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强教授谈乡村振兴（我眼中的乡村振兴）

2021年2月21日，在国家乡村振兴局亮相后，中央出台了2021年一号文件，提出民族要复兴，乡村要振兴，并对乡村振兴画了重点，指明了方向。

作为一名乡村振兴的实践者，邓飞曾两次获国家领导人颁奖。现在的他在思考：1、中国乡村到底发生什么？2、乡村和城市是什么关系？3、乡村振兴的牛鼻子问题是什么？

邓飞 | © 撰文

（一）

我的家乡，那个乡镇叫南大膳镇，在洞庭湖南边，据传北宋年间，钟相杨幺打败北宋军队，大摆筵席，连绵十里，最南处取名南大膳，最北处叫北大膳，后来都变成了乡镇。

我出生的村庄，名字叫同兴，即共同兴旺的意思。村子主要种水稻苎麻，沟渠里有鱼泥鳅黄鳝青蛙还有甲鱼，我经常看到几个人把沟渠两端一拦，拿来撮箕排干水，就捉鱼捉鳖。家里来客，爷爷带着一个淘米小竹篮，到潭里沟里搞两下，就有一碗小鱼小虾，和辣椒炒一个下饭菜——村里在最困难的三年，也没有饿死人。

村里有一栋可以容纳千人的大会礼堂，会放战争片，地道战地雷战渡江战，人头攒动，欢声笑语，也会看到大人们举起拳头大喊口号。最后一次，是骑着父亲的肩膀去抓阄，村里分田分地分工具，我依稀还记得还分到一些耕牛肉。然后，家家户户各自为战，伺弄自己两三亩田地，再无集体生活，也没有合作协同。大礼堂从此衰败，终究倒塌。

土地承包到户，确实令人振奋。爷爷每天都在田里地里干活，奶奶在菜地种满了菜，养猪养鸡，菜地后面还挖了一口鱼塘，养了很多鱼，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很多年后，我在山东邹平一个村里参观村办企业，村民们当年坚持集合土地，坚持机械化，把玉米做透，做成了一个巨大产业。大量农民被解放出来，做各类事务，走出一条不同土地承包到户的路子。而承包到户的方式，尤其是平原连片土地地区，走到今天开始遭遇质疑单打独斗，小农经济，是否应该重新审视和调整。

父亲招工去了镇上供销社，吃了国家粮，母亲跟着去了。我和爷爷奶奶生活，成为一名留守儿童，在一个村小学上学。学校到家约1公里，中午可以回家吃饭。每个村里几乎都有一个小学。

某一个黄昏，父亲用自行车把我带走了。后座上，我望着炊烟升起，想起奶奶叫我回家吃饭的悠长呼唤，想起和小伙伴们奔跑在长满紫云英的田野，想起捉鱼追逐田鼠，不由悲从心起，一路上低低哭泣。小镇的学校很大，每天早上吃很结实的馒头，食堂还分发豆浆——我只能说那个年代对学生真的很好。小学旁边是沅江市第四中学，和县城一中差距不大，方便本地学生就读。

一个县城，当年有7个高中分布在乡镇，为我们打开大门。很多年轻人，就是这样走向全国各地，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

80年代，苎麻一斤卖到了10元以上，它可以制成笔挺衬衣，很受欧美欢迎。村里盖起很多楼房，也有了彩电和摩托车。但1989年后，外贸受阻，村庄打回原形，很多楼房装修中断，呲牙咧嘴地矗立着。

小镇的好日子虽然到了头，但还是热热闹闹，晚上人声鼎沸。我终究不能融入小镇学校，转学去了外公村庄一个小学。外公村庄，基本都是他们龙氏家族占据，一路上，和各色亲戚远近招呼。

后来，我去了镇郊的一个乡村中学，校名叫向华中学，应该是华国锋当主席那几年盖的学校。和外公村庄一河之隔，每到枯水冬天，都看到很多村民来修整河道，把河泥一锹锹抛到两边河岸，避免河流淤积，村民们都在河里洗衣洗菜取水——兴修水利，还有走上湖堤加固堤坝，这是当地村民们应尽的义务。

再一次变故来自1992年。村里突然走了很多人，一夜之间安静下来。原来，广东沿海大发展，需要很多劳动力，薪酬是在家务农的收入好几倍。男人们成群结伴去了广州，进了工厂。女人们也跟着去了，据说有一些做了皮肉生意，之前她们被指指点点，但当她们披金戴银回来，得到了羡慕和礼遇——她们被一些人视为在外面混得好，有门路，很多家庭把自己女孩交给了她们，希望也可以增加收入。

女性们挣了钱，大多把钱寄回来盖房子。有一些爱面子的人也会去镇上买地盖房，还可以在一楼做店铺，做点小生意，为回家做铺垫——当年，很多人还是愿意回家的。现在，乡镇每一个人都渴望把房子买在县城，因为县城有本地最好的学校、医院和更多机会。

那几年，我每次经过另一个乡镇回家乡，司机总是会调侃说，马上经过鸡婆一条街。该镇，就在通往洞庭湖的一条大河边，当年是炙手可热的黄金码头，有小南京之称，但陆运发达后迅速衰败。

外公有两个女儿三个儿子。和所有乡村父亲一样，他希望儿女同堂，子孙绕膝，他可以安享晚年。所以，他耗尽心血，盖了三间大瓦房，每个儿子都有一间可以结婚生子，但一个新的时代来了，三个儿子陆续走出村庄，去了深圳、广州和长沙，历经种种艰辛，或被送到樟木头收容站，或被骗。

只有一个儿子最终回家，但也去了镇上，买了一台三轮摩托跑运输。他是当年村里很稀缺的高中生，他用心研究如何增加收入，被人戏称一个人用地笼捉走了三分之一的黄鳝。但一年下来，种地的收入太少，而种水稻搞双抢，太辛苦，做农民没有前途。

化肥农药进入了村庄，它们显然降低了种水稻的劳动强度，村民们不再收集菜叶厨余来沤肥——外公家院子那个沤肥池被填掉了。一个新的变故也发生了，河里的水不能洗菜蒸饭洗衣了，因为农药化肥也流到了河里，镇上开了一个麻类加工厂，那些年的乡镇企业一个个野蛮生长，无法无天，竟然把废水直接排河里，河水变黑，鱼虾死绝，还有股子气味。

每个家庭开始打井，抽水喝，井越挖越深。

河流被抛弃，村民们为了图方便，开始向河里倾倒垃圾——村里开始用上塑料地膜，各种塑料瓶被扔进河里，你扔我也扔，河流变成了一个垃圾场。春节枯水时，垃圾袒露，令人震惊。2017春节，我写了一篇文章，镇政府闻过则改，迅速清理了河里垃圾，让河流干净起来。

我读高中那几年，外公的大瓦房们最后萎缩成一个小屋，他和外婆变成了空巢老人，要照顾父母都在外面打工的孙女们。那几年，村里几乎都是像外公外婆这样的老人，带着小孩生活。公共生活几乎消失，唯一的娱乐就是打麻将或打纸牌。

没有爱，没有父母的陪伴，孩子大了，叛逆，不服管束，不愿意读书，打游戏打流（在社会上混），或赌博或吸毒或打打杀杀，等父母赚了一些钱回来，土地荒废了，孩子也荒废了。即使有一些孩子最后去城市打工，也因为没有学习能力和技能，难以流动。

几乎所有在外打工的，都想在家盖房子，尽量气派尽量大，即使家里只有一两个老人，所以被戏称“一楼老人住，二楼老鼠住”。除了攀比面子之外，他们还想为自己孩子准备婚房。他们显然是对的，因为没有一个婚房，在乡村的男生不可能找到对象。

乡村女孩越来越稀缺，男孩子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到城里打工，找到女孩，带回来结婚。父母们会想方设法获得孙子孙女，而多为留守儿童的年轻人们，没有做父母的任何经验，生了孩子后就丢给爷爷奶奶，继续在外打工或离婚走人——一些女孩觉得给男方家里留了后，就是仁至义尽了，空巢老人照看留守儿童这个内卷悲剧周而复始，在乡村上演一遍又一遍。

乡村里没有年轻人，而留下来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如何伺弄土地，土地抛荒或者流转给大户，因为要确保粮食安全，一些虾塘鱼塘被要求种粮食。村里根本没有产业，村干部们忧心忡忡。

外公经常说，幸运的是三个舅舅家都是女孩，她们不调皮，没有学坏，而是通过考学走出了村庄，各有幸福家庭。而我也考上了长沙一个大学，进了报社，有不错的薪酬，也就买了房子，娶妻生子，很快把父母接到身边。从长沙到北京，再南下杭州，我们一家人没有分开过。

对我而言，幸运的是外公和外婆身体尚可，没有癌症肿瘤等恶疾，儿女们共同出资雇请当地两位村民轮流照顾老人，他们获得了尊严，让很多村民羡慕。而我的朋友、原《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彦在2007年写下《贫困农村病患老人命运困局：自杀风气无奈蔓延》，记录了我们邻县、岳阳市华容县一些老人生病后不愿牵累家人，服毒或上吊或投水自杀。我们当时觉得这事好遥远，没想到前一段时间，益阳家乡多家养老机构暴雷，至少6千老人投入的养老金化为乌有，其中一位老人跳江自杀。

这个春节，村里再次传说随着镇子发展，外公村庄将可能整村拆迁，不批准新的建设。这次应该是真的，村民们在做新的打算，各谋出路，各奔东西。

（二）

2000年，我大学毕业后进了报社，后来去了《凤凰周刊》，凭借较大的报道尺度，我有幸跑遍中国大多数地级市，看见了乡村更多问题。

青海化隆乡村农民偷偷造枪，进入地下市场。湖北清江岸边，很多希望小学空置。因为污染，农民恶疾不断，公开报道的癌症村就有上百。著名的景区江苏周庄开了电子工厂，打工农民得了肺癌。工厂排放富砷污水杀死了云南阳宗海。和打工父母离开村庄去长三角的一些孩子遭遇拐卖。

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公益项目

2011年，我在贵州山里看到一些孩子在学校里没有午餐，只能喝凉水、吃干的方便面，眼巴巴看着老师手里那碗饭。这不止在贵州，云南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各地，普遍存在乡村孩子校园饥饿，让我很震惊，为什么改革开放30余年，还会有大规模孩子遭遇校园饥饿？

我很快找到了答案。

城市抽空乡村的人，乡村学校生源不足，多个学校孩子被集中起来，而孩子中午回不了家，年迈且还要劳作的爷爷奶奶也无法送餐到学校。学校、当地政府没有做好准备，也没有能力提供孩子午餐，本地商业无利可图，也就视而不见。

从孩子校园饥饿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窥见乡村问题，相当程度来自城市。换而言之，我们要解决乡村的问题，要实现乡村振兴，我们就必须认真审视和处理中国乡村和城市的关系问题。

那么，乡村和城市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认为，乡村从来都不是城市的附庸或者小跟班，而是平等的、独立的，有自身特色特点。如果把城市比成阳，如同一个男性，刚劲有力，积极进取，那乡村就是阴，如同一位女性，美丽温和，自然包容。

中国乡村的问题，甚至中国的问题，是阴虚阳亢的问题。1980年代，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采取先让一部分地区，先让一部分富裕起来，选择了中国沿海地区城市发展优先战略。

从商业文明积累、市场化程度到交易成本等角度，沿海和城市优先无疑是对的，只是我们过于猛烈打破了平衡——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制度性汲取了乡村资源——男人，女人，矿产和资金，导致了乡村的空心和空虚，进而导致了乡村问题丛生——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土地抛荒、养老困难、乡村文化丧失、生态恶化，恶疾增加，进而影响到城市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等。

我跳了起来，在微博上呼吁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从乡村走出来，我知道这些痛苦。稍感意外的是，微博帮助我连接了和我有相同生活背景和感受的无数人，我们行动起来，发起了一个叫免费午餐的公益项目。

2015年，看到沪昆高铁打通中国东西，我们从北京搬到杭州，借助长三角资源展开一系列公益项目，努力提升中西部乡村儿童福利。

三年后，我们开始筹建花开岭公益小镇。

花开岭设计图

我们认为乡村问题庞杂，一个团队力量微小，如同杯水车薪，我们需要联合其他正在乡村解决问题的人，用协作和共创的方法，去推动更大改变。

社会组织越来越有力参与解决乡村社会问题，只是不为人知。浙江有一个新湖慈善基金会，2018年出资8000万元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其他深度性贫困地区建设乡村幼儿园，服务全州幼儿。最近，基金会又策划一个乡村CEO计划——拟出资7000万元，在五年内培养约500名乡村经营管理人才，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数年的乡村实践，我们连接了400多个乡镇。乡镇领导人有热忱，不怕苦，想做事，但因为视野和认知局限，不知道怎么去解决问题。由此，我们就针对这个痛点，集中精力做好两件事：收集方案，帮助镇长。

针对一个个具体问题，譬如乡村粪污如何变成肥料，垃圾如何更好分类，乡村如何做各自产业，我们联合镇长组织一个个专题大赛，对政府、商业和社会组织喊话，集合优秀解决方案，提炼模型，再推荐复制各地。

今年春季期间的花开岭

数年下来，我们在结晶一个乡村振兴创新模型。

在湖北最为偏远的鹤峰县，我们为3万多儿童提供免费午餐，共计投入 4396万元，这些资金在当地采购食材，持续流通，产生较大叠加效应，

因为孩子得到照顾，孩子亲属心存感激，令官民关系得到改善，“上访都明显减少了”。各地捐款人和明星们持续进入鹤峰，做各类公益活动，销售当地特产有机茶，微博朋友圈短视频频繁传播了鹤峰，极大提升本地的自信、自豪感和影响力。一些年轻人留在家乡，做各类农业创业，而不只是去沿海工厂打工，而在外乡贤目睹家乡变化，开始愿意回报家乡或返乡创业——只要在家乡有机会，谁愿意抛妻弃子，在外奔波呢？

2018年，该县实现财政总收入4.93亿元，接待游客192.9万人次。在随后两年，当地为免费午餐筹款200万元。

据此，我们将其提炼一个“乡村振兴，慈善先行”新模式。

现在留居乡村的多为老弱病残，人心悲凉，能量虚弱，先不能下猛药，需要引入公益慈善，照顾老人，扶助孩子，通过真心实意的服务来温暖人心，搭建一个人人都可以参与的慈善平台，也吸引在外乡贤参与其中。如此，官民融洽，气血流通，才能凝心聚力。

人心齐整后，我们再看看本地特色经济资源、主要收入方式。而主要收入方式一般就是本地人最擅长做的事，我们只需要优化梳理，通过网络工具对接一个更大的市场，“一根针，顶破天”，集中优势兵力占领某一细分市场。条件成熟，再分枝散叶，开辟新的市场。

一个乡镇或者村庄，要持续发展，就必须要做到生态干净，让人感觉放心、轻松——垃圾有分类，粪污变肥料，逐渐减少农药化肥，用原生老种子，提升农产品的口感和品质，自然就会成为一个文明高地，组织本地儿童开展新劳动教育学习，在本地建立社群和影响力。

远销外地，还能立足本地，这个乡镇或村庄自然就富裕了。

温暖＋产业＋生态=自然富裕。

如今，我们在湖南攸县、洞口和江西三清山等地做共创试点。

（三）

乡村被掏空，城市也无法持续发展。

中央政府也在持续发力支持乡村发展。

2017年，执政党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2021年初，国家乡村振兴局宣布成立，基本就是国家扶贫办原有盘子。

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夏更生亮相

2月21日，中央发布一号文件，称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要点很多，我划出我们最关切的重点。

1、编制村庄规划要立足现有基础，保留乡村特色风貌，不搞大拆大建。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要因地制宜，稳扎稳打，不刮风搞运动。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上楼。

2、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把乡镇建设成为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实现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

3、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加强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发展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使用使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制度，推进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

4、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机制，对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开展乡村振兴实绩考核，并注重提拔使用乡村振兴实绩突出的市县党政领导干部。

中央发誓要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供水、清洁能源、数字化、村级综合服务设施提升，所需资金哪里来呢？

文件称：强化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投入保障，具体是继续把农业农村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进一步向农业农村倾斜。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并没有大包大揽，文件称发挥财政投入引领作用，支持以市场化方式设立乡村振兴基金。

除了欣喜和支持，我们也有三点建议。

1、乡村振兴要跳出来，摆脱城市化思维。

城市，顾名思义就是市集，各类资源聚集做生意的交易之地，它需要高铁、地铁、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楼，持续降低交易成本，它主要满足人的刚健进取。乡村则身处自然，有田野、沟渠和森林，产出农产，主要解决人的“终归诗酒田园”。

城市就是城市，乡村就是乡村。

乡村可以接受科技、新技术，但不能被城市牵着鼻子走。阴就是阴，阳就是阳，我们不能把城市化的思维强加在乡村，盖整齐的房子，修笔直的公路、用水泥硬化河流沟渠。

2、乡村振兴第一要务是乡村生态化。

和城市诸多优势比较，乡村最独特的优势就是生态。

乡村生态面临巨大挑战是：中国农业资源短缺,开发过度、污染加重，是较为典型的农药化肥农业。

据了解，中国农业污染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居民生活废物,二是农村农作物生产废物，包括农药、化肥、残留的农用薄膜和处置不当的农业畜禽粪便、恶臭气体以和不科学水产养殖等产生的水体污染。

以污染物之一的农用薄膜为例，中国是农地膜生产和使用量最多的国家，2014年中国农膜产量在196.64万吨，相比2013年增长率在16.87%。

如果不能保障乡村生态，到处都是垃圾、恶臭，自然美景也就是不复存在，食品无法安全，城市流量不敢进入，乡村只有死路一条。而让乡村干净、安全、生态，本地人民都可以参与，不需要新技能，也不费力，更让本地人受益。

为了保护村镇生态干净，富阳区政府提出“拆违建、清溪流，扫干净、堆整齐，种满园、点漂亮，增收入、人和谐”三字经，引导民众行动。

不管怎样赋能乡村，干净、安全、生态、和自然融合，才是乡村的根本，也是牛鼻子问题。

3、政府更多考虑如何让参与乡村振兴的人有利可图。

接下来，乡村振兴怎么搞？是政府自己搞，还是组织市场、社会等多方一起搞？

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一直以来，这都是执政党最令人称道的方法论。

掘壕迫近攻击、没良心炮、三三制步兵战术，坑道战，都是各部野战军战士在血火战场上的实践、试错和创造，帮助执政党打赢了解决战争。在改革开放期间，邓小平也是允许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勇于创造财富，包容犯错。一旦可行，就来总结提炼，形成典型或经验供各地学习推广，催生变革。

在乡村振兴战略里，乡村振兴分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等五个模块。现在不同力量，在不同模块里分别行动、探索和总结，持续有成果出现。

但归根到底，乡村要振兴，我们必须找到内动力，而内动力的关键就是人——乡村振兴行动中的利益相关者。

最想振兴乡村的人，是正在乡村生活的人，另一部分是想进入乡村的人。而后者又主要分成两类，一是想在乡村做创业的人，二是想在乡村享受田园生活的退休官员。

我们将该两类人称为“商绅”和“官绅”。

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开始松动政策，允许在外的乡贤（大多就是“商绅）可以回村继承父辈宅基地和房屋，去年，中央在全国104个县市区和3个地级市启动了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实现形式，实现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抵押、自愿有偿退出、有偿使用等，吸引乡贤回流。而“官绅”则因多种限制，鲜有还乡。

古代，皇帝一般都会支持或强制官吏告老还乡，带着自己积攒的财富、知识和人脉叶落归根，都将回归和润泽乡野，实现一个多中心分布式的乡村发展，客观上帮助皇帝改善本地治理，正所谓“天子守国门，官绅沃田野”。

中国各级退休官员如果可以顺利回到各自乡村，他们完全有意愿，也有能力支持当地政府发展本地医疗、教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发展本地产业——天量的乡村建设不能永远单纯依赖中央财政资金，他们或可成为一支奇兵，在各方面为乡村振兴创造独特价值。

不是所有官员叶落归根，但一定也有愿意回乡的。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退休后回到湖南老家生活。2010年，原南昌市长李豆罗回到老家乡村务农，自称“青岚农夫”，把村庄打造成一个文化旅游生态新农村，他说：“在这里，农村就是农村，农村就像农村。”

总之，乡村振兴不是政府单打独斗的乡村振兴。一个系统性问题，需要系统性思维去解决。它需要政府、商业和社会的协作共创，八仙过海，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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