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班集体手抄报（我们的班集体）

我们的班集体

刘敦辉、冯敏刚等

我们班是原北京农业大学土壤农业化学系土一（二）班，全班31人，男生17人，女生14人；16人来自于省会级（含直辖市）大城市，15人来自县城及以下的农村。入学时是一年级，毕业时还是一年级。正因为如此，我们这届大学生被社会上戏称“高四学生”，同时也被冠以“三品官衔”，即教育改革的实验品，学业上的半成品，毕业分配的处理品。

当年毕业时合影

1969年10月，“一号命令”的下发使首都高校因战备疏散而分散到全国各地。我们学校就到了河北省武邑县，我们班安排在该县怀铺公社前怀辅大队，与当地的贫下中农实行“三同”。1970年7月，结束了九个月的农村生活后毕业分配。一部分同学分配到部队农场继续参加劳动锻炼，其余的分配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班31人，分配到西南云贵高原、西北青藏高原和太行吕梁山区的同学达20余人，少数几个人零星分配到其他省份。在前怀铺的九个月中，我们不仅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还和全村的社员一起，集资打了一口机井，解决了长期以来这块盐碱地缺少饮用水的问题。听说我们即将离开，老乡们不约而同地包饺子为我们送行，而我们班的食堂主管武之新也利用伙食结余购买了食材，集体包了饺子，为第一批出发的同学送行。同窗五载，分别在即，千言万语，化作了两个字--“珍重”。

2005年百年校庆聚会

为君送行奈无酒，西出阳关十二人。第一批分配到陕甘宁青新的十二位同学于7月1日离开武邑后，就各自登上了西去的列车，之后，其他各批次的同学也陆续离开了武邑。怀着对未来的憧憬与向往，同时也有些许疑虑与迷茫，我们奔赴到新的生活和工作岗位，正式结束了学生时代，迎接崭新的生活。

2015年母校110周年聚会合影

几十年来，同学们各自忙碌着自己的工作，书信是维系同学之情的唯一纽带，相互之间很少见面。直到1994年老班长区仲生调到京城后，与在京的老书记李银霞、王胜芬、和清云同学借校庆之机，于1995年组织了毕业后的第一次同学聚会，到京的仅十人，那次聚会，在聚餐时老班长的手提包被小偷偷走，幸好小偷只偷走了现金，把身份证、银行卡等留在出租车上，使之失而复得。2005年恰逢母校一百年华诞，应班长、书记、胜芬同学之邀，凡联系上的同学聚集京城，共23人。我们住在江苏大厦，这一次不仅参加了校庆，还一起过了个中秋佳节。2010年，应冯敏刚、许莲华、胡进、杨宏章、郭秀春同学之邀请，我们在南京举办了“毕业四十年”的聚会。在参观了无锡、昆山等工业园区，浏览了中山陵、夫子庙之后，召开了座谈会。同学们畅谈了四十年来工作经历，从同学们的自我介绍中可以看到，全班同学毕业后，主要从事四个方面的工作，即行政、企业、本专业业务和教育。我们欣喜地看到，从政的冯敏刚、李银霞、王玉林、胡进、杨宏章、杨元浦等同学人人安全着陆；领办企业的同学个个业绩突出；从事本专业的同学著述丰厚，硕果累累；从教的同学桃李满天下。

2010年南京聚会时合影

一、甘当公仆的冯敏刚

冯敏刚同学一毕业就分配到青海工作。这里平均海拔高达3000多米，高寒缺氧，气候恶劣，其爱人许莲华也一同分配。他从农业技术员起步，长期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科研工作。后来从政，担任过黄南州农林局副局长，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海西州常务副州长，州委副书记、书记，中共青海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委副书记，中共江苏省省委副书记，中共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纪委书记。以骄人的工作业绩诠释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铮铮誓言。他曾撰文回忆了在青海这段风雨历程，现在摘录几个片段：

大学毕业后，我们被分配到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爱人许莲华在县中学当教师，我到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后改为农科所）搞农业技术工作，从技术员干到农艺师。一干就是十年。这十年中，在深入基层，和藏、回等民族群众实行三同的过程中， 我曾三次遇险，几乎丢掉性命。

一次是加让河遇险：

1971年秋天，单位领导派我到措周公社有关大队了解推广的几个小麦品种收获表现，我完成了任务第二天在公社吃过午饭准备骑马返回，公社会计和我说：“你不能走，山上面刚下了大雨，河里水大，过不去，再住一个晚上看看情况再说”。我说：“我不怕水，我能在水底下游一百多米”。他说：“这里的水不一样”。我说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一边说一边备好了马，他见我执意要走，就再也没有阻拦。我骑马走到离河滩有二百米距离时，就听到河里传出咕咚、咕咚的声音，我想，这是什么声音？等走到河滩一看，我愣住了，一条来时打马而过的小水，现在却成了奔腾咆哮的大河。水下乱石滚动，咕咚作响，令人胆寒。返回去？我和公社会计夸下海口，没有面子。过河？人和马都有被水冲走的危险。踌躇半刻，打马前行。走了数米远，马开始偏离路线，向下游迈步，我下意识的收缰把马回带，没想到马失前蹄，跪到水中。这时我下半身已经泡到水中，眼前只见马头和马头周围翻滚着流过的混浊河水。情急之下，我紧提马辔，真是命不该绝，马竟然站了起来，我六神无主，信马由缰，紧紧抓住马鬃以免自己滚入水中。只见马偏离路线，斜着向下游，向对岸游走过去。好不容易到了对岸，我找了一颗树，把马拴好。冷汗、河水已经把我全部湿透，浑身打颤，只好在一块石头上坐下。半个小时后才缓过神来，天色已晚，我骑上马回到家中。爱人许莲华见我这副狼狈像，忙问，怎么搞的？我说，差点永别了。

两次烂泥滩遇险：

1972年国庆节前夕，领导派我和一位老技术员开手扶拖拉机给康杨公社送春小麦良种，回来顺便买些水果给单位职工。我们一路顺利地到达了康杨公社，交完良种后，我便买好水果，吃过午饭就返县城。开始由我开拖拉机，同事坐在拖车上。走了一段时间，他嫌我开的慢，换我由他开车，我坐在拖车上。当拖拉机开到一个叫烂泥滩的地方，遇到一条深沟，沟上搭了涵洞式简易桥梁。过桥时车厢忽悠了一下，差点把我摔了出去。我说，你这车是怎么开的！他没有吱声。开过桥拖拉机停了下来，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拖拉机坏了，走不成了。我急忙跳下车一看，呀，车厢前斜，机头上翘，机头和拖车之间的连接轴断了。我再回头看涵洞下的水沟，深十几米，路又很窄，如果车轴提前十几秒断开，我们就会车毁人亡。想到此不由我倒吸一口凉气。天快黑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离这里最近的是省五七干校。我的同事说在五七干校他有认识的人，让我看着拖拉机，他去干校给单位打电话，说完他就走了。天渐渐暗了下来，我环顾四周，不远处有一间小土房，我向小土房走去。推开小破木门，屋里有一个单人土炕，炕边坐着一个中年回民男人。交谈中知道他是单身，又有癫痫病，生产队让他看管山上散放的耕牛。我拿来些水果给他，我说，我的拖拉机坏了，今天在你这里凑合住一晚上好吗？他没有拒绝。天黑了，他开始睡觉。我坐在土炕边，斜倚着土墙。没有灯光，没有月光，墙上掏了一个小洞，就算窗户，四处漆黑一片。寂静，静得只听到不远处黄河的流水声和屋里这位中年人不时发出的呻吟声。我没有睡着，盼望着早点天亮。天蒙蒙亮，我出了小土屋。太阳升高了，我的同事没有回来。路上偶尔见到来去的行人，我开始焦急起来，不断捶打着拖车。下午一点钟，我的同事回来了，他给我带来了两个馒头，还夹了咸菜。他说，电话打通了，单位上午要到加工厂加工连接轴，估计很快就来接我们了。由此，我的心才平稳下来。下午两点半左右，站长和单位临时工开来了另外一台拖拉机，临时工利索地换上连接轴。好了，我们两台拖拉机一起回到单位。

1973年夏天。遵照尖扎县委的指示，抽调我去学大寨先进典型格曲村驻点。在这里我进行春小麦丰产栽培研究，引进试种冬小麦成功，进行了复种作物及蔬菜品种的筛选，引进复种绿肥作物毛叶苕子。完成了“三年四熟三三轮作制”的耕作制度改革课题研究。建立了苹果园，根治了小麦线虫病，发现并防治了小麦全蚀病、小麦黄矮病，开展了小麦杂交育种工作，土壤肥力普查工作。我和我的同事一起把点上的成功经验向面上推广，一干就是六年。在此期间，我在烂泥滩第二次遇险：

1975年3月，我和果农一起进行了苹果树的修剪，4月初完成了苗木嫁接，准备回县城休整后去山地推广燕麦灵除草剂的使用。

下午三点多钟，我骑着自行车回家，后坐椅上夹了一件棉大衣。那时候身强力壮，一路狂奔到了烂泥滩，过了涵洞简易桥就要下一个大陡坡。4月天干地燥，由于车辆的碾压，路上形成了十来厘米厚的虚土，土里混杂着大小不等的鹅卵石。我没有捏手闸，任由自行车加速，快要到坡底的时候，车前轮好像被石子挡了一下翻倒了，我被惯性抛了出去，打了两个滚，就晕过去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醒了过来，脸上、身上到处是血，䏏部隐隐作痛。路旁有几亩农田，田间有一个妇女正在劳动。我朝她喊了两声，她朝我走了过来。她走近一看，惊愕地叫了一声，喃喃自语地说：“怎么摔成这个样子”。愣了一会儿她对我说：“我去叫我们当家的。”说完，她就朝着一座孤零零的小院走去。没多久，一个中年男子走来。搀扶着我走到他们家里，撕开他的棉袄，掏出一团棉花用火柴点着烧成灰，按在我眉骨和胳膊的伤口上，血止住了。他说，“天晚了，你今天住就我在家，明天我再给你联系怎么回县城去。”我说，“我受了内伤，不能耽误，请您看看我的自行车还能不能骑，如果能骑我趁着天黑前赶回去。”他扛回我的自行车说，“车坏了，我给你修一下。”于是，他用锤子敲打了一会，车修好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个银匠）。我向他表示感谢，然后继续骑车赶路。当赶回家里时，孩子们一见我满身是血吓坏了。爱人边瞅着我边问“你这是怎么了？”我安慰她们说：“没有大伤，不妨事。”我换了件外衣就急忙赶往医院，医院只有一个女医生值班，我对她讲，请帮我把伤口包扎一下，她用棉签擦去棉花灰后，啊了一声说：“我没法包扎，骨头都露出来了，我去喊外科大夫。”不一会外科大夫来了，他帮助我清洗了伤口，然后对我说，你的伤在眼睛旁边，不好打麻药，缝合伤口时你可要忍住啊！”我坐在椅子上，头靠着墙，他的手倒是很麻利，刺棱刺棱连缝了几针，做了外包扎。对我说：“好了，过几天拆线”。”我请他再帮我检查一下我的肋骨骨折了没有，他说，你精神那么好，不会的。我回到家里，迷迷糊糊睡了七天，感肋骨疼痛，单位领导要我去西宁检查，我去省医院拍了片子，说是胸膜炎，我吃了半年药也没缓解，只好又到医院，找了个有经验的内科大夫，帮我再作透视。医生问我受过伤没有，我说摔伤过，他说这就对了，当时受伤，胸腔积液，没有及时处理，造成胸隔膜与角隔膜粘连，现在没有好办法，多锻炼锻炼吧。后来脑部做CT检查，颅骨内突，造成我的记忆力减退，尤其是记数字的功能减退厉害。

令我终身难忘的唐古拉山暨可可西里救灾。

唐古拉山暨可可西里地区按行政区划本来属于玉树州辖地，但是由于交通不便，由海西州格尔木市代管。唐古拉乡大概有两千多人，均为藏族，以牧业为生。这里是极端恶劣的气候之地，雪灾是当地畜牧业的主要杀手。十年中两大灾三小灾是为均数。1988年10月下旬，当地开始遭受雪灾，大雪一场接一场，下个不停，海西州州长高尼同志亲到现场，指挥救灾，他回到州府，向州委报告，那里的羊身上的毛湿透，体弱的被压趴再也起不来。平常见人就跑的野驴，已经不怕人，到公路边向人讨吃的。运输草料的车队不时给它们撒些草料，不能逃过灾情者，倒地后成为狼的猎物。州委研究，将此乡牧民，下迁一部分到柴达木盆地边缘。

唐古拉乡比邻的可可西里是一个无人区，这里是藏羚羊夏季迁徙繁殖地，又是青海重要的沙金淘金地。民间曾流传一个传说，当年马步芳的军队行军到此，一个士兵离队大解，看到地上有很多小金块，他拿出火柴盒，不一回儿就捡了一火柴盒的黄金。后来这个地方就叫黄金台。八十年代出现了淘金热，每年有两万多人来这里淘金。东部农业区的农民要来这里淘金，必须开着手扶拖拉机，拉上帐篷、被褥、面粉、锅灶，淘金工具等，行程一千多公里，得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到达金场。那里海拔五千多公尺，有6867公尺的海西州最高峰布肯达坂达，高寒缺氧自不必多说，一旦患感冒，很容易发生肺水肿，得不到及时治疗还会丧命。

1988年的大雪灾后，到1989年4月，通天河支流楚瑪尔河沿岸掏金之路仍为冰雪覆盖，道路泥泞。一队队淘金大军出了康藏公路后，出发早一点的已进入金场，出发晚一点全部都陷在200多公里的冰天雪地之中，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几千人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面对这一场大灾难，省里向格尔木派出了以马元彪副省长为总指挥的救灾指挥部。中共中央还命令中央军队派直升机空中支援。

我当时任海西州委常务副书记，马副省长点名要我代他担任现场救灾总指挥。接到通知后，我匆匆忙忙赶到格尔木市，听取了指挥部工作人员的汇报后，决定先作点调查研究。我坐车沿着青藏公路西宁方向行驶了一段，看到还有不少金农开着手扶拖拉机向格尔木开进。在格尔木市区，扎了不少帐篷，在市政府门口，有一群人在围着闹。于是我召开会议做出三项决定。第一，扎口袋。由州公安局、农牧局派人迅速到青藏公路进入海西州的咽喉茶卡镇大水桥设卡，劝阻路过金农返回。态度要坚决，道理要讲明，工作要耐心，口袋要扎死。第二，疏散滞留市区的金农。市政府要马上办理草场补助费退还手续，劝他们原路返回。第三，加大向金场投放食品的力度。动员市内干部职工家属烙大饼，统一收集、包装空投到灾区。采取三项措施两天后，格尔木市区开始平静下来。但是解救陷在泥泞路上的人员，维持金场秩序却没有那么简单。一天后，负责解救泥泞路上金农的诺木洪农场副政委找到我说：“书记，我们不干了，请求撤回。”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的拖拉机驾驶员要往外拉他们，他们死活不同意，非要我们的驾驶员往里拉他们，争吵中一位驾驶员的小腿还被金农用匕首捅伤。”我安慰了他说：“金农行为粗野，但是心情可以理解，花了那么多钱，吃了那么多苦，眼看就要到目的地了，怎么会善罢甘休？你们的队伍可以先撤回休整待命。”又过了一天，市政府领导来报告说，空投到金场的大饼被一些人抢去向金农高价卖。是啊，金场内几千人，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即使把领导干部派进去，也起不了作用。怎么办呢？我一边吃中午饭，一边思考，竟然错把沙棘汁当醋倒进面条里，但是吃的时候口感还不错。灵感来了，我马上把平时管过金场的同志找来，我问他平时金场的秩序靠什么维持，他说靠金把头。我问现在金把头在不在金场，他说不在，因为不好往里走，所以他们也没进去。我问他现在人在哪里，他说在市里。我问有几个，他说有三个。我问能不能找到他们，他说能。于是我叫人通知市公安局长到我这里布置任务，第一，用直升机将三个金把头送到金场， 第二，金场不能出现哄抢救灾物资的现象，对于投放的食品要合理分配。第三，维护好金场秩序，严禁出现混乱、械斗伤人等事件。如果出现以上情况，首先拿几个金把头是问。第二天，三个金把头被直升机空投到灾金场。对陷入路上的人员，也进行了食品等相关物资的救援。从此，各方面的情况逐步稳定了下来，我给马元彪副省长电话汇报了工作情况，他说你解决了大问题，并对我表示感谢。同时指示救灾指挥部可留少量人继续观察一下后面的情况，其他人可以撤离了。我按照马元彪同志的指示进行了安排，而后返回海西州首府德令哈。

……

一、 隔行跨科，边干边学的区仲生

区仲生是我们的老班长，他和麻锡义、刘晓云、郭秀春、周天泉、翟秉昕等同学都是从事着与本专业毫不相关的工作，一切从零开始，一切从头学起。然而他们都展示出了惊人的自学能力和适应能力，把所从事的工作做得风生水起，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就。区仲生同学隔行跨科，边干边学的的经历，就是我们这群人数十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真实写照。区仲生回忆说：

1965年7月，我毕业于素有“院士摇篮”之称的南京师范学院附中，髙考填报志愿量，我报考了唯一一个农科院校——北京农业大学。由于高考考化学时迟到了15分钟，被取消考试资格，我只好准备下乡或报名参军，正在这时，却意外收到了北京农大的录取通知。我到校报到时被分配到农学系一班，在宿舍铺床时又来人通知我，说是改分配到土壤农化系二班。就这样，我一个髙考化学零分的学生，竟然上了农业化学专业。

我来到土一（2）班，班主任提名我担任班班长，並于1966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该年级第一批学生党员。1970年毕业分配时，我被分配到陕西省扶风县农技推广站当农技员；1971年春，组织上安排我到上宋公社上权大队驻队並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同年秋，“九一三”事件后，地方开展清理“5，16”分子，县里立案调查我的问题，取消了我听文件和参加政治学习的权利。书记当不了，改派我去风凰大队蹲农业技术点。和当地干部农民一起用一年时间实现了大队粮食亩产达到千斤以上，皮棉亩产一百三十斤，成为全县髙产冠军。

此事引起了县武装部政委的注意，他出面找县农业局，点名要我去武装部的“大寨点”当技术顾问。我又陪武装部蹲了三年“大寨点”，帮他们把一个吃“返销粮”的大队实现了一年摘帽，二年卖余粮，三年成为塬上旱地粮棉高产样板。期间他们也帮我解决了政治审查问题，还了我历史清白。

我从无学无术，凭自学和努力达到了一个合格的农业技术员标准，在县里站稳了脚跟。结束了五年的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回到县农科所担任了土肥、植保组组长。主持了宝鸡市四大作物（小麦，玉米，油菜，棉花）髙产稳产低成本综合研究课题，探索作物髙产配套技术，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其中，油菜髙产示范田实现亩产821斤油菜籽的髙产纪录。全国北方油菜现场会参观了我们的髙产示范田，并让我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研究团队也获得了宝鸡市科技先进集体奖。

1978年年底，为了照顾我年老多病的父親，我调回了武汉市，被任命为武汉市土壤普查技术组组长。参加了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为了胜任工作，我苦读专业书籍、拜访专家教授、親自下田操作，胜利完成了任务，主笔撰写了“武汉市土壤志”，参与编写了“湖北省土壤志”中水稻土部份。在土壤调查中学习运用航天遥感技术和航空照片结合制图技术取得了一定经验。其成果获得了湖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还在全国土壤普查工作会上做了交流发言。我也于1989年晋升为髙级农艺师。

1989年春节刚过，在杭州参加农业部办公厅（室）主任工作会议时接到单位电话，要我即刻回单位。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连夜飞回武汉。第二天一早，两个局长親自上门接我，让我带上行李随他们去武汉肉鸡联合总公司开会，并告诉我说，董绍简副市长点名让我出任公司总经理。

武汉肉鸡联合总公司是农业部支持的武汉市菜篮子工程重点项目，是总投资3800万、年产肉鸡300万只的一条龙企业。刚刚建成投产，管理混乱，疫病爆发，引起市政府高度重视，临危換将让我这个外行接手了这个烫手的山芋。

畜牧兽医业是农业中最复杂的专业，与土壤农化风马牛不相及，面对完全陌生的行业和行将停产的企业，容不得有一点忧疑和退缩，上任后连夜召开干部会议，听取汇报、研究对策、制定措施，不仅迅速稳定了人心，还很快恢复了正常生产经营，当年即扭亏为盈。

1994年7月，初夏的武汉炎热灼人。一个周六的下午，董韶筒副市长的秘书打来电话，说董市长让我晚上去他家有，我问什么事，他说不知道。董市长是董必武的侄孙子，年长我两岁，虽然我们私交很好，但他找我谈工作都是在办公室，让我晚上去他家谈事是少有的，我心里有点忐忑。晚上到了他家，坐下喝茶，他很坦诚地说，农业部找市委组织部要调我去北京工作，他以本市工作需要为由婉拒了两次。后来，农业部张延喜副部长给他直接打电话，点名要我去农业部担任中国牧工商总公司的一把手，希望市里能支持农业部的工作，并请他征求本人的意见。这件事还在协商阶段，不便公开，所以请我到他家里谈。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给弄蒙了，我上任武汉市畜牧水产局分管畜牧业的副局长才半年多，只参加过农业部畜牧兽医司的一次会议，部里怎么会点名要我去呢？一时语塞不知如何答复，我只好请教式地反问一句：“您觉得我该怎么做？”董市长肯定地回答：“去部里工作对你个人前途发展是难得的机会，困难很多，但发展前途比市里强，你愿意留在市里我也支持。”皮球又踢给我了，我说回去商量一下再定吧。

我母亲和爱人综合考虑后还是觉得我应该去，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只要努力就会成功。我得到家庭的支持，信心更足了，有了为民出力的更大舞台，可以做更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事，这正是我的志向。我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很快，农业部的干部考察、家属工作安排、子女进京指标等一系列工作程序都完成了，中组部的调令下达到市委组织部。

1994年8月3日我从武汉到达北京。一下火车，令人吃惊的是农业部畜牧兽医局贾幼陵局长亲自到车站接我，并告诉我住房、家属工作安排等事项全都办好了，令我十分感动。我和贾局长认识的时间只有半年多，是在我担任武汉市畜牧水产局分管畜牧的副局长时在工作上有过两次交往。他比我小两岁，是在内蒙插队的北京知青，通过自学兽医成才，在内蒙古草原名望很高，曾被选为内蒙古的人大代表。有人告诉我，他就是你的伯乐，是他向部长推荐并经过组织考察才确定调我来北京的。

中国牧工商总公司成立于1982年，是国家菜篮子工程项目的主要实施者之一。为了在中国推广机械化养殖技术而成立的牧工商一体化企业，通过投资、技术支持和联合经营，在全国建立了120多个联营企业，为解决城市肉、蛋、奶等商品的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国畜牧行业的开创者和领头羊。组织上把这个重要的企业交给我经营管理，深感压力山大、责任重大，必须加倍努力、不负众望！

菜篮子工程历时十年，为城市副食品供应做出了巨大贡献。肉、禽、蛋、奶供应充足，规模养殖风起云涌，养殖技术迅速普及。但当政府补贴逐步取消，联营企业即出现大面积亏损，即便是赢利的企业，也是帐面好看而分红无钱。一时间，企业发展陷入困境，人心浮动、资金短缺，企业面临转型升级的阵痛。我从基层调来，一开始认可度不高，有人直接给部长写信表示反对。面对企业困难和群众质疑，我又是个门外汉，只有虚心请教、调查研究才有发言权。我拜访了所有老领导，听取各部门意见，深入基层企业调研座谈，逐步掌握了企业全貌和现实利弊。沉默了一百天后，11月在农业部密云基地召开了干部大会，就企业何处去的发展问题共同研讨。在集合各种意见观点后，我作了主题发言，充分肯定了公司十年发展的丰功伟绩，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企业存在的困难，提出了利用现有优势加快发展的三步走方案。明确中央国企的功能定位，支柱产业要从养鸡一体化调整为良种、饲料添加剂、兽用疫苗和兽药、以及国际贸易等四根支柱产业，以先进科学技术为手段支持国家畜牧行业的健康发展。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形成了上下一致的企业共识。有干部开玩笑说，这是中牧的“遵义会议”。

为此，我主要抓了以下几方面重要工作：

一是调整产业结构。用壮士断腕的魄力砍掉了养殖行业，包括年饲养500万只蛋鸡的30个机械化蛋鸡场、年饲养45万只父母代种鸡的30个种鸡场、年存栏1000万只肉鸡场和年产50万吨的16个饲料厂等，将其交给二级公司实行投资管理，总部不再参与“与民争利”的行业。

二是重组企业功能。在农业部的支持下，将中亚动物保健品公司、中国种畜进出口公司、华牧家禽育种中心划入中国牧工商总公司，并争取国家计委、经委批准成立了国家企业集团试点单位——中国牧工商（集团）总公司，李鹏总理题词祝贺，陈俊生国务委员出席成立仪式并揭牌。集团成立后，我也有幸作为农业类企业集团的代表出席了李鹏总理、吴邦国副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集团工作座谈会，并在中南海合影留念。中国企业家协会推举我入选“中国百名优秀企业家奋斗史”刋物，题名“乐道知行王者风”。当年我还获得了国务院特别津贴。

三是争取国家重点项目，在全国率先进行兽药GMP改造。这个项目是国务院“八五”规划的重点项目，一直没有落实，业内人士称“谁搞是找死，不搞是等死”。当时南京生物制药厂的车间是由马房改建的，手工操作，质量不稳定，产量不高，难以保证国家动物防疫工作的需要。我在与工厂领导、工人充分座谈后，亲笔给部长写信请缨，接手了这个项目，并在南京生物药厂建成了全国第一个GMP兽药生产车间。从此拉开了全国范围的GMP改造工程，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兽用生物制品的质量和产能，逐步赶上了世界水平。

四是重组优质资产上市。我通过反复工作，争取到了农业部的上市指标，从第五位争到了第三位，将饲料添加剂和动物疫苗等优质资产剥离重组，成立了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999年元月以独家发起人的身份成功在上交所上市，为企业后续发展筹措了资金。

五是坚持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为企业发展储备后劲。没有远虑必有近忧，我国在畜牧业科技领域十分落后，面对国际封锁必须加强科技发展，才能在市场上有立足之地。先后采取产学研合作的方式，与农大、科研院所开展了十余个项目的合作，与国家安全部抗生素研究所合作建立了兽药（化药）研究所，之后扩展为国家发改委批准的企业研发中心，成立了中牧研究院。并和美籍华人研究中心合作开展合成肽的疫苗研发。我还亲自去法国与梅里亚公司商谈建立中法合资企业，引进新的产品、生产技术设备和管理制度。但法方要控股，这违反了中国的有关规定，为此我专门去里昂拜会了梅里亚公司的创立者——法国二战反法西斯英雄梅里埃老先生，说服他同意以对等持股的方式解决股权问题，最后终于在南京设立了合资企业，为企业储备了新产品、新技术。截止2002年企业获得新兽药证书9个、特许生产许可证20个，开发新产品16个，5个项目列入国家“865”和“十五”重点攻关项目，其中3个列入国家重中之重科研计划，还有两个校企合作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由于技术储备充分，在全国爆发禽流感、亚洲口蹄疫、猪兰耳病等重大疫情时，成了能响应国家召唤、第一个提供产品应急的企业，也使得企业在全国市场上占有领先优势，多年拥有动物疫苗国内市场三分之一的份额，饲料复合维生素占有国内市场四分之一份额，成为行业领头羊，也为企业提供了强大的赢利能力。从2002年到2005年科研投入8100万元，新产品五年总收入8.9亿元，毛利润4.15亿元。並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动力。

作为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军人物，既要立足实业，又要服务于社会。中国畜牧兽医学会是历史悠久的学术团体，1996年学会成立60周年大会遇到经费困难，陈耀春会长找我，我毫不犹豫地支持了大会的召开，並设立了中牧杯中青年论文奖。当初获奖的十人中如今己有几位成为两院院士。国家社团改革时，畜牧业以畜种为名的协会有若干个，重新登记时农业部只认一个而且不给经费。陈耀春找我，决定以家禽业协会为基础成立中国畜牧业协会，将猪、牛、羊、犬等纳入其中设立分会，为解决经费问题。由我牵头，找了国内几个知名企业共同出资五百万元，创建了中国畜牧业协会，我也一直出任副会长、荣譽会长。同时我还是中国林牧渔业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业协会副会长等。

我和中国社科院林祥金研究员合写的“我国畜禽疫病防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一文提出了健全法规、改革兽医体制等七条措施，温家宝总理阅后很重视，並批转农业部，从此拉开了全国兽医体制改革的序幕。设立了国家各级总兽医师，令兽医师职业化、动物疫情公开化、一二类疫病防疫制度化等逐步完善，为畜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篇论文也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为一等奖。

我退休以后，国家发改委成立了一个由曾培炎担任名譽会长的“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应老部长刘江邀请，我出任了农业专业组主任，主要工作是为国务院出谋划策。我先后主持编写了几份报告，有的被国务院领导批示到有关部门，产生了好的社会效果。

在猪肉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况下，2007年5月，我向国家发改委提出“关于建立农畜（禽）产品市场预警系统的建议”，强调设立生猪预警机制，将八十年代确定的猪粮合理比价由5.5调整为6.7，建立国家贮备制度。最后发改委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将该比价定为6.1。此外，我还就农业走出去战略、建立国家农业再保险制度、开展农业环境保护等工作，以及领导交办的其它任务进行了调研、考察，出具了报告，为党、为人民交上了一份圆满的答卷。

……

三、负重前行的贾建新

我班大部分同学都是从事本专业的技术工作，他们是解金瑞、贾建新、许莲华、徐益章、和清云、高斌海、武之新、朴东振、张峰、周安仁等同学。农业技术含农作物育种、栽培、植物保护、土壤肥料与植物营养等多项技术，需要我们通过学习与实践去掌握。在数十年的农技工作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为期八年的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这是一项量大面广、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同时它又是一门跨学科的技术工作，不仅需要掌握土壤学，植物营养、农业化学、分析化学等本专业的知识，还应熟悉岩石矿物学、地貌学、自然地理、测量学等多学科知识，同学们边干边学，为农业区划、土壤改良、科学施肥、农作物布局等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大地的丰收奠定了基础。其中，贾建新同学顶住多重压力，在希望的田野上默默耕耘数十年，直至今日，还在为自己热爱的农业科研事业伏枥前行。

让我们听听他述说的故事：

我1970年由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分配到延安地区黄龙县农业局工作。黄龙县当时是全国贫困县，三大地方病（克山、柳拐、大脖子）区之一。1971年初任县农业局文书、县革委会生产组党支部委员。1978年，全国开展了第二代土壤普查，这是一项量大面广、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我当时出任土壤普查工作队技术负责人。为了搞好此项工作，我利用工作之余认真学习了本专业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同时自学与此相关的岩石矿物学、地貌学、自然地理等课程，根据外业调查和室内化验分析结果，撰写了黄龙县土壤调查报告，制定了县级农业区划，该项调查成果获陕西省土地资源区划二等奖。同时，我还参与了沙棘资源调查，任调查队总负责人兼管技术工作。陕西省沙棘资源调查办公室认为黄龙县调查报告“运算正确、数据可靠、符合普查技术规程要求，有应用价值。”省沙棘资源普查办公室在黄龙召开了全省唯一的一次沙棘资源普查现场会。1984年撰写的《黄龙县大力发展平菇可行性初探》被国家科技培训中心，中国科学院与科技政策研究会评为优秀论文。1981-1985年将美国炸玉米花品种引进黄龙山，《陕西日报》头版头条予以报道。莱阳农学院刘恩训教授，华南农学院叶绍文教授将其作为种质资源培育新品种。1987年被陕西省科协授予“先进个人”称号。

在黄龙工作的十余年，还有一些事情令我终身难忘。1971年9月3日和我同居一室的农业局干部巩顺才（山东沂水人，时年40多岁）搭乘拖拉机到乡下工作，半路上他从拖拉机上掉下来被拖拉机轧伤，回县医院抢救。晚8时左右，巩顺才交待三件事：一是千万别处分司机，我是他领导，轧伤不怪他；二是我反正不行了，别再浪费国家的钱抢救了，让我回宿舍躺一下就行了；三是请夫人到县革委会食堂吃点饭，饭票在办公室办公桌上。九点左右巩顺才离世。追悼会上，他的遗言让众人泪流满面。

1972年初，清查“五·一六”期间，农业局前文书因我取代了他的位置不满，借机陷害我，他说：我听巩顺才生前说过：贾建新在农大曾参加过“五·一六”。军管组的部分人在审查期间要把我关进监狱。当时县革委会生产组的郭相林等老领导干部在县委常委会上仗义执言，认为查贾建新是否是“五·一六”分子及文革中问题只要调查农大师生就可以了，他的老师、同学都没出国。我们只要控制贾建新的对外联系就可以，没有必要关进监狱。使我免除了牢狱之灾。1985年黄龙县委组织部、县科委调查组到北京农业大学调查我在文革中有无问题，找到时任校教务长的赵镶老师（文革前任土化系党总支书记），赵老师讲：“贾建新从农村来，很朴实，文革中没什么问题。”1975年县革委会生产组整党期间，农业局前文书检查三次未过关，最终承认对我的所谓揭发是陷害，更激起众怒。最后他无法在黄龙工作，调离了之。

1988年至1990年，我在山东科学院嘉祥发酵技术试验厂技术科工作。工作期间，为治疗苹果腐烂病的新产品S-921做试验。期间委托北京农业大学应用化学系、山东农学院植保系、中国农科院青州烟草所和兴城果树所、陕西农科院植保所和陕西省农业生产资料公司试验，取得了预期效果。

1990年至2000年，我在山东省嘉祥县科委工作，任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1993年与张崇森主任共同撰写的《振兴农村经济的希望之光》（嘉兴农科所调查报告）在《华东科技管理》1993.2和《科学和管理》1993.2发表。1997年与吴怀兴撰写的《当前农村技术市场的管理和建议》被国家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中国技术市场协会、中国技术市场报评为优秀论文。在《中国技术市场报》头版头条发表。1997、1998年中国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召开第二、三届技术市场论坛，我是应邀参加两次会议的县级代表。两届会议各邀请两位县级代表。2004年被中国管理科学院学术委员会特聘为研究员，任期五年。

硅肥是植物生长的营养元素之一，它对于改善农作物产品品质、提高其抗逆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对硅肥的研究缺乏应有的重视。1997年开始，我们进行了硅肥试验示范研究及推广工作，写出了多篇幅硅肥研究论文，有的在《烟台果树》《山东肥料与作物栽培》《山东蔬菜》《山西果树》《地域研究与开发》《中国种业》《新型肥料》《农业科技通讯》《内蒙古科技》等刊物上发表；有的入选《中国土壤学会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暨第7届海峡两岸土壤肥料交流会》论文集；2011年9月还应邀参加了第五届“硅与农业”国际会议。《硅肥对提高改善农作物品质的作用》和《硅肥对改善农作物品质研究新进展》入选大会论文集。并在大会现场展示了一块展板；2017年应邀参加在印度班加罗尔召开的第七届世界硅肥大会，因故未能前往，但我的《硅钙肥改善30种农作物品质研究》论文入选大会论文集；参与了蔡德龙主编的《中国硅肥》的编辑工作，书中收录了我的三篇论文。被评为高级农艺师，推广研究员。

回顾几十年的工作历程，有顺利的时候，但更多的是在崎岖不平、荆棘丛生的路上负重前行，而这期间得益于众多老师、朋友的帮助，使我能够在不同的地方，为了农民致富，为了大地的丰收而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他们也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1985年黄龙县委组织部、县科委调查组到北京农业大学调查我在文革中有无问题。找到时任校教务长的赵镶老师（文革前任土化系党总支书记），赵老师讲：“贾建新从农村来，很朴实，文革中没什么问题。”

1997年嘉祥县将硅肥研究列入无资科技计划项目，蔡德龙学兄弟赠给了三吨硅肥才得以与县农业局土肥站开始研究工作。2000年我内退后，蔡学兄推荐我到硅肥厂工作，继续研究硅肥，在蔡学兄的引导下走上了硅肥研究推广之路。 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系农大校友卢玉华教授帮我“重写式”修改《大棚葡萄施硅肥效应研究》，后来此文在《山西果树》2003.3发表。

2011年6月，我带着论文稿贸然进了第五届世界硅肥大会主席梁永超教授办公室，他看后立即翻译摘要，表示接受，为了帮我做大会展版，他将他的展版样式发给我，我才能够将个人展版在第五届硅肥大会会场上展示。会后他让我参与了他主持的科技部硅肥研究项目。

潍坊农科院原院长刁家连系郁明谏教授带的博士生，2000年我在硅肥厂工作期间，委托刁家连做硅肥试验，精准的试验报告获厂方和学术界认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系教授宫海军在第五届世界硅肥大会上与我相识。他多次提供硅肥文献，帮助改稿，提高了我的硅肥研究水平。

陈文新院士的博士研究生杨升辉，考取博士前在嘉祥县圣丰集团工作，工作期间承担了硅肥在大豆、花生、大蒜上的作用研究项目。他全程参与了这三个试验，试验后写了三篇论文。发表时他放弃了署名权。

寿光市三元朱村科技村主任王继成2000年承担了硅肥在大棚芹菜上的试验示范任务。他在自家地里按照试验示范方案严格操作，不计报筹。根据试验结果发表了一篇论文。

我的家人是我搞硅肥研究推广的坚强后盾，尤其是我的老伴，她承担了全部家务。只要是涉及硅肥研究、试验、推广等工作需要，我抬脚就走，她没有丝毫怨言。

……

四、桃李满园的贾秀兰

无论是在军垦农场劳动锻炼，还是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大都在1972年初进行了再分配工作。对于我们的分配去向，则是优先教育事业，而我们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即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人民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专业。就这样，李凰英、贾秀兰、王玛琍等同学走上教学岗位。数十年与三尺讲台相伴；数十年教书育人，甘为孺子牛；数十年呕心沥血，春风化雨育新苗，终见桃李满天下。他们不仅克服了生活上的诸多困难，而且为适应教学工作不断地自学与进修，并随着教材的更新而与时俱进，教学质量不断提高，虽非科班出身，却都成为了高级教师，有的还获得了特级老师的荣誉称号。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贾秀兰有着深刻的体会。她在她的文章中满怀深情地写道：

“自是桃李树，何畏不成蹊”。我的职业生涯也算是纷繁多彩，回忆起一生中的教书育人经历，也颇为欣慰，我骄傲于自己的职业，无悔此生的选择。

1970年7月，我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分配到陕西5379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半后的1972年4月，再分配到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中学任教。

4月29日，我到延川县报到，刚下汽车，校教导主任张立和党支部书记呼延忠亲自拉着小架子车来汽车站接我们，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呼书记得知我和爱人杨玉和还没有结婚，便领着我俩去公社登记结婚。因学校宿舍紧缺，学校分配给我们一孔窑洞，课桌、椅子、水壶都是配给的，教导主任亲自布置新房，我们买来了水果、烟、糖，学校老师都来祝贺，这就算结婚了。这里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主粮以粗粮为主，占80%以上，这对于我们来说，还真不是事。最困难的是水源缺乏。水是生命之源，缺水使生活更为艰难。初到校时，老师们得去校后沟里打水，我们自备铁桶盛水，待杂质沉淀方可饮用。后来校领导把井水引到食堂，每天每人领一暖壶水，聊供饮水之需，至于洗洗涮涮的日常生活所需，就得将就着自行想办法处理。

延川县有很多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还有他们的带队干部。当时带队干部建议我们留到县政府，我不想当干部，想当老师或工人都行。本想教化学，因为我是土壤化学系毕业的，但学校说不缺化学老师，让我教数学。于是我就改行教数学。我被分配到高中73届理科班，这是我在延川中学教的第一届毕业生。在学校刚开始上课时，学生提问，我听了懵，我讲话，学生也说听了懵，当地都是陕北方言，我是普通话，互相之间都需要猜着听。慢慢大家彼此熟悉了，加深了沟通，教学顺畅了起来。那一届有个叫杨丛燕的学生只比我小4岁，毕业后考入师范学校，后来也分配到延川县中学教书，成了我们的同事，与我十分亲昵，一直保持着联系，前几年打电话过来，说她已经退休了。

延川县政府很重视教育，每年都安排教师进修学习。1977年夏季我被派到西安市教育学院进修高等数学，这次进修对我后来的教学很有益处。到1982年10月份，我在陕西任教12年，近十年间得到过很多奖励，也赢得了当地学生的倾心尊敬。

1982年10月，我们家调回河北省老家秦皇岛市抚宁县，在抚宁县中学教学，还是教数学、几何，历年都在教高三数学。在1985年—1998年期间，高考成绩在秦皇岛市平均分名列前茅，学校和学生都很满意，在我的学生中，不少人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大等名牌大学。

后来，由于教育改革，高等数学中的概率部分、线性代数、微积分初步等内容都下放到高中，并纳入高考理科生的考试内容。我得益于1977年在西安教育学院进修数学的经历，轻松地完成此次教学转变。当时就是一个念头，要想教好学生，自己的业务得过硬。要提前把课备好，才能教好学生。那些年，理科班是把几何、代数作为两门课程分开教的。每年级有两个文科班，由我一个人教，一周七天都有课，几何三个课时、代数四个课时，每天晚上都要去批改作业、备第二天的教学内容，很是紧张。那时候没有什么加班费、课时费的说法，但从来没有偷懒耍滑的想法，积极认真对待每一节课、对待每一位学生，正是由此，我得到了学生的好评、教研组的肯定、学校的表扬。高考要看成绩，我的教学成绩也很好。我的想法很简单，老师就是要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认真教书育人，这样才不愧于自己的人生。

岁月如梭，光阴流转，几十年过去，无愧作为教师的每一天，也赢来了桃李满天下的丰厚硕果。每年的教师节，很多学生都前来探望我和爱人，甚至还有陕西延川县中学的学生，不远万里前来拜望，只是为了说一句“老师，我想你了”。2019年，杨玉和老师重回延川县中学，很多学生第一句话都是问“贾老师怎么没来”，听到这遥远的呼唤，我忍不住潸然泪下，这才是我得到的最丰厚的回报。

退休十几年啦，刘敦辉同学邀我写写教书生涯，心里还是很犹豫的。记忆太多，文笔不好，怕写不出作为教师行业的那种春风化雨教书育人的骄傲，写不出学生们对我的那种感谢师恩彼此惦念的感情。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师是最崇高的职业，作为人民教师，我感到光荣、骄傲和自豪。

……

虽然我们没有修完规定的学业，虽然我们曾在一段时间遭受他人异样的目光；虽然我们一些同学遭到不公平、甚至被人打压的境遇，但是我们没有气馁，没有因此而趴下，反而是愈挫愈勇，在逆境中砥砺前行。为了做好自己的份内工作，同学们把刻苦自学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大家始终牢记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在不同的岗位上，竭尽所能，穷毕生之精力，奉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据不完全统计，在已经联系上的同学中，出版学术专著六部，参编大学教材两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获得各级政府科技进步奖近百项。普遍晋升为高级职称，6人晋升为研究员，5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多人次先后当选为不同地域的党代表、人大代表等。这一切成果表明，我们这些老五届大学生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最终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编者简介：刘敦辉，1947年1月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1970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土壤农化专业，先后在陕西省商洛市、湖北省黄冈市工作，2007年退休。退休前，系黄冈市农科院党委书记，曾为黄冈市政协委员、湖北省第九届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研究员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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