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背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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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上台之后推动的第一项重要改革。这项改革措施的出台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它将西汉朝廷最有权力的四方政治势力都卷入其中，使得一场表面上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改革，背地里却遍是腥风血雨。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岁首，一封将深刻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奏疏呈到了新即位的汉武帝刘彻面前：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汉书·武帝纪》

正是这封奏疏，开启了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先声。因此，对上疏建言的卫绾，明代学者杨慎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

绾之相业，他无闻焉。而此一节，加于萧、曹一等矣。《史》称汉帝之美，罢黜百家，绾之功何可少哉？

——转引自《史记会注考证》

杨慎以为，就凭这封“罢黜百家”的奏疏，卫绾对西汉政治乃至中国历史的贡献就要超过萧何、曹参等名相。这个结论，我私意以为下得或许有些草率。倒不是说“罢黜百家”的奏议不够分量，正相反，它给予中国历史的影响，我们无论做怎样的估计都不嫌过分。

但这份奏议始于谁的主张，《史记》、《汉书》的相关记载错综复杂，却很有做一番考据与推敲的必要。遽然将“罢黜百家”的“版权”归于卫绾，恐难令人信服。《史记·儒林列传》载：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灾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史记·儒林列传》

作为一个正统的儒家学者，王臧接受过严谨而系统的学术训练，是西汉鲁《诗》学派的嫡传嫡子。早在汉景帝时期，王臧就担任过太子少傅，作为东宫属僚而与刘彻结下君臣之缘。虽然后来因为史籍失载的某个原因而被免职，但刘彻刚一嗣位，王臧就上书宫掖，再获恩遇，并于一年之内超迁至郎中令。

至于赵绾，他和王臧同是鲁国申公的弟子，此人能够坐上御史大夫的位置，很可能与王臧的引荐有关。照《史记·儒林列传》所说，王臧、赵绾在朝中占据要职后，儒学对汉武帝的影响力明显增强，这才引发了汉武帝诏举贤良、罢黜百家的后事。

至于罢黜百家的奏疏为什么是以卫绾而非王臧、赵绾的名义提出的，这恐怕不能解释作卫绾与王、赵二人所见略同。因为卫绾从前就是个在戏车上表演杂技的贱役，不学无术，更谈不上对儒学有何洞见。这个人只有一个优点——侍君醇谨、绝而二心。司马迁说：

上立胶东王为太子，召绾，拜为太子太傅。久之，迁为御史大夫。五岁，代桃侯舍为丞相，朝奏事如职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可言。天子以为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赐甚多。

——《史记·万石张叔列传》

想当年，孝景帝为了给未成年的儿子刘彻遴选得力的股肱，可算费尽了心机。功臣如亚夫，戚属如窦婴，孝景帝对他们都不放心，最终独把这个忠贞不二的卫绾指给儿子，以为将来新朝的辅相之选。此次卫绾上奏，要求罢黜百家，我推测更有可能是出于汉武帝的授意。

换句话说是王臧、赵绾引导汉武帝服膺儒学在先，而后汉武帝遂有了罢黜百家的念头。只不过这个动议由卫绾以宰相之名在朝中正式提出，更能加重其分量而已。罢黜百家之议从酝酿到出台的全过程中，卫绾应该只是充当了一个奉旨或希旨上奏的小角色，至于核心的决策圈子，他恐怕不在其中。

在奏议上署了名的人未必参与了决策，可没署名的人却是幕后真正的操盘手：

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适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太史公的这段记载，乍一看真令人匪夷所思。王臧、赵绾先后上位郎中令和御史大夫，竟然是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暗中推动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在诏举贤良、罢黜百家这件事上，窦婴、田蚡和汉武帝这三位政治立场相去绝缘，政治利益相互冲突的巨头居然鬼使神差地拧成了一股合力，助推王臧、赵绾在前面摧锋陷阵。

照理说，朝中兴起举贤良、黜百家的呼声，最应该感到威胁的人就是魏其侯窦婴。因为他一生中最大的苦手武安侯田蚡之所以这么积极地推动此事，明面儿上是褒扬儒学，私下里却是藉此打压窦婴的势力。

想当初七国之乱的时候，魏其侯窦婴已经升任了大将军，贵盛无二。而那时田蚡还在宫里做着一个不起眼的郎官，日后令他青云直上的太后王氏和汉武帝刘彻也不过是王美人和胶东王而已。在窦婴面前，田蚡跪起逢迎，礼如子侄。这份表面上的恭敬背后，田蚡实则对窦婴的煊赫权势实深深艳羡。

以田蚡的精明，他当然看得清楚，窦婴所以能取得一人之下、傲视百僚的地位，跟他广招门客、遍植私党的游侠作风是分不开的。但彼时的田蚡还不具备效仿窦婴甚至与之竞争的条件，直到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驾崩，新君刘彻嗣位，田蚡鸡犬升天，局面顿时发生了改观。

如今田蚡是太后同母异父的兄弟，当朝皇上的亲舅舅。新皇帝刚一登基，年号都还没来得及改，就下旨封田蚡为武安侯。与太皇太后窦氏的亲侄儿窦婴相比，田蚡的身份贵重已经不遑多让，这自然极大地刺激了他攀比窦婴的野心。可是抛开外戚的身份不论，单说在朝的政治势力，田蚡此时仍是远远不及窦婴的：

建元元年，丞相绾病免，上议置丞相、太尉。籍福说武安侯曰：“魏其贵久矣，天下士素归之。今将军初兴，未如魏其。即上以将军为丞相，必让魏其。魏其为丞相，将军必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让贤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风上，于是乃以魏其侯为丞相，武安侯为太尉。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籍福的话说得明白，田蚡之所以不如窦婴，是因为“天下士素归之”，也就是说窦婴蓄士养客，党羽甚盛。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武帝刘彻下旨拜田蚡为相，他也坐不住这个百僚之长的位置，前任丞相卫绾不就是因为镇不住窦婴才被罢黜的吗？

窦婴出身军职，门下宾客当以功臣武将居多。田蚡要想抗衡窦婴，他又该向哪里扩张自己的势力呢？

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

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史记·儒林列传》

西汉建立后，齐鲁儒学作为天下最有影响力的私家学派之一，虽然早早地进入了汉朝的官僚体系，但一则因为朝政长期被军人政治家所把持，二则因为法家和黄老学派的竞争，儒士在汉武帝上台以前始终没能跻身汉朝的权力核心。儒生们被历任皇帝客客气气地养在博士官，束之高阁，这其实跟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秦朝儒生的境遇没什么两样。

武帝即位之初，朝廷里仍以平定七国之乱的功臣武将话语权最重，而他们的领袖正是魏其侯窦婴。军队最讲究的是资历。田蚡资历太浅，不可能和窦婴在军界展开竞争。那他又想扳倒窦婴取而代之，交结儒生以为奥援就成了一个可能的选项。

想当年七国之乱前，以晁错为首的法家学派当朝主政，窦婴和这帮功臣武将也曾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遭到压制。借着戡乱平叛的机会扳倒了晁错，窦婴才有今时今日的地位。窦婴能做初一，田蚡难道不能做十五吗？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田蚡的真实目的恐怕是要与儒生结盟，挤进汉朝的核心决策层，把窦婴等功臣武将排摈出去，就像当年窦婴逼死晁错的故伎一样。

武安侯新欲用事为相，卑下宾客，进名士家居者贵之，欲以倾魏其诸将相。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对田蚡的这点儿私心，年轻的汉武帝看没看透，《史》、《汉》记载没有答案。但从刘彻个人的角度去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于他有利的。当初父皇刘启还在世的时候就对窦婴的尾大不掉忧心忡忡。虽然孝景帝把卫绾推上了相位，期待他为刘彻擎天保驾，但卫绾势单力薄，难堪重任。

扶植田蚡，让他与窦婴相互牵制，避免朝中权臣独大，刘彻当然乐见其成。所以卫绾上书武帝，请求罢黜百家，我认为很可能就是出自汉武帝本人的授意。汉武帝和田蚡重用儒士，将斗争的矛头齐齐对准窦婴，窦婴不但不予回击，反而和他们一道推动罢黜百家之事，他这又是行的哪步棋呢？

建元元年卫绾进呈汉武帝的那封上疏，我们如果将里边的内容概括为“罢黜百家”，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卫绾的话锋其实主要是指向了法家与纵横家两大学派，至于同属诸子杂学的黄老学派，卫绾没敢在奏章中公开点名。

因为此时实际执掌朝政的太皇太后窦氏正是黄老学派的信徒。投鼠忌器，卫绾乃至汉武帝本人对排摈黄老都有顾忌。可是一山不容二虎。儒士越来越受重用，黄老之学的生存空间仍是无可避免地要被压缩，到了还是招来了窦太后愠怒的目光：

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双方的决裂发生在一年以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御史大夫赵绾的一个提议彻底激怒了引而不发的窦太后：

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赵绾的这封奏疏不禁令我联想到清朝戊戌维新中发生的一桩故事。1898年9月14日，正在积极推进维新变法的光绪皇帝专程到颐和园觐见慈禧太后，要求太后同意他开设懋勤殿，并聘请外国顾问官辅助变法改革。这个提议当场惹得慈禧勃然大怒，她和光绪帝两人为此还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此前对光绪的改革，慈禧太后并没有表示出强烈的敌意，为何开设懋勤殿的请求却一下子点燃了她和光绪之间的战火？这其实是因为懋勤殿一旦开设，主持朝政的权力就会极大地向光绪皇帝倾斜，慈禧太后有被架空的风险。在宫廷斗争中浸淫多年的老太后能由着光绪“胡作非为”吗？

没有最高权力的支持，就没有稳固的改革基础。因此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政治改革往往都与权力的争夺与转移相伴而生。

光绪要求开设懋勤殿，是打着改革的名义架空慈禧太后；而赵绾上书，要求百官不再向窦太后（即东宫）奏事，等于明言削夺窦太后的执政权力，被逼到墙角的老太后只能绝地反击，王臧、赵绾乃至背地里地支持他们的田蚡和窦婴于是乎都被老太后一纸诏令逐出了朝堂。

多年以前，梁人高遂曾对窦婴说过：

“能富贵将军者，上也；能亲将军者，太后也”。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窦婴跟着田蚡去趟罢黜百家的这道浑水，结果却彻底撕裂了他与窦太后之间的血缘亲情。从此，罢职的田蚡还能仰仗姐姐王太后的裙带关系继续影响朝政，伺机东山再起。窦婴却永远地淡出了汉朝的权力核心，沦为过气老臣。司马迁在《史记》中批评窦婴说：

魏其诚不知时变。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窦婴从权力巅峰的跌落是如此迅速，的确不能不归咎于他对时局的错误观察。但要说窦婴胡涂到这个地步，甚至连田蚡、赵绾与窦太后谁亲谁疏都拎不清楚，恐怕也不是事实。窦婴的失败说到底是野心太大。

七国之乱前，窦太后曾有意立少子刘武作孝景帝的嗣君，结果被窦婴搅黄了。窦太后一怒之下削去了窦婴的门籍，把他踢出窦家。直到七国之乱爆发，太后和窦婴为叛乱的险恶形势所迫，才终于冰释前嫌。

把自己的全副身家寄托在喜怒无常的婶娘身上，对窦婴来说其实也不那么保险。到建元元年，窦婴既然已经成功地坐上了丞相的宝座，他也就有了摆脱太后、自立门户的资本。

参与推动罢黜百家之事，一面可以避免儒生这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被武安侯田蚡尽数争取过去，另一方面又可以借机向窦太后夺权。这看起来应该是个一石二鸟的计划。

只可惜，这个计划所甘冒的风险太大，窦婴孤注一掷，孰料输得最惨，被迫黯然下野。而在他下野4年后，年迈的窦太后也驾鹤西归。于是，那一张原本坐着四个人的赌局，便只剩下田蚡和汉武帝二人对赌了。

参考文献：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王先谦《汉书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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