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战场失利(宋夏好水川战场位置再探)

本文原刊于《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9期,感谢尚平老师赐稿!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摘要好水川之战是宋夏之间的重要战事,各类通史及宋夏史著述多有阐述,但有关该战役的诸多地理问题,学界却存在着不少分歧。本文结合城址遗址、战场遗物等考古资料、利用较为精确的地理信息资料,对相关史实和地名问题进行了重新梳理,对好水川两个主战场的位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对好水川之战的示意图进行了重绘。

关键词:羊牧隆城 好水川 地图

作者简介:尚平,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宋史、中国历史地理。

北宋中期,宋夏爆发战争,在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和定川寨战役中,崛起中的西夏在元昊统帅下,集中优势兵力,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使北宋的军队接连遭受惨败。这些战争不仅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中的重要战例,同时也是宋夏关系史中的重大事件。关于庆历元年(1041年)的宋夏好水川之战,在2010年以前的各类体裁宋夏史著述都有详略不同的表述。[①]在这些著作中,以王天顺(李范文)、李华瑞以及海峡两岸的军事通史对好水川战役的经过介绍最为详细,其他多数著作对好水川战役的过程交待比较简略,如吴天墀《西夏史稿》关于战事过程也只说明了羊牧隆城附近任福战死一事,对此前后的战斗未做叙述。战争与地理联系紧密,除陈守忠、鲁人勇、王天顺成果和《中国军事通史》之外,各著对好水川之战所涉及的地名的处理方式大致与《西夏史稿》相似,或未做注解,或注解简略。部分著述对好水川战役的战争形势配有地图,[②]但战场位置等重要地理信息的标示差异较大。自2010年以后,随着与好水川战役有关的古城址和战场遗迹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公开,关于这次战役的地理问题出现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讨论,[③]但笔者认为仍存在分歧和缺漏,有必要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的梳理和探析。

一、好水川之战的经过

对于好水川之战的基本过程,《宋史·任福传》、《东都事略》、《隆平集》、《涑水记闻》、《续资治通鉴长编》及韩琦《安阳集》所记较多,研究者所据史料相近,结论大同小异。

庆历元年二月,环庆路总管任福调任泾原路,“经制边事”,韩琦也正在镇戎军一带巡边至高平寨(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马原村[1](P397)),获知元昊在折姜会(宁夏吴忠预旺乡[2](P95))“阅兵”。韩琦判断西夏此番用兵的方向在山外(即六盘山以西)。等韩琦、任福等尚未充分会商谋议,元昊军队入界的消息传来。仓促之间,韩琦调集兵马,派任福于十二日出边。当时,参与出征的将领有:桑怿(泾原路兵马都监、内殿崇班、閤门祗候)、朱观(泾原路兵马钤辖、崇仪使、忠州刺史)、武英(泾原路都监、礼宾副使)、王珪(泾州都监、礼宾副使)、耿傅(参军事、将作监丞)。韩琦在任福出征前再三指示,宋军应当“合兵合势”。在进军路线和策略上,“自怀远城趋得胜寨,至羊牧隆城,出贼之后”。韩琦之所以采取这一路线和策略是因 “诸寨相距仅四十里,道近且易,粮草足供,如未可与战,则据险设伏,待其归,然后邀击之”。但任福到达怀远城、纳龙川时,正值镇戎军西路都巡检常鼎、同巡检内侍刘肃“与贼兵一溜战于张家堡南”。宋军小胜后,寻敌心切,任福放弃韩琦指定路线,转向张家堡以南进击。宋军以桑怿在前、任福在后,追击至日暮,合军“屯好水川”。朱观、武英为一军,“屯龙落川”,“隔山相距五里,约明日会兵川口”。[3](P10506)

据《涑水记闻》记载,十四日晨,任福等到达三川口,[4](P227)但西夏军队已由六盘山下返回三川口,“距羊牧隆城五里,阵以抗官军”。[5](P3101) 任福“乃知堕贼计,势不可留,因前接战,桑怿驰犯其锋,福阵未成列,贼纵铁骑冲突,自辰至午,阵动,兵马上山,欲据胜地,而伏兵自山背合击而下,士卒堕崖堑相压者众,桑怿,刘肃皆战死”。随后,西夏“分兵数千,断官军之后,福矢尽,铁简挺身决斗,枪中喉而绝”。西夏军队胜后,既而 “并兵攻朱观、武英”。双方交锋后,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兵四千五百,阵于观军之西”,同时渭州驻泊都监赵律,将瓦亭骑兵二千二百“继至”。朱观、武英所率宋军有数千,加上王珪、赵律两路援军,下午与西夏交战的宋军约有万人,所以参战人数超过了上午任福、桑怿在羊牧隆城附近参战的宋军。王珪“屡出略阵,阵坚不可破。英重伤,不能视军,贼兵益至,步兵从东先溃,众遂大奔,武英、赵律、王珪、耿傅等皆战殁;军士死者六千余人”。[6](P628)天黑时,西夏军队退走,朱观得以突围。

从好水川之战的经过来看,显然在十四日宋夏有两次大战,第一次在地名为三川口处,桑怿、刘肃和任福在此先后战死,朱观、武英所率宋军并未加入上午的战斗,朱观、武英“与(任)福战处相距五里,然福败死,不相闻也”。[④]从这些记录来看,任福、桑怿与朱观、武英在十三日夜相距五里扎营,但第二日早晨,任福先带兵赶赴三川口,朱观、武英既然不知道任福在三川口战死,中午前后很可能仍在前一日的驻地附近。西夏军队攻灭任福后,转而寻找朱观、武英一部作战。但是今人有关好水川之战的史实介绍中多出现对下午战斗忽略的情况,如吴天墀《西夏史稿》[7](P61)、苏正喜《西吉宋夏寨堡调查与研究》及其论文《宋夏好水川主战场再考证》[8](P17)、安北江《宋夏好水川之战问题再探》[9](P60)皆未提及下午的战斗。这是关于这场战役研究中分歧较大的一个问题;另外,关于好水川之战所涉及的羊牧隆城、怀远城、好水川、笼(龙)落川地理位置,尤其是关于两次战斗的主战场的位置的判断都有很多分歧。这些分歧影响到对好水川之战史实的理解和认识。

二、羊牧隆城、好水川主战场以及宋好水川位置辨析

首先是羊牧隆城附近的主战场的位置问题,这一问题又与羊牧隆城的位置问题联系在一起。

羊牧隆城,《中国军事通史》注释其在“今西吉兴隆西北” [10](P251),《西夏战史》注释在“今宁夏西吉县兴隆乡” [11](P137)。鲁人勇文虽未据文物资料,但参考旧方志和民国时期地图,推测羊牧隆城应在“今兴隆公社附近” [2](P95)。早在1984年,陈守忠在兴隆乡、将台乡实地考察秦长城时,留意过火家集和将台乡的宋代城址,陈氏结合史料记载,认为“若根据历史历史事件来考察,循任福好水川之役的进军路线去寻找,则羊牧隆城显然不在硝河乡半个城,而在兴隆镇的火家集”。可能是论文刊布时间较晚(1993年),这一重要认识和线索并未引起后来研究者的关注。[12](P219)今据文物资料,在兴隆乡北火家集乡处有一较大宋代城寨遗址,已命名为羊牧隆城址。[1](P468)安北江文并未采用文物资料,仍注释其在“今兴隆”。[9](P60)由于宋代文献所记任福战死的好水川主战场距羊牧隆城五里,所以羊牧隆城是推断战场位置的重要参考依据,如果无法确定羊牧隆城的位置,自然导致对战场位置推测的偏误。

既然羊牧隆城位置已知,便可以结合史籍记载和战场遗物的出土地点来推断第一个主战场的位置。推断任福战死的主战场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线索:首先,主战场距离羊牧隆城五里,方向暂时不明。第二,有记载称战场所在位置又名三川口,且是好水川与瓦亭川的交汇口。第三,近年来有关好水川战场的遗物发现的记录得以公开,这为提供战场位置提供了重要的新线索。若把这三个线索结合起来,找出满足这三种地理环境特征的地点,即可视为好水川第一主战场的位置。

近年来公开的有关好水川战场遗迹的考古和研究成果分别见于《中国文物地图集·宁夏分册》和西吉县文化馆苏正喜编撰的《西吉宋夏堡寨的调查与研究》(后文简称《调查与研究》)等。

据《中国文物地图集·宁夏分册》西吉县文物部分的介绍,在今兴隆镇陈玉田村西北,有4000平方米的文化层,“厚0.5~2.5米,可见大量人骨、马骨层层叠压, 曾出土铁箭镞、刀、刀柄等兵器”,认为“文化层可能为庆历元年(1041)宋与西夏好水川之战的遗迹”。[1](P470)另外在该县好水乡红旗村、红星村南50米处发现“地下遗留大量人骨、马骨,曾出土铜镞、剑、盔甲片、弩机等”,并认定为好水川战场遗址,“范围从杨河乡红旗村至好水乡红星村,东西12公里。主要战场在好水乡红星村南50米处,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中国文物地图集》在所列的“好水川战场遗址”条目下补充了《宋史》中任福全军覆没的史实,倾向认为该地为好水川主战场。[1](P438)在现有各类研究和所编绘的好水川战场示意图中,除了《调查与研究》结合了羊牧隆城址和兴隆镇陈玉田村的战场遗迹指出任福战死的好水川主战场在陈玉田村一带,但其他各书论述和地图中的战场位置与此都有较大偏离。

苏正喜在《调查与研究》中披露有战场遗物发现的地点有:兴隆镇镇政府[⑤]、兴隆镇粮库[⑥]、单家集村(分为单北村、单南村)[⑦]、单家后湾村[⑧]、王沟村[⑨]、陈田玉村[⑩]、杨茂村、姚杜村、马家嘴村[11]。但是《调查与研究》一书中并未留意到陈玉田村以东好水乡存在更大范围的战场遗迹的信息,所以并未指明好水川之战中另一重要战场的位置。结合这两种资料,笔者利用卫星影像地图,结合arcgis软件对羊牧隆城及其附近发现战场遗物的村镇位置进行了标示,绘制《宋夏好水川战场信息地图》如下。

宋夏战场失利(宋夏好水川战场位置再探)(1)

如图所示,今兴隆镇所在的什字路河的河口位置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西北距离羊牧隆城城址近三公里,该地位于今滥泥河、葫芦河和什字路河的交汇处,兴隆镇镇政府和粮库在上个世纪兴建房屋时发现大量堆积的马骨、人骨和兵器。这些信息更接近任福在羊牧隆城附近遭遇西夏军队时的地理环境。在兴隆镇东南沿葫芦河东侧和今好水川河谷的西段的很多地方都发现马骨、人骨、箭簇等战场遗物,很可能是混战过程中战场不断移动及宋军退却进入今好水川与西夏军队厮杀的遗物。据《中国文物地图集·宁夏分册》在杨河乡红旗村至好水乡红星村之间的十数公里的河谷范围都可视为好水川之战的战场地带,可能在这一带分布着大量宋代战场遗物。如此大的地域范围,说明参与战斗的人数很多,战斗持续时间较长,这与好水川之战中朱观、王珪、赵律各部与西夏作战的时间和方位有暗合之处。

从史料记载来看,十三日晚,任福和朱观的驻地在距离较近的两条河谷中,既然按照上文的推断,任福顺着宋代的好水川向西出现在今兴隆镇的川口,说明什字路河是好水川的可能性较大。况且什字路河中段有多条由南汇入的支流,这些支流所在的河谷距离南面今好水川的杨河乡、好水乡都较近,间隔距离与史料中所说的五里的情况也较为吻合。因此,在没有更多记载的情况下,认为今好水川是宋时笼落川、什字路河是宋时的好水川这一推测是合理的。

三、其他地名的讨论和好水川之战地图的再绘

史籍中涉及庆历元年好水川之战的的城寨地名有:怀远城、张家堡、德胜寨、陇竿城,德顺军城,以往研究者对于这些寨堡的位置也认识不同,以往成果中所附录的好水川战争示意图中地名位置多有分歧。

怀远城,鲁人勇文、王天顺《西夏战史》、陈守忠文、《中国战争史地图集》[13](P102)、苏正喜文、安北文皆注明在今西吉县偏城乡。据文物考古资料,今西吉县偏城乡尚存宋代城寨遗址[1](P469),笔者于2017年5月实地考察过,据史籍中相关的历程记载推证,为怀远寨寨址无误,庆历元年史籍中的怀远城与后来的怀远寨为同一地。但《中国军事通史》注释位置为今隆德县东南[10](P251),《中国历代战争史》也认为怀远城在今隆德县东南四十里。[14](P290)李蔚《简明西夏史》注释怀远城的位置为“今甘肃平凉以北” [15](P128),这些观点显然有误。张家堡,鲁人勇采用明代柯维骐《宋史新编》说法,即张义堡,今张易镇。[2](P95)张义堡处也有一翻越陇山内外的隘口,交通地位比较重要,在怀远城南,鲁人勇观点多被后人袭用。得胜寨,《军事通史》注其地在“今西吉县东” [10](P251),《西夏战史》注释称在 “西吉县将台乡” [11](P137)。但《中国文物地图集》认为得胜寨在今西吉县硝河乡西,故在今将台乡北。[1](P469)鲁人勇文注其在将台乡“稍北”。[2](P96)安北江亦认为其在将台(乡)北。[9](P60)对照《武经总要》、《元丰九域志》等书的里程记录,得胜寨在硝河乡西,《西夏战史》注释有偏误。陇竿城(德顺军城),《西夏战史》认为即今宁夏隆德县城,但是在配图中却将陇竿城标注在今静宁县县城位置,并同时在该位置注明德顺军,即文字说明正确的,配图则谬之太远,而《西夏通史》照搬了该图,所以这一疏误也出现在该书中。[16](P175)陈守忠认为笼竿城在今隆德县东峰台镇。[12](P219)仅安北江采纳陈氏之说,其他各书皆认为笼竿城即今隆德县,两地距离较近,对分析好水川战场位置影响不大。

关于好水川和笼络川的位置,上文已简略分析,下来说明以往研究中对两条河川位置认识上的分歧。

台湾三军出版社的《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十一册所附好水川之战的地图(图四〇五)将好水川标注在镇戎军正南略偏东,显然有误。《中国战争史地图集》中对好水川之战的记述非常简短,但认为好水川川口在今西吉东南什字路河口。该地图集所附地图标明两处战斗地点,比较靠近瓦亭川,但偏离羊牧隆城较远,同时,图中所绘制好水川上游有德顺(隆德)地名,所以很容易给人印象将今渝河当作好水川,而渝河汇入瓦亭川的川口在今静宁县县城附近,显然与史实不符。此外,该图与当地实际的河谷分布情况有较大偏差。《中国军事通史》中认为什字路河为笼络川,好水川在其北。照此推断,宋代的好水川应是今马莲川与什字路河之间的东西向河川,但该河川与瓦亭川川口已经在羊牧隆城址以北,且川口附近未有战场遗物发现。陈守忠对龙(笼)落川和好水川的位置也进行了讨论。陈氏称20世纪“70年代初在什字路河上游南面一条源流旁的观音店(亦称观庄)李家嘴村发现了任福墓,······。此一发现,证明好水川即今什字路河。······朱观、武英驻军的龙落川即什字路河北面的一条支流,具体地点在今大庄乡(亦称马家大庄)南。” [12](P220)因为史料中没有明确说明十三日夜晚任福和朱观两军驻地的方位,所以朱观驻地也有可能在任福驻地以南,此外,在什字路河的河川并未发现宋夏大战遗留的马骨、人骨、兵器等战场遗物,反而在今好水川发现大量战场遗物,说明任福、朱观与西夏军队激战的河谷在好水川。如果考虑到朱观所部并未与任福合兵参加上午在羊牧隆城南的战斗,今好水乡附近存在大量战场的遗物的事实更容易得出此地距离朱观驻地不远的推理。所以,今天的好水川更有可能是当时的龙(笼)落川。

经过对相关地名的梳理和辨析后,可以对好水川之战的形势和路线图进行重新绘制,如图。

宋夏战场失利(宋夏好水川战场位置再探)(2)

参考文献

[1]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宁夏自治区分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2] 鲁人勇.宋夏好水川之战的进军路线与地名考释[J].固原师专学报,1984(4).

[3]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 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9.

[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101页。

[6] 韩琦.安阳集[M].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

[7] 吴天墀.西夏史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8] 苏正喜、摆小龙. 宋夏好水川主战场再考证[J],西吉宋夏寨堡调查与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

[9] 安北江.宋夏好水川之战问题再探[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

[10] 罗琨、张永山等.《中国军事通史[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1]王天顺.西夏战史[M].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12]陈守忠. 河陇史地考述[M].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

[13]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中国战争史地图集[M].北京: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

[14]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M].北京: 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

[15]李蔚.简明西夏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6]李范文.西夏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注释

[①] 如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王天顺《西夏战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李蔚《简明西夏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白寿彝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李范文《西夏通史》(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宋、夏史专著,以及罗琨、张永山等编著《中国军事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和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等军事通史著作。重要论文有鲁人勇《宋夏好水川之战的进军路线与地名考释》,《固原师专学报》,1984年第4期)、陈守忠《陇山左右宋代城寨遗址调查》,(《河陇史地考述》,第213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②] 2010年以前研究成果中附有好水川之战地图的著述有:《中国历代战争史》、《中国军事通史》、《西夏战史》、《中国战争史地图集》及鲁人勇《宋夏好水川之战的进军路线与地名考释》一文。

[③] 《中国文物地图集·宁夏自治区分册》(国家文物局主编,文物出版社,2010年)和《西吉宋夏堡寨调查与研究》(苏正喜、摆小龙,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的出版,对羊牧隆城、得胜寨、怀远寨提供了新证据。苏正喜、苏宏《宋夏好水川主战场再考证》,《黑龙江史志》,安北江《宋夏好水川之战问题再探》,《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苏正喜《调查与研究》中附有地图,安北江论文附有好水川之战相关城寨位置及里程示意图,但没有绘制战争路线图。

[④] 关于朱观、武英与任福相距五里,有两种说法:一是十三日晚,两军扎营相距五里,一是任福战死时,朱观与任福亦相距五里。有可能是史籍记载混淆两事,也有可能是桑怿、刘肃战死地点较为靠近三川口,任福且战且退,在据朱观武英军五里处战死。从今天好水川一线发现的战场遗物来看,后者的推测更为合理。

[⑤] “2001年兴隆镇政府驻地修建房屋时,挖出人、马骨叠压层达1米左右。”《调查与研究》,第17页。

[⑥] “1999年兴隆镇维修粮库围墙时,挖出一个长度有100多米,厚度有1米有余的尸骨层,人、马骨相互叠压”。 《调查与研究》,第17页。

[⑦] “2009年西吉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发现修整农耕梯田时,(单家集北山)遗址内推出人、马骨,叠压层深60多厘米。另有铁箭头和一些铁器,因腐烂无法辨认”。 第18页。

[⑧] “20世纪70年代中期,生产队在东山后湾阻止社员开挖水渠时,发现了大量的人骨与马骨,一坑一坑地埋着,最厚叠压骨层达2米左右。1984年文物普查时,从白骨中还发现了成捆的铁箭头、铁质兵器和西夏铜头盔”。 《调查与研究》,第17页。

[⑨] “2003年王沟村南湾,西吉县扶贫办在机耕平田整地时,推出长20多米、宽3米多、深1米左右的深渠,全是人、马骨,有些马头、人头上还插有铁箭头”。《调查与研究》,第17页。

[⑩] “陈田玉村东500米处,农民打庄、整地、挖渠开沟常会翻出成堆的白骨。”17页。“陈田玉村北山崖边,农民取土时,还挖出耀州窑豆绿瓷盏、四系灰陶背壶、将军罐、陶灯、铁硫球、瓷片、铜(铁)箭、马刺、瓷蒺藜、铁甲、铁泡饰和一把铁刀”。 第18页。

[11] “好水川战场位于距离羊牧隆城不远的兴隆镇马家嘴、姚杜、杨茂地区,近年来,这一区域出土相当多人马骨头、箭头、宋夏钱币等文物”。 第17页。

【编辑】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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