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历史的三个阶段(追寻近世文学的现代意义)
明清作为近世时代,其文学生态与当代社会思想的关系颇为紧密,近世文学的现代意义亦成为驱动明清文学研究发展的另一种生命力。《西海遗珠:欧美明清诗文论集》从学术史的角度编选、译介近几十年欧美汉学界明清诗文研究成果21篇,打捞明清诗文研究散见海外的诸多洞见新论,期望达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的。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有关明清诗文的整理与研究,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重要的学术增长点之一,从“期待关注”到“走出冷落”,所取得的进步振奋人心,也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中国学术核心问题的对话。虽然没有先唐、唐宋文学沉淀千年的经典优势,也没有小说、戏曲与世界文学传统的便宜对接,但作为中国文学正典序列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简单地用“文学代胜”“文体兴替”的说法予以抹杀或无视,亦非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做法。直面海量文献,补阙经典版块,探索精神世界,求问现代涵义,是以明清诗文为代表的近世集部文学研究在接下来数十年间最直截的学术责任及意义。
海外的汉学力量,已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日韩的精细,欧洲的厚实,北美的敏锐,都是对原有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很好的补充。但如同本土文学研究存在领域上的轻重缓急之分,海外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同样显露出厚古薄今的倾向。有关先秦两汉的中国文学早期问题研究,有关魏晋至唐宋的中国文学经典文本研究,有关元明清的帝制中国晚期通俗文学研究,已与本土学界形成了良性、持久的互动。与之相比,以明清诗文为代表的近世集部文学研究,在海外的声势略显单薄。其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既受限于明清诗文的自身特质,也由于中国本土研究状况的相对滞后,甚至与中国文学专业在国外大学中的教职数量有关。如果说上古、中古文学研究的一贯鼎盛,是继承了中国历代有序的古典学术传统,小说、戏曲研究的百年崛起,受益于西学东渐后的世界性潮流,那么在明清诗文研究的学术史中,本土的范式变革尚不迫切,文献一端的古籍整理事业任重道远,文学一端的发展史观仍未摆脱近现代学人的影响,要想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蜕变,非一朝一夕可成;中西的交流互鉴也远未深入所在领域的学术肌骨,东亚诸国甚至中西之间,既未形成一个作为整体的学术共同体,也缺少不同学术共同体之间持续、自觉的对话机制。其中固然有学术偏见及信息不及时、不对称等因素,但研究力量不够强劲还是首要的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明清诗文研究在本土率先“走出冷落”,足以让我们在横向的比较中收获某些优越感。事实上,海外的明清诗文研究虽然数量偏少,但质量并不逊色,只不过被更有声势的其他文学时代或类型研究所掩映,以致遗失在主流的学术视野之中。有鉴于此,我们希望编译一部英语世界有关中国明清诗文研究的论文集。考虑到英文学术专著在中文学界的受关注程度更高、被译介速度更快,我们倾向于留意那些发表在英文学术期刊上的单篇论文。
我们花了半年时间选目,对欧美地区的明清诗文研究成果做了一次较全面的梳理,既考察了《哈佛亚洲学报》《通报》《中国文学》《明研究》《清史问题》等较关注中国明清文学的西方老牌汉学刊物,也涉及《男女》《东亚出版与社会》等专题性质的前沿学术期刊。虽难言全备,亦尽己所能。出于期刊、作者、选题等多要素的综合考虑,我们最后选定了21篇文章,希望借此串联出一条有关欧美明清诗文研究的较简洁的学术史线索。文章涉及的作者,既有林理彰、齐皎瀚、胡志德、伊维德、舒衡哲等汉学名宿,也有李惠仪、苏源熙、梅尔清等现在的学界栋梁,还有如柯靖铭这样获得博士学位未久的青年才俊。面对两位远未熟识的中国青年学人的唐突请求,海外汉学数代学人慷慨应允并大力支持,让我们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实在需要报以由衷的感谢。由于本书优先编译未曾推介的期刊论文,孙康宜、施吉瑞、魏爱莲等在中国明清诗文研究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海外先生们,我们反而无从选择,实在是他们的优秀论著已被快速且全面地引介至国内,在此深表遗憾。
收入这部论文集的21篇文章,以发表时间为序。我们的初衷,是较真实地反映欧美地区明清诗文研究的整体水平,力求呈现这一研究领域的立体感与历史感。林理彰的《中国诗学中的“才”“学”两极化:严羽及其后的传统》、韩慕肯的《超越复古:王世贞与北宋的遗产》,着重关注明清文学与宋代文学、文论的关系,即明清文学中的“近代资源”,他们所表现出的历史会通意识,以及对明清宗唐思潮下潜在的宋人文学遗产的求索,即使放在当下仍是学界的前沿问题。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处的,还有林宗正的《袁枚的叙事诗》,他对袁枚作品的文本细读与掘新,亦置于中国叙事诗歌演变的长时段视域之中以求实现。
在明清文学史的专题研究上,齐皎瀚的《钱谦益的黄山诗:作为游记的诗歌》,跳出西方偏重游记型散文的研究窠臼,较早从跨文类的角度关注明清诗歌中的地理书写,以及在文本结构上对前代纪行经典的接受;白润德的《旧都南京的句法、音韵与情绪:王士禛的〈秦淮杂诗〉》,将西方普遍的文学理论与中国古典诗学交互使用,对王渔洋的组诗展开了庖丁解牛式的文本分析,即使放在今日积淀渐厚的清诗研究成果中亦属翘楚;胡志德的《从文章到文学:清代中后期文论的进路》,以“书写表达”为切入点,讨论清代中后期的思想界如何在维持话语领域统一性的前提下改善“文”之地位,展现出宏阔的思想史路径;白亚仁的《江盈科在公安派的地位》,反映了一位《聊斋志异》研究权威对诗文作为中国古典文言小说之周边的逆向思考,从而赋予个体作家在传统文学史中新的位置;高化岚的《沉重的事务,轻淡的形式:政治与晚明小品作家》,关注徐渭、张岱这两位以小品著称的作家,如何通过对“文”之写作模式的调和,达成个人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的衔接及过渡;李惠仪的《晚明文学中率真的修辞》,提出了“率真的修辞”这一看似矛盾的概念,由此赋予那些代表晚明“文学解放”的经典作品新的批评、阐释空间,她对文本内部特征的条分缕析,提醒我们认识晚明文学的一些深层的学理特质。以上这些论文,虽与文类、技法、声韵、批评、流派等古典文学的正统话题密切相关,但其鲜明的问题意识,以及提供给学界的观看近世文学史的宽度,也让我们领会到了明清诗文卷入世界学术洪流的必然及某些优势。
方秀洁的《铭记在母家的自我意识:洪亮吉的回忆录与追忆诗》,通过解读洪亮吉有关在母家成长经历的私人写作,强调“铭记”所具有的回忆与自我重构的双重意义,以及不同文体的功能指向在记录生活经验时所呈现的不同处理方式;李小荣的《英雄主义的性别化:明清女性的〈满江红〉词》,则从文类的角度,关注女性作家如何通过对特定词调的借用,介入有关文学形式的复杂实践之中,达成其文学思想及风格中新的性别意识的生长。性别研究已是海外明清文学研究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但相关争论亦多,以上两篇文章表现出的对不同性别特质之互动与平衡的紧密关注,或可为古典文学的拓展研究如何实现深入式回归提供一些启示。类似的学术潮流,还有关于宗教及民间信仰的文学研究,齐皎瀚的《吴嘉纪诗中的道德行为》,留意明清易代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在古典诗歌中的表达,以及对普通文人之道德思想及民间信仰的复杂影响;管佩达的《“孰为是我孰为渠”——一位18世纪佛教善女人的诗作》,通过对女居士陶善的宗教忏悔诗的解读,展现她如何借助诗歌创作来表达对性别对立人格的超越,以及其两头无着的困境;斯定文的《诵陀罗尼时梦丁香: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佛教与北京》,提醒我们龚自珍诗歌作为近代经典的复杂内涵,须基于其涵盖佛教思想、多民族文化交流在内的综合知识结构,方可获得整体性的认识。由上可见,本已复杂的宗教文学问题,又被植入了性别史、民族史等第三方视角,在不止双重的学科力量的介入下,更新的文学问题浮现了出来。本书既然意在引介,“开放”自为第一要义,其他学科对文学研究本位的补益之处,理应给予更多的留意。
梅尔清的《囊括时人:清代初期的文学总集、友谊网络与政治和解》,以历史学家的眼光,论述在走出动荡的清初时代,文人如何通过总集编纂事业经营其社会网络,借此消弭身份割裂,达成不同政治立场者之间的和解。此文所关注的文人网络、文学选本等话题,在海外汉学界向有持久的讨论声音。王安国的《袁枚及其与众不同的“雅集”》,在关注“雅集”作为文人网络之特殊形态的同时,亦显露出西方明清研究中日趋显著的艺术史转向;而柯靖铭的《“选家”唐顺之与16世纪中国的文章矩矱》,则体现了海外青年学人在文学研究上的某种“回归”之势,无论是有关文体学还是选本学的讨论,都是中国文学中的正统核心议题,如何在更紧密的中西对话中提出更深刻的见解,相信是新世代的学人必须直面且尝试去解决的。
舒衡哲的《盘桓于虚无:清皇子奕譞生平与诗歌中的记忆》,是本书中唯一一篇发表在欧美主流历史学刊物(History and Memory)上的论文。她笔下的奕譞诗歌及其精神创伤,在西方历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上发出了有力的声音;与满族诗人奕譞在中国诗歌史中的默默无闻相比,李惠仪的《吴伟业诗中的历史与记忆》,其考察对象更具经典文学研究上的示范意义。二者相通的是,都提示我们明清集部文献之于历史意识、集体记忆及个人心灵史研究的优势。这是晚近文学文献独具且当深掘的重要资源。
这本编译集的另一个特色,是为明清文学作品的英译留出了学术位置。在明清诗文领域,自齐皎瀚编译的The Columbia Book of Later Chinese Poetry:Yuan, Ming, Ching Dynasties (1279—1911)以来,相关工作,代不乏人。不仅有伊维德、管佩达编译的The Red Brush: 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等多部选集,包括白润德的The Great Recreation: Ho Chingming (1483—1521) and His World、施吉瑞的Harmony Garden: The Life, Literary Criticism, and Poetry of Yuan Mei (1716—1798)等研究专书中,亦保留了大篇幅的作品翻译。当然,这些成果主要面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中国学界无意考察在情理之中,甚至本书收录的齐皎瀚、白亚仁的两篇文章,原附有作者翻译的吴嘉纪、江盈科的若干作品,编者亦最终割爱。但即使如此,对西方的翻译专书中引言的学术价值,我们仍应给予重视。在此理念下,我们选取了近年出版的两部重要的明清诗文翻译集的引言,摘自苏源熙等编译的《焚书与藏书:李贽作品选》和伊维德编译的《两个世纪的满族女诗人:一部总集》,希望唤起中国学界对明清诗文外译及其学术史意义的适当关注。
译者如何选择,是我们面临的下一个问题。经过慎重考虑,我们决定邀请十数位汉语学界的优秀青年学人,各承担一至两篇海外教授的论文翻译工作。当然,如果原作者有意安排自己的博士生来翻译,考虑到作者与译者可以更好地就译文细节进行沟通,我们亦乐见其成。这样的做法,既可以保证译文的质量,也存有小小的私心,即希望借这次翻译的机缘,在明清文学研究的领域内,促成中国的青年学者群体与海外知名汉学家的交叉互动。如果通过这次集体翻译的行为,得以实质性地拉近明清诗文研究的中西距离,不仅是学术观点与方法上的对话,还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代际的学者之间的日后合作,或许将发挥其溢出于文本译介之外的另一层意义。
通过这次编译工作,我们也可管中窥豹,更好地认识海外明清诗文研究的一些优势与缺憾。发现他人的优点,可以知己知彼,取长补短。首先,北美学术尤重学科交叉,社会史、性别史、宗教史、艺术史等其他学科的介入,给文献足可征的中国近世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其次,明清作为近世时代,其文学生态与当代社会思想的关系颇为紧密,近世文学的现代意义将是驱动本学科发展的另一种生命力,对此国内学界亦可深思。总的来说,以反躬自省的姿态,打捞明清诗文研究散见海外的诸多明珠,无论其光芒在传统还是现代,寻求融入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肌理之中,还是有必要的。至于认识他人的缺憾,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反思自己的不足。如欧美汉学在文学研究对象及方向上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内明清文集整理成果的影响,前及对吴嘉纪、江盈科的研究,就是国际汉学界对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物作出迅速反应的典型;另外,原典翻译一直是海外汉学的重要基础工作,而明清诗文的翻译成果但见树木,难见森林,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本土经典化的受挫。注本的缺少,选本的落后,对一字一句皆需深究的翻译来说,增加了难以计数的额外工作量。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明清文献深度整理的短缺,制约了包括海外汉学在内的整体学术的提速,其中的迫切性尤需我们深省。
当然,学习局外人的洞见与启示,并不意味忽视其内生性的局限。欧美的中国文学研究,在本科生培养上,对西方文类视角下的基础翻译成果过于倚赖;在硕士生培养上,因跨文化、跨学科理念而导致文本本位、文学史意识的缺失;在博士生培养上,因理论化诉求而出现“用概念筛选文本”而非“从文本提取概念”的方法倒置之危险。这些不利的因素,都因明清基础文献的陌生与浩繁而被进一步放大。即使我们回到最初的翻译环节,海外汉学对明清诗歌的选译标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为了追求“通顺”且符合英语表达习惯,放弃了具有多重解读空间的作品,而知识性正是近世诗歌的一大特点;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更偏爱意象、意境或文辞质径、打破传统的作品,而技术性又是近世诗歌的另一大特点。以上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海外汉学对明清文学世界的全面展开。适当地留意事物的两面性,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包括本土学术在内的任何研究体系,是一位成熟的学人理应具备的品质。
这本编译集起意于2018年,正式的编译工作自2019年启动。在这两年间,全球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无论作者还是译者,大家都在磨难中砥砺前行。将远在天涯、各在四方的学人们牵系在一起的,唯有“健康”的祈愿和向学的热忱。在统稿完成后,我们有幸邀请到了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院邵逸夫汉学讲座教授陈靝沅先生,由他为汉语世界的读者做一回有关欧美明清诗文研究的学术向导,相信也是各篇论文的作者乐见其成的。两位编者学浅识薄,所虑难免挂一漏万,但既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发起了此事,自然就要承担因译文疏误而来的所有责任。惶恐之余,唯盼这本已不算“小”的书,能唤起大家对明清文学及其世界的更多关注,相信这也是所有参译同仁的心愿吧。
叶晔 颜子楠
2021.1.28
西海遗珠:欧美明清诗文论集
编者:叶晔
从学术史的角度编选、译介近几十年欧美汉学界明清诗文研究成果(包括论文和个别著作序言)21篇,所选多为明清文学领域的重要学者,译者亦由当前古代文学专业比较活跃的中青年学者组成。所有论文皆为首次翻译,力求较全面地反映海外明清诗文研究自1980年代以后的整体发展面貌与热点变化情况,做到兼顾海外明清诗文研究的学术史与前沿问题,将之推介给明清文学研究界,意在唤起学界对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明清诗文研究的重视,进而反思其研究方法。
-End-
观点资料来源:《西海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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