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积电下一代芯片（一个台积电半部芯片史）

在那个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时代，“英雄”和“恶魔”都是时代造就的产物，半导体的浪潮成就了家独一无二的半导体企业——台积电。

前传

一家公司的风格主要看其创始人，一个人的起点高度很大程度取决于出生或者门第，以及后期受教育及成长的经历。这里蛋哥要从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说起。

张忠谋1931年出生在宁波鄞县一个官宦家庭，父亲张蔚观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在张忠谋出生时，张蔚观已官至宁波财政局长。随着日本侵华战事，张忠谋跟随着家人辗转宁波、南京、广州、香港、重庆。

张忠谋在上海读的高中，喜欢写作，自认为可以当个作家。被父亲一句话打消了念头“写作是一个不以谋生的职业，当作家是要饿肚子的。”

遵父命，张忠谋报考了沪江大学的银行系，录取了，还去上了两个月的课。此时已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东北已易色，淮海战役即将开始。战事近在眼前，上海又将易主，张忠谋一家决定再次前往香港。

返校是遥遥无期了，张忠谋是家中的独子，要作长远打算。港大彼时名气不大，香港未来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不如赴美上学前途更加光明些。文科之前就被否决，华人读商科在美也难就业，还是选个理工科更好就业（张忠谋的三叔就是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教授）。

1949年，张忠谋考入哈佛大学，克服了初期的胆怯、自卑（1000多名新生中只有两名亚洲人，另一名是位日本同学），英语水平突飞猛进，成绩进入前10%。1950年，张忠谋从哈佛转到了隔壁的麻省理工学院（MIT）机械系，在这里学习了四年（大学三年，硕士研究生一年）。

张忠谋两年两次报考MIT的博士都落选了（当时的录取率40%）。按当时规定则不可以再申报了，张忠谋只得去参加工作。1955年，24岁的张忠谋发出求职信若干，收到了4份面试通知。张忠谋以薪资的多寡来决定为谁“卖命”。最后剩下两家：福特汽车公司与希凡尼亚公司，两者的薪资仅相差一美元。

张忠谋打电话给福特汽车的人事经理（还希望对方支付长途电话费），想要高一点的薪资，但遭到对方一口拒绝。张忠谋是学机械专业的，到福特汽车工作也算专业对口，福利保障当然更好，但碍于面子，年少气盛的张忠谋前往希凡尼亚，无心之中成就了一段霸业。

张忠谋入职希凡尼亚的那一年，一个叫戈登·摩尔（英特尔创始人之一）的26岁美国青年，同样进入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后来他提出了著名的摩尔定律：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换言之，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个月翻两倍以上。这一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

当然，这是后话。希凡尼亚公司打算在半导体项目上有所突破，不但建了专门的实验室，还给张忠谋配了4名工程师。半路出家的张忠谋以勤奋 努力 虚心，很快在半导体学习上取得了进步。但是由于技术落后，希凡尼亚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反响平平“卖得出去的东西，我们做不出来；我们做得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

1958年，张忠谋离开了风雨飘摇的希凡尼亚，入职德州仪器（TI）。和张忠谋同期入职德州仪器的新员工里，还有个叫杰克·基尔比的老哥。张忠谋经常和基尔比喝咖啡、聊工作，亲眼目睹了“集成电路”的诞生（因为发明了“集成电路”，杰克·基尔比2000年还拿了诺贝尔奖）。

在德州仪器，加班是不成文的规定，而且全都是出于自愿，没什么加班费。IBM将几个产品交给德仪生产，张忠谋负责了其中最难的一项，他带领着一个3人团队，不到一年就取得成功，良率甚至超过了IBM本身。

公司总裁海格对张忠谋刮目相看，给了他一个意外的福利：同意张忠谋考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只要能考上，学费公司全包，工资照拿，条件只是毕业后要在德仪工作满5年。

这等好事张忠谋自然“不能拒绝”，脱产半年做准备，于1961年9月顺利考取了斯坦福大学电机系的博士生，时年30岁。经过两年半努力完成博士论文，张忠谋终于可以一雪前耻了（哈佛大学一年，麻省理工的学士、硕士，斯坦福大学的博士）集三大名校于一身。

1964年，33岁的张忠谋回到德州仪器。当时IBM向德州仪器订购了一种电晶体元件，公司却没能力供应。前任为之焦头烂额时，张忠谋临“危”受命，很快就把这个元件开发出来，IBM大量采购。两年后，张忠谋升任德州仪器公司的副总裁，五年后又升任主管全球半导体业务的资深副总裁，成为德州仪器公司仅次于收入董事长兼CEO、总裁兼COO的第三号人物。

1972年，德州仪器内部路线之争开始浮现：公司决定进军消费电子行业，打算牺牲部分半导体业务——擅长技术的张忠谋从此进入了十年黑暗期。1983年，张忠谋心灰意冷，递交了辞职信。

建立台积电

52岁的张忠谋，离开了奋斗二十六年之久的德州仪器，转投另一家半导体厂通用仪器，担任总裁。但很遗憾，张忠谋得不到重用。心灰意冷的张忠谋于是阔别美国，受台“小蒋经济部长”孙运璿的邀请，担任“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一职。

工研院的环境、文化、传统和美国企业有很大的不同，张忠谋在建立新体系时，也感受到来自旧思维的压力。以往半导体工厂的模式一般来说从前端的设计，到后端的芯片生产，都是由厂商独立完成的，例如Intel。预判到IC设计和制造会分离的张忠谋，决定自己办一家世界级的半导体公司。

1986年，张忠谋在担任工研院院长的同时，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专业晶圆体制造公司：台湾集成电路制造公司（台积电），并担任董事长。张忠谋向全世界半导体产业宣布：选择台积电，成本降一半，质量好两倍，你们不需要建工厂了，把设计图发给我，我帮你们造！

商业模式好并不代表台积电技术就好。当时台积电的技术比英特尔和德州仪器还差得远。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当时还是一片荒漠，即使台积电吹得天花乱坠，也敲不开市场的大门。刚开始的一两年，台积电只能靠少量的订单艰难维持，吃饱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里找。

1989年12月，三星掌门人李健熙赴台考察，约了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吃早餐，目的只有一个：挖走这个58岁的老将。1987年，三星创始人李秉哲去世，三子李健熙接位执掌三星，一上台便喊出了“二次创业”的口号，要大举进军电子和半导体。张忠谋正是李健熙急需的那种高端人才。

在餐桌上，李健熙款款分析：半导体需要大量资金、人才，风险也大，三星目前发展还不错，希望张忠谋到三星工厂看一看，瞧一瞧。李健熙的言语中充满了惋惜爱慕，仿佛当年曹操看着刘备说“唯使君与操耳”，恨不得拉着张忠谋的手就往首尔走。

张忠谋此时正为订单疲于奔波，但他厌倦了当二把手、三把手，对三星自然坚定地拒绝。李健熙并不死心，邀请他去三星参观，张忠谋欣然应允，逛了半天厂区后连夸三星产能“令人惊叹(impressive)”，但仍拒绝离开台积电。李健熙见他态度如此坚决，并只好放弃。

台积电虽是中国台湾企业，但张忠谋为它注入“美国魂”：德州仪器的管理经验、IBM授权的技术、以及大批美国回流的人才。比如台积电首任首任技术执行官胡正明是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其得意门生梁孟松也从AMD跳槽台积电；研发队长蒋尚义曾在美国德州仪器、惠普工作；后接任张忠谋出任CEO的蔡力行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技术核心人物余振华则是美国乔治亚工学院博士。

台积电从美国拿到的不仅有人才，还有订单。1988年，改任台湾工研院董事长的张忠谋和刚上任的总经理戴克一起，通过私人交情将英特尔的前任董事长兼CEO格鲁夫“骗”到台积电工厂。当时，英特尔正在大刀阔斧地裁撤原先的存储器业务，打算转向CPU。张忠谋吃准了格鲁夫的“软肋”，向格鲁夫打包票：兄弟你现在这么忙，不如把造芯片的事儿交给我，自己集中精力搞CPU设计，我的技术你还不知道么？

兄弟是兄弟，生意是生意。格鲁夫让部下挑出200多个问题，要台积电立即改进。半导体有200多道制程，英特尔一道一道地检查，检查通过后，才到下一步骤。当时还没有ISO9000，但只要英特尔认证通过了，那就是世界标准。

张忠谋为台积电建章立制，让一切有章可循。打破传统台湾企业的弊病，坚持专业和制度管人；争取董事会拨出利润的20%作为员工的红利，确立客观给薪方法，奖惩分明；虽然员工99%是中国人，但坚持将英语作为工作用语。 1994年，他辞去工研院董事长职务，全力投入企业经营，台积电在中国台湾证交所上市。1995年，台积电年营收超越10亿美元。

台积电的“三国杀”

80/90年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随着各种消费电子产品的蓬勃发展，整个半导体行业的重心逐渐转向了制造处理器芯片。美国德州仪器公司也顺应这个潮流，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德州仪器苦苦撑到1997年，最终放弃了DRAM产业。看着自己深耕20年的领域被公司放弃，张汝京无心再逗留，他选择了提前退休，回台湾省看看。

1977年张汝京初到德州仪器的时候才29岁，当时还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卒，而张忠谋已经是德州仪器的“三当家”了。张汝京当年的老板叫Martin，Martin的老板叫Kirk，Kirk的老板是Ron，而Ron的老板就是张忠谋。按关系说，张忠谋是张汝京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

1997年的台积电已颇具实力，和台湾另一家半导体企业“联华电子”（联电）激烈地争夺半导体代工的半壁江山。50岁的张汝京找到了投资人注资，利用自己在德州仪器的广泛人脉，德州仪器校友会里的高级工程师，在中国台湾创办了“世大半导体”。那一年，台积电在美国纽交所上市，实现13亿美元营收，5.35亿美元盈利。

有着“德州仪器校友会”的加持，“世大半导体”仅用了三年就实现了盈利。而此时，“台积电”和“联电”的厮杀正酣。“台积电”因订单大幅增长，产能跟不上，于是台积电要求客户提前支付订金，口碑暴跌。“联电”乘势合并了联诚、联瑞、联嘉以及合泰等公司，一跃成为一家资本额高达八百多亿的半导体巨头。

对手在搞并购抢市场的把戏，台积电自然坐不下去，就看上了成立仅三年的世大。2000年，台积电以50亿美元的高价并购世大，世大的工程师和管理层大部分留任。购案完成后，张汝京曾多次向张忠谋提出要去大陆发展的提议，张忠谋始终不明确表态，因为他知道，无论是高科技产品，还是高技术人才，流向大陆，都是非常敏感的。但张汝京决心已下，抛售了台积电股票，渡过了台湾海峡，来到祖国大陆寻找机会。

张汝京先去了北京考察，北京市长和主管科技的副市长都不在，只有一位无法做决策的官员全程陪同。上海经委副主任江上舟和张汝京是“老相识”，在得知这么一位高人要来中国大陆发展半导体，那还犹豫什么？邀张汝京来上海考察期间，上海市长，副市长全都在场，一批大小官员陪着张汝京去张江选地，要哪块都可以，当场就能给你定下来。

2000年4月中芯国际创立，5月张汝京带领数百名工程师团队和技术来到上海，8月就破土动工。靠着自己的能力和人脉，中芯国际大量购入了低价二手设备，在上海一口气建了3座八英寸芯片厂，在北京建了2座12英寸芯片厂，随后又收购了摩托罗拉在天津的一家8英寸芯片厂。

面对中芯国际如此的扩张冲击力，台湾当局急了，阿扁亲自下令，以未经相关部门许可去上海投资为由，重罚张汝京500万台币，北京12寸厂建厂后又罚500万，收购天津摩托罗拉后再罚500万。见不知悔改”，索性把张汝京的名字列入通缉名单，让他宣布放弃台湾护照。

当时张汝京发表一份公开声明：

我虽是美国公民，但在台湾长大，对台湾感情深厚，1990年从美国回台湾后，在台湾建造了4座芯片代工厂。2000年开始在大陆兴建芯片代工厂，我为两岸的半导体产业同样尽力，为华人的半导体事业同样尽力。我深信两岸同胞同根同源，一脉相承，唯有合作互助才能获得双赢，希望台当局别再来打压我们在大陆的发展了。

2004年4月，美籍台商张汝京在开曼群岛注册了“中芯国际”，随后以外商投资的身份在上海张江设厂。中芯国际在开曼注册，用外资的名义在大陆投资，这已经是最大限度规避政治风险了。在中芯国际的首批投资名单中，有中国政府背景的上海实业，北大青鸟，也有美国高盛，中国台湾的汉鼎亚太，新加坡的淡马锡投资。也正因为股东是全球资本，所以中芯国际2004年在美纳斯达克很顺利地上市了。

台积电也没闲着，虽然商业模式被业界认可，但由于技术都来自于IBM授权，一直被硅谷公司们认为是打杂的二流企业。2003年，IBM希望把新开发的铜制程工艺卖给台积电，但张忠谋认为IBM技术还不成熟，不如自己研发。台积电人充分发挥了德州仪器学到的工艺管理经验，用一年多时间就率先突破，起核心作用的是6个人：余振华、梁孟松、孙元成、蒋尚义、杨光磊、林本坚。而此时IBM的技术却还仍躺在实验室，无法量产。十年后，IBM倒贴15亿美元，将代工业务转给了有军工背景的美国格芯，彻底退出这个领域。

2002年前后，摩尔定律延续遇到瓶颈， 传统的193nm光刻机无法将芯片制程推进至65nm以下，而尼康和佳能研发的157nm光刻机又难以获得理想的效果。鬼才工程师林本坚从光源入手，在透镜和硅片之间加一层水，原有的193nm激光经过折射，就直接降低到了132nm。林本坚拿着这项“沉浸式光刻”方案，跑遍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游说各家半导体巨头，但都吃了闭门羹。因为大厂们已在研发 157 纳米干式光刻机上投入巨资，谁也不愿意半途而废。技术大佬蒋尚义看好这个方案，不仅把林本坚招入台积电，还积极寻找设备商合作。最终，台积电在2004年与荷兰ASML共同完成开发全球第一台浸润式微影机台，直接改变了半导体产业的格局。台积电完成了技术突破，阿斯麦尔迅速崛起，击垮日本龙头企业。

两次弯道超车令台积电的代工工艺一骑绝尘。2004年，台积电拿下了全球一半的芯片代工订单，位列半导体行业规模前十。2005年，台积电年营收高达82.3亿美元，税后净利高达29.1亿美元。看着大势已定，74岁的张忠谋萌生退意，宣布卸任CEO，任命跟随自己多年的得力干将蔡力行接任，自己退居二线。每天7点准时下班陪伴家人，吃吃饭、听听音乐会。

2006年台积电研发部老大“蒋尚义”要退休了，张忠谋觉得应该将这么庞大的研发部们拆分成两组，设两位“研发副总”。当时其中一个研发副总已经“内定”，由英特尔挖来的老前辈“罗唯仁”。而另一个副总的位子，到底是梁孟松，还是孙元成，就不知道了。

结果，孙元成担任研发部的“另一个副总”。台积电的官方解释是梁孟松是个奇才，但他的能力又深又窄，孙元成负责的是整个制程整合，能力虽没梁孟松深，但有更好的全局观。所以……

梁孟松是谁？是2002年率领台积电击败IBM130纳米“铜制程”项目的二号功臣，当今主流芯片晶体管构型FinFET发明人胡正明的徒弟，你觉得梁孟松能服气自己的同事成为“顶头上司”吗？

梁孟松有个很漂亮的老婆，大学时为赚学费当过空姐，大学毕业后也成为一名半导体工程师。三星当时正在追赶台积电，梁孟松这样的人才自然求之不得。因为老婆是韩国人，三星借着这层关系，专门派私人飞机将梁孟松一家接去韩国探亲，度假，游玩。整整4个月长休假，三星全程车接车送，顶级酒店伺候。四个月后，梁孟松回到台湾，正式向张忠谋递交辞呈。张忠谋不舍，问：“辞职了，你要去哪里呀？”梁孟松半开玩笑的回答：“躬耕于南阳。”

梁孟松告诉张忠谋，“我准备去韩国教书，在韩国的成均馆大学访问学者。” （成均馆大学是韩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据说历史可以追溯到1398年）张忠谋极力挽留梁孟松，希望他能留在台积电，未来还有重用。梁孟松问“什么重用？”

台积电当时在制定一项“超越摩尔定律计划”，英文为“more than Moore”。虽然摩尔定律成功证明了五十年，但谁知道什么时候终结？张忠谋心里盘算，让梁孟松这个奇才去搞个“技术突破”。但在梁孟松看来，是把自己从最先进的芯片制程研究，调去研究多样性芯片，是一种明升暗降。但碍于面子，梁孟松还是到“超越摩尔定律办公室”蹲点了几个月。

多年以后，梁孟松在法庭上哭诉过这段经历，他说“我在超越办公室几个月，完全不受重视，也无事可干，大家都知道我被下放了，被冷落了，我也不敢再去员工餐厅，我怕见到以前的同事，以前的同事也怕见到我，我觉得非常丢人，没脸见人，我对台积电付出了那么多，他们最后就这么对我，把我安排去一个像冷宫一样的办公室。”（梁孟松离职后，张忠谋找了魏哲家去搞“超越摩尔计划”。多年以后，因“超摩”表现出色，魏哲家成为张忠谋的接班人之一）

梁孟松自比“躬耕于南阳”的诸葛亮，但被圈内人士称为“半导体吕布”（先后任职台积电，三星，中芯）。张忠谋觉得你要去韩国大学教书就去吧，只要别把我们台积电的机密技术交给竞争对手就行。

张忠谋对竞争对手向来看的紧。2002年，台积电在美国向中芯国际发起诉讼，指控当年追随张汝京前往上海的前台积电员工涉嫌修路商业机密。都是一个师傅交出来的，中芯国际自知理亏，2005年向台积电支付了1.75亿美元的赔偿金，两方矛盾暂时化解。

2006年，因采取了新技术，台积电又跑到美国起诉中芯国际。2009年11月，加州地方法院判中芯国际败诉，中芯在65个有争议的专利项目中，非法使用了61个，要求赔偿台积电10亿美元。

面对10亿美元的高额赔偿金，中芯国际希望能和解，不过好在当时台当局的领导人是小马哥，和解协议公开的内容包括：中芯分4年向台积电赔偿总额2亿美元现金，同时中芯交给台积电8%的股权，外加2%的认股权（还有个不公开的条件，就是让张汝京卷铺盖走人）。

2009年2月，梁孟松离开的台积电，2009年10月前后，梁孟松前往韩国成均馆大学担任访问教授。看上去没啥问题，实际是跑到了三星半导体理工学院（SSIT）教书，这个学院的校址就在三星厂区里。更直接的证据是，梁孟松的恩师胡正明要过生日，他就发邮件给自己的学生们，让大家都回来聚一聚。眼尖的同学发现，群组里梁孟松的邮箱地址居然是“msliang@samsung.com”。

2011年7月，梁孟松的“竞业限制协议”期满，正式加入了三星集团，担任三星LSI部门的技术负责人，也是三星晶圆代工的执行副总。三星对梁孟松可谓是求贤若渴：据传年薪高达1.35亿台币，是台积电标准的三倍，甚至超过了三星联席CEO的待遇。当时三星正在努力把制程从28nm升级到20nm，梁孟松看了之后觉得这样没用，主张“反杀”，直接拿下14nm。最后，三星领先台积电半年完成14nm攻关，而当时台积电才做到了16nm。

三星卡在45纳米的技术上时，整个技术体系还是IBM的技术授权。梁孟松加盟三星后在2011，2012，2013，短短三年时间内，制程就突破45纳米，突破40纳米，突破35纳米……一直到16纳米。

张忠谋发现自己筹备十年的FinFET技术（鳍式场效应晶体管）。这个可以大幅省电的革命性技术，居然用在了三星的16纳米芯片上。2015年1月的股东会上，张忠谋面对镜头，面色凝重的承认：“没错，我们有点落后。”

资本是非常现实的，三星凭借14nm的技术抢到了台积电原本独占的“苹果A9处理器”的首批订单和高通的订单，顺带还进入了苹果的供应链，筑牢了自己的江湖地位。台积电损失了80%的苹果订单，股价下挫，整体损失10亿美元。

愤怒的台积电一纸诉状，将梁孟松告上法庭。台积电的法务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梁孟松对于台积电先进制程掌握的广度与深度，在公司无人能及，他去了三星，就算不主动泄露台积电机密，但只要三星在选择技术方向时，梁孟松提醒一句，这个方向你们不用走了，三星就能少走很多冤枉路，少花很多精力和经费。”

2009年，李健熙的长子李在镕踌躇满志宣布了一项计划：Kill Taiwan，即先消灭台湾面板和存储芯片产业，再打垮台积电，让三星完全主宰先进电子产业。我们回头来看，2009年三星击垮台积电并非没有可能。

2008金融危机后，台积电利润大幅下滑。2009年第一季，台积电的营业收入比上一季跌了差不多40%，毛利率跌到20%以内。更惨的是，整整一季，台积电的产能利用只有4%。更严重的是，张忠谋钦定的“接班人”蔡力行采取了比过去更严厉的绩效考核，对于考核后5%员工，取消了以往的观察期，直接宣布裁退。一位工作了十多年、曾获得过优秀奖励的员工，因妻子怀孕需要不能“996”，就被主管扔到了淘汰名单里。这名员工的老父声泪俱下地给张忠谋写了封信，恳请公司不要裁掉自己的孩子。

与此同时，台积电新产线良率也迟迟得不到改善，客户甚至气的取消订单。张忠谋内心焦急：虎视眈眈的三星都要打到家门口了，老蔡居然还在秀财报技巧！6月中，台积电召开董事会，78岁的张忠谋用了不到十分钟，就把蔡力行撸到了不足十人的光伏部门。回归后的张忠谋做了两件事：扩军、扩装备。他宣布之前的裁员无效，愿意回来的马上到岗，而且还邀请已经退休的蒋尚义到他办公室吃了一顿面，不谈薪水不谈补贴，只下了一道命令，回来把公司新增的近10亿美金研发费用，尽快花出去。

2010年，张忠谋在家里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苹果的COO威廉姆斯（Jeff Williams）。双方喝着红酒探讨着建厂生产的方案，最后，苹果同意将整代芯片订单交给台积电，前提是台积电准备90亿美元建厂资金和6000个工人以确保产能。2008-2011年，三星智能机全球份额增长了6倍、达到了20%。然而苹果却有超过一半的关键零件要从三星采购。苹果心有余悸，推行三星替代计划。2008年，苹果把闪存芯片订单从三星转给东芝。两年后又分了一部分屏幕订单给夏普。

2011年4月，苹果一口气向三星提出了16项指控，称三星手机“生搬硬套”抄袭苹果。三星丝毫不怂，立刻在美国反诉苹果侵犯其十项专利，还要求在美禁售iPhone。苹果被人握着命脉，催促着台积电加速研发。而张忠谋鞭抽快马，在2011年底派出顶尖的“one team”战队。百余位跨部门的研发工程师组成，他们从台北、新竹等地，悄悄飞往美国苹果总部。为确保万无一失，台积电专门开发了两个A8版本让苹果挑选，不绕过三星专利墙誓不罢休。位于新竹的第十二厂、台中的第十五厂、台南的第十四厂，都在以接近平时三倍的速度扩建。2011年到2013年期间，超大规模的12寸晶圆厂全球一共只增加了3座，而台积电一家就新建一座，扩建两座。

台积电第一代的16nm制程，性能的确不如三星。但第二代、也就是用于iPhone 6s处理器的16FFP，已与三星不分伯仲；第三代的16FFC，就通吃iPhone 7处理器订单。

为了跟上“摩尔定律”的脚步，始终掌握最尖端的技术，张忠谋亲自组建了臭名昭著的“夜鹰部队”。台积电参照富士康流水线，把研发制度改为三班倒，让台积电从“24小时不间断生产”，升级为了“24小时不间断研发”。夜莺的薪水底薪上调了30%，分红上调了50%。重赏之下，夜莺部队很快就超过了400人。

2014年，台湾省劳工全年总工时为2135小时，远超全球其他地区。2017年英特尔被台积电技术超越时，有员工去台积电打听原因时，得到回答是：你们睡觉，睡太多，睡太久了。在如此反人类的努力之下，台积电在2017年实现了10nm芯片的量产，2018年实现了7nm芯片的量产。不过后来，因为这种比“996”还疯狂的制度过于压榨员工，“夜鹰计划”最终废除。

安排完了技术攻坚队，张忠谋给律师团下了死命令“打到底”。为了围剿梁孟松，法官换上了一位嫁给韩国人，熟悉韩国案例的女法官，律师团也掘地三尺搜集了一批重磅证据，包括梁孟松的10名学生都是三星资深工程师，梁孟松2009年就用上了三星的内部邮箱，三星的工艺有7个关键特征与台积电雷同等。最终法院强力判决梁孟松不得在2015年底前回到三星。梁孟松自是不服，再次向台湾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官司一直打到2015年8月，显而易见，梁孟松再次败诉。

2018年6月，86岁的张忠谋再次宣布退休，在自己的最后一次股东大会上，伴随着热烈的掌声。张忠谋功成身退，而他的老对手李健熙自2014年就一病不起，直至2020年病逝。而少主李在镕在2017年因贿赂罪被关进了7平米的监牢，6个月后才改判释放。2019年7月，日本对三星断供了半导体材料，李在镕不得不赶到中国台湾，恳求购买些原料库存应急。

中美“芯片”的暗战

台积电能成为中国台湾的图腾，自然离不开张忠谋的功劳和个人魅力。台积电既能让苹果没有后顾之忧，也能让华为安心托付。但是当太平洋政治版块开始碰撞，台积电真的还可以随心所欲地交朋友吗？

台积电创业之初的四宝，是美国加州伯克利的人才、德州仪器的管理、IBM的技术授权、以及美国芯片公司的订单。决定三星和台积电天平平衡的，是苹果。三星和台积电的股东，早已被华尔街占领，左右互搏，台积电不过是别人粘板上的鱼肉。

自从美国把芯片当做武器，全球各国为防范产业风险，纷纷自主建立芯片工厂。中国大陆越来越重视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在资金、时间、人才、政策等方面不断加码，让全球半导体产业逐渐转向大陆。

2019年，美国政府公开打压华为，中芯国际（大股东大唐控股，二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在这种背景下，为避免特殊情况下被美国政府卡脖子，决定从纳斯达克退市。由于芯片制造需要大量资本投入，仅依靠国家大基金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中芯国际又选择在A股科创板上市。

2021年9月，美国政府要求台积电在45天内提供包括订单量、库存量等一系列核心数据，从而建设一个所谓的“安全供应链”。台积电最讲究保密，“梁孟松事件”台积电不惜死磕到底，为的就是保护自己的机密。台积电想闷声发大财，现在是不可能的了。

中国芯片之所以落后，很大程度是需求端出现问题。初生的国产芯片公司，一上来就要面对国际公司的竞争，品牌商甚至国家采购都愿意优先采购国外的成熟芯片，留给国产芯片机会太少。

美国的卡脖子政策，无意中提升了中国需求端。中芯国际的销售额在2020年25%增长的基础上，2021 年再度大增39%。华虹集团2021年的营收增长率更是接近惊人的70%，整整两倍多于全球代工市场的增速。在这两家公司的带动，也令中国大陆公司在全球纯晶圆代工市场的份额，从2021年的7.6%增加了0.9个百分点，达到8.5%，接近10%大关。

在中美科技战的夹缝中，大厂台积电既左右逢源，也左右为难，想“中立”，却难“中立”。选择是早晚的事情，躲是躲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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