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师范回忆（晋东南师范漫忆）

一．长治师范学校的恢复

长治是有光荣革命传统教育的地方，我党又历来重视教育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为解决师资教育问题，在太行区和太岳区先后办起了几所师范学校，但因战争遭受到极大的破坏。抗战胜利后，为适应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又先后恢复和建立起一批师范学校。如武乡县的简易师范和长治师范等。

长治师范学校复校于1946年4月15日。校址在东大街坐北朝南的相公庙，如今的“长治学院师范分院”。师生来自四面八方，教材自己编，生活很艰苦，吃的是自己种的粮食和蔬菜。虽然环境差，生活艰苦，但大家齐心协力，边学习，边建校，边生产，边参加群众运动。同学们用打油诗来形容当时的境况：学校开作坊，种地又开荒，纺线打毛衣，学习生产忙。

长治师范学校恢复之后，各县也先后成立了多所师范类学校，如简易师范、中学设师范班等。潞城、黎城、长治县等成立的师范或简易师范，先后都并入张庄师范。壶关县成立的简易师范，并入辛村师范（壶关和陵川联校），1953年辛村师范又并入长治师范学校，这时长治师范学校有中师、初师、简师、小教、小教轮训班等。

二．改称晋东南师范学校

长治师范学校恢复后，隶属于长治专区。1958年长治专区改称晋东南地区，随后长治师范学校也改称晋东南师范学校（附照片）。

晋东南师范学校，整个校园宽敞，整洁，漂亮。一进校门西侧是收发（传达）室和播音室，东侧是小卖部和客房（学生家长来校临时住）。校门正对着百米处是图书馆及阅览室(附照片)

图书馆前有一拱桥，桥下是椭圆形鱼池，东西长约20米，南北宽约10米，深约3米，常年有水。它被长有1米4左右高绿油油的柏树形成的“围墙”包围着。在校门与鱼池之间除硬化了人行道外，全部是排列整齐的杨树林。图书馆后是五部联合器（体育器械）及工字形理化实验室。图书馆西侧是办公区（前部分）和教学区（后部分）。西南角是西食堂和饭厅。图书馆东侧是礼堂，礼堂南是东食堂，北是排列整齐的一排排平房为学生宿舍区。每排宿舍之间的花池里，有的种得树或者花，有的种着药材，虽然药材收成不佳，但那也是师生们在校园里试种药材的尝试。校园东北角还有8个教室和8间宿舍，隔出暂借于幼师办学。

从当时的规模，设备和人数上看，排在晋城师范和沁县师范之前。每次外出开会或游行，在队伍前边高高举着五只大红灯笼亮出了金光闪闪的“晋东南师范”五个大字。每个灯笼的两侧各有一个龙头口衔着长长的金色丝穗，看上去显得很威风。后边是锣鼓队，师生排列整齐的队伍紧随其后，整个队伍显得浩浩荡荡很壮观，给当时的长治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0年4月，在我不知情，也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调到晋东南师范学校教导处担任教导员工作。因为1959年我从晋东南师专毕业分配到晋东南幼儿师范学校教导处担任教导员工作。幼师是新成立的学校，仅四个班，教职员中绝大部分是年轻人而且是女的多。她（他）们中也大部分人是当年从各级学校（大学本科、专科、中专）毕业分配参加工作的。学生都是女生，年龄和我差不多，有的还比我大些。经过几个月的工作，我对幼师的工作已经熟悉，而且已经融入到她们之中。4月17日，我带学生建校劳动回来，晚饭后，申锡麟校长通知我说：“你被调到师范教导处担任教导员工作了”。我说申校长，我不想去，你给领导说说吧。申校长说：“我们也不想让你走，可领导说我们是本位主义”。第二天，我仍然带学生去劳动，可心里总想着工作会有转机，结果劳动回来得知师范来人已经把我的行李搬走了（师范与幼师仅一墙之隔）。

在我们那个年代，没有人敢不服从调动的。我不得已只好到晋东南师范教导处报到了。其实是与江涛（女）互调，她到幼师，我到师范。当时师范教导处还有教导员杨长玉和陈玉生，不久陈玉生调出，这时教导员只有杨长玉和我，他负责全面工作，我负责内务、教学和女教职员工及女学生工作，至于学生的生活、纪律、劳动、卫生等，杨教导员主要负责，我协助。

三．学校概况

学校领导有：校长连次华，副校长郝子佩，党总支书记杨永勤，团委书记王廷义，教导主任王风杨，副主任酒昭桂，总务主任尹克振。学校设教导处、总务处、党总支、团委会。还有生产组、附小、七个教研组、校务办公室（不对外）。各班有1名红旗班主任（共产党员）。在校生有中师三年级4个班（中师已毕业的：1959年5个班，1958年3个班，1957年2个班，1956年及以前共4个班。初师1956年及以前共毕业42个班）、二年级6个班、一年级10个班、中速师（初中毕业住一年）和小速师（高小毕业住一年）共4个班、淮海厂1个班，共约1200多人，教职员工124人。

学生组织有：学生会，下设学习部、生活部、卫生部、劳动部、体育部、文艺部、保卫组等。学校的各种活动在学生各部的组织下搞得很活跃。校园里学习风气很高，墙报经常换新内容，文体活动不管是校内或者校外比赛都能取得好成绩。为了学校的安全，规定每天晚自习时间有一名教师轮流在校园巡逻，教导员没有巡逻任务，但每天晚自习时间都要检查各班的学习情况，直至学生下自习睡觉息灯后，检查完宿舍才能下班。

学校规章制度多，也很严。教职员实行坐班制。学生每个班主任都掌握着3个学生临时请假出校门的牌子。如果需要临时出校门。从班主任那里拿上外出牌子，交给看门人才可以外出。学生请假半天以上，需拿上班主任批准的假条，到教导处办理准假手续，否则不准出校门。

晋东南师范学校是当时晋东南地区师资力量最强（号称晋东南教师队伍的仓库），教学设备最全的学校。有十多万册藏书，是全区藏书最多的图书馆。还有理化生物实验室，医疗室，还有高级乐器和全套体育器材及收音、广播整套电器设备。还有自己的校歌。歌词由语文教研组刘重等作词，音乐教师金有淳等谱曲，还经过了著名作家赵树理修改。歌词：“在这英雄的太行山巅，在这富饶的上党高原，我们的学校长治师范，诞生在战乱的一九一三年，它发扬着革命的光荣传统，艰苦朴素勤劳勇敢，她培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民教师，坚持四有多能一面，为了培育好千百万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听党的话，勤奋学习，教学相长，永远向前，我们要继承前辈开创的事业，用聪明才智建设幸福的明天”。

总务处管后勤和医、护人员及小卖部（售货员1人，货物主要是学习用品和小百货）。生产组管工厂（有机器、汽车、焦炭厂，耐火砖厂），农场（有200余亩土地，以种蔬菜为主，特别是白菜、红白萝卜的收成，（足够全校师生从秋天吃到次年的春天）从收到运回学校，都是我们和学生，在那饥肠咕噜的年代，没有人违犯纪律。劳动工具学校提供，不足者向附近老百姓借，学校和附近的群众关系很好。

教导处的工作很多。除后勤和生产以外的工作都归教导处管，就连与校外联系，也是由教导处出面，所以说，教导员的工作很多也很广。

教师由各教研组分别管理，教研组分为 ：政教、语文、数学、理化生物、俄语、史地、体音美。教研组长，每月一次有校领导和分管教学的教导员参加的教研组长会议，研究教学中发现的问题（每班每月有一本记事册，主要记载每堂课学生对老师讲课的评价），同时，检查各科教学进度（准备和确定统一考试时间。每学期，除了期末统一考试外，期中考试也很严格，统一安排监考人员等）会后，由教导员写出会议纪要。

教师要执行教导处根据山西省教育厅发《山西省中等师范教学大纲》和本校的《教学计划》中规定的各年级授课时数的安排，给学生讲课，如有特殊情况，事先与教导处取得联系，重新调配。

教师讲课认真负责，学生学习非常刻苦，又有辅助教学人员的积极配合，他们毕业出去，走到哪里都是好样的。虽然1964年有部分学生又多学了一年才毕业，那是因为1964年的毕业生太多了，仅晋东南师范学校就毕业18个班894人，大大超出需用人数，所以当年毕业生考试由省里出题，份量很重，结果有771人考试合格毕业分配工作，留下123人又多学了一年后，才毕业分配工作。这也恰好弥补了1965年没有毕业生的空档（因1962年没有招生）。

1960年招生8个班，其中有2个班以学俄语为主，原计划另外有2个班多学一年，达到专科程度，结果只是说了说，没有实行，仍按三年制执行。1961年毕业6个班，又有二年级5个班下乡实习一年。1961年招生7个班。

四.教导处组的几件事

教导处组其实就是教导处等几个辅助教学部门的组合的统称。包括教导员2人、校务办公室干事1人、团委干事1人、档案管理员1人、图书管理员2人、理化实验室管理员2人、打字（文印）员2人，播音员1人，共12人，1960年7月虽然校务办公室干事和团委干事有变动，但教导处组的总人数没有变化。他们大部分是本校历届毕业生留校工作的，年轻活泼素质高，德才兼备，爱好多样。

图书管理员王煜。被校领导杨永勤投稿《山西日报》刊登“活字典王煜”，确实名符其实。他对自己管理的十多万册藏书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有人去借书，只要说出书名，他随手就能拿来。如果记不准确书名，你只要说出书里的大概内容，他也能很快找到。在文化革命动乱的几年里，他仍然坚守在岗位上，不参与“派性”，继续坚持正常的借书和还书，“文革”结束后，图书基本上被保护下来了。

打字文印员柴水原40岁左右是组里年龄最大的一个。让他一次拿裁好的十六开白粉连纸100张，误差也仅是一两张而已。还有被称为“土专家”的李某，利用自己管的理化实验室的零部件，组装成了收音机。播音员崔贵珍利用课余时间，把校里校外有关的消息播报给大家，特别是第26届世界兵乓球比赛，他利用课余时间，把实况转播出去，使大家听后很受鼓舞，因此， 有些领导也开始学打兵乓球了。

教导处组管的事多，人也多，平时各忙各得，需要集体活动时都很积极。虽然人多，但大家相处和共事都很好。

坚持学习：师范有一个好习惯，每天早晨学生上早自习时，全校教职员工除炊事员外，都按组学习政治、业务、文化等。教导处组的学习尤其坚持的好。不管头天工作到多晚多累，第二天仍然按时学习，雷打不动。这样的学习也确实让我们受益匪浅，所以一直坚持着。之前在教导处办公室学习，后来，红卫兵夺权后，教导处办公室成了红卫兵办公室，教导处组人员的学习，被迫转移到打字室，一直坚持到文化革命分成两派后。开始不管你是什么观点，学习仍然在一个组，到后来学校停课以后，两派的骨干不再来参加学习，留下的还在自觉坚持学习，只是时间有了变化，原来是早饭前，后来改成早饭后。学习时间长短不定，学习内容包括《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没有组长，自觉遵守，互相监督背《老三篇》，这样的学习一直坚持到两派武斗严重了，才不得不中断。

热爱劳动：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学校为了一方面便于学生实习，同时也能增加办学经费，改善学生的生活，所以办有工厂和农厂。

教导处组的人员除柴水原之外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精力旺盛。1960年春天，学校划给小组大约一亩多地（原则是种什么，收成多少组里自己处理），小组经过讨论决定种豆子，因为种豆子好管理，用处也多。组里人员基本上都出生在农村，对种地很热心，但都是从小上学，没有种地的技术我们就向学校请来的农业方面的行家老马（襄垣县人）请教。

原定下种的那一天，虽然天气不好，下起小雨，但因工具不容易借到，我们仍然按计划进行。因为不是星期日，各部门还得留有坚守工作的。抽出去种地的有六个人，大家带着借来的工具——耧和种子一路说说笑笑很快就到了地里。只有柳德才和柴水原会用耧，我们几个人，有理化管理员赵嘉珍、图书管理员贾秀苗（女）、打字员李天保和我，替换着在前边拉耧。虽然累得很，都满头大汗，但大家都非常高兴。种子用完了，空地还剩一小块，扔掉了可惜，后来又找来红薯秧插上。因为管理得好，长势很旺，秋收后，打下的豆子全部上交了学校，红薯收得不多，组里人你一个，他两个，大点得两人分一个，虽然不多，但也是我们自己的劳动成果。

有一天大家在一起学习时，议论到校园里，一行行小杨树长势很好，但地面显得很空。学校校院离校门不远处，除硬化了人行道之外，还有大片地面栽有杨树。杨树是当年栽的，树干高2米多，有大拇指粗，排列整齐。树冠枝叶绿油油，树干下的地面显得很空，我们组为了让它上下都是绿油油的，该种点什么，既美化了校院，又有收获。种花只好看，没有多少益处，后来决定种红、白萝卜，既美化了校园，又可以给食堂增加蔬菜。

萝卜种子下种后不久，苗就出土了，密密麻麻很好看。第一次间苗，仅是把出土迟而且瘦小的苗拨掉，苗留得很稠。第二次间苗又间掉了一些，准备再间一次后才定苗。第三次去间苗，大家看看那棵苗都长得很粗壮，舍不得拔掉了（老马也曾经提醒过苗太密）。校院里有口水井，我们天天提水浇，由于水分充足，结果萝卜樱子长疯了，两种萝卜樱像比赛似的一直往高处长，一直长到将要把树干全包围起来，收获的季节到了。当我们把萝卜拔起时，才发现萝卜小得很可怜，大家这才知道因为心疼小苗而影响了最后的收成。

排演《16条枪》：校务办公室干事张保山和团委会干事牛侯令，他俩学生时期，就是学校的文艺骨干，1962年年初，在他俩的倡议下，教导处组决定排演独幕话剧《16条枪》。剧情主要是反映在抗日战争时期，地下党员在农村组织民兵与日伪，敌特斗争的故事。当时进行了分工：由张保山(山西省人民银行副行长岗位退休)和牛侯令（长治五交化批发公司党总支书记岗位退休）分别扮演正、反两个主要角色（附剧照）

另外五人演配角，我和秦裕好（理化实验室管理员）负责道剧，其他人配合排练节目。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大家根据自己的任务分头准备。学校尽管有文艺队，但没有相应的服装和道具。为了找到比较理想的服装和道具，我和秦裕好在冰天雪地里骑自行车跑了好多单位去借，好不容易解决了服装问题，在借钢盔中，任我们好话说了千千万，但钢盔始终没有借到，没办法中想出个好办法，就是把篮球放了气，压成帽子的形状代替钢盔。

经过紧张的反复排练和准备，终于在1962年正月十五（2月19号）晚正式登上市文化馆舞台演出。台下的观众座无虚席，台上的演员演得用心，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演出结束后，听观众议论“一个学校的教导处小组就能把戏演得这么好，真不容易”。（附演职人员合影,最后一人（女）是本文作者）

五.人事变动

1962年初，教导主任王风杨调走。(附：欢送王主任合影，前排是领导组成员（缺少酒昭桂），中、后排是教导处组成员（缺少殷清莹）)

1962年7月有5个班毕业分配工作，又有二年级6个班下乡实习一年，另有2个俄语班考入《山西省教育学院》俄语专业（教育学院面向晋东南师范招收学俄语生）。

1962年没有招收新生，只有5个班因下乡实习一年后，返校学习一年。又从工农师范学校并来二年级1个班，这样学校的教学任务减少了许多。所以教职员工调动很大，教导处组的人员也不例外，原来的12个人，只留下图书管理员王煜和贾秀苗、理化实验室管理员赵嘉珍，打字员柴水原和教导处的我5个人坚持工作。化学教师朱士春因为没有课，来教导处帮助工作一年。

1963年夏天毕业5个班，新招生3个班150人，又从屯长师范转来三年级4个班。

教学任务增加了，教职员工也在增加。教导处组新增加4个人，其中有3个教导员（我还分管教学），还有一个档案管理员，这时教导处组扩大到 9个人。年底贾秀苗调出，教导处组只有8个人了，一直工作到学校停办。

1964年7月毕业18个班894人（含1962年下乡实习一年后，返校又学习了一年），留级123人（编为补习1、2班），实际毕业分配工作的771人。

1964年招生4个班200人。1965年招生5个班250人，

1966年学校领导有：校长郝子佩、副校长贾志安，党总支书记何像履，教导主任酒昭桂、副主任张本德，总务主任尹克振，附小主任王经芳、教职员工102人，学生12个班约600人。

六．“文革”那几年

1966年5月，全国上下开始“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6月上旬，学校55班岳书海等5名学生联名针对学校领导在一次会上的讲话写出了第一张《既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为什么不能上街》的“大字报”贴在西饭厅院。这时大家仍然能坐在一起学习党中央的“5.16”通知等文件。

9月29日是个星期四，9时左右学生们从地委要来7辆大卡车，他们已上满了车，要去省委请愿。地委书记王尚志闻讯赶来，王书记高个子稍有点驼背，穿着篮衣服，劳动布补着补订的裤子。他站在车前很温和地劝说同学们“不要去省委，有问题咱们自己解决”。看来劝不住同学们，只好无奈地安顿同学们注意安全。以这件事为标志，学生的“大批判”、“大串联”开始了，而且愈演愈烈。从半停课到全停课，学校的秩序完全被打乱了，教职工开始还能坚持集体学习，看大字报，后来大部分住在校外或者回到乡下的家。

1968年的春天，有人看到有关《复课闹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相互转告，一传十，十传百，这样，离开学校的师生和职工都很快返回学校和单位，可直至学校停办，语文教师刘重也没有回来。

我是1968年3月下旬返校的。走到校门口，有两个学生挡在门上，让背毛主席语录，否则不能进去。在那个时期可以说，忘了什么，也不能忘了背毛主席语录，所以说背几首毛主席语录不是什么难事。

学校里已经有支左部队，在他们的帮助下，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学生按班组织学习有关文件，教职员工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在军宣队和革命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下，师范又能拉起浩浩荡荡的队伍，当然学校前边打得是“晋东南师范革命委员会”的横幅。

到七月份在校学生，有三个班学生在校5年；四个班学生在校4年；五个班学生在校3年，12个班学生原来约600人，分配了约597人。但教职员工仍然留在学校进行清理阶级队伍。

学生离校后，解放军对教职员工进行了军事化管理。天天早晨大家按时出操，有时夜里人们正睡着觉，突然紧急集合，让我们手忙脚乱地捆绑好被子（被子还的像解放军的背包似的）背起就出发，家里有多余被子的好些，事先准备好不需要临时手忙脚乱。

时间不长，支左部队撤离，工宣队进驻学校。在师范的工宣队是淮海厂的。他们帮助学校清理完阶级队伍之后，一起下乡“整党”。

1969年11月下旬，学校除留下少数人或者个别有病的，全部搬到长子县南漳大队，吃饭还是食堂制。带孩子的女职工，学校给找房子单独住。上下午集中学习或开会。

1970年元月底临近春节（2月6号）全部返校。过完春节返校后，还是继续学习，同时开始分组倒班挖地道。劳动一天补助一个黄疙瘩。自从停课以后，操场空闲着，后来在操场种上玉茭和豆角，长势很好，收获颇丰。

七．学校的撤销与演化

1970年春节过后，听说师范要停办，虽然大家都不情愿和不舍，但也只能准备好，等待着重新安排工作。去向很明确：插队（到农村生产队劳动）、插厂（到工厂、林场劳动），至于谁到哪里，大家都不清楚。

春天大部分人都陆续离开学校，奔向各自的单位，10月份地区组织人员下乡检查深翻土地和整党，抽赵嘉珍和我及其他单位等10多人去平顺县下乡20天。我们小组在西沟申纪兰亲自带我们参观了她带领群众最早绿化荒山时栽成活的第一棵树。

在校人员继续挖地道。直至已经有恢复学校的消息时，原来的人员才全部安排完，我去插厂了（长治市拖拉机厂）。

长治师范及晋东南师范从1946年复校到1970年停办，她经历了多年的艰苦创业，发展壮大，共培养了中师66个班，初师42个班，高速师一个班，中速师和小速师共17个班，淮海一个班，简师、小教和小教轮训班更多。为晋东南乃至全省培养了大批合格的小学教师及教育工作者，为教育事业的巩固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71年底，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晋东南师范又在原址上恢复了。次年初开始招生。学生以推荐为主。有的教职工调回学校继续任教或工作，有的已经适应了新单位的工作没有再回来。

1985年晋东南地区进行体制改革时，将晋东南师范划归长治市管辖，从此晋东南师范又更名为长治师范。长治市原来还有一个师范，后来两校合并，学校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办学力量进一步加强。广大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极大地提高，办学条件得到极大地改善，教学质量大幅度提高。所以山西省人民政府于2002年批准挂靠长治学院，作为学院的分院，2004年学校又改名为《长治学院师范分院》。

虽然学校的校名多次变化，但我们对学校的感情没有变，还能常常回去看看。学校扩大，校园整洁，教学楼、公寓楼显得很宏伟漂亮，让我们感到很欣慰。

时间过得飞快，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现在回忆起来，还晃如昨天。六十年代初晋东南师范教导处组12个人中，如今健在的有张保山、牛侯令、杨长玉、薄保林、秦裕好、贾秀苗和我7个人，当初风华正茂的我们，如今都已经是80多岁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从年龄上看，我们确实老了，但精神上我们仍然不老，仍按多年前养成的习惯，每天坚持读书看报，下棋打牌和散步。老年生活过得很充实。我们虽然不能像当初见面那么容易，但偶然也还能聚在一起聊天，大家都说我们有福气，赶上了好时代，儿女孝顺，生活顺心，特别是回忆起我们年轻时的峥嵘岁月，大家都觉得我们为师范教育出了力，尽了心。如今，在街上偶然还有人叫一声老师时，心里非常高兴，虽然他们也老了，但他们仍然记得我们曾经在师范共同渡过的美好时光。

祝福师范的师生们阖家幸福长寿，祝人民教师的摇篮——《长治学院师范分院》越办越好，长治的明天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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