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店群演的人生百态（剧照师镜头里的群演）

2018年，宁夏石嘴山，扮演花果山小猕猴的群演在休息。 （孙旻焱/图）

横店群演，注册人数超10万。

2021年7月初，一则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据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横店群众演员注册人数累计突破10万人，超过8000人长期在横店生活。从2010年的数千人，到2015年两万余人，再到2021年突破10万人。寒冬之后沉寂已久的影视圈，似乎用数字证明了聚光灯依然对普通人充满巨大的诱惑和魅力。

1971年出生的摄影师孙旻焱为全国各地的群众演员拍过一组纪实摄影。他曾是北京一家国企的员工，后辞职从事自由摄影。2012年起，孙旻焱开始进入影视圈，成为一名剧照师。近十年里，他待过二十多个剧组，既有《战狼2》《心花怒放》《白鹿原》《辣妈正传》等知名影视剧组，也有豆瓣评分5分以下的“烂剧”剧组。

在本职工作以外，孙旻焱尝试将镜头对准那些不被看见的群众演员和剧组普通工作人员。他给这个系列取名为《我是路人甲》。2019年，这一摄影作品曾在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上展览，并与他的另一作品《中心之城》一同入围第七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

片场难熬，只有两件事能让孙旻焱放松——拍路人甲和看Kindle。他认为自己在片场也就比路人甲“高两三个层级”。“任何行业，明星永远都是极少数。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路人甲。记录他们也是在记录我自己的生活。”

他将这组照片视为对行业的一种观照。在一次演讲中，孙旻焱说：“我只是希望以后资本在攫取利润的同时，能够把我们这样的普通工作人员当人，而不仅仅是工具和机器。”

以下是孙旻焱的自述。

2018年，宁夏银川，电影《大天蓬》拍摄间隙，“二师兄”为“大师兄”拍照留念。 （孙旻焱/图）

“科班出身的人极少”

2012年10月，有人问我，能不能拍剧照。我说行。他们还觉得我看不上，好像折辱了我。就像一个拍文艺片的导演，突然要去拍一个特别无耻的商业片，但他们没想到我是真的需要。

我拍的第一部戏现在已经记不清名字了，但当时对我的冲击挺大。后来到剧组一看，那个乱是根本没法比的。干活横冲直撞，你能看到井然有序的现场其实很少，一旦大导演喊换场，各部门就跟一锅粥似的。这个行业的大部分从业人员，科班出身的人极少。我在剧组很少会遇到我的校友。很多剧组的灯光全是河南的，河南有“灯光村”，农村里一个带一个出来的。

2013年春节后，我去看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朱炯，她后来也是我的策展人。我说我在当剧照师，他就建议我拍拍剧组的工作人员、群众演员。因为大家看的都是光鲜亮丽的明星，不知道其他人到底是什么状态。2018年，我们没有走任何门路就在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拿了奖。从业内人的角度，可能也是因为此前从来没有类似题材，会从这个角度去看影视圈。

其实在拍《我是路人甲》的头两年，我都没有找到感觉。因为剧照是一种商业审美——你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把这演员拍漂亮，确实会有点切不过来。

这种情况一直到了2015年。当时是拍电视剧《白鹿原》，那是一个大制作。我们在陕西蓝田，很多群众演员是当地老乡，当他们穿上戏服，那个感觉就有了，你会发现照片源源不断地出来。他们穿上100年前民国时期的衣服，我不觉得跳戏，觉得他们就是100年前的人，你看不到太多现代文明的气息。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你如果找100个北京人，或者100个上海人穿上这身衣服，氛围肯定是不同的。

从这部戏开始，我想要的照片就开始成批地出来。2016年，我拍了《绝命后卫师》，那是一部军事题材剧。上午还穿着红军衣服的群演，下午就穿敌军的军装了。他们穿着衣服跟士兵感觉也不像，比如一个游击队员，他应该是学生，他去演肯定不合适，哪有长这么壮的游击队员，但剧组不管，只要能把人数凑够了就行，反正镜头也很难带到。

2015年，陕西蓝田，电视剧《白鹿原》群众演员候场中。 （孙旻焱/图）

剧组食物链的最底层

群演是剧组食物链的最底层。在横店，因为他们有工会（注：成立于2003年的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是国内第一个专门为群众演员服务的组织，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关注群演福利福祉的公益性组织。2018年，演员公会修订了群众演员收费标准，规范群众演员薪酬，主动处理和解决演员受伤事件、劳资纠纷，规范群众演员市场，保障剧组和群众演员的合法权益），群众演员是有规定工作时长的，超过了要加钱，至少给了一点保障。

如果不是横店，群演的来源就五花八门了。通常是演员副导演找群头，群头来负责拉人。学生占很大比例，经常见到成批的学生被拉来。他们就连横店那点保障都没有。经常到现场换了衣服，等七八个钟头。导演统筹才不会管你的时间，反正我需要用的时候必须得有那么多人。

要赶上剧组连轴转二十多个小时，群演就在那儿耗着。二十多个小时，最终可能会给你加点钱。现在经常说互联网996，但是797的剧组，真的已经属于良心剧组。电影基本不会超过12个小时，大的电视剧一般也不会超过14个小时。如果是网大，每天工作16个小时是起步时间。因为需要压缩拍摄周期，本来应该15天拍完的，如果我能12天拍完，我就省了三天的钱。电影和电视剧投资比较大，这点钱花得起，但网大是锱铢必较的。

2016年，福建长汀，疲惫的群演。 （孙旻焱/图）

剧组和群演是很松散的合作，没有什么契约在。我们在蓝田拍《白鹿原》，经常是大场面，要1000个群众演员。一上午晒了四五个钟头，群演们不想拍了，哗啦全回家，下午就剩六七百人。群演们就是图新鲜，来看看明星。对剧组来说，群演也就是后边一排排的工具。

群演的工作，基本就是跟着演员副导演的指令走。《心花怒放》是公路片，需要不停地转场。大导演的电影要求可能更严谨，最终呈现出来的细微之处，观众可能不会细想，但电影的质感可能就靠这样细节的累加。他们会提前一两周过去训练群众演员。大多数剧组，群演就是漫无目的地跑或走。通常主演后面跟着溜达的都不是群演，而是剧组的工作人员。因为怕群演紧张，溜达不好，重来几遍，明星该不乐意了。

我们碰到过一个导演，6月下午3点还不放饭，那饭恨不得馊了。工作人员就得熬着，群演也熬着。但群演也得看命。我们在大理拍《心花怒放》，一百多个群演，8点到了。导演去了觉得这场景不对，算了不拍了，群演一样拿那么多钱。

2016年，福建长汀，《绝命后卫师》片场。 （孙旻焱/图）

我曾经开玩笑说，这张照片（上图）可以裱在家里，和太太吵架时就说，你看我工作多辛苦。其实这是一张剧照，他是一个演员，演过很多戏，在片尾的字幕会有他的名字。但我为什么把它放到《我是路人甲》里，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你根本不知道的演员。普通演员和我们没什么差别。他在食物链里的位置肯定更高，但和明星是两码事，因为他没有名。

我曾经在采访中说，尔冬升的《我是路人甲》拍得太美好了，在现实当中根本不可能发生。你要想让人真的意识到问题所在，你要足够残忍才行。这么多年，群演里除了一个王宝强，你还知道谁？

我跟横漂们接触最深的一次是拍《中邪》。导演就是一个横漂，很传奇。我觉得那可能是横漂或者对这个行业有梦想但没资源、也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人能做到的最好地步了。导演没考上大学，骗父母说他考上了，就去横店做群众演员。一开始反正什么活都接，一边干一边琢磨自己喜欢的电影。后来他自己写了一个本子，没钱，就去找他小时候一起练武的师兄。忽悠他师兄说，拍一个东西放在优酷或者类似平台上，靠点击率能挣钱。师兄就给了他五万块钱，他就去找了一些横漂朋友，一起拍这个片子。

因为那个片子完全模仿美国的类型片，很像宁浩的《疯狂的石头》。最后总共花七万块钱拍了一个电影，送去FIRST还拿奖了（注：第10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艺术探索奖），拿奖之后好几个网络平台看上了，最后是腾讯给拿下来了。我记得当时制片人问我，孙老师这是不是你待过最穷第一个剧组，我说反正肯定是人最少的剧组，就二十来人，特别像电影学院拍作业。拍摄间隙我跟导演聊天，我开玩笑说王宝强是坑了无数有明星梦的人，你如果成功的话得坑一堆横店导演。

这个片子最后去了戛纳，我还看了导演和制片人在戛纳的合影。当时海报已经出了，马上就要进院线了。如果真的进了院线，这几个人的人生可能就彻底改变了，但是大概离上映还有两天，撤档了。就跟登珠穆朗玛峰一样，你可能已经登到8600、8700，突然最后的100米，卡住了。其他演员可能不少人又回到横店，重新开始他们过去的生活。

2015年，陕西三原，扮演1920年代西安女中学的群众演员在候场。 （孙旻焱/图）

“今天的明星根本就容不得一点点真实”

我后来回想，为什么拍路人甲会有更多摄影本身的乐趣，是因为真实。他们在我镜头里是真实的，你给明星拍剧照，呈现的是角色，不是他自己。（拍《我是路人甲》时），我的老师也说过，为了更抓眼球，你能不能拍点导演、明星非工作状态的照片。

我说真不敢。一是肖像权和版权的问题，二是今天的明星根本就容不得一点点真实。放在1990年代没问题，但今天的明星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要说非工作状态，你在片场，除了拍戏也很少能看到他，拍完人就进房车了。你在一些老演员身上或许能拍到那样的照片，但老演员也不抓眼球。

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一件事。那年在上海拍《辣妈正传》，潘虹来串了三四场戏。换场的间隙，有一个包应该是道具人员拿，他说：“潘老师，您给我。”年轻演员肯定特别在意，你要是接慢点就要不高兴了。潘虹当时说了一句，“不用，我拿这个体会一下角色。”你发现他们对职业还是有挺清醒的认识，包括对这个行业的尊重。年轻一代已经被资本捧得太高了，资本也乐于去制造出他们和大众的距离，这是一场心照不宣的合谋。

今天哪怕是剧照，我们对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认识也有很大的偏差。拍《辣妈正传》时，到第三四个星期，孙俪要看剧照。她那一代演员跟今天的年轻演员要求还不一样。很多剧照她很喜欢，她要的是那个角色，不是她自己。有些特别的构图也可以接受。

我认为好的剧照跟抓人眼球没关系，它是要符合剧情和人物关系。但这些对新一代的宣传不重要。他们要的是演员人好看，流行的色调。但我始终相信一点，为什么所有艺术门类都要有通识教育？因为我们没有接受过那个教育，你看所有东西一定是基于本能。但艺术为什么是艺术，因为它超越了人的本能。

到现在我已经跟了大小将近二十个剧组，从最顶端的华语票房年度总冠军，到鄙视链最底端的网大，没有一个项目让我觉得与有荣焉，因为它们的品质不够好。对电视剧来说，最大的问题一定是编剧。有的编剧从电影学院上学就开始当枪手，没上过一天班。

2017年，我拍过一部张天爱和张若昀演的偶像剧（剧照）。这部戏烂到什么程度，我没看剧本，光看现场就觉得漏洞百出。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研究生，毕业进了一家鞋业公司，特别能干，一年就当了主管，在公司高层会上，怼这个部门怼那个部门。张若昀演的是一个没上两年班的牙医。两个人在北京住了一个那么大的房子，悬浮到没边儿。

其实说白了，问题的核心在于，资本觉得这样的东西是可以挣钱的，而且现实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资本是这样。有人说，今天的中国影视剧里看不到穷人。资本不傻，它一定是经过什么之后发现，描写穷人的东西不挣钱。资本从诞生起，它就是逐利的。如果做60分的东西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我干嘛要做成80分呢？没有必要。因为做成80分，要花的精力也许是两倍，人家做俩剧我才做一个剧，最后出来观众还不一定买账。

我们怎么能限制资本不这样疯狂地攫取利润？目前来看，我觉得很难。看着好像是很光鲜的圈子，其实市场规模很小。一年几百亿票房有什么可嚷嚷的。

包括路人甲们，为什么横店会有那么多人在做这个工作，因为这个行业的某种虚荣的东西在影响他们。虽然挣的钱不多，但每天看着明星，跟他一起工作，也许是这种无形的或者圈外人不太理解的光环会给他们带来某种心理满足。

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