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相一般却硬要演绝世美人（她发迹于长沙咖啡馆）

她从彼岸来，

于大雪压住的红尘里，

一人坚韧地喁喁行走着。

在光影里让爱情狂欢，

过烟火一般踏实的生活，

却最终别无居处，

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断井颓垣，

唯归于彼岸去。

※ 咖啡馆女招待

旧时的上海，如同一束妖娆盛开的花，用它隐秘的暗香撩拨着浮生男女的心。它的弄堂，它的鸦片香，它的百乐门……都若暗流涌动细细密密、纠葛痴缠，漂浮于整座城市，吸引着无数爱做梦的男男女女。

而彼时的长沙，就显得灰突突的了。终日里，弥漫着的是让人无可喘息的“四书五经”的朗朗声训。这，不得不让那个隐匿在长沙这城市唯一传播时尚的咖啡馆的小姑娘，对上海这座妖娆的城市艳羡不已、向往不已。

这个小姑娘就是胡萍，彼时已经出落的亭亭玉立，眼神潋滟，骨子里还充盈着上海女子的清冽、傲绝。

胡萍

这个土生土长在长沙的小女子，不但沿袭了南方女子的纤细和柔美，还具有让人惊艳的才情。她混迹在咖啡馆当女招待，并不是为了糊口，而是因为咖啡馆是这个城市唯一具有时尚元素的地方，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各色的艺术名人，能接收到各种新鲜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可以用打工赚来的钱买对于她而言还很奢侈的电影票。

人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诚然，命运就是这么回事，只要你有梦想，冥冥之中便有梦想的大舞台在前方等待着你。所以，一心向往去上海滩做一个“弄潮儿”的胡萍，迎来了改变她命运的贵人——时任上海滩“南国剧社”剧作家的田汉。

据说，那日，田汉因回故乡会一老友，便与其约好在胡萍工作的咖啡馆碰面。

不甘于终老在长沙这个小水塘的胡萍，就大方地来到田汉身边诉出了她的心之愿望。本就惜才的田汉，顿时对“毛遂自荐”的胡萍欣赏有加。

于是，他毫无犹豫就把她带到了上海，安排进自己创办的“南国剧社”，如同戏剧情节一般胡萍就此闯入到上海的电影界和戏剧界。

不久的将来，她成了上海滩上最奇情的那一枝花。

胡萍

※ 奇情的“作家明星”

写过《中国奇情女子》的王开林曾如是说：“出类拔萃的女子身上多半具有相当的传奇性，她们活出了美丽和善良，活出了真情和至爱，活出了快乐和成功，也活出了血性和悲伤，总之，她们活出了女人之为女人的生命质量。”

诚然如此，旧时上海滩中那些至今还让人津津乐道的名女子们，可谓个个传奇艳绝，个个至情至性极富才情。

胡萍，这位奇女子亦并非浪得虚名。

用今天的话说，她绝对是一位“超女”，演戏、撰文、编剧……集各项本领于一身。

话说，大上海真真是一个缔造神话的地方。刚刚到“南国剧社”的胡萍，在没学过任何表演，亦没受过任何训练的情况下，竟凭着过人的天赋和才情，在话剧《苏州夜话》中演出，还一举成名。

就此，她暗藏着的、待挖掘的表演潜质，亦受到了电影界的注意。不久，她就被“明星影片公司”的星探挖走，开始了她真正的水银灯下的光彩人生。

便也是“明星公司”，缔造了她这样一个传奇的“明星作家”。

据说，她到“明星”公司后，起初并未被重用，所以，她将重心转移到创作上了。天意眷顾努力的人，她终出演了自己自编的电影《姊姊的悲剧》，把自己的才华和演技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并因此而爆红。所以说，成功的人是天才和努力都要具备的。她，亦因此部电影获得了“作家明星”的美誉。

为了有更好的发展，1933年，田汉介绍她进了“艺华”。她，由此迎来了银幕生涯里最关键的一个时期。

初到“艺华”，她便一连主演了《烈焰》《女人》《黄金时代》《人之初》《时势英雄》等火爆电影，这很好地奠定了她在电影圈内的地位，她亦成了“艺华”炙手可热的台柱子。

然而，这个执著于演艺事业的女子并不满足现有的成就。于1936年，她跳槽到“新华影片公司”。

这成了她演艺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乐章。

在这里，她出演了那个让她惊动全城、轰动全城的《夜半歌声》。她亦因其，使十里洋场内外都记住了电影界有她这个奇情的“作家明星”。

人们记住了她，亦记住了她的才情。

※海上“弄潮儿”

田汉是胡萍入行的引路人

宋之的在《红姑娘胡萍》一文中写道：“在中国的女明星里，胡萍女士是最有美国风的，你看她那两条弯弯的眉，你看她那一只扁阔的嘴，不很像美国的女明星吗？可惜是画的，要是真的，那就好了。”

由此可见，胡萍的容颜之美是当时的稀缺之美。

不过，于后世人，她最吸引万千的是在她风姿绰约、万千迷人的娇魅外表下，一直都深藏着一颗敢于追求、不受约束，又自尊强烈的心。于此，她才在那些有着华丽外表却内心空洞的明星之中，跃然突出出来；而不是，那如若一座架在上海半空之中的日式浮桥，美妙，却易于倾倒。

穿越历史的浮影，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头到脚都是“红”的她。宋之的在《红姑娘胡萍》中如是说好：“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上海，胡萍有‘红姑娘’之称。这不仅因为她主演了‘恐怖片’《夜半歌声》，红极一时，而且，她从头到脚都是红的：口唇红，衣服红，腮帮子也透着点红。似乎还有人说，她的思想也是‘红’的。”

把口红、红裳与“赤化”放在一起说事，似乎显得过于突兀，可它们的确都是“上海摩登”—— 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新型都市文化。穿红衣，在革命青年那里已成一种时髦：既可宣示自己的政治立场，又能让人“道路以目”。

Morden，可译为“摩登”，也可译为“现代”，革命是最最现代的意识，摩登青年怎会甘于落伍？

一身“红”的她，自是把青年人的摩登演绎的最佳。

她的“红”，亦是尽人皆知的。

据说，就连当时的国民党特务也知道她是“红”的（即思想的“红”，因田汉的缘故，在到上海不久，她就加入到当时“左翼戏剧家联盟”，成了最早的左翼明星。）所以，在1933年，国民党特务还特意组织了一个“上海电影界铲共同志会”，捣毁了田汉、胡萍所在的艺华影片公司的摄影场，并向上海各影院发出警告信：“对于田汉（陈瑜）、沈端先（夏衍）、卜万苍、胡萍、金焰等所导演、所编剧、所主演之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如艺华公司一样，决不宽恕……”

然，这威胁并没把个性决绝的胡萍吓住。

在“红色的30年代”，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下，她成功地把自己“商女”的角色转换成最英勇的“左翼剧人”，拿着艺术这把唤醒民众的武器在“自由厅”中高昂地演绎着田汉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

这样让人敬佩的“红姑娘”以有异于别她的魅力，成了那时上海滩真正的“弄潮儿”。

胡萍主演的《狂欢之夜》在报纸上的海报，其排名还在周璇之前

※ 伊为舞狂

张爱玲说过，中国是没有舞蹈的国家。

所以，当殖民地的上海民众们在初初接触到从西洋界引进来的“社交舞”时，这个最喜新兴事物的时髦岛屿顿时就疯狂了。于是，整个上海滩立时变成了一座灯红酒绿的“不夜城”。

人们疯狂地迷恋上这个暧昧的“脚谈”。（张爱玲在《谈跳舞》中写道：跳舞是“脚谈”）其间尤以“名媛”、“明星”为多，她们多容貌潋滟、技艺娴熟，最能在袖舞长风之中衍出无限的情调来。

胡萍，也是这疯狂舞迷之中的一个。

她顶着“左翼文化人”的身份，堂而皇之地出入着上海滩的各大舞厅。要知道那时候，各大舞场都备有舞女，舞客自然是各行的富豪之类的男人了，他们花钱买舞票只为吃舞女的豆腐。所以，跳舞在正经人看来可不是一件正经事。

然而，这舞的魅力是无可抵挡的，男与女相拥之间暗生出的那无限暧昧，及深藏其间的许多“艳”的想象，总是吸引着凡俗中的男男女女，也包括她胡萍。

故，伊人会为舞狂！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这样一幕轻喜剧：胡萍就在这时候，看了看表：“哟，10点钟了，我还有约会，得快走！”

我的朋友开着玩笑：“这样急，大概是赴情人约会吧！”

“鬼话，一个朋友请我到‘大沪’去跳……”停了一会儿，“不，我要回去睡觉了。我每天晚上10点钟睡觉，真寂寞死了！”（《红姑娘胡萍》）

想来为舞痴狂的胡萍，看到同志们怀疑、嘲笑的眼光，自然是欲说还休地。然，她毕竟是我行我素的女子，必不会因着谁改变自己的喜好。也是，有时欲望会超越一切的理念，她亦不除外。

所以，上海滩上的人们就会经常看到，穿着红色的西装、红色的皮鞋，戴了一顶红绒线帽子的胡萍，舞动于那不眠的城市之夜里。

那翩飞之美，艳丽至极，是总让人不放心的，总怕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

不过，这担心是没必要的，因为她身边时时跟随着一个“护花使者”的，他就是深爱胡萍的男友，人们都叫他“阿唐”。

胡萍电影剧照

※ 红尘滚滚

那个才情的女子三毛说：“男男女女醉生梦死，爱来爱去，就这样滚滚红尘的来，滚滚红尘的去！”

对于胡萍的这个痴情男阿唐而言，认识胡萍是幸亦是不幸的。

对于胡萍而言，认识阿唐则是她几世修来的福分。

潘孑农在《舞台银幕六十年》中如是写道：“无论胡萍去哪里，他都不言不语地跟着，‘好像不存在似的’，就连胡萍排戏时，他都默坐一旁微笑。”看到这样的文献时，不禁让人想到《红楼梦》中那位对香菱一见钟情的薄命公子——冯渊来。
想那冯渊遇见有着惊世容貌袅娜纤巧的香菱时，是那样的心存欢喜，于是，从人贩子那儿把她买过来，不曾想却遭来致命的祸。早早告别了爱着的滚滚红尘，成了那最薄命的人。毕竟是乱世，爱不能与势与钱等衡。真说不清这红尘中的情缘，到底是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还是那人世间的交错，抑或者是那前世流传的因果?

同样，阿唐这位来自东南亚的华侨男子，义无反顾地爱上了同样有着惊世容貌的女子。不管它乱世难料，亦也不管它命运多舛，决绝地追逐着这乱世里的奇情女子。

初相识时，他还是上海暨南大学的学生。见着美艳如花的她，便如那少年冯渊一样，有了欢喜，忘了身在何处，只记得心乱若小鹿。就此深深迷醉其间不能自拔，遂做了飞蛾赴火的苍凉之势，奔向了自己的爱情。

不由得让人喟叹，原这滚滚红尘之中亦还是有为情为爱苦苦追随的七尺男儿的。

只是，最终我行我素的胡萍在俗世之中做了那女版的“陈世美”。

还真真是乱世，到处都是说不尽的苍凉故事，没一个有圆满的收场……

那是“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大批演艺界人士来到汉口，投奔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不爱红装爱武装成了艺人追逐的时尚，胡萍“亦在第三厅兼有职务，背起武装带，着了军服，出现于各处公共场所，并且口上声声谓将从事救亡工作到底”。

当时，她和阿唐已经同居。不知阿唐得了什么病，突然双目失明，战火又阻隔了来自东南亚的接济，二人生活相当困难。某日阿唐外出归来，发现屋里有点异样，双手摸索一番后，明白了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胡萍的衣物都不见了！呆坐空房良久，阿唐慢慢地把手指伸向电灯开关，连通了正负极……

也许，在乱世的孤独盛宴中，谁都不会是谁的谁。

想她从来都是那朵叫作“依米”的非洲花朵，即使生长在荒漠的地带，亦能在某个清晨突然绽放出美丽的花朵来。是满溢先天的危险，为了绽放，穷极了一生亦还要追求那苍凉美丽的。而阿唐却只是守护在她身边孤独的“护花使者”，坐寂静的一隅，于无声无息中始终用深情的目光追随着自己心爱的姑娘，看一场烟花梦幻，梦一场花好月圆，等一个他深爱的情人。

在滚滚红尘里于芸芸众生中遇见她，真是阿唐最致命的伤，丝丝缕缕，宿命痴缠，末了化为那苍茫的灰烬。

※ 如戏人生

胡萍

王安忆在《长恨歌》里如是说：“做戏如果连性命也搭进去，戏便成了真的了。”

胡萍，这个为戏而生的女子，就是这般的生生把自己的一生都搬上了舞台。即使抹去了胭脂，卸下了行头，游戏于人间，却也不过是又戴上了另一副面具，换上了另一身皮囊，扮演着另一个角色而已。一如那个为霸王而生的戏子，舞尽长袖，他还是那个为戏而生、为戏而死的虞姬。

从来戏子都是有墨守成规的宿命的，那风华绝代的程蝶衣，无论在舞台之上如何的光彩照人，落了幕，下了场，卸了妆，却仍是社会中最低层的微贱生命。所以，当繁华已散尽，他只能够舞尽长袖为君吟一曲，拔剑离去先去做那爱的魂灵。

悲剧是一早就注定的。

当他唇角含血，伸出纤纤玉指唱道“我本是女妖娥，不是男儿郎”的时候，宿命在那一刻便启动，错位的性别，错位的感情，谁是谁命中的过客，谁又是谁的宿命，前世的尘，今世的风，无穷无尽哀伤的精魂。他一直是那从一而终的虞姬，可惜碰上的是一个不能和他心有灵犀的霸王。那霸王不是真的不解风情，而只是“我是假霸王，你是真虞姬”。所以，纵你虞姬痴缠了一生却也是无果的终，终究怪不得谁，叹只叹那造化弄人罢了。

如此，戏子演绎的人生都是一出惊艳的折子戏，苍凉的是折子戏不过是全剧中的几分之一，一般演了开始，便没了上演结局的机会，只空空留下遗憾之美的凄凉和无奈。

胡萍，在人生之初轰轰烈烈地演绎着自己，亦以燎原之势在万花筒似的上海滩上红红火火地燃烧了一把，然而，折子戏总有的宿命让她的角色很快隐去，悄无声息，所以，我们在她的名字后看到了那一大串的问号。

她，在武汉大撤退前后神秘失踪？

一说，她做了“女间谍”，打入日军内部，牺牲了；一说她一直活到抗战胜利；一说“文革”后还有人在长沙见到她；后来又有人说，“文革”后她仍在长沙。

另有一纸媒如此报道：1939年6月出版的第13期《电影新闻》称，胡萍去了香港，又脱掉军装，恢复了自己的标志：红色西装，甚而有时穿起男装来，妖冶万分。“据说，胡萍在港交结了一腰缠万贯的富家郎”，仍时时出没于跳舞场。（《影息香港•行踪神秘的胡萍》）

更有时为影评人的潘孑农亲见的一幕：1942年，陪都重庆。一辆崭新的雪弗莱汽车划过街道，在路边停了下来，跨出一位衣饰华丽、浓妆艳抹的少妇，尾随其后，又挪出一位五十开外的白胖胖的绅士。那少妇是胡萍，那绅士是国民政府粮食部部长……

此上种种，使她如戏的人生染上了那戏剧的神秘色彩，并暗藏种种猜想。

不过，这个爱戏的女子，在人世间演绎的再是轰轰烈烈，到头来不过还是唱的一出凄凉的折子戏。

有了开始，没了结局。

※ 繁华如梦

一切繁华终成梦，一切精彩终成梦。

在人生的大舞台上，其实，每个人都是艳装的戏子，总有落幕的那一刻。舞台的时光转过了季节，传奇也会收场。

不同的是，她演绎的是最鲜活的自己。

——唱断了“除去天边月无人知”，唱尽了“愿我如星君如月”，最后一曲“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把一生的华彩都唱完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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