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第一个叛变的是谁（还原一个最真实的徐远举）

小说《红岩》中特务头子徐鹏飞的原型就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少将处长徐远举。那么他的一生又有什么跌宕起伏的故事呢？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原一个最真实的徐远举。

一、加入军统不断升迁

徐远举，字希哲，号嘉庆，曾用名徐鹏民、徐鹏飞、徐远甫，化名江克难，绰号徐猛子，湖北大冶人。

1914年12月生于湖北省大冶县(今湖北黄石大冶市)城关徐家垴八斗巷。在家中排行老四，自小衣食无忧，聪慧伶俐，5岁入学私塾，记忆超群，能背下整部《左传》。

1928年，入第四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当学兵。

1929年，第四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编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成为黄埔军校第七期学员。

1930年7月毕业，任少尉排长、中尉连副，后被编遣寓居武汉。

1932年3月，入南京团警干部训练班受训半年，结业时，经戴笠个别谈话挑选，送洪公祠特训班第二期受训，结业后，加入力行社特务处，时年18岁。初任南京通讯二组组长兼管邮检工作，同时参加力行社外围组织复兴社的组织与训练工作，后调特训班任学员队长。在特训班里，对特训班的课程有着特殊的兴趣，笔记做得最为详细，学习用功，各科成绩都很拔尖，被树为勤奋学习的典型，戴笠亲自奖给金笔，多次以资鼓励。

1934年12月，中央政府决定组建护送班禅回藏行署，任行署政治指导员和少校军事参谋。在途中学会了藏民的各种礼仪习俗，并且学会了藏语，成为中央政府以及军统组织人员中少有的西藏通，沿途调查收集各种情报及时报送给中央政府，并沿途建立由军统掌握的情报组织，对西北封建割据势力进行渗透和瓦解，为维护祖国统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38年10月，奉调回到重庆。1939年1月，派任军统西昌站中校站长兼西昌行辕第三处（即情报处）处长，后又兼任西昌行辕禁烟督察专员。

1942年底，因违反军统抗战期间不得婚娶的规定，私自二婚。被调回成都，任财政部四川缉私处上校副处长，并由戴笠亲自保荐兼任国家总动员会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后兼任军统川康区副区长代行区长职权，领导军统的成都站、自贡站、康定站和西昌站。

1945年6月，奉调重庆，任军统局局本部第三处(行动处)副处长。抗战胜利，到广州押解陈璧君、褚民谊等大汉奸到南京受审后，又到军统上海办事处，参加查处汉奸陈恭澍案。

二、积极反共罪恶累累

1946年1月，奉调西安，升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调查室少将主任、河南处理汉奸委员会主任兼军统局北方区区长，管理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察哈尔、山东六省及北平、天津两市的军统特务机构，是当时军统外勤单位中最大的一个区。4月，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在重庆恢复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营，何应钦任主任，由张群代理主任职，张群指名调徐远举任行营第二处处长。7月，徐远举到任重庆，同时，由军统局改组的国防部保密局指派徐远举兼管重庆、四川及西康的特务工作。

1947年2月，在重庆联合重庆警备司令部、重庆市警察局等军、警、宪、特，查封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新华书店等，用武力强行遣送中共人士回延安。6月1日，出动大批军警宪特武装，冲入各高校、报馆、商会等，逮捕师生、新闻界、文化界及工商界人士共约260人，这就是重庆“六一大逮捕”事件。并将已关闭的渣滓洞监狱重新开监，关押被捕人士，在“11•27”大屠杀时杀害了其中5名被捕人员。

还借“六一大逮捕”之机抓捕了一大批民盟成员，关押在渣滓洞监狱，又查封民盟在重庆的机关，继续搜捕民盟成员。

因此，获得一枚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勋章，升任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张群）第二处处长，统一指挥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开和秘密单位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处、公路和运输部门的警务处、组，兵工厂的警稽组等40多个机构。深得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的赏识，被称为“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1948年4月，利用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叛徒，破获了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并通过《挺进报》的线索，大肆逮捕中共地下党员，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还亲自带着特务到上海、南京去破坏和逮捕中共中央负责西南地下党工作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因党的机构及时转移而未得逞，但仍逮捕了8名地下党员。总共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群众133人，除上海、南京外，重庆及四川地区有125人被捕，其中，有56人被杀害，32人下落不明，25人脱险或获释，8人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还有4人虽叛变，但因徐远举认为他们有的叛变得不彻底，有的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仍然将他们处死。

在破获《挺进报》案的同时，徐远举又配合罗广文的部队对上下川东武装起义及华蓥山起义进行残酷的围剿和镇压，派出大批特务组成“识别队”、“搜索队”、“情报组”，疯狂逮捕游击队员和掩护游击队的进步群众数百人，有的当场杀害，有的抓回重庆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最后也惨遭杀戮。

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少将

1949年9月，徐远举亲自率特务赶到昆明，与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一起去逮捕民革西南负责人杨杰将军。杨杰是国民党陆军上将，曾任陆军大学校长、军令部次长、驻苏大使、国民党中央执委，抗战胜利后致力于和平民主运动。因杨杰机警，先一步化装逃到香港而未成，徐远举又将自己掌握的线索和杨杰可能的去向详细报告给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毛人凤据此另派特务在香港将杨杰将军杀害。

陆军上将杨杰

徐远举积极参与策划、布置屠杀杨虎城将军的密谋和行动，并在毛人凤召集的会议上提出，如果将杨虎城将军在贵州拘押地就地杀害容易暴露目标，应提押回重庆在集中营范围内秘密杀害。

杨虎城将军一家

9月6日半夜，杨虎城将军、将军的小儿子杨拯中和小女儿杨拯贵，以及曾给将军当过秘书的《西北文化日报》总编宋绮云、宋的夫人徐林侠和他们的小儿子“小萝卜头”宋振中等6人同时在松林坡戴公祠遇害。

9月9日，徐远举以西南特区区长的身份，亲率特务飞赴昆明，大搞“整肃”，查封了省参议会和多家报馆，逮捕省参议会、新闻界和文化界的民主人士三百多人准备加以大规模杀害，由于云南省主席卢汉软磨硬抗拖延时间到发动起义，才使这三百多人幸免于难。还在重庆和四川逮捕了原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新蜀报》总编王白与等一大批民革成员，并加以杀害。

多次极力向保密局鼓吹拖队伍上山打游击的重要性，提出把原中美合作所遗留下来的武器装备利用起来，组成强大的游击武装。由他的副处长杨元森组建的“四一部队”，由刑警处长张明选组建的“重庆卫戍总部警备支队”，由保密局西南特区行动总队组建的“西南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第二支队等。

积极布置特务潜伏，亲自落实人员和寻找潜伏点，但所有潜伏的特务随着解放后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的自首纷纷落网。拟订了对重庆进行大破坏的行动计划，得到保密局的认可并由保密局统一部署实施，虽然由于中共地下党针对性地采取了组织护市、护厂、护校的行动，还是在重庆市区造成了破坏机器动力66754千瓦、各种器材67408吨的损失。

亲自主持拟订屠杀计划，开列屠杀名单，布置屠杀行动。于10月28日至11月29日，在一个月时间内，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新世界临时监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看守所的政治犯进行了分批集体大屠杀，共杀287人。其中，11月27日下午至28日凌晨，就在白公馆、渣滓洞集体屠杀了207人，连未满周岁的婴儿也不能幸免。屠杀后，还放火烧毁了渣滓洞男牢房以图毁灭罪证。

随着重庆的解放，他在大陆已无立足之地，先逃到成都，继又逃到昆明。12月9日，正准备逃往台湾时，被卢汉的起义部队逮捕。

三、接受改造重新做人

1951年，作为战犯从云南押回重庆西南公安部战犯管理所（白公馆）。 对狱方的管理和审训，他采取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抵制态度。像一只被关进笼子里的狗，任人宰割，坐以待毙。

白公馆的楼道口设有岗哨，按规定战犯可以通过楼道口到院坝活动，但出入必须向哨兵报告，征得同意后才行。徐远举经过哨位有时不报告或故意压低声音，哨兵令他站住他竟然故意不理睬，昂首便走，哨兵既不能离开岗位去拉他，更不能鸣枪，弄得很难堪。徐远举甚至向管教干部提出：“取消哨兵，出入自由”的要求。

经过管教干部西南公安部第一处处长、老红军段大明耐心细致地帮助教育，在监狱的日常管理中，亲身体会到了管教干部对犯人不打不骂，不刑讯逼供，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维护犯人正当的人格尊严，使犯人感受到极大的人道关怀。经过不断地反思，徐远举从此就彻底换了一个人，遵守监规，配合审讯，认真学习，积极配合管理所对一些抗拒交待罪行的历史反革命犯进行帮教，促使其交待罪行，对配合审讯起到了积极作用。

军统局白公馆看守所代理所长张少云，1949年11月从重庆乘飞机逃到昆明，任云南保防处中校参谋。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后的三天，张少云改名刘继汉，化装成商人潜逃，在贵州安顺场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后送押到重庆。

在看守所，张少云拒不坦白罪恶事实，于是把他押到白公馆，徐远举等8位知情人，列举一桩桩事实，证实张少云是参与杀害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委员车耀先的凶手，罪证确凿，张少云被判处死刑。

1956年，徐远举被押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编号第12号。经过改造，徐远举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更加积极进步，主动痛悔罪恶，改造思想。表示，对自己的问题“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后来监狱组织关押人员撰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徐远举最卖力，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

陆军上将王陵基

原国民党陆军上将、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曾参加制造1927年在重庆杀害中共领导人杨闇公（原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四哥）及爱国群众的“三•三一”血案，但他一直推卸责任，没有勇气作出交代。

徐远举就在“挑战应战专栏”里贴出短文，质问王陵基为何不敢坦白承认自己是那次惨案的刽子手。

王陵基气坏了，在背后大骂徐远举“龟儿子”，还到处传他作的打油诗，什么“上将不可当，宁愿挨一枪。特务万恶小鬼头，看你自己去遭殃”。

第二天，徐远举又贴出一篇文章，说：“泼妇骂街者应该反省自责了，请问为何如此不讲理？难道撒野就可过不交代问题的关吗？我劝你老人家放老实些，面向自己认错，自觉进行思想改造。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知罪者不究，请你有理说理，有事实说事实，再不要做鸵鸟了！为了我们的共同进步，希望你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大家纷纷写稿，批评王陵基的顽固态度。

王陵基嚎啕大哭，彻底承认了他在“三•三一”大屠杀中犯下的罪行。

通过这次激烈的思想交锋，王陵基的觉悟大大提高，徐远举也因此被誉为“打虎英雄”。

1959年10月，在庆祝建国10周年时，杜聿明、宋希濂等33名国民党战犯被特赦。面对一批批送走的同狱战犯，他很清醒地知道自己罪孽太深，只有安心改造，以实行悔改行动才能赢得人民的最终谅解。

1964年，徐远举转到北京秦城监狱，写成了彻底认识、反省自己罪恶的交待材料《我的罪行实录》。

到1966年4月，已特赦了六批国民党战犯。正当徐远举努力改造，争取重新做人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停止了对在押国民党战犯的特赦，一些已经特赦出去的国民党战犯又被关进来，徐远举感到绝望了。随着运动的深入，各地造反派跑到监狱来日以继夜地对战犯逼供，套取整斗老干部的黑材料，搞得大家苦不堪言，而徐远举因为当年所处的地位，自然成了重点对象，弄得他成天愁眉苦脸。

一位很了解徐远举的军管人员托人带话给徐远举：“告知12号，一切相信党，服从真理，要做正直的人，切记不要顺竿爬。”

有了这样的鼓励，徐远举虽然对前途很悲观，但他坚定地表示：“这样搞，只能生死由之，反正我只有用一条命来顶住，不能听别人指鹿为马地顺竿子爬。我的宗旨是：第一，要重历史，不能在共产党的脸上抹黑；第二，不能无中生有的冤枉好人，不给老干部抹黑；第三，不能胡编乱造夸大自己的罪行，也不给我自己抹黑。”

同犯们对他这种连命都不顾的有原则、守信义的态度，非常感动，连平时对他抱有成见的人，也对他表露出钦佩。很多有来头的人和造反派，不顾秦城监狱的有关规定，点名要徐远举出具谁是叛徒、谁是特务等显然不符合事实的材料，否则将对他实行“专政”。对此，徐远举严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具的材料都是合乎客观实际的。他还对要材料的人说：“解放前我犯了罪，经过共产党的多年教育，我再不能犯罪了。”宁肯挨打受骂，也不乱咬人。

四、文革被整 病死狱中

1973年1月19日，徐远举所在缝纫组交活，负责检验的人员认为徐远举做的成品没有达到质量标准，要求他返工。个性倔犟、急躁难改的徐远举因此如热锅上的蚂蚁，躁动不安，埋三怨四，怀疑别人捣他的鬼，故意使他的面子过不去。

当文强好意安抚他，并提出要帮他返工时，徐远举不但不领情，还暴跳如雷，大喊：“好汉做事好汉当，我没出息丢了脸，是活该，你们用不着为我发慈悲，莫要猫儿哭耗子……”说罢，如痴似呆，一言不发，好像万念俱灰一般。

徐州剿总副参谋长文强中将

当晚，徐远举饭也没怎么吃，一直怒气冲冲，烦躁异常，当时是三九天，从来没有冷水洗身习惯的徐远举，竟然打了一大桶凉水在木盆里泡澡。结果，半夜里，始而床上翻滚，浑身滚烫，呼吸急促，两眼突出，鼻孔出血；继而进入昏迷状态。同室发现后，立即报告，监狱领导迅速率领医护人员来抢救，初步诊断是高血压急性发作，但用药降低血压，不见效。21日上午，送北京复兴医院抢救，诊断是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于22日死亡。

徐远举的死亡报告很快送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立即批示公安部查清死亡原因。调查的关键是19日夜发病后即不省人事，为什么到21日的上午才送北京复兴医院抢救，中间隔一天多的时间？

调查结果是：开始，监狱按脑溢血进行抢救，监狱负责人怕路上车子颠簸出问题，想待徐远举病情稳定后再送复兴医院住院治疗，这种考虑不能说是过失。报告也是及时的，而且提出要立即住院治疗。但在当时办事多头，报告层层送，这样多多少少延误了一些时间。加上与医院联系，路上的警卫等问题，一天多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根本原因还是徐远举因工作发生争执后极度激动，不顾自己长期患有高血压症，自虐性地寒冻天洗冷水澡，冷水浇头，结果受凉引发高烧，血压猛升致脑血管破裂。

1975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特赦了所有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其中也包括徐远举。文强出狱离开监狱时想起了徐远举，想到他盼望特赦而未能等到的遗憾，来到徐远举居住过的地方默默告别，抚今追昔，百感交集，他吟出一付对联来凭吊亡友：

毁誉已鲜明，难得临终好评论定，君可无恨；

死生安足道，追思莫逆特赦埋名，我尚长悲。

1997年，公安部档案馆将徐远举写的交待材料《我的罪行实录》，以《血手染红岩——徐远举罪行实录》编辑出版。

五、婚姻家庭妻离子散

徐远举还在老家时就由父母定了“娃娃亲”。未婚妻叫马紫英，排行第八，人称马八妹，比徐远举大三岁。加入特务组织后，由于受“团体纪律”中成员结婚必须审查批准的规定限制，没有及时完婚。徐父亲自带着马紫英去南京请求戴笠，述说原委。戴笠见马紫英是个典型的大家闺秀、情真意切，估计不会对工作有不良影响，顺水推舟同意结婚。

抗战时期，徐远举调任西昌站长期间，西昌行辕主任是张笃伦，张笃伦的外甥女耿德荫比徐远举小十一岁，正当二八年华，温柔、貌美、多情，受过良好教育，爱慕徐远举一身戎装，干练清朗，不苟言笑，谈吐大气，是她所接触到的少见的青年才俊，双双坠入爱河。家人见木已成舟，只好同意结婚。徐远举后来能够快速升迁，一方面和他的才干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娶了张笃伦的外甥女不无关系。

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中将

马紫英得知徐远举另又他娶，曾大闹一场，但徐远举不断赔礼道歉，自己又无所依靠，也只好忍气吞声。徐远举既和耿德荫朝夕共处，也和马紫英保持夫妻关系，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后，马紫英带着子女回武汉寄居于徐远举长兄徐俊人家，两人才分居。徐远举与耿德荫结婚的事情被人告到了军统局。军统局有规定，抗战时期军统特务不许结婚，何况徐远举还是瞒着原配的二婚，相当于娶妾，更是犯了大规。由于毛人凤出手相救，使他度过难关。

1948年，徐远举与马紫英办理了离婚手续。徐远举与马紫英育有二子二女，长子徐兴慰，次子徐兴渝，长女徐继秀，次女徐继蓉。重庆解放前，徐远举将马紫英及其子女送往台湾，托付给堂侄徐兴华。

现分别居住在台湾、美国、加拿大等地。徐远举与耿德荫未有生育，耿德荫有一个养女。

1951年，耿德荫曾携带养女到监狱探监并规劝徐远举认真改造。1954年12月，耿德荫要求与徐远举离婚，后经重庆市一区法院判决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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