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旅游的五大忌讳（墙究竟意味着什么）

时间：2019.12.30

地点：东京御徒町站北口Cafe ルノアール

刘发华先生1983年10月到筑波大学读研究生，由此开启旅日数十年的历程。刘先生是中山大学环境地学专业1978级本科生——中国大陆的环境科学研究开展得比较迟，北大是1972年开设环境学专业，中山大学则是1976年开设的。在中大求学期间，刘先生从课堂上了解到，日本在1960、70年代曾发生各种环境公害事件，而后有各种举措予以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激起了刘先生向学的愿望。

东渡之前，刘先生先在国内学了半年日语，到日本后进入筑波大学，先做了半年研修生，其间他边学日语边准备研究生考试。刘先生说，初到日本，语言还懵里懵懂，seminar的专业讨论课，日本同学发表的速度又快，他却跟不上，而一听不懂就很容易打瞌睡，这让他感到很难为情。不过，刘先生很快就克服了语言的难关。

筑波大学

在他看来，筑波大学是个特别的地方，筑波也是一座特别的城市，特别之处在于，筑波是座人工城市，筑波大学学术氛围浓厚，筑波学园都市（大致相当于国内的大学城）光研究所就有50多个，现在大概有70多个了。他在筑波待了六年半，拿下理学硕士学位之后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初到日本的时候，刘先生注意到，不像国内，这里无论大单位、小单位，都看不到什么围墙。校园和外界只有一个牌子标记。民居住宅即使有围墙也很矮，可以说是象征性的。墙意味着什么？把墙拆掉会带来什么？墙是不是真的不需要？

在刘先生看来，日本的大学与中国大学最大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师生关系比较疏淡，老师不那么“管”学生，最重要的是学生自己实践自己领悟，当然碰到不懂的地方，随时可以请教同学、老师以及其他研究所的人。当时的学术气氛很浓，学术思想也很自由很活跃。学科之间的墙也不高。学地质的学生如果对医学感兴趣了，就改学医。文科的毕业生对理科感兴趣了，照样可以考理科的研究生，没学过的科目就自学，需要做实验，就利用学校里的设施。大气专业的学生同样可以从事包括水文的水循环研究。从事地质研究的学生，也可以运用气象的研究手法。至于大气海洋，相互作用更是平常。跨学科的研究并不稀罕，研究学习气氛十分活跃。这对刘先生后来的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认为环境科学不只是一个单一学科，实际上它涉及方方面面，至少包括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等，气象、水文、地质等方面的东西都要懂，而且要处理好局部和宏观的关联，这就需要建立整体观，而不是盲人摸象、坐井观天。

1980年代，日本大学校园里这种学术自由的氛围，和踏踏实实的作风，造就了许多原创的成果，大大开拓了研究的思路和视野。所以进入21世纪后，日本能在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领域出现了大批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学术界普遍认为，当前诺贝尔奖的获奖内容并不是现在的研究成果，其中大多数都是1980年代奠定的基础。与当时相比，目前的学风急于求成，学术现状令人担心。

1990年，在一位老师的推荐下，刘先生进入东京一家民营公司工作。那时候，留在日本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家公司当时叫CRC综合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是日本最早的计算机软件公司之一，在科学技术计算方面颇有特色。刘先生初进公司的目标很单纯，就是希望在气象预报方面能继续攻关，提供准确度更高的气象预报。他说，如果能把气温预报准确度提高上去，就有可能节约能源——有了准确的天气预报，电力公司有时间根据需求量来调控电力的分配和生产，从而降低资源损耗，优化能源配置。开发出来的数值预报系统后来应用于大气污染物扩散解析、原子能防灾、城市热岛效应模拟，以及风力发电选址和发电量预报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刘先生说在用数值模式计算一区域时，为了节省计算机资源，需要设定有限的计算范围，这样就需要在模式中建立一个“围墙”（也就是设置边界），然后对边界的计算值加以处理，以减少人为设定的边界所带来的影响。把一道存在的“墙”处理得像没有的一样。墙的功能，能帮助数值模拟的实现，达到计算的目的。

旅日三十多年，刘先生深受中日两种文化的影响，处在两种文化的边界，他常常感觉到无形的文化“墙”的存在。在日本被当作外国来的，回到中国又被当作从国外来的。在他的眼里，所谓“墙”，不局限于建筑物的墙，还有学科之间的墙，文化交流的墙。这些墙，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有的墙撤掉了会有利于畅通，有的墙则是不可或缺。

此外，刘先生对不少问题还有独到的见解。比如，他问我，为什么佛教基本上局限于东亚这个区域，即主要是在印度、中国、日本等国传播。我不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刘先生则从他的专业素养出发，认为佛教的流传与梅雨颇有关系，进而指出青藏高原北面干燥低温的气流与南边来自印度洋的温暖湿润的气流交汇，云层密布下的那篇土地就被称为“云南”；又指出“贵阳”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气候和地理特征，由此反推梅雨季节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这种生活风俗与信仰的关系。刘先生表示这个问题他目前还没办法一一提供材料予以证实，但这样想想也很是让人感动了。

当然，刘先生聊天最大的特色，就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因此，他总是强调整体观，从全局出发。刘先生告诉我，他来日本后开始学围棋，现在还经常跟棋友一同切磋。下围棋，有“金角银边草肚皮”的说法。他还说围棋既包含数学、天文、物理、哲学和信息处理的理科要素，也跟文学、历史、经营及社会学有牵连，讲究的是“全局一盘棋”，从整体着眼，才能真正赢得棋局。所以，至今他对一位东大教授二三十年前提出的“人间圈”概念记忆犹新，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旅居日本数十年的经验使刘先生领悟到，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跟人对自然的认知有密切的关系。而这种认知，又受到生存环境的巨大影响，他以日本八丈岛和日本本土这个更大的岛为例，指出小尺度、中尺度和大尺度的自然现象在生活方式和人类文明生成时的作用，反过来提示我们人需要认识自然，顺应自然，进而减少灾害从自然中获益。不仅日本文化如此，整个人类社会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