的遮阳篷下，买瓶冰镇饮料，作为对一上午工作的奖赏。

这里的厂房落成前，21岁的李文波曾在三星电子位于北宁省安峰工业园的工厂工作了4年。由于近来待遇下降，今年5月他辞职来到邻近的北江省，“这里近三分之一的工人都是从三星工厂来的”。

随着大量新工厂的出现，当地人想找工作并不难。在越南从事工业园投资开发十余年的中国人谭启东告诉《凤凰周刊》，“随着大批外国企业的涌入，很多地方出现用工荒。新来的企业只能从原有的企业抢人，甚至出现恶性竞争，你抢我的工人，我抢你的工人。”

当中美贸易战给东南亚投下阴影之时，越南却风景独好，一跃成为该区域经济增长最亮眼的国家，甚至被预测照这样速度发展下去，十年后经济规模将超越新加坡。

2019年3月1日，越南北宁省Vo Cuong区，泛太平洋集团在越南设立的太平洋服装厂内。

1986年宣布“革新开放”后，越南开启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2007年越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此后外资大规模流入，如今其工业产值中的一半由外企创造。而在全球加工制造业转移的大势之下，越南引以为豪的优势正在消失，人力和土地成本水涨船高。30多年间，越南从农业社会过渡到了劳动密集型工业社会，未来的路能走多远，取决于其改革的决心和魄力。

“现在想进工业园，也挤不进来了”

清晨7点，越南首都河内的各个角落已经“苏醒”，狭长的街道上，浩浩荡荡的摩托车鱼贯而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汽油味。为了抵御这股气味，虽说酷热难耐，骑车人仍旧戴上口罩。街边的摊主慢条斯理打扫着店铺，贩卖蔬果的小贩沿路招揽起生意。

从拥堵的古城中心沿着1A号国道驱车北上，瘦高密集的民宅渐渐消失，大大小小的工业区落入视线。1A号国道虽被当地人称作“高速”，但摩托车也能进入主路，甚至能乘载搭便车的路人。普通机动车限速100公里/小时，实际却大打折扣。到北江省云中工业区才50公里的车程，用了2个小时。

云中工业区紧邻国道，这里曾以“人工成本低、劳动力资源充沛”对外做广告，如今早已饱和。蓝色屋顶的厂房整齐排列，有的门前种植着扶桑，多数为电子产品加工厂。除了个别货车进出，250公顷的工业区内鲜有人出入。

工人全天的活动都在工厂内进行，通过门口停泊的摩托车数量，便能判定工厂的规模。那些挂着韩国国旗的企业，大部分是三星电子的下游厂商。

李文波的工作时间从早晨7点30分到下午4点30分，中间有一小时午休。据他说，其所在富士康厂区的500多名工人主要负责生产充电器数据线，大多数人住在附近。李文波的家在30公里以外的陆南县，每天只得骑摩托往返，“我老家60%到70%的人都在这儿工作”。

如今他的月收入为750万越南盾（约合2300元人民币），代表了大部分普通工人的收入。收入增加了，他却不想长干，“在台资企业工作压力太大，老板要求高，之后还是想再换回到韩国企业”。

据香港环亚经济数据（CEIC）统计，去年6月以来，越南就业率持续增长。越南劳务市场情况报告显示，2019年第二季度越南就业人数达到5460万人，全国失业率仅为2％，其中加工制造业、建设、批发和零售等领域的劳动力需求持续增加。

除了劳动力抢手，工业厂房的需求量也在猛增。“我们很急！有没有现成的厂房？”“要在最短时间内租厂房、办手续、投入生产。”这是近一年来，赴越南考察的中国团中最常出现的对话。

“现在想进也挤不进来了。”五年前最早一批落地云中工业区的合资服装厂经理余潮倍感幸运。自2010年开始，大量原在中国生产的服装企业开始在越南布局。“当时最大的原因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于我们这种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越南的人力成本很有优势。”余潮说。

“昨天看好的厂房，今天上午就可能被其他企业捷足先登。”运营越南工业地产的一位越南人士称，“现在一天要接待好几拨考察团，而且他们都很着急，经常来不及吃饭就匆匆赶往下一个工业园。很多工业园厂房都预订到了明年。”

越南计划投资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越南设立的工业园区和经济园区共326个，已经投入使用的园区有250个。入园项目累计15500个，其中外资项目8000个，外资投资协议总额达1450亿美元。

2012年开始，随着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技术升级，劳动力和工业用地成本逐年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链瞄准了成本低廉的东南亚国家。越南拥有大量年轻劳动力，地理上又与中国海陆相连，顺理成章扮演了承接中国低端制造业转移的角色。

越南国土呈狭长的S形，拥有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由于中部多山不宜居住，人口多集中在以首都河内为中心的红河三角洲和以最大城市胡志明为中心的湄公河三角洲。这两大平原也是工业区的重要分布地，接纳了绝大部分转移过来的外国企业。

北部以附加值高的电子产品、机械类为主。近些年随着三星、富士康、佳能、立讯等国际企业的入驻，北江和北宁两省的工业区早已是寸土难求。如今河内与北部制造业重阵海防市之间，沿途可见的工业园至少有30个。

最快在9月，三星将关闭中国惠州的手机工厂，这也是三星在中国最后一家工厂。去年三星已经关闭了深圳和天津的工厂，主要原因仍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此外，三星手机在中国销量呈现跳水式走低，从2013年20%的市场占有率跌至2018年的0.8%。

与此同时，越南成为三星海外最大的生产基地。截至去年4月，三星在越南投资总额高达173亿美元，在当地建设了8个工厂，用来生产智能手机、电子零件等。今年8月，三星电子还收购了越南第二大IT企业CMC Corporation的25％股权，这也是有史以来外企对越南IT企业的最大一笔投资。

越南海防市某港口的国际货运站，集装箱正从卡车转移到货船上。

三星扎根越南后成为其经济支柱，2018年在越南的销售额达到657亿美元，占越南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8%。北宁和太原也因为三星的存在，成为全国最富裕的两个省份。

“周围的人都觉得日子充满盼头”

相比北部来说，南部由于海运方便、运输成本低廉，多以轻工业、家具制造业等低附加值、体积大的产品为主。胡志明市作为南部重要的交通运输枢纽，以西贡港为中心的港口网络占到越南所有港口总吞吐量的67％。

进入胡志明市吉莱港，大型货车络绎不绝，飞扬的尘土扑面而来。港口对面，陈阿姨的杂货铺开了快20年。她的主要顾客是附近港口的工人和运输司机。“2000年我刚来的时候，这里的货车并不多，2006年前后忽然变多了。现在各大港口连在一起，运输量也明显增加了。”她回忆说。

2006年10月，越南完成了历时12年的入世谈判，并在次年成为WTO的第150个成员。越南政府在同年出台新的《投资法》，进一步取消对外商的限制。此后，外商在诸多行业可享受“两免四减半”（即前两年免除、后四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如今，连成一片的港口正在努力应对过去一年几乎翻倍的集装箱船流量。从陈阿姨的店里，可以看到集装箱货车进进出出。现在除去房租和水电费，陈阿姨能余下30%的利润。但她喜忧参半，“政府已经公布了扩路计划，这条街上的店铺不久后就会被拆除，附近的房子也不允许向上加盖，到时候我只能迁走了。”

经济增速保持高位，人们的经济活动也随之升级。如今越南年轻人手上至少有“两大件”——摩托车和智能手机，十年前罕见的私家车甚至豪车也在增多，奢侈品店内开始出现本国人的身影。胡志明和河内的高端公寓拔地而起，才下午4点，胡志明便迎来了“晚高峰”。

“以前主要是南北两个大城市和东南部几个省发展迅速，现在北部、中部都有了工厂，其他地方的经济也跟了上来。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回老家择业了。”越南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学者如此表示。

财富研究机构新世界财富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2007年至2017年，越南私人财富增长率为210%，成为10年间私人财富增长率最高的国家。近四年来越南人均GDP均超过2000美元，而在1990年只有96美元。

随着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普通人对国家的未来也抱持乐观心态。“可能就像中国20年前吧，周围的人都觉得日子充满盼头，也充满干劲。由于外国企业的增多，懂外语的大学生也很容易找到工作。”河内大学毕业后在越南某电台当汉语主播的阿胜如此表示。

河内三十六古街上经营手工艺品店的一位老板说，“从三年前开始，河内的变化越来越大。游客明显增多，外来的商人也变多了。”

同在古街旅游区经营米粉店的明兰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游客增加让她的收入可观，现在每月能净赚6000元到9000元人民币。说话的十几分钟里，店里坐满了人，“你要是晚上来，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东南亚最重要的区域性组织东盟（ASEAN）十国中，越南整体发展水平目前仍处于中下游，但随着近两年来经济表现亮眼，外界对其信心大增。去年越南GDP增速高达7.08%；2019年第一季度跃升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下，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速纷纷放缓。今年第二季度，泰国出现4年多来的最低GDP增速，新加坡也跌至10年来最低水平，越南却始终维持强劲势头，保持在6.7%的高位。星展银行（DBS）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照目前趋势增长下去，到2029年，越南的经济规模或将超越新加坡。

正是看到这样的势头，富士康承诺在越南增加投资50亿美元。今年6月，富士康在北江省扩建生产苹果手机的耳机，将投资总额从1亿美元直接翻倍。富士康还计划在广宁省投资生产和组装电视机屏幕的工厂，初期投资4000万美元。

越南在日本企业心中的地位也迅速攀升。据为日企进驻海外提供支援服务的日本Resorz公司调查，越南作为日企进驻海外的候选地，人气显著升高，从5年前的第9位上升至第2位，取代了美国。另据《日本经济新闻》8月报道，夏普已经决定把面向美国市场的车载液晶屏生产线由中国转移到越南，将于2020年在越南启用新工厂。

得天独厚的人口红利和关税环境

“这是我们计划投资部统一提供的标准用茶，不会贵，也不会太便宜。”在位于河内市中心的越南计划投资部（相当于中国的发改委），负责外资事务的一位中层干部笑盈盈地接待了《凤凰周刊》记者。

“目前越南所取得的成就，体现了我们经济政策的成果，其理念在于，创造机会为各阶层的人谋发展。”这位干部说，“当下的重心一方面是吸引更多外资，另一方面则是坚持国企的股份化改革。”

自2006年开始，越南政府便开启了国企改革，国企数量从最高峰时的1.5万家缩减至2018年的500家，占全国企业总数不足8%。其中属于经济集团的只有7家，国家总公司57家，剩下的是各政府部门、行业以及地方下属国企。预计到2020年，越南国企数量仅为150家。

据该干部说，股份化之前很多人会担心，但经过了这个过程后，大部分国企没发生什么大问题，即便有些小问题也马上就处理了。“未来除了个别资源型和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其他行业都应当让私人资本进入。”

自2007年越南加入WTO以来，外资大规模流入国内，为其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18年越南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达354.6亿美元，实际到位资金达191亿美元，同比增长9.1%，连续第三年创下新纪录。据《越南投资评论》报道，去年越南工业产值中的一半由外资企业创造，70%的出口是由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

闷热的服装厂车间内，坐着清一色的年轻女工。她们大多20到30岁，赤脚踩在缝纫机上，娴熟地裁衣、缝制、装纽扣、贴标签。一件衣服要经手20多人，每个人花几分钟便可完成一道工序，近千人每天能完成近2万件成衣。这些衣服被贴上了人们熟知的CK、Polo、Tommy等品牌标签，出口欧美后，一件T恤衫能卖到一百美元，相当于女工们近半个月的工资。

企业转移热潮下，人口红利是越南最为显著的优势。越南目前总人口数超过9600万，中位数年龄仅为30岁，用工成本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普通工人工资约在1800元-2400元人民币，中层管理人员和翻译的工资会高一些。其他成本也较为低廉，比如工业用电约为0.45元人民币/度，是中国的一半。

对于以外贸出口为主的企业来说，越南与日本、韩国、智利等国签署的自贸协定更有着十足吸引力。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让大量出口美国、欧洲为主的企业被迫出走越南，寻求关税成本的降低。

今年7月，越南与欧盟正式签署《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EVFTA)。根据该协定，双方将消除99%以上的贸易关税，鉴于越南是发展中国家，协议允许越南从取消65%的关税开始，10年内逐年达到99%的目标。通过初步评估，协定的签订能够使越南朝着提升附加值、提高经济增长（达到20％）的质量和效益的方向大力推进增长模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

同样在今年年初，万众瞩目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在越南正式生效。作为多边贸易协定，CPTPP的11个成员国承诺将降低成员国逾98%的关税。由此一来，欧美国家对越南多数产品征收的关税会远低于中国。

“多边贸易协定将会使越南在国际自由贸易中的位置变得非常优越。”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坦言，但与此同时，也会给越南的国企改革带来不小的挑战。“因为它们也会受到这些协定的制约。”

“CPTPP是越南签署的首个新时期的商业协定，这一协定对于越南政府干预国企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来说，有着深远的影响。”越南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黎春创向《凤凰周刊》指出，国企经营效益低的主要原因是竞争能力差，这缘于激励与惩罚机制的生硬与低效。“如今越南正在进行国企股份化改革，近两年国有经济成分的规模将进一步收缩。希望由CPTPP带来的外部压力能助力我们的企业改善其经营状况。”

越南存在“超水平”的开放现象

越南之所以能推进一系列有力的经济改革，其稳定的政治环境不可忽视。作为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的政治权力中枢是由越南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越南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国会主席所组成的“四驾马车”，这一模式的突出特点是“让权力相对分散”。

不过，许利平告诉《凤凰周刊》，“自从去年国家主席陈大光去世、越共中央阮富仲兼任国家主席以来，越南的权力机构从‘四驾马车’变成‘三驾’，整个政治改革的力度也在回收。在阮富仲看来，政治领域的‘革新’似乎有些过了。”

一直以来，越南领导层因地域差别而被划分为不同派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潘金娥曾撰文称，“党的基本由以河内为中心的北方干部担任，主管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工作；政府总理通常由以胡志明市为中心的南方干部出任，主管经济工作；国家主席和国会主席则由来自中部地区的干部担任。”

南北在意识形态上也会产生分割：南方在解放前长期处于法国和美国的统治下，思想比较西化，其领导者比较重视市场经济；北方历史上则受苏联和中国的影响较大，显得更为保守。

也正因此，来越南做生意的外商们早早摸清了门道。在越南从事物流生意十余年的中国人彬哥说，“北方讲究人际关系，以河内为首，往往一开始做生意会很累，但做到一个阶段就会轻松了；南方更讲市场经济一些，像中国的广州、上海，这里的变化也会很快。这些年南方出现了很多不靠谱的投资项目，北方则会稳当一些。”

饱经战乱之后，越南于1986年提出“革新开放”，主张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吸引外资为导向，此后越南长期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并因此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还引发外界对于“越南模式”的探讨。

不少人认为，越南走的路线是对中国的效仿，包括对中国发展道路、改革理论、初期为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等方面的模仿，但与此同时，越南基于本国国情又有其自身特点。

“越南似乎存在‘过度’或‘超水平’的开放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江林撰文指出，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高，对外开放水平也相对较高，反之亦然。“然而越南并非如此，其开放水平的提升速度超过了很多经济更为领先的东南亚国家。”

这也被称作“政治民主化超前”现象，即一国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过去几年，越南国会起到较大的制衡作用，多次否决了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包括修建贯通南北的高速铁路项目计划以及中越两国达成的在越南西原地区合作开发铝土矿项目等。

反腐的火把在越南也越烧越旺。自2017年1月越共十二大开始，很多身居高位的人陆续被革职、判刑，包括越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丁罗升、越南国家油气集团原高层郑春青和越南公安部原警察局局长潘文永等。

反腐当然是为了保护近几年创造的经济成果，让外企有更好的环境做生意，也让政府形象更加廉洁。但有分析将其归因到南北的派系斗争上。南派以前总理阮晋勇为核心，北派以阮富仲为核心。两个派系在越共十二大召开之前就展开较量，最终北派占据优势，南派却始终未能罢休。

今年上半年，越南各地对176起腐败案件的425名被告进行起诉，案件起数和被告人数同比增长13.5%和32.8%。有123个党组织和7923名党员受到处分，其中因腐败行为受处分的有256名党员。

有投资者感慨说，这说明政府认真向公众表明：在越南投资不再需要“认识谁”了。然而，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发布的2018年全球清廉指数（CPI）依旧让人大跌眼镜——越南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17名，比2017年下降了10位。从事药材生意的一位越南人称，“不少外企来越南还是无法光明正大地拿到批文，而要通过关系，这一类属于地下投资。”

2019年6月19日，越南河内，一名游客在乐天中心的3 6层观景台留影。

“越南当下最鼓励的是具有高新技术、没污染的、有创造力的项目。但在落实的时候，很多方面还是会打折扣。”作为“老越南”的彬哥说，目前省以上，以及5个直辖市的项目一般能直接去跟越南商务部谈，大项目审批得也较快；但如果市级以下的项目还是需要人脉关系，一般通过中介来办事，当中的手续费还是省不了。

美国商会驻河内执行董事Adam Sitkoff 亦表示，反腐不意味着外国投资者就能轻松适应当地环境，仍要应对一系列雷区。“尤其随着私有化的加速推进，越南根深蒂固的贪腐、管理不善和裙带关系都暴露出来了。”

越南制造尚难取代中国制造

“最近招工不像以前了，早期招人是我们挑工人，现在想招人甚至要经过中介。”云中工业区精密模具注塑厂的董事长刘汉良抱怨说，“用人标准也放宽了，以前都是20多岁，现在35岁甚至40岁的都有。”

在谭启东看来，认为越南承接中国制造业是言过其实，“越南9000多万的人口基数并不大，现在已经是用工高峰期，马上就会进入瓶颈期。”他进一步解释说，有劳动力的区域用工基本接近饱和，目前在刺激劳动力转移的举措上，政府也没有扮演主要角色，还是靠劳资双方的意愿，劳动力空心化是接下来要面对的难题。“未来制衣、箱包、鞋厂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会继续向其他国家转移。”

除了用工荒，大量企业的涌入也让土地价格“水涨船高”。距离胡志明市70公里的同奈省GiangDien工业园，工业用地的租赁价格从2017年的60至70美元/平方米上升到2019年初的90美元/平方米。有些地区租金涨到了130美元/平方米，和中国大城市的工业园区相当。

过去五年来，越南政府不断提升最低工资标准。2019年7月决定2020年起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将再上调5.5%，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将增至442万越南盾（约合1351元人民币）；二类地区增至392万越南盾（约合1198元人民币）；三类地区增至343万越南盾（约合1056元人民币）；四类地区增至307万越南盾（约合945元人民币）。

随着中国制造业向越南的集中外溢，短期内人工、土地、原材料价格还会被推高，如此一来，越南的成本优势将难以维持。

同样作为承接低端制造业转移的东南亚国家，柬埔寨今年有70多家服装厂关闭，这一数量是去年的两倍。原因首先是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从1997年到2019年，柬埔寨的劳动力成本上涨了4.5倍，月薪从40美元涨到182美元，倘若包括员工福利和补贴，成本将增至210美元左右。这也是越南面临的问题，不少普通工人的工资已经超过280美元。

还有供应链的不完整，由于柬埔寨的基础设施以及相关配套落后，导致外国投资者的投入成本不断增加。与中国工人相比，柬埔寨工人的生产效率低下。有分析称，柬埔寨服装厂的生产效率仅为中国的60％左右，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稍好一些，约为中国的80％。

长期来看，由于缺乏完整的产业链，越南仅能承接制造环节中的低端部分。而无论是电子产品还是轻工业，很多原材料、高技术型配件和生产仪器仍需从中国进口。

“越南制造不可能完全取代中国制造，顶多只能取代某一产业的部分领域。”一名商界华人指出，“过去五年来，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很多，但仍享有出口优势，技术含量高的部分并没有从中国移出来。就连最早从中国转移出来的纺织业也很难完全被替代，一些服装拉链还得从中国进口。”

2017年，从东莞转战越南的一家鞋厂尝试了一年后便放弃了，问题出在工人的工作效率上。很多越南工人缺乏成熟的工作经验，加上没有加班习惯，造成生产效率低下，交货时间推迟，最后企业入不敷出。

需要“胡萝卜加大棒”式改革

输入型通货膨胀也在近来成为在越南的外资企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会导致劳资纠纷，工人可能因为要求涨薪而举行罢工或其他抗议活动。

近四年来，越南人均GDP均维持在2000美元以上，与此同时物价也在飞涨。虽然工资变多，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并没有提升。有研究称，非限制性利用外资是导致股市、楼市崩盘和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当地人无奈地说，“几年前你拿一张50万越南盾可以用很久，现在很快就用完了。”

在胡志明市最热闹的第一郡吃一碗河粉，需要25元人民币；大一些的餐厅动辄人均消费100至200元人民币；看一场电影需要30元人民币。而中心地段的豪华公寓从去年的每平方米5000美元涨到今年的10000美元。较远一点的公寓每平方米也达到2000至3000美元，让普通人望尘莫及。

河内和胡志明市内，随处可见正在施工的公寓和写字楼，这是过去没有的现象，表明制造业创造的财富正在向房地产行业转移。有分析说，如今大量兴起的工业园区带来的是“工厂驱动下”的经济增长，而不代表真的经济发展。

今年一季度越南的贸易出口非常亮眼，美国成为其最大商品出口国，出口总额达130亿美元，同比增长26%。贸易数据公司Panjiva的报告显示，美国家具、家电和轮胎等行业的订单由中国向越南转移的情况明显。例如宜家家居、家得宝等零售商从中国进口减少13.5%，而从越南进口上涨37.2%；汽车轮胎类从中国进口减少28.6%，从越南进口增长141.7%。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6月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称，越南在贸易问题上比中国更为恶劣。面对是否会对越南加征关税，特朗普没有给出正面回答，只是说美国正在和越南谈判，引发外界猜测。

“随着大批工厂转移，资本源源不断流入越南，美国会发现自己和越南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越南很可能成为美国下一个制裁对象。”许利平说。

越南房地产业内人士则称，“外界都说越南是中美贸易战的最大赢家，其实并非如此。越南的市场很小，今年的经济发展数据可能不错，但过度依赖外资的经济模式未必能持续带来高增长。”

受访的越南人士认为，越南的经济高增长是否能继续维持，取决于政府对国企改革的力度有多大。如何让国企参与市场竞争的同时又不造成大量失业，是政府下一步要解决的难题。“在落实多个自贸协定条款的同时，如果越南没有切实、系统而有效的‘胡萝卜加大棒’式方案，未来遭遇危机的可能性只会增大。”黎春创提醒说。

*本文由树木计划作者【凤凰WEEKLY】创作，独家发布在今日头条，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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