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82个顶级期刊(还记得读者吗曾经的)

大部分时候,时代的流动体现在一代人对某些词汇的逐渐生疏,比如闭路电视、公交月票、电话亭、IC卡,比如许久不见的《读者》杂志。《读者》曾经有着“亚洲第一期刊”的美誉,是用实打实的发行数据换来的。世纪之交前后,创刊二十余年的《读者》杂志攀上发行巅峰,平均月发行量超过400万册。2006年4月,月发行量更是达到惊人的1000万册;这样的纪录,未来恐怕很难再有刊物能够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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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的辉煌背后,一个新的阅读时代已经悄然来临。人们喜欢在一次次惋惜中,追忆自己作为《读者》读者的时光,但很少会花几块钱,再去买一本最新的《读者》。

《读者》的失落,镶嵌在纸媒失落的大背景下,但与很多消失得悄无声息的刊物相比,还在被讨论的《读者》又是相对幸运的那个——尽管在更年轻一代读者当中,这种讨论也许有些走样。

《读者文摘》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传奇

《读者文摘》诞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自然也带着八十年代的某种气质。那是一个质朴、真诚、热烈、包容,就像一场昏睡过后,伸了个夸张肆意的懒腰,对于启蒙的呼唤和外部世界的渴望,席卷了全体中国人。年轻人们省下饭票钱、车票钱买书,像饥饿的白蚁一样吸收知识:如今看来晦涩的《存在与虚无》《悲剧的诞生》,在当时成了人人追捧的畅销书;《红与黑》《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经典西方文学,延迟一百余年登上国人的案头;朦胧诗人,像明星一样受到年轻读者的追捧。

事实上,补课式的启蒙阅读,不是大学生、学者、诗人们的特权,也是普通人实实在在的需求。在漫长的火车旅途上,在电视之外枯燥的夜晚里,在中小学生并不算丰富的课外时光中,人们需要一些内容可能不那么深刻、但足够多元的读物,它们显然不是尼采、萨特、托尔斯泰,而是包罗社会百态的《读者文摘》。就像很多始于八十年代的传奇一样,创刊之初的《读者文摘》,没有指标,没有范例,同时也没有禁锢,没有束缚。

“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这是《读者文摘》四十多年不变的办刊方针,让人看得明白、看得愉悦是它最重要的风格。让普通人读读美文,了解一些浅显的外国知识,在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拼图上,不能少了《读者文摘》,它便是我们熟知的《读者》杂志最早的刊名。

那个时代的“最大公约数”

今天翻看第一期《读者文摘》的目录,可能会感慨于内容的驳杂:健康保健、育儿知识、社会新闻、文学音乐,无所不包。创刊号1980年送审,1981年春节后敲定,“读者文摘”四字刊名请赵朴初先生题写。参照当时很多刊物的流行做法,第一期杂志用女明星的一张侧脸照作封面,封三是来自台湾的校园流行歌曲《乡间的小路》。头一篇文章是严肃文学作品,作家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第二年,这篇小说被大导演谢晋拍成了电影《牧马人》,成为他的“反思三部曲”之一。

创刊不久便一炮而红的《读者文摘》,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普通人的阅读趣味:对于博学的人来说,它并不俗气;对于普通人来说,它又不算晦涩。因为文摘的性质,它能最大程度地让各路读者各取所需,在不同的阅读场景中占据了“最大公约数”。

上世纪九十年代,《读者文摘》逐渐摸到了更加稳定的风格,有人将其总结为“鸡汤 窗口”——创始人之一的胡亚权在向媒体谈论起办刊初衷时,曾提到“想要告诉中国读者,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美好事物、高尚行为”。鸡汤,对应的是“美好事物,高尚行为”;窗口眺望的,自然就是“世界上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事”。当然,无论是作为鸡汤还是窗口,前提都是《读者文摘》所处的前互联网语境。当互联网这座巴别塔在人间拔地而起后,文摘类刊物的一大半功能就都轰然倒塌了。

互联网时代的鸡汤读本

据说《读者》曾对自己的读者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大学以上学历者,占据了相当比例。不过在2000年之后,随着互联网踩着新世纪的足迹走进中国家庭,《读者》的读者们想必被拨号上网带走了许多。

《读者》和《知音》《家庭》《意林》《青年文摘》《特别关注》《故事会》们,常常被放在一起讨论。60后、70后和80后对它们的告别,不是在某一个具体的时间点,而是经历了缓慢的过程。也许是某次行程从长途车、卧铺火车换成了高铁、飞机,也许是某个季度忘记了续订,也许是发现电脑和手机里缓存的电视剧已经看不过来,于是风靡一时的国民刊物,就像很多旧事物一样,慢慢不再被提起。而成为新的阅读主体的90后、00后,则大概压根就没有翻开过它们。

很多声音把文摘刊物们的衰落,归结于技术层面——报刊亭关闭,纸质阅读收缩,网络成为中国人接收信息的主要渠道。但在技术性原因的背后,《读者》们面对的也许是更加无解的“功能性陈旧”。以2010年第18期《读者》为例,“名人轶事”栏目中的《荼蘼与平淡》,“杂谈随感”栏目中的《别生春天的气》《这世界上有另一个你》,“人生之旅”栏目中的《人人都爱听好话》,基本代表了《读者》们一贯倡导的生活方式和人生价值:淡然坦然,不争不抢,宁静淡薄,从容不迫。

这种心灵鸡汤,长期抚平中国人心里的毛躁,但随着时代的焦虑积累到一定程度,鸡汤的疗效逐渐降低,甚至起反作用。至于了解外部世界,中国人就更加不用依赖一本文摘了。新世纪的头十年过去,中国人相继迎来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通过网络,通过影视剧,甚至通过旅行、留学,大家都能够以更为直观的方式对接世界,用《读者》上的翻译美文看世界,终究还是隔了几层。

被怀念的与被鄙视的《读者》

尽管距离那次并不愉快的更名已经过去近三十年了,一些人仍然习惯于把《读者》称为《读者文摘》。1981年创刊的《读者文摘》,借鉴了创刊于1922年的美国《读者文摘》,后者曾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期刊,陪伴美国人度过艰难的大萧条时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美国《读者文摘》要求中国《读者文摘》停止转载自己的文章,后来又状告中国《读者文摘》侵权,使其在1993年更名为《读者》。1998年,《读者》又在这个大洋彼岸的师傅兼对手的异议下,把英文刊名标识由“READERS”改为汉语拼音“DUZHE”。

在年轻网民聚集的B站上,有人贴出了一篇刊登在2013年《读者》上的《不阅读的中国人》:这位印度作者在文中列举了一系列中国人不喜阅读的见闻,并在结尾表示:“或许我们对于一个经济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不应过分苛责,过于忙碌是压力所迫,并不是一种过错。但我只是忧虑,如果就此疏远了灵魂,未来可能会为此付出代价。宁可慢一些,松一些……”放在十年之前,这种“世界美好 心灵鸡汤”的文字还并不讨嫌,但在国民自信心格外高涨的今天,就难免要受到口诛笔伐,甚至被一些年轻人熟练地送上“崇洋媚外”的帽子。

今天的年轻人无法理解四十年前的信息匮乏、阅读趣味,以及那个年代的人们对世界的想象;而当初《读者》的拥趸们,大概也不能完全理解年轻人们对一本老刊物的敌意。于是,渐行渐远的《读者》们身后,留下的不是依依惜别的挥手致意,而是绵绵不断的争吵余音。怀念它的人,已经成为网络时代失语的“遗老”;鄙视它的人,则更像是在发泄着属于自己时代的激愤。

编辑:帆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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