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古蜀文明传说（成都往事探寻古蜀文明起源）

成都，地处中国西南、四川盆地西部，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两千多年来，她城址不迁，城名不改，足见其历史的悠远和厚重。诗人李白就曾作诗“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被群山包裹的盆地，为何能绘就出如此美丽的图景？

由神鸟知讯×成都市地志办联合推出的“成都往事”将带领大家寻找“成都记忆”，探寻古蜀文明起源。

古蜀时期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李白《蜀道难》一开篇，就走进了那遥远的史前文明时代。同时也带来这样的疑问：成都这座城，起于什么时候？最初的成都人，又是从哪里来的？

对古蜀国的认识，应该有两个维度，一是文献和传说，二是实地考古。《蜀王本纪》中记载：“蜀之先王名蚕丛，后代曰柏灌，又次者曰鱼凫。” 这便是古蜀国“三王二帝”中最初的三位蜀王。

相传第一代蜀王蚕丛善于养蚕，他的部族最早生活在岷江上游的河谷地带。听说成都平原地势开阔，沃野千里,更适于养蚕，蚕丛便率领他的部族从岷山走向了成都平原。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蜀国的“蜀”字在甲骨文里面就是由一棵弯曲的桑树和树下一只虫构成的。这也说明蜀国最初就与蚕有着极深的渊源。

三星堆纵目面具

蚕丛氏部族人的长相和穿着十分奇特。《华阳国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意思就是说，蚕丛王的眼睛向前凸出。想到了什么？是不是跟三星堆的纵目面具比较像。

三星堆出土文物中，鱼和鱼鹰的图案

第二代蜀王柏灌的故事较少。柏灌之后便是第一个真正建立古蜀王国的人——鱼凫氏。鱼凫一词，多数学者认为是四川地区常见的鱼鹰，又叫鸬鹚。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大量鱼和鱼鹰的雕像和图案。

让鱼凫退出历史舞台的是来自云南的杜宇。在战胜鱼凫称帝后，号望帝。他给蜀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而从这个时候开始，古蜀人从渔猎的生产方式进入了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的社会。

望帝杜宇后来把王位禅让给治水有功的鳖灵，号称开明帝，也就是丛帝。开明王朝时期，发生了几件对成都意义颇大的事情，一是迁都。开明王朝最初定都于郫，后来迁至成都，结束了蜀人自岷山进入平原以来的不断迁徙。尤其是2000年成都商业街发现大型船棺墓群，证明这是战国早期开明王族墓地，也是古蜀都城已进入今天成都市区腹地的明证。第二是不断扩大疆域，至战国时代疆域“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皤”，成为中国西南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三是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四是经济不断发展。特别是手工业，这一时期的漆器精美绝伦。还出现了官方市场“成都市”。

秦灭巴蜀

不过后来，蜀国终不抵秦国兵力，公元前316年，秦国张仪、司马错等率军攻灭了巴蜀。

这便是文献里古蜀国“三王二帝”更迭的故事，现在让我们再从考古的角度审视古蜀人由远及近，最后定居成都的历史。

定居成都

大约在距今4500年至3700年，成都平原出现了比较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考古学上命名为“宝墩文化”，这就包括了1995年以来,在成都平原发现的一系列史前城址，像：新津宝墩古城、温江鱼凫古城、都江堰芒城古城、崇州双河古城和紫竹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和高山古城、郫县古城村古城。这八大古城，都属于宝墩文化的范围。这一时期，通过考古发现，古蜀先民与水博弈、筑城而居，种植稻米饲养家猪，培育了城市最初的形态，从那时到现在,成都城市文明发展史已长达4500年以上。这一发现对探索接下来三星堆文明的形成有莫大的意义。

宝墩古城遗址外围城墙游埂子解剖处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站长唐淼介绍称：“宝墩文化是一个阶段物质文化遗存的集合，在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已经有大量物质文化遗存出现，这些人群奠定了当时人口的基础和人的数量的基础，展现的是发展史最初的阶段，补全了古蜀文化研究最早的阶段，找到了巴蜀文化研究的根，也就是蜀文化最早的阶段，对探索三星堆文明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有人在提到三星堆文明形成的时候提到说它是突然出现的、外来的，甚至说是外星文明，但我们知道所有文明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如唐淼所说，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三星堆一期文化出土的宽沿平底樽、浅盘豆、敛口钵、敞口圈足罐，都是宝墩文化典型陶器。如果将三星堆文明喻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宝墩文化就是孕育它的土壤。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

随着三星堆几次的考古发掘，尤其是去年新近发掘的6个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精美而神秘的青铜器，如跪坐顶尊人像、青铜神坛、龟背形网格状器……都令人惊叹叫绝，加上前期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青铜神像、黄金面罩、金杖、大量玉器和象牙，可以看到古蜀文明迎来了第一个高峰——三星堆青铜王国。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表示：“我们发现的这样一些重要的文物，都极大地丰富了三星堆遗址以及它所代表的古蜀文明的文化内涵。那这次新发现的六个坑而且出的文物更多，我想的话，可以更加全面的、系统的丰富地展现古蜀人他们在祭祀活动当中的内心世界，我想这些是在之前三星堆其他的考古发掘，尤其是城墙，建筑，还有这个大量发现的陶器、玉器，这些是体现不出来的，所以我想这个毫无疑问是填补了三星堆背后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很大的一个缺环。”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告诉我们，在这一时期，宗教祭祀在人们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把祭祀看得比天还大，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他们只在乎祀，整个遗址几乎没有看到兵器，不靠武力来维系政权，靠宗教、思想来进行统治，像神权国家。”

关于三星堆的考古仍在继续，追问也没有停止。其实，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三星堆人的去向，一直是个未解之谜，直到2001年。

这一年，在成都摸底河畔，一处商末周初的古蜀国都邑被发现，这里出土了上万件金、铜、玉、石、陶器，还有数以吨计的象牙、数以千计的野猪獠牙和鹿角，甚至还有大型建筑基址、祭祀区、一般居住址、大型墓地等重要遗迹，分布范围达5平方公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太阳神鸟金饰于2005年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这便是金沙遗址。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三星堆与金沙越来越多的相似文物接连不断出现。从这些文物的相似和不同可以看出，金沙和三星堆有着同样的神权价值符号和信仰体系，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政权、王权与神权的兴衰更替与中心的转移。

金沙遗址出土的祭祀用象牙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霍巍这样说到：“金沙遗址很明显是三星堆文化的持续和发展，金沙有很多跟三星堆相似的文化现象，比如他们出土了基本相同的黄金面具，也有大量的用于祭祀的象牙堆积，尽管金沙出土的小铜人像只有一件，但是这件铜人像的基本造型与三星堆的还是相似的，最奇特的是三星堆金仗上一组神秘的图案和金沙金带上面的神图案基本上是相同的，表明他们是在高等级贵族之间、权贵之间进行的一种信息传递，这种信息传递一定有深刻的寓意，这也是把金沙和三星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非常重要的物证。”

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也表示，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存在显著的文化演变、吸纳与融合的态势，金沙遗址最关键的价值是解开了三星堆的去向之谜，并为成都找到了历史根源，完善了四川先秦考古学的文化序列。金沙遗址也是继三星堆文明衰落之后在成都平原崛起的又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三星堆和金沙是古蜀大地上两颗耀眼的明珠，拥有了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和成熟的黄金加工技术。其实，作为文化的延续，他们还有很多兄弟姐妹。成都驷马桥老川陕公路边，过去有个羊子山土台，经考古工作者鉴定，这里是一座庞大的祭坛，四方三层形，最底下边长104米，像一个去了顶的金字塔。上海福泉山也发现过类似的祭坛，这是良渚时代的古人祭祀天地的场所。

另外，在1985年，成都十二桥还发现过一个建筑遗址，大约1万平方米的地下，错落有致地埋藏着无数干栏式房屋遗址，拱卫着一座规模庞大的宫殿。

随着研究的深入，专家将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羊子山土台同列入十二桥文化，成为周朝初年成都平原诸多遗址的统称。

十二桥文化遗址，拼图一般给我们组成了一个恢宏的古国：金沙遗址是祭祀区，在这里，上千根象牙以及无数的金器、玉器、青铜器用于祭祀；古蜀王在羊子山土台举行祭祀仪式；十二桥遗址则是蜀王的宫殿与古蜀人生活的区域。我们熟悉的金沙，原来只是这个恢宏王国的一个章节而已。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古蜀国走完了它长达2000多年的生命历程。五千年中华文明灿若星河，古蜀文明始终作为其中重要一员，在历史的长河里也一直闪耀着属于它的独特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