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面对的发展挑战（反对肮脏）

肮脏有时是物质性的、绝对的，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手段测定河水中的细菌总数、空气中的污染物含量，但更多时候，它也是观念性的、相对的。

《雾都孤儿》（Oliver Twist 2005）剧照。

正如人类学家道格拉斯指出的那样，人类界定“肮脏物”这一行为的背后，隐藏着一套秩序井然的分类体系。芬兰哲学家拉格斯佩兹同样在《肮脏哲学》中指出了这点。通过梳理福柯、埃利亚斯、道格拉斯等人的著作，拉格斯佩兹指出，人类迈向现代的进程也是一个在物质和观念的双重层面拥抱“洁净”、消除“肮脏”的进程。现代性所追求的效率、秩序、控制、透明化等原则的背后，都渗透着追求“洁净”、“卫生”的原则。而对现代性的追逐，反过来也影响着人们对于肮脏-洁净这对范畴的界定。迈向现代的冲动让我们将落后的、原始的人和事轻易地界定为“肮脏的”。

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肮脏哲学》一书，内容有删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原文作者｜[芬]奥利·拉格斯佩兹

摘编｜刘亚光

《肮脏哲学》，[芬]奥利·拉格斯佩兹 著，沈敏一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

什么是“肮脏物”？

我们必须在保持自然本性的事物中——而不是在腐化堕落的事物中——寻找自然的意图。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我们很熟悉这个词，但我们在什么时候使用它，又为了什么目的使用它？一眼就能看出，“肮脏”这个词通常用于对象、物质、地方、生物或它们的身体部位。此外，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可以被描述成是肮脏的，他或她的道德生活中的各种观念、意图和其他特征也可以如此描述。

无论如何，可以说“肮脏（dirt）”和“肮脏的（dirty）”原本属于对物质对象的描述，从历史上看，其他用法似乎是从这些描述衍生而来的。英语“dirt”可能来自古斯堪的纳维亚语“dirt”，意思是“粪便”。在早期用法中，这个词用来指一种特定的物质。一个相当近似的用法仍然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存在，就是当使用“dirt”来指一种土时，如“road dirt（路上的尘土）”和“dirt pie（泥饼）”，或者指由“dirt farmer（自耕农）”耕作的非生产性土壤。无论如何，一般用法中，“肮脏”“肮脏的”与“干净”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使用方式截然不同。

《笨拙周报》（Punch）1850年5月11日讽刺臭水沟的漫画。图片转载自historybuffed

“肮脏的”——和“损坏的”“碎裂的”或“凹陷的”一样——意味着某种缺陷。这里隐含了一种理想的、无瑕的、正常的状态，以及偏离这种状态的情况。暗含的意思是，肮脏的对象需要清洁。而且，通常我们不需要给出理由，来说明为何偏爱正常状态而不是非正常状态。相反，虽然也有这样的可能，我们也许希望某件物品被弄脏或损坏，但这总归是需要解释的。摇滚音乐人有时说他们想要一个刺耳的声音。整洁是一般规范，必须在这个公认的背景下，这一点才能得到理解。

“肮脏的”在另一方面也和“损坏的”类似。在逻辑上，这种用法的基本概念不是把肮脏当作一个实体，而是当作被弄脏或污损了的基础物体之性质。当两个要素结合在一起时，这种特性就出现了：一种不需要的物质会接触到一些被认为需要保护的物品。附加物聚集在原来的物品上，黏附在上面，对液体来说则是混了什么东西进去。一般意义上的肮脏当然是由物质组成的，但它叫“肮脏”，乃是由于它与主体对象的关系。类似，当水作用于对象物时，它就湿了，并且得持续潮湿一阵子。潮湿是由“水”这种物质组成的，但是水唯有与其他物质（衣服、毛发、空气等）结合才能变为潮湿。

电影《卫生督查员》（Larry the Cable Guy: Health Inspector 2006）剧照。

一种物质是肮脏物，当且仅当它被发现与被弄脏的对象有关联时。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如果一个人试图提前列出所有肮脏物质的清单，那么在术语上就会出现矛盾，更不用说提出“肮脏物”的化学分子式这种明显荒谬的想法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是对的，（传言）他说过，“Für die Chemiegibteskeinen Dreck”（对于化学来说，粪便是不存在的）。整个化学科学都被化学物质的概念所渗透。化学物质是根据它们的组成来分析的，它们被理解为仅仅是自身，而要撇开它们更广泛的使用背景。一小片污物一旦被拿来分析，它就会被简单地当作一种物质来处理，它的肮脏性就“消失”了。

“污物”缺乏独立的身份，这也意味着人们不能有意识地制造污物——从这个词当下的相关意义来说——并将其保存在堆垛或纸板箱中以备后用。这种场景中内在的矛盾（我有意这么认为）在艺术家詹姆斯·克罗克（James Croak）的《肮脏物窗户》系列作品中被凸显出来。2011年，这组作品在伦敦的韦尔科姆收藏馆（Wellcome Collection）的“污物”展览上展出。根据展览目录的描述，艺术家“把肮脏物摆成窗户的形状”，就产生了具有窗框的大小和形状的黑色物体。这些坚硬的、像砖头一样的干净物是收集了“肮脏物”和处理“肮脏物”的结果，到达此过程中的某一点时，曾经是肮脏物的东西已变成回收了的、洁净的物质。

在弄脏过程中，附加物通过某种方式黏附到主体对象上而变成肮脏物。用化学术语来说，它必须黏附在邻近的物质上，或者拿液体来说，里面混进了物质却无法完全溶解。附加物越黏，它就越容易弄脏物体表面——这就是为什么萨特独独挑出糖蜜，认为它是一种特别能引发“畏（Angst）”的食物。

这个一般原理排除了密实的或粒状的物质作为肮脏物的候选物质，如木片或沙粒。例如，头皮屑在这个意义上就不是肮脏物。“布满灰尘的”与“肮脏的”不一样，但表层上的灰尘在潮湿时可能变成肮脏物。相反，肮脏物可能在物体表层干掉，留下一层外壳，后来就分解为灰尘。黏附在物体上这个要求还意味着液体本身不构成肮脏物，即便它们可能是肮脏的，并留下污渍以及污染其他液体。

根据定义，洗碗机或多或少地被认为是肮脏的，而不是肮脏物。另一个隐含的要求是，想要被算作是肮脏物，附加物不能完全被吸收或溶解在主体对象中。室外的空气通常不能称之为肮脏的，但可能是被污染的或不洁净的（在城市的高峰时段）；室内空气可能被认为是不通畅的或糟糕的。非正常状态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可逆的——通过清洁，或者拿液体来说，通过筛滤和撇沫。如果状况看上去是永久性的，我们就开始认为它是主体对象的本质所固有的，然后把这个物体描述成是掉色的、被污染的或毁坏的。

这些描述暗含着主体对象和附加物之间的等级关系。主体对象本身被看成是有价值的或有吸引力的，而附加物则被贬低为一种干扰因素。

对于主体对象和附加物之间的特征关系，也许用经院哲学的术语——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实体与偶性的概念——才能获得最佳理解。自中世纪以来，“实体”获得了更多的含义，这些含义读者现在必定会忽略掉：在哲学上，其意思是不特定的“东西”；在警方报告中，其意思是毒品。实体与偶性的最初区别，强调两种性质之间的区别，前者在本质上属于某个对象，后者某种程度上是加到对象之上的。在当前语境中，对象的特性、本质或实体被概括为对其“正常状态”的描述，即其正当的、标准的正确状态。像肮脏、损坏和磨损之类的偶性不会改变底层实体的本质。

托马斯·莱迪（Thomas Leddy）在他论“日常表面审美性质”的论文中，准确地运用了实体与偶性之间的这种对比。他把“肮脏的”描述为“一种表面性质”。他这么说的意思不仅仅是在说污物聚集在物体表面上。某种液体可能完全是肮脏的。在油性头发这个例子中，人们通常不能指出特定表面上的污物，头发的总体状况才是最重要的。然而，这些判断涉及一个普遍观念，即认为人们应该区分特定实体本身和任何附上去的东西。对于莱迪而言，“肮脏的”是一种表面性质，只要它从分析上可以区别于主体对象的最根本的“底层形式或实体”。这种思考区分了肮脏物与许多其他不需要的东西，如废品、废弃物、废物、垃圾和粪便等——顺便说一下，在许多有关肮脏和不洁净概念的影响深远的论述中，这种区分没有得到尊重。一个“废弃的”对象就是废弃物或像废弃物，但肮脏的对象不是肮脏本身。相反，这意味着对象恰恰需要清洁，因为它和肮脏是不同的东西。

我们关于弄脏的判断的背景假设必须为，主体对象在原则上可以清洁，在某种意义上需要清洁并且值得清洁。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几片卫生纸通常不被形容为肮脏的，而是被形容为用过的。我们认为那里根本不存在值得清洁的实体；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清洁几乎是不可能的。用过的卫生纸被称为是肮脏的，主要是当它可能弄脏其他对象的时候。这里勾勒出来的规范性立场暗含了对（有价值的）主体对象和（无价值的）附加物的相对价值的判断。另一方面，它并不总是需要一个固定的先天集合。如果食物掉落，可能会毁坏地毯，但有时候我们也说，食物要是落在地毯上，地毯就毁了。

《洁净与危险：对污染和禁忌观念的分析》，[美]玛丽·道格拉斯 著，黄剑波 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1月。

诺贝特·埃利亚斯与文明的进程

跟一百年、三百年、一千年前相比，我们现在不那么脏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因为我们现在家里有热水龙头，而那时我们没有？还是现代社会对肮脏的容忍度普遍较低？如果这是真的，那对我们整个文化有什么影响？

答案部分地取决于“我们”应该是谁，在哪里，以及在一天和一周中的哪个时间点。三百年前，如果仅仅因为户外工作和室内工作之间仍然存在着的普遍差异，那么，一个欧洲的佃农，在一个工作日的中间，他身上的汗味会比今天的一个会计闻起来味道更大。同样，那些用得上卫生间和淋浴的人，和那些（例如，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必须在共用厨房-生活区凑合着使用一桶水的人，我们会期待这两类人有着不同的平均个人卫生水平。

世界上工业化地区的经济、住房和生活水平的总体变化表明，“我们”整体而言，至少在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里，比三百年前的大多数人都要干净——然而，也要考虑地理位置和社会阶层的不同。有理由认为，西方社会对肮脏和不良卫生的普遍容忍度，平均来看，从前要高于今天，因为必须假定公认的标准与被接受的现实有某种合理的关系；但对于理想本身是否发生了变化，这些还给不出任何裁断。换言之：假设过去的人们有时被迫忍受比我们现在更多的肮脏，是否就有理由这样认为，他们不把污秽当作污秽，不把恶臭当作恶臭？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今天的一些学者会争辩说，现代对肮脏的限制态度是最近发展起来的，他们会援引诺贝特·埃利亚斯和他的著作《文明的进程》来证实这一点。在这两大卷书中，埃利亚斯描述了西方文明的发展——现代人的诞生——是一个不断加强自我约束的过程，其核心部分在于提升个人卫生标准。我们被告知，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控制个人的主要手段从外部压力转向了内部压力。根据埃利亚斯的说法，向早期现代男女灌输这种新的自律形式的主要方法是唤起他们强烈的羞耻感和厌恶感。大约从宗教改革时期开始，人们不仅认为人体的自然机能——新陈代谢、性、疾病和死亡——必须被隐藏起来，只有相关的人士方能见到；而且，创造了一个私人领域，其边界将保护个人，防止身体上的亲密接触。

如果埃利亚斯把现代人（宣称的）对肮脏的容忍度，解释为一种本能的和被社会灌输的企图，想要把周遭的世界隔绝在外，那么中世纪的人们显然与此相反。洛伦茨·莱特肯斯（Lorentz Lyttkens）对埃利亚斯的观点进行了详尽的阐释，他认为中世纪的人“不是孤立的存在”，但他们的特征在于“与其他人的‘混杂’，与被造物、恶魔、环境中温驯和野性的兽类的‘混杂’”因此，“人们往往不清楚哪里是人的尽头，哪里是环境的开端。”这在餐桌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用手指吃饭是很自然的，因为“饭菜和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世纪的人就像孩子一样，他们的世界观是未分化的、巫术的。这一点与弗洛伊德观点的相似之处是毋庸置疑的。正如人类个体的成熟是整个物种发展的重演一样，现代西方文明的历史也包含了一种自律的增强，正是自律标志着成人与儿童的区别。

《笨拙周报》（Punch）1858年7月31日的“大恶臭”漫画。图片转载自historybuffed

文化遗产产业欣然接受了文明是一个进程的理念，但完全只出于对一种事物的兴趣，那就是其中暗含的作为鲜明对比的黑暗时代。重新展现一种消失的生活样式可能并不容易，但是可以从中赚到很多钱，特别是从展现古老生活样式的激动人心那一面。文明进程的理论在我的家乡依然存在，并且大有市场，就在离我卧室窗户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不管你怎么想，一年一度的中世纪集市的工作人员既不是受到了精神触动，也不是喝醉了；他们只是在表演西方文明过程的宏大叙事。正如小册子告诉我们的，“中世纪的人就生活在此地、在此刻”——“每当出现宴饮和嬉戏，这都是真实状况”——“在中世纪，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种经历描述起来很难”。

这本小册子也许很容易引用埃利亚斯的著作来获取学术支持，因为在他看来，中世纪的人生活在一个“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世界里。男人沉溺于过分享乐，沉溺于对女人的欲望，沉溺于仇恨和恐惧之中；与现代男人相比，他们“早就准备好并且习惯于持续高强度地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而微弱的印象、控制不了的联想又常常出现，从而引起这些巨大的起伏不定”。

这是一幅总体图景的一部分，中世纪到现代早期，人们与自己的污秽和恶臭有着自然而简单的关系，而不把自然的职能与任何羞耻感联系在一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埃利亚斯看来，没有专门为这一目的而留出的空间。中世纪的人可以在街上、谈话中或吃饭时让自己放松。瑞典历史学家彼得·英格朗（Peter Englund）有一本通俗易读的文集，其中有一章是关于“恶臭和污秽”的。英格朗重述了一个关于法王路易十四的故事，他“从不羞于排空自己的肠胃，坐在马桶上，皇室成员围挤在他身边，就像一群训练有素的法国贵宾犬”，还描述了安妮·博林（Anne Boleyn）“在加冕宴上需要大便时，她没离开桌子，而只是用一条亚麻床单遮住自己”。

根据埃利亚斯的说法，欧洲观念模式在17和18世纪发生了一次决定性的转变，涉及理想典范的转变，从文雅转变为文明。他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是关于礼貌行为的指导手册，这表明行为规范的标准正在逐步提高。用手帕而不是手或袖子擤鼻子已成了必须要遵守的规范。用手吃饭，当着别人的面撒尿和放屁，现下都是被禁止的。最重要的是，人们开始认为人体的自然机能是可耻的，必须在不被别人注意到的情况下排泄。这种逐步的变化一开始出现在宫廷社会，从那里开始，礼貌的行为举止像水面上的波纹一样“向下”、向外传播。礼貌行为的绝对中心位于凡尔赛，也就是说，在法国，这个日趋行政集权的王国比欧洲其他地方更早繁荣起来。在封建社会，“没有足够强大的中央权力来迫使人们克制”。如今，随着总体上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社会相互依赖的链条不断变长，社会的每一部分都与其他部分联系在一起。中央集权国家的崛起，以及国家对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因为贵族阶层原本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武士阶级，有权拥有私人城堡，现在已沦为忠诚的朝臣和行政人员阶层。一个贵族的个人职业生涯不再依赖于他的军事能力，而是依靠在宫廷中扮演一个良好形象。

《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德] 诺贝特·埃利亚斯 著，王佩莉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3月。

那些注定要成功的人必须从一开始就得学习自律。对冲动的强力控制是必要的，这在现代社会依然如此；直到今天，它已经成为一种我们几乎注意不到的压力，因为它是规范教育中显而易见的一部分。然而，这是有代价的。我们背负着“一个特定的‘超我’，它试图控制、改变或压抑（我们的）情感以符合社会结构”，让每个个体内心出现破坏性的心理冲突。让我们再次引用埃利亚斯的论述。

埃利亚斯显然认同弗洛伊德对文明及其不满的疑虑，但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他把自我和超我的互相作用方式描述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欧洲现代性——的特征，其得以存在是现代人加强自我控制的需要。

肮脏与洁净，原始与现代

现有资料本身很难支撑现代化理论中典型的雄心勃勃的概括。那么，为什么把西方文明的发展看作是一种不断增长的规训和自我约束，看起来是那么自然呢？很难对抗这样一种印象，即人们有以某种方式来解释过去的需求；出于某种原因，我们显然希望自己比我们的祖先更守纪律、更理性、更不知名、更干净。我们的现代性思想不仅反映了物质的变化，而且反映了我们自我理解的变化——这一过程当然也属于所谓的现代性发展。

在这个节骨眼上，想一想自18世纪末以来人口统计的一些深刻转变，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变，这并非无关紧要。在欧洲和北美，人们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城市地区，在那里他们总是与陌生人住得很近。他们也要经受廉价酒和卖淫的诱惑。绝大多数的住宅将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存放各种零碎杂物，也不会有一个不被打扰的小小地方来如厕。在日常后勤问题重重的背景之下，科学和工业宣布了新的胜利——室内管道和改良的洗涤剂的奇迹。其结果是使基于秩序的清洁变得越来越麻烦，并在19世纪逐渐为基于水的清洁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这些变化迫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变化，而这种新形式的自我约束的灌输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这一点也不足为奇。每个人都拥有洁净的空气、光线和清洁！

至少从19世纪晚期以降，西方公共话语反映了两个城市阶层日益壮大这一现实状况，这是这幅图景的组成部分。对资产阶级和有组织的工人来说，自律被明确认为是一种美德，而农民和贵族们所假定的污秽行为，足以把他们送入历史的粪堆。《污秽的瑞典》一书的作者诺德曼在1938年概述了他对瑞典工人成为未来高贵骑士的愿景：“这个贵族，既不以出身为基础，也不以金钱为基础，而只以一件事为基础，就是独自拥有能够把阶级和地产之间的旧墙夷为平地的力量——清洁，绝对的清洁。”美国人没有欧洲的社会等级制度，并以自己进步的思维方式为荣，他们早就把清洁的观念作为文明的标志来传播。到19世纪末，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社会改革者都接受了清洁、自律和进步之间的联系。清洁等于自律，等于进步。在评论这一总体趋势时，凯瑟琳·艾森伯格（Katherine Ashenburg）引用了1923年的一句声明，大意是，如果不每天洗澡，“没有人能真正做到干净，也就不能感受或表达文化”——她又自己加了一句，“米开朗基罗、贝多芬和简·奥斯汀也还没做到。”

在此之前，许多国家的管理者就开始为平民中的资产阶级美德而努力。在斯堪的纳维亚，在报纸传播之前，讲道坛常常被用于传达这类一般信息。不管怎样，到19世纪末，文明议程主要是从医学和卫生方面理解的。在工业社会中，人们害怕的是疾病而不是罪，最重要的是，这种观念被带给了家庭中的女性成员。有一本瑞典家庭主妇手册Kvinnans Bokskatt（《女人的书籍宝藏》），在1913年告诉她们，“已经有相当少的有害细菌足以引起所谓的‘感染’，意即进入身体并产生有害影响，也就是致病条件。”本书作者自译。所有工业化国家的趋势都是一样的，美国处于领先地位。苏珊·斯特拉瑟（Susan Strasser）指出，19世纪90年代之后，每当流行杂志讨论本国的健康问题时，关注点主要是细菌以及细菌与人接触的各种方式。

《雾都孤儿》（Oliver Twist 2005）剧照。

然而，健康问题只是意识形态的冰山一角。下面这位芬兰作家的文摘说得很清楚，肮脏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的放纵状态。相比之下，清洁意味着生活中所有领域的自我控制。

“人是动物”，当你看到人类待在肮脏的住所里，穿着脏兮兮的汗湿衣服，或者吃下不适合人类食用的东西时，你会不禁如此感叹。人的尊严就这样消失了，人不了解自己的状况，因为作为人类，外表一定要整洁和干净，身体也必须要洁净。人也是动物，当他滥用致人醉的物质时，当他在醉酒中失去了所有的自制力和自决力时，当他灵魂的力量被麻痹时，当他被动物性的激情所奴役时，他只听凭其指挥……因此，我们必须牢记，任何想顶着人类的名号出现的人，他的家和衣服必须要保持干净，并终其一生遵守清洁卫生的要求，否则说他是动物也不为过。

换句话说：人类是人，但如果不小心，他们就会变成动物。野兽成为野兽，不是它自己的责任，但人身上的兽性总归是一种退化的情形。洁净首先意味着不去碰酒，同时也意味着性方面的自我控制。“自渎”（手淫）会引起极大的恐惧，以至于与妓女发生性关系有时被认为是较小的邪恶。从1900年左右一本流行杂志上年轻读者写的惊慌失措的信来看，健康风险已经成为性的自我控制这场斗争的主要动力。反之，身体健康和清洁是防止放纵的最佳保护措施。“每天对身体的脆弱部位进行外在清洁，是一种防止道德消亡的很好治疗方法，但只有内心的纯洁，才能保证完全后顾无忧。”

营养不良、过度工作、住房不足和污秽等有充分证据的问题首先将借助教育来解决，教育一开始就是强烈依赖于个人的慈善性质的工作。举一个安妮·弗鲁赫姆（Annie Furuhjelm）的例子，她是一位在沙俄帝国服役的芬兰海军上将的女儿，1892—1893年冬天，她在芬兰东北部的边远地区度过，目的是给贫困家庭的儿童组建一个收容所。她惊讶地发现，“据说该地区的百姓从不鞭打他们的孩子——他们被允许完全自由地成长。”在这个新机构中，这一点当然会被改变，在那里，“人类”会从他们之中被制造出来。另一个需要改变的是人们对肮脏的态度，因为根据当时占主导的当地智慧，“清洁，就是杀死你的原因。”

《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美]罗芙芸 著，向磊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

与此同时，在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化中心地带，大约1850年后，“城市的脏乱”成了小说和非虚构作品的一个主题。一般来说，资产阶级对于城市卫生问题的争论，集中在家里的不健康环境上，而不是在工作场所上。因此，城市规划和教育（对工人及其家属的教育，而不是对雇主和贫民窟房东的教育）被认为是主要的补救措施。这个等式是这样的：清洁=自律=进步。清洁就是启蒙、责任、健康、节制和光明。肮脏就是迷信、懒散、疾病、纵欲和黑暗。

关于文明运动的这个等式，有趣的是它正反都说得通。它不仅意味着一个人的精神高度可以从他或她的衣服和腋窝的状况中读出，还意味着一个文化水平低的人会被认定是污秽和懒散的。苏珊·斯特拉瑟强调了这在实践中可能意味着什么。她引用了一份1906年对美国城市卫生状况的调查，作者谴责了从高比例移民的社区收集来的“垃圾之粗心大意和污秽程度”。这些地区居住着“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俄罗斯人、波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这些地区的垃圾质量不好，据说是由于居民的生活方式粗心大意，但斯特拉瑟指出，问题似乎恰恰相反。贫困的居民已经小心翼翼地确保不扔掉任何可能被保留或用作燃料的东西。剩下的垃圾很难焚化，因此与从富裕地区收集的未分类垃圾相比，显得“污秽”。

在这种情况下，移民们认为这正是他们勤俭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落后的标志。历史学家大卫·沃德（David Ward）描述过一个类似的现象，斯特拉瑟也有引用。在有关城市悲惨生活的文学作品中，挂在公寓楼之间的晾衣绳场景成为肮脏和疾病的主要视觉象征。当然，这种现象的存在，恰恰是因为劳动妇女的清洁努力，但阶级偏见甚至使得“清洁的形象（似乎）成为脏乱的画像”。上层社会的居民把衣服送到洗衣女工和商业洗衣店那里，晾衣绳自然就看不见了。综上所述，在那些牢牢占有文明的标志物的人看来，文明运动的等式很好用，因为他们有权将他人定义为既不文明又污秽的。

归根结底，是我们的预期造成了过去的男男女女（所有人，一直以来）在我们眼里显得污秽、冲动和“自然”——无论是好的预期还是坏的预期。在实践中，诺贝特·埃利亚斯构想出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流行形象：中世纪是一个“野性的”世界，从而利用“黑暗时代”作为浪漫的衬托，把“现代”现象引向人们的关注。结果就有了一种关于文明的理论，这种理论以19世纪进化论的方式，将某些文化归类为比其他文化更原始的文化。当然，“原始的”不仅是一个滥用的术语，它还承载着这样一种与自然、与真正未受破坏的人类本质亲密接触的生活。当当代发展被认为是不自然的时候，对中世纪的人和野蛮人的反思可以被用作批评的手段，从而处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紧迫问题：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和作为文明的代理，这两者的对立。

我们对“前现代人”进行多种描绘，主要功能是用作当代自我理解的基石。当我们的概括性图景导致了荒谬时，这一功能就最容易被注意到。再假设一下，根据引用自莱特肯斯的那种描述，前现代人本质上无法明确区分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和物质环境，这就意味着在吃饭时，人的手和食物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前现代人是不是会阴差阳错地咬掉了自己手的一部分，却注意不到差别？他们搞不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家人的名字吗？答案是，这些描述并不能按照字面来理解，因为真正的信息是关于我们的自我理解。它是关于我们的，我们是由个体性、理性、纪律和人类对自然的支配等观念所定义的文化的成员。

因此，我认为，当代文化思想对卑贱的颂扬，乃是源于挑战启蒙运动进步观的需要。但是，这似乎说明了，证明我们与生俱来的污秽有正当性，这个计划仍然背负着来自启蒙形而上学的哲学包袱。肮脏，被看成是象征性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主观武断的范畴，它隐隐约约地与物质实在的背景形成对照，而后者被理解为一个纯粹的科学领域，从根本上独立于人类的感知。我们现在应该看看“物质”这个概念。在理论话语中，肮脏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东西，需要被驱逐到象征这一模糊领域。我相信这是因为物质被认为还不够奇怪。

本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肮脏哲学》。

原文作者 | [芬]奥利·拉格斯佩兹

摘编 | 刘亚光

编辑 | 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 | 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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