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山西是哪里(山西这俩县打地界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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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马红星 授权发布,文字有技术性修改。打官司打的是什么?证据、证据、证据!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在司法实践中,“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证据是诉讼之父”等等说法,强调的就是证据在诉讼中的作用。
在民国年间,山西省的两个县因为地界之争打官司,最后却因为一方拿出明朝的一首诗而赢得了官司,夺回了自己一方被占的土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呢?让我们从头说起。
事情发生在民国九年(1920)的早春,地点在太行山腹地的山西晋东南地区。这相邻的两个农村是潞城县的神泉村、平顺县的高岸村。
本来天寒地冻的,地里也没啥农活,窝在家里,老婆孩子热炕头,猫冬熬春多好。可是架不住人闲是非多,平顺高岸村的老百姓没事干就跑到两村交界处立了一块两县界碑。
这下麻烦了,潞城县神泉村民不答应了,认为对方越界立碑。叔能忍婶不可忍!村长带人将立碑者扭送潞城县衙关了起来。这算是第一件事。
好事不上门,霉运接着来。高岸村民又将去年冬天在村后山砍伐的树木当柴火往家送,又被神泉村村长带人截住,说是越界砍伐树木,再次扭送到潞城县衙了。
有人要问了,莫非这平顺县高岸村民闲得蛋疼,一而再再而三地无事生非?还真不是这样。这地界之争里面牵扯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而平顺县村民最终输了官司就和这个景点有关。
这个景点名为“葛井寒泉”。葛井山就位于平顺县高岸村背后,距离村庄不足一里地。山上长满松柏,郁郁苍苍,有风吹来,松涛阵阵,风景绝佳。
葛井山巅有一山泉,泉水清冽甘甜,涓涓细流,四季不绝。山泉边有一座名为圆寂寺的古庙,又名葛井寺。松桃、山泉、古庙,组成了“葛井寒泉”的一处景点,在古代是潞城县的八景之一。
古代文人好吟诗作画,总喜欢凑个十景、八景之类的景点,借以抒发情感,历代各地搜少不了这样的诗书画作品。不信你搜一下“十景诗”“八景诗”,遍地都是。
“葛井寒泉”除了因为风景好之外,还因为一个著名的道教炼丹师、医药学家葛洪。此山、此泉的得名就与葛洪有关。
葛洪(约284年~364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一生从事炼丹、论道和行医。他学识渊博,著述宏富,现存的医书有《肘后备急方》《金匮药方》《神仙服食方》《抱朴子》等。
在山西上党地区民间流传,葛洪是上党人的女婿。因为他娶了上党鲍玄之女鲍姑为妻。鲍玄是三国时名医,上党人,精于岐黄,兼通道术,通晓天文地理,河图洛书。曾事师真人阴长生,得炼丹之术,做官做到广东南海太守。
鲍姑门里出身,自会三分,又从小跟着父亲学习道法和医法。鲍姑的主要成就是灸术,她是中国中医史上第一位女灸学家,被后人奉为古代四大女名医之一。
葛洪有这样一个有地位、有钱、有技术的岳父和道术、医术都出类拔萃的妻子,其翁婿、夫妻回一趟上党老家,跑到潞城的这座山里采药炼丹,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为葛洪而留名的“葛井寒泉”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的必然对象,也是潞城县历任长官必到之地。
明代万历十九年(1591),潞城县新任知县冯惟贤,就慕名来到这里,写了一段话:考葛井山在县东南,葛仙翁曾养丹其上,泉涌山头,味极甘冽,而寒□澄澈,最足沁人心脾。
许是还觉意犹未尽,冯知县又口占一绝:圆寂招提景最幽,寒泉冽冽涌山头。千章茂柏凌霄汉,抱朴丹炉此地留。
请大家留意这首诗,这可是后来民国年间两县村民打官司的重要证据。
从地理位置上看,葛井山距离平顺高岸村不足一里,山下就是良田沃野,世代为高岸村民耕种,高岸村民理所当然地认为“葛井寒泉”归属高岸村。
可是,潞城神泉村民却不这样认为,因为神泉村名就是因为“葛井寒泉”而来,虽然距离景点比高岸村远了点,有五六里远。但若是这个著名的景点归属了高岸村,那神泉村不就是徒有其名了吗?
所以,神泉村民逮到高岸村民越界砍柴火、立界碑,丝毫不含糊,立马扭送潞城县衙。潞城县令也不含糊,来了个快处快判,关进了大牢。
这事一传到平顺县城,就闹大了。要说两个邻村纠纷,也就算了。可是事关两县县界,这就不是小事了。平顺县的乡绅士族头面人物纷纷上书潞城县衙,要求撤销判决,平反并释放村民。
潞城县则很强硬:你平顺县村民越界立碑、砍伐树木事实俱在,不容徇情。
和现在打官司一样,县里不管往市里,市里不管往省里告,一直打到了省长阎锡山那里。
民国时,废除了过去的“省、府、县”三级管理体制,改成了“省、道、县”三级管理体制。我们熟知的潞安府已废除,这两个打官司的县都归山西省冀宁道管辖。
阎锡山委派冀宁道尹徐之棨全权处理,徐之棨又委托壶关县知事张廷琇前往勘办。知事,就是民国时期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即是县令、县长。
壶关县知事张廷琇领命后一琢磨,既然双方涉及到县界之争,那就必须厘清“葛井寒泉”到底归属哪一方。这谁说了也不算,得看典籍记载。
清康熙版《潞城县志》载:葛井山在县东南二十里,高五百二十四丈,长二十五里,周围九十四里,相传为葛洪修道之所,其巅有泉覆于上,其甘冽,故名葛井焉。
光绪版《潞城县志》载:卢医山东南曰葛井山,高五百二十四丈,袤二十五里。相传葛洪师事鲍元,炼药于此巅,有葛井,今在圆寂寺西北,距县二十里。
民国版《潞城县志》载:葛井山,西北距县城二十里,其顶曰盘肠脑,高五十丈七尺七寸,旧有圆寂寺,片瓦颓垣,仅存遗址。葛井、寒泉均在山腰,葛井口径不过七寸,下则窿然阔张,一片纯石,决非人工所凿,相传为葛洪染布处。寒泉在石岩下,一泓清水,寒气逼人,因以得名。西北曰虎头山。
欸,不对啊,怎么都是山西潞城的县志?难道山西平顺县志里面没有记载?这是选择性执法吗?
其实不然,因为这两个县的关系,还真是扯出藤蔓牵出丝,打断骨头连着筋——割舍不断。
山西平顺县的建县历史,只有490年,而潞城县则是一个千年古县。
明嘉靖八年(1529)以前,山西是没有平顺县的。只因为那年,在潞城县当小吏的陈卿起义失败,为保此地平安,明朝兵科给事中夏言向朝廷进言,建议从潞城县、黎城县、壶关县三地分别划出部分地盘组成了平顺县。
故事开头双方争抢的那个有“葛井寒泉”著名风景的葛井山就成了两县的界山。平顺县城,即建在原属潞城县的青羊里。没想到,县城只持续了235年,到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平顺县就被裁掉了。
《清实录》载:“山西巡抚和其衷奏称潞安府属之平顺县。原拨潞城、壶关、黎城三县,就青羊里为治。编户仅三十一里。环城皆山,并无井泉,应裁。其编户及所徵钱粮各归原拨。”
平顺县被裁了,所管辖的地方从哪儿来的又回归哪儿去,各归各县。属地回归了,但是留了一个行政上的尾巴——原平顺县教育系统却没有各归各县,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平顺乡学”存在,由潞城县代管。
消失了将近150年的平顺县,因为“平顺乡学”这一颗火种,在民国元年(1912),由乡贤石璜联合本地绅士大佬共计22人,争取恢复了县的建制。
然而好景不长,仅仅三年时间,民国四年(1915),平顺又被裁,改为平顺乡,归潞城县管辖。民国六年(1917),平顺县再次复县。
在这裁撤恢复的过程中,潞城县和平顺县就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亲密关系。相邻处的许多村庄,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归属地也是忽而归潞城、忽而归平顺。
举个例子:抗战时晋冀鲁豫边区有一位李向阳式的杀敌英雄黄小旦,毛主席曾说,山西有个黄小旦,吓得敌人拉了屎,我看他是“黄大胆”呐。
这个杀敌英雄黄小旦就是潞城县。可是民国时的资料里,他一会儿是平顺县人,一会儿是潞城县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到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会议,受奖时是平顺县人,六十年代又成了潞城县黄小旦。这一切全因为,黄小旦所在的李庄村随着时间段不同,时而归平顺县,时而归潞城县。
同样,当平顺县高岸村和潞城县神泉村打官司的时候,平顺复县仅仅不到两年。未复县之时,俩村都同属潞城县,所以,高岸村老百姓祖祖辈辈在葛井山坡上砍伐树枝烧火做饭、在葛井寒泉之下良田春种秋收也没见闹出什么大的官司纠纷。
再说了,就算有磕磕绊绊,也像两口子过日子,那都是内部矛盾。可是平顺复县了,两个村的小纠纷就立马演变成了两个县的县界大纷争问题。
所以,越界砍柴是小问题,但要立界碑那可不是小事情。你想想,农村有多少因为盖房子地基尺寸闹得头破血流的事件,就能明白界碑立在哪里是多大的事件了。
从历史记载来看,凡是平顺县被裁撤时,双方和平相处。凡是分立为两个县时,涉及到“外交纠纷”,双方矛盾不断。
长治市潞城区成家川办事处神泉村有一座李卫公庙,庙内有一通民国年间的石碑记载,在前清以及民国二年时,高岸村就曾和葛井寺打过几次官司。
这次官司惊动了省里、道里,受冀宁道尹徐之棨委托,主审官壶关县知事张廷琇当然要慎重对待,不敢怠慢。
1920年3月,张县长知会潞城县、平顺县两县县长,带领相关人员及各县县志,一同到葛井寺,三方会勘,现场定夺。
前边引用了三本潞城县志的记载。平顺县呢?号称有490年历史,实际只有235年存在史,只有在清康熙年间修过一本县志,关于葛井山、葛井寒泉的记载还语焉不详,和千年古县潞城县实在没法比。
三方会勘,地块没啥争执的,就看归属。结果明万历十九年(1591),潞城知县冯惟贤所题《潞城古邑八景之葛井寒泉》一诗就成了最有力的证据。
其诗中有“圆寂招提景最幽,寒泉冽冽涌山头”之句,所言正是葛井山上“葛井寒泉”。冯知县写这首诗时,恰好在平顺县建县(1529年)之后,1764年裁撤之前。
这充分说明,人家潞城县知县咏“潞城八景”的诗,当然涉及到的地点都是潞城所辖。所以,“葛井寒泉”系潞城县景点无疑。
平顺县方面对此无异议,不过,不甘心就这样退缩啊。于是又提出了一个距离问题。那就是葛井寒泉离高岸村近,离神泉村远。按说归属高岸村更合适。
得,这就可是硬扯了,有点胡搅蛮缠的意思了。壶关张知县也很机智,他说,距离远近确实不假,但按县城来说,葛井寒泉距离潞城县只有20里,距离平顺县可是有40多里啊。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一个N多年前的段子。说是南海某小国想与我国索要南海一小岛,无耻地说,从距离上说,那个小岛离我国更近。没想到当场被打脸:我国领导人说,从距离上说,你国距离我国更近。
说回故事,张知县的话让平顺县人哑口无言,就此输了官司。这就是因了明朝的一首诗,赢了民国的一场官司。
这也说明,文化人没事吟风弄月,玩个小情调,还真不全是无病呻吟,兴许几百年后就能派个大用场,顶个大用呢。建议高人写一篇宏论《论文华人吟风弄月的现实重要性》,以此作为论据,没准还可以获诺贝尔文学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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