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氏有哪几个名人（一诺贝尔奖获得者）

5月9日，90岁的国务院原副总理、外交部长钱其琛走了。

“一诺贝尔奖获得者、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钱氏精英口诀中提到的“二外交家”之一说的就是钱其琛。1988年出任中国外长，钱其琛亲历了中国外交史上最为错综复杂、变化频繁的十五年。对苏关系正常化、海湾战争、印尼复交、中美关系博弈、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钱其琛都参与其中。

虽钱氏人口仅占我国全部人口的千分之二，但自宋代以来，载入史册的钱氏名人就已逾千。

近代，钱氏一族仅院士级学者就有100多人，最负盛名的“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另有，钱正英（水利专家）、钱临照（物理专家）、钱令希（力学家）、钱俊瑞（经济学家）、钱易（环境工程专家）；国学大师钱穆、钱钟书、钱基博；生物学家钱致榕，获得诺贝尔奖的钱永健；画家钱君匋、钱松喦。另外还有政军界的活跃人物，钱其琛、钱昌照（原政协副主席）、钱李仁（原中联部部长）、钱信忠（原卫生部部长）、钱之光（原轻工业部部长）、钱永昌（原交通部部长）、钱学中（原上海市副市长）等。

别小瞧这块铁瓦，它可是能换来九条性命的“金书铁券”，也是“免死金牌”的早期雏形。而这件宝物的主人就是钱氏精英的“老祖宗”——吴越钱王钱镠。

钱镠，杭州人，年少时属于标准的“无业青年”，曾靠贩卖私盐为生。后来应召参军。公元895年，坐拥两浙的节度使董昌叛乱，因钱镠出兵平叛，两浙得以统一。唐朝皇帝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赐金书铁券一块。“这上面有三百余字，大意为，你的功劳很大，我世代牢记你们钱家的贡献。”杭州钱镠研究会会长钱法成解释。

得到“免死金牌”后的钱镠召集家人宣布了8条家规，告诫子孙千万不能恃宠而骄，兄弟要齐心，家人要和睦。如果子孙中有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将会有灭门之灾。结尾，钱镠还不忘向后人强调：“千万不可违背家训。”

钱镠给崇吴禅院僧嗣匡的牒文，书于五代后梁龙德二年（公元922年）十二月，牒文行楷书，字体用笔圆润，柔中有刚，深得唐代书法精髓，是流传至今的五代墨迹，弥足珍贵。（浙江省博物馆藏。）

唐朝覆灭，钱镠被封为吴越国王，在负责统辖江浙闽等14州治地期间，他一直保境安民。也因此，当中原兵火不息、战乱频发时，吴越国治下以杭州为中心的苏南浙北一带，却有着“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废”的盛景。100年后，苏轼回溯了钱氏治下杭州盛况后，评价为：“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公元932年，钱镠辞世，享年82岁。临终前，他感悟世事无常，君主不定，想要立世不败需要有一套“生存法则”。于是，他留下10条遗训，对其精心创作的家训做了强调和补充。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框架上，钱氏子孙又将家训划分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4个部分，最终形成了现在的《钱氏家训》。

此后400年间，钱氏一族严格秉承家训且始终官居高位，封郡王、国公王的就有二十余位；封侯拜相，入仕内阁者将近百人。宋朝皇帝称之：“忠孝盛大唯钱氏一族”。就连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感佩其家族教子有道。在南巡时御赐匾额“清芬世守”。

临安钱镠研究会副秘书长陶福贤，指着钱王祠中写有“祖武是绳”的匾额说：“除了遗传基因之外，主要靠家训戒后。祖上的家风精神应如线一般，一脉相承，代代相传。”

“子孙虽愚，诗书须读”

“钱鏐做了吴越国王，他的子孙不会做生意，不会做工、种地，就只能读书。书读多了，极容易出名，做官的也不少，也就容易取得成就。”这是钱伟长对钱家“特产”名人做出的解释。虽然有调侃之嫌，但一语道破钱氏家族繁盛的“秘密”。

20世纪初，列强虎视眈眈，革命如火如荼，整个中国弥漫着硝烟。在这样动荡的时局，江苏无锡“七尺场”小巷的一户大院里，却有一家人正其乐融融地进行一场活动：抓周儿。

眼前，这个面相憨厚敦实的孩子正在算盘、泥人、钱、书等物件中犹豫不决。他费劲地爬到床梯中间，用胖嘟嘟的小手抓住了一本书。父亲见此景，心中十分欢喜。他边笑边捻着胡子说道：“按家谱应排‘钟’字辈且又抓到了书，就叫钟书吧。”一代文豪钱钟书的名字由此而来，而那位须髯飘逸的父亲就是钱基博。

钱基博（1887年－1957年11月30日），原名基来，字子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经学家、教育家，与无锡士绅、巨贾钱基厚是孪生兄弟。（钱基博与长子钱钟书合影。）

钱基博非常重视对儿子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 钱钟书从小的启蒙书物是《诗经》，每天放学后还要随父亲诵读古文。1925年，江苏无锡“七尺场”小巷的一户大院中，15岁的钱钟书捧着刚借回来的《小说世界》、《红玫瑰》等刊物心中窃喜。任教于清华的父亲钱基博因交通不便，寒假选择留在北京。如此一来，钱钟书有了大把机会可以“任着性子”看书，不必纠结于《诗经》中的词句，也不必像往常那样，放学还要诵读古文。

可到了暑假，父亲钱基博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钱钟书和弟弟钱钟韩每人写一篇文章，测试两人用功读书与否。日后成为自然科学家的钱钟韩当时用古文所写的文章大气典雅，而钱钟书交上去的文章被老爷子评为“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一气之下，钱基博将钱钟书一顿痛打。从此，钱钟书再不敢怠慢学问。

无锡四贤除了西边“七尺场”的钱基博、钱钟书父子，东边“七房桥”还有钱氏在无锡的另一支后裔，钱穆、钱伟长叔侄。

据钱伟长回忆，尽管当时身处乱世，人心惶惶，但每天晚饭后，家中都会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活动。“父亲善琵琶和笙，四叔善箫，六叔好笛，八叔拉一手好二胡。他们合奏时，祖母、母亲、婶母和弟妹都围坐欣赏，也经常有邻居旁听⋯⋯”

那时，谁又能想到，这个盘坐在四方小桌前，拿筷子敲水碗凑趣儿的孩童竟是日后的中国力学之父。至于钱伟长口中那位“善箫”的四叔，正是一代国学大师钱穆。

1919年，钱伟长刚满6岁，四叔钱穆便把这个天资聪颖的侄子带入了自己任教的小学。期间，军阀连年混战，学校时常停课，钱伟长只好在叔父的指导下矢志自学，闭门苦读。他们在祖母的陪伴下，读《孟子》、读五经。每当有难处，叔父会给钱伟长做详尽的讲解。这个精通文史哲的叔父曾回忆说：“在乡下的夜晚 ，能够同与三代读书亦贫苦中一种乐趣也。”

钱穆（前排中）送别钱伟长（前排右）赴美留学，合影留念。

“读经传则根底深，子孙虽愚，诗书需读。”这些钱氏家训中的警句使得读书成为钱氏后人不曾辍弃的习惯与品质，也正是“诗书需读”的鞭策，囿于生计的钱穆虽未能上大学，但仍坚持自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最终，年仅36岁的他凭借《刘向歆父子年谱》轰动了中国学术界。

钱伟长父亲的早逝一度使家庭陷入困境。当时有很多乡亲劝钱伟长的母亲让钱伟长去做手工，赚钱补贴家用。但钱母非常坚决，“我们再苦再累，也要让他读书，因为我们钱家的家风和古训是这么要求的，我一定要为我们钱家留下几颗读书的种子。”浙江农林大学教授王长金每每讲起这段故事都十分感慨：“读书也确实改变了钱伟长的命运，以国文和历史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他没有辜负母亲，没有辜负祖训。”

“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

婚姻是一个家族长盛不衰的前提和保障。在《钱氏家训》中明确要求，钱氏子孙如若娶妻，不要计较对方嫁妆的多少，而一定要看这个媳妇是不是淑女。如为家里女子择婿，也千万不可贪图这位公子是否出身富贵人家，而要看他人品如何。

继承着这样的“教诲”，钱氏子孙在婚配、儿女问题上都会经过慎重的考虑和选择。因此，在钱氏家族中，儿媳职业为教师者占有很大比例，且这个比例远超其他家族。

杭州钱镠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钱刚将家训中的“淑女”理解为知书达理、有文化有知识的女性。“有了这样的内助，钱氏家族的基因才能得到不断的优化。而且家庭教育中，有时母亲的教育可能比父亲更细心，效果也更好。”钱刚说。

1911年，也就是钱钟书抓周儿获得名字的那一年，浙江杭州钱氏一支迎接来了一个新生命。家族为其取名为“学森”，寓意“好学而睿智”。这个还在襁褓中的孩子就是日后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她性格开朗心地善良，计算能力和记忆力极强，钱学森的数学天赋或许正来源于母亲的遗传。其父钱均夫是前清的秀才，他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遇到了未来的亲家蒋百里。蒋百里早年在德国留学，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

钱学森与母亲章兰娟。

钱蒋两家走动密切。蒋百里甚至曾将自己的三女儿过继给钱均夫。而这个当时年仅5岁的小女孩就是日后成为钱学森夫人的蒋英。“他（钱学森）那时候大，不跟我玩儿。我在她们家待不惯，老哭。他妈妈着急了，把我又退回去了。但是钱妈妈当时说，退出去算干女儿，长大以后做儿媳妇。”晚年时，蒋英谈起这段经历还是忍不住笑意。1935年，钱学森赴美求学，此时的蒋英正就读于柏林音乐大学。一个苦读航空，一个研究歌剧，此后的十几年间，两人之间毫无交集。

1947年初夏，由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主办，28岁的蒋英在上海的兰心大戏院举行独唱音乐会，一时间成为上海媒体关注的歌坛新秀。彼时，旅居12年的钱学森回到上海探亲，再次见到“妹妹”蒋英。

蒋英后来也承认，她与钱学森是一见钟情，见面后6个星期，就在上海“闪婚”。两人长达62年的婚姻之路就此开始。钱学森曾经多次提及，“在我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时，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我很有福气。”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内的人想逃出来”，这句出自钱钟书《围城》的名言放在他与杨绛的婚姻上似乎并不适用。1933年，钱钟书大学毕业回到无锡老家，正处于“热恋”中的两人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这引起了父亲钱基博的注意。

钱钟书、杨绛夫妇

一天，钱基博私自拆开了杨绛寄给钱钟书的信。信中写道：“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钱基博看到如此文字，不禁赞叹：“真是聪明人语。”之后，钱基博亲自给杨绛回信，信中大大称赞她的孝悌明理，且立即认可她和钱钟书的恋爱关系。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这句时常被人引用的话语正是出自钱氏一族。《钱氏家训》不仅在对个人、婚姻、社会等方面为后人做出明确的“指示”，在国家方面更是提出了该有的担当。

19岁的钱伟长以国文和历史满分的成绩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后不久，九一八事件爆发。当时曾有报刊声称，中国必定会败给日本，因为日本有飞机而中国没有。

钱伟长听到这样的说法后，直奔当时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吴有训的办公室。“我要换专业，我要学习如何制造飞机大炮！”面对钱伟长换专业的请求，吴有训提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我给你一年的时间，一年内，你每一门的成绩都必须超过70分，不然的话你就不要读了。”

那时的钱伟长是一个严重的偏科生。文史优异的他，在家乡无锡读书时根本没有学过英语，接触的物理知识也极少，因此在清华的考试中，他的英文成绩是0分，物理成绩是5分，但鉴于国文和历史都是满分，所以才有机会进入清华。

钱伟长后来回忆说，物理课上了七个礼拜，测验成绩还是一塌糊涂。“我那时也有点害怕，我怕学不好，学不好也不行啊！我拼命学，每天早上5点就到科学馆背书。”四年后，钱伟长以物理系第一的成绩成为吴有训教授的研究生与得意弟子。

专注于研究钱氏家族近十年的杭州钱镠研究会顾问、浙江大学邹身城教授认为，钱氏后人的这些举动都和钱氏家训有关。“国家最需要什么他们就学好什么，而且一定要学好，一定要报国，为祖国干出突出的成绩来，这个思想在钱家是非常重视的。”邹身城解释。

后来，钱伟长出国留学继续深造，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8月6日，钱伟长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几本书籍从洛杉矶乘货轮到达上海，经秦皇岛转乘火车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清华园。新中国成立后，钱伟长参与制定的我国《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为中国力学发展方向及力学人才奠定了基础。

相比之下，另一位钱氏后裔，钱学森的归国之路却历经坎坷。

钱学森一家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辗转回国。

二战中后期，钱学森已经成为全美国乃至全世界顶尖的空气动力学专家。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想回到祖国，可当时正值反共排外的“麦卡锡主义”席卷美国，钱学森成为被监控和怀疑的对象。他先后被禁止离境甚至一度被逮捕。

妻子蒋英辗转寄信给当时著名的民主人士陈叔通求助。信中，钱学森写道：“被美国政府拘禁今已无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夫妇乘坐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缓缓靠近香港海岸。钱学森将脸紧紧贴近舷窗，逐渐认出了礁石和海岸线上的轮廓。后来，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我急切地向外张望，在美国居住了20年之后，我，终于回家了。”

回国之后的钱学森在抵达北京之后，立即开始展开了工作。在他的主持下，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如火如荼地展开。在钱学森的带领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钱氏家训》与钱学森之问

面对国家的问题，钱氏子弟坚定地选择秉承家训，做法也几乎如出一辙。回顾“科技三强”的人生不难发现，人们对他们的敬仰，更多是在于其勤奋好学和报效国家。而这正是 《钱氏家训》和家庭教育的核心价值。

“《钱氏家训》的核心和精髓就是重教明理，推陈出新。他们钱氏的文化基因具体地说就是把教育当作做人之道，当作培养人才整体发展、全面发展去看待，所以钱氏后人大多数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邹身城教授解释。

钱伟长也曾表示过家训对他的影响颇深。他说：“我们钱氏家族十分注意家教，有家训的指引，家庭教育有方，故后人得益很大。”这与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所言“我们钱氏家族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严，或许是受祖先家训的影响”如出一辙。

事实上，从宋代开始，钱氏后代就已经有祭祀、恭读家训等重大家庭教育活动。但后因战争、文革等原因一度中断导致不少后人不知家训为何。现如今，市场经济、应试教育、宗族消失、钱氏家训文化教育日渐式微。家训逐渐符号化而失去原有的意义。“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教育之间存在严重的断裂。

学者钱文忠带领钱氏后裔在典礼上恭读钱氏家训。

近年来，全国各地钱氏宗亲再次倡导恢复祭祀、朗读等方式传承家训力量。上海钱镠研究会在当地学校特别设立展览馆讲读钱氏家训，作为学生素质教育活动之一 。《钱氏家训》已经慢慢融进当地的社会生活，走进了校园的课堂中，成为现今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这部历经千年考验的《钱氏家训》正以新的方式扮演着新的角色从而焕发出崭新的生机。

（本文详见于【《家族企业》杂志2017年6月刊】 未经本刊授权，不得转载；经本刊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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