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宋运来的故事（巴山秦岭觅忠魂）

巴山秦岭觅忠魂

姜启德

一、北上和谈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原解放区成了国民党军向华东、华北乃至东北发兵的重要障碍。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部署进行内战的兵力，蒋介石加紧包围和蚕食中原解放区，调集30余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将我中原军区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100公里的狭小地区。1946年夏秘密完成包围之后，蒋介石密令6月26日开始围攻，7月1日发动总攻，用48小时将中原军区部队一举包围歼灭。

中原军区奉中央“立即突围”之命令，于6月26深夜，开始实施突围行动，抢在国民党军7月1日发动总攻之前，展开了一场生死攸关的战略大转移。我中原部队历经32天浴血奋战，于7月底直抵陕南纵深，冲破强敌一道又一道铁壁封锁和严密包围，终于成功甩掉敌军的围追堵截，顺利完成战略转移；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歼”阴谋，且与陕北延安一南一北，对国民党西北战区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

国民党军眼见形势大为不妙，一面重新调整部署，加紧布防围剿；一面高调摆出姿态，打出“和谈”幌子，又是向我中原军区频频发出信函，又是不断派出飞机撒下传单，要求李先念将军派出和谈代表赴西安谈判。

8月6日，王震率部西进至木王镇杨泗庙地区宿营。这里距西安最近，只100余公里，经郑重考虑，王震决定派出代表赴西安谈判，遂立即着手物色人选。

高级别谈判代表，面对的是诡计多端、阴险狡诈、翻云覆雨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既要知己知彼、充满智慧、能言善辩、机智灵活、善用谈判技巧，更应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原则性，对党忠诚，立场坚定，勇敢无畏。所以王震在干部花名册上，首先毫不犹豫地圈定了一个人的名字——张文津。

年方39岁，时任三五九旅参谋长、中原军区干部旅旅长的张文津，是新四军五师的重要领导骨干，是我军叱咤风云的骁将之一。他不仅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和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当过新四军谈判代表，具有一定谈判经验，在王震心目中，这次的首席谈判代表非他莫属。

接着，王震又思忖一会，提笔在另一位年轻军官、时任中原军区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的名字后打上勾号。

吴祖贻年方32岁，是有名的青运、民运领导人，是我军文武兼备、能征善战的中级将领，与张文津一样，对新四军五师和鄂豫边区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王震特别器重和信任的优秀领导干部。

主要谈判代表确定后，王震考虑还得选派一位助手。派谁合适呢？在熟悉的年轻干部和战士中筛选一遍，最后在一位年轻干部的名字后打上勾号，这位年轻干部就是毛楚雄。

毛楚雄是毛泽东的亲侄子、毛泽覃烈士的遗孤。1944年冬，王震率支队南下时，毛泽东委托王震途经湖南时，将毛楚雄接出来，择机送往延安。1945年9月，王震率南下支队北返至湘北时，通知湖南党组织将毛楚雄从韶山接了出来，18岁的毛楚雄光荣参军，并随王震部队北返至大悟。1946年6月，毛楚雄随中原军区参加中原突围。

之所以选派毛楚雄，王震自有考虑。一来毛楚雄机智灵活、勇敢无畏，革命意志非常坚定；二来他是毛泽东亲属、烈士遗孤，要处处保护他，现在部队仍未摆脱敌军围剿，谁也无法预料前面还将遭遇怎样的险情。这次以和谈代表的公开身份，通过国军防区，比跟在部队游击、北上要安全得多。如果这次能让毛楚雄去西安参加和谈，其实就是送他去延安的最好机会，可谓一举两得。

人选确定后，王震当日便电告李先念和党中央。

二、神秘失联

然而，事件发展竟令世人瞠目结舌——我中原军区深信不疑地奉国军之邀，抱着极大的诚意，及时派出和谈代表赴约谈判；谁知，和谈代表张文津一行肩负使命、信心满满地从杨泗庙出发，进入敌占区后，竟如上天入地般突然消失得无踪无影。

按时间推算，杨泗庙到宁陕，再到西安，100多公里的路程，和谈代表翻山越岭，快速行进，到达西安大致需5至6天时间，或者最迟第7天无论如何应该到达。但不知为什么，7天时间过去了，没有和谈代表的任何动静。第8天，也就是8月14日，依然没有和谈代表的电报，也没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和国民党方面的任何反馈信息。

本来，亲手派出爱将和优秀干部执行这一事关两党两军战事的重大任务，王震感到非常的神圣和慰藉。加之送毛楚雄去延安，总算有了机会，他心里更是感到非常的愉悦。没成想，活蹦乱跳的几个大活人从自己眼皮底下离开后，竟然七八天时间没到达目的地，估计是出事儿了！事件引起王震极大的不安，他感觉事态严重，遂立即召集身边的将领和参谋人员座谈，分析案情。

与会同志分析了和谈代表可能遭遇的几种情况：一是途中可能遇上土匪或不法行帮打劫；二是可能进入秦岭原始森林因迷路而未能走出秦岭；三是进入森林深山不幸遇猛兽侵害而发生意外；四是可能遇到地方反动武装非法扣押。但王震最后得出判断说：“大家分析的有道理。这几种可能性都存在，但依我看，可能性都很小。秦岭一线属于敌占区，各交通要道均有胡宗南军队防守，尤其我突围部队进入陕南后，敌军更加强了戒备。排除其他可能，我和谈代表被国民党军无理扣押的可能性最大。反动派的本性难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这一判断得到大伙的基本认同。于是，当日，也就是8月14日午间，王震向延安发出请求中央设法营救的急电：

张文津等3人，已于7日由镇安之杨泗庙以九小组人员公开去西安，请设法营救。

党中央立即将情况电告当时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副主席和在北平军调部的我方代表叶剑英将军。周恩来和叶剑英异常愤慨地一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国民党方面确保张文津等人的人身安全，一面想尽一切办法进行营救，并发动舆论界广泛谴责、呼吁。

8月21日，新华社发布我和谈代表失踪的消息，对胡宗南的阴谋进行公开揭露。次日，延安《解放日报》以《蒋方阻我与第九小组联络，李先念代表被扣》的醒目标题，在头版刊登新华社报道的消息。然而，国民党南京当局和国民党军却矢口否认扣押，西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不仅谎称和谈代表失踪与其无关，还反诬我军不讲信用，对他的和谈要求置若罔闻，根本就没派代表前来会谈。

毛楚雄等和谈代表不幸莫名失踪，消息传开，他们的亲属、领导和战友无不感到揪心和痛苦。

身在延安的毛楚雄生母周文楠是从那天的延安《解放日报》上获得消息的。当日早间，周文楠刚一上班，同事、好友王英樵（后来成为她的丈夫）就拿着一份8月22日的《解放日报》，突然说：“文楠，我给你说个事儿，你别太难过。”

周文楠早已得知，王震率支队南下时，毛泽东已托付王震择机带毛楚雄到延安来。前几日又从毛泽东那里得知，王震已派毛楚雄参加和谈小组北上谈判，周文楠心里好不激动地一直期盼着某一天，儿子楚雄来到延安，出现在自己面前，并且按捺不住地将这一好消息告诉了好友王英樵。所以今日王英樵一看到报纸上的不幸消息，不禁倒吸一口冷气，镇静下来后，就赶紧拿着报纸来告诉周文楠。

周文楠拿眼看着王英樵，呆愣了好一会儿，点一下头说：“什么事？你说。”

“你儿子毛楚雄遇到不好的情况了。”

盼星星盼月亮似地盼着，谁知盼来的却是不祥的消息。周文楠接过报纸浏览了一下头版的标题，又快速地从文中找到毛楚雄的名字，立时像天塌地陷一般，头嗡地一下，差点晕倒。王英樵急忙扶着，劝慰好半天，周文楠才镇定了情绪。

那段日子，周文楠的心一直焦虑得像火一样烧着。她通过组织和亲友四处打听儿子的下落，但得到的消息依然是生死不明，心里就越发悲伤起来，只短短一两个月时间，整个人就瘦了一大圈。

与此同时，身在南京哺育婴儿的张文津的妻子洪学敬，突然从《新华日报》上得到丈夫率领的和谈小组被国民党军扣押的消息，心不由地揪了起来。为进一步证实消息的可靠性，洪学敬立即询问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董必武。董老心情沉重地说：“组织正在交涉。”过几日，洪学敬抱着婴儿，前往国民党南京政府，向丈夫张文津青年时期的一位好友、现为国民党军的一位高级军官打探消息。这位好友低头不语，沉默许久才沉痛地告诉她：胡宗南在扣押文津等3位同志的当夜，已遵蒋介石“立即就地处决”之密电，将3位和谈代表活埋了！

张文津与洪学敬是在1939年秋的一次庆功会上相识的。身为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独立一团团长的张文津，和在京山医院工作的洪学敬在会上同时受到表彰，两人一见钟情，并逐渐相爱。半年多后的一天，张文津买了肉，做了两样菜，请洪学敬吃饭，权当婚礼仪式，洪学敬就做了张文津的新娘。婚后不久，组织安排张文津赴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洪学敬随行，在延安上“女大”。两年后毕业，两人又回原工作地任职。

1946年6月，张文津任三五九旅参谋长兼干部旅旅长，告别即将分娩的妻子，随军参加突围；1月后，率谈判小组北上谈判。已转武汉分娩的洪学敬，就一直盼着日后带着孩子去延安见爸爸。谁料，爱人从此一去不返，孩子再也见不上爸爸了！噩耗像晴天霹雳，顿时将产后身体尚很虚弱的洪学敬击垮，她跌跌撞撞不知怎样回到自己的住处，随后病倒了。邓颖超和周恩来先后前来看望她、安抚她，才使她的精神慢慢振作起来。

一直殷切关怀侄子的毛泽东，此前已从王震给中央发来的电报中获知毛楚雄作为和谈代表之一，已随另两位代表张文津和吴祖贻北上。但时过一周，王震忽然又给中央发来急电请求“营救”，正在伏案工作的毛泽东得到这一不祥的消息，既震惊又焦虑，撂下笔，靠在椅子上闭目沉静好一会儿后，自言自语地说：“楚雄，你们不会有事的，或许正在深山里行走呢，中央会全力营救你们。”

但是，经多方努力寻找、营救，一直无果。毛泽东的心情不由地沉重起来。

一个多月后，也就是9月27日，南下近两年的王震率三五九旅突围部队进入陕甘宁边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习仲勋受毛泽东指示，接应王震部队返回延安。王震抵达延安后，直奔王家坪毛泽东住处。

“主席您好，我是王震，南下支队回来了！”王震一见到毛泽东，就立在窑洞门口激动地打招呼。

毛泽东急忙起身走过来，紧紧握住王震的手，上下打量着胡子拉茬、衣衫褴褛、满头长发的王震，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王胡子，你受苦了啊！九死一生，重返延安，了不起！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很好！”

两日后，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盛大的欢迎三五九旅胜利返回延安大会，毛泽东发表讲话说：“……你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敢顽强，深入敌人心脏，敢于和敌人作斗争，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大军的围剿，胜利返回延安。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二次长征。你们虽然牺牲了不少同志，但是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你们是党的宝贵财富，也可以说是从战争这所大学里毕业出来的优秀的大学生……”

近两年的浴血奋战和生死之旅，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肯定和高度褒奖，王震心里感到无比欣慰。但一想起毛主席托付的另外一件事，他的心情就不免沉痛起来。于是会后，他特意来到毛泽东面前，低着头极其内疚地对毛泽东说：“主席，对不起！您交给的任务，我只完成了一半，没有能够把您侄子毛楚雄带到延安来……”

自从得知和谈代表失踪的消息后，毛泽东一直很痛心地密切关注着这件事，心里也更加激起对侄子毛楚雄的怀念。但他心里清楚，王震选派侄子毛楚雄作为和谈代表，既是对毛楚雄的信任和关怀，更是出于好心，让毛楚雄尽快安全到达延安。至于途中出事，那纯属意外，谁也无法预料，怎么能怪王震呢！所以见到王震，毛泽东便不再提及这事。

但是，毛泽东不提及，深感意外和内疚的王震不能不提。此刻王震这么一说，毛泽东难过地沉默了片刻，然后紧紧握着王震的手说：“这事不能怪你，你已经尽到责任了。这个账要算在国民党反动派身上。”

毛泽东这么一说，王震内疚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才算稍稍平静和宽慰了一些。

三、秦巴追踪

中原军区和谈代表失踪案，是国共两党两军斗争中的一起重大事件。那么，张文津一行到底是在哪个路段失踪的？是什么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杀害了和谈代表？杀害和谈代表究竟是出自国民党当局的授意，还是地方反动武装擅自所为？种种无从解答的疑问，一直被搁置在历史长河中，成为中共党史、军史的一大历史悬案。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方面曾多方查找，因种种原因未获得可靠线索和直接证据。而坊间一直众说纷纭，有说国民党方面矢口否认，一定是为了灭口，将他们杀害了；有说毛楚雄不是赴西安谈判失踪，而是随王震部队西进途中掉队，被当地反动武装抓住杀害；有说3名谈判代表到西安后，被国民党关押，后又被押送南京监狱。更有不怀好意者，恶意泼脏水，诬称3名和谈代表当了叛徒，在胡宗南部队做事，1949年随国民党军去了台湾。1969年有关部门曾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获知在木王文家庙、杨泗庙一线，同时于8月7日出发并在途中被杀害的人有7人，其中3人被活埋于文家乡朱家沟村一个石灰窑里，另4人在两里路附近被害。专案组曾将这7名被杀害的烈士与和谈代表失踪案划上等号，并认定：被活埋于朱家沟石灰窑的3位烈士就是和谈代表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

出发地点吻合，被害时间和遇害区域也基本相符，于是很多人都认为八九不离十。然而，商洛地区公安处和镇安县党史办参与调查的部分同志却硬是不信那一套，认为这种说法不靠谱。和谈代表是以公开身份北上，从杨泗庙出发时并没换装，与这几位已化妆成农民的烈士的情况明显不符。再者，和谈代表与这几人的年龄、身高等特征明显有差异，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唯有实事求是深入调查，才能掌握接近事实本真的钥匙。商洛公安处和镇安党史办的同志，执着地坚持继续深入调查，历时3年，踏访20多个省市和镇安杨泗庙至西安沿线的40个公社和大队，进一步获得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和线索，并赴中央军委档案处查到可供佐证的当年王震与党中央往来的9封电报，最终排除1969年的调查定论，确认3名和谈代表遇害案与朱家沟石灰窑等地烈士遇害案无关。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因受种种条件所限，费尽周折的调查人员，无法获得解开和谈代表失踪案事实真相的直接证据，也无法获得朱家沟石灰窑遇害烈士中“最年轻”的那位烈士的其他证据，所以仍未查出最终结果而难下定论。

历史谜案悬而未解，真相究竟如何？一晃几十年过去，这个没有破解之谜依然还是个历史之谜。

中央领导和有关党史部门对此一直牵挂在心。亲人一直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究竟是怎么回事？张文津的遗孀洪学敬、吴祖贻的遗孀蒲芸湘、毛楚雄母亲周文楠等亲属心里更是一直悬着一个大大的疑问号。

20世纪80年代初，毛楚雄母亲周文楠和吴祖贻遗孀蒲芸湘，先后致信中央组织部，强烈要求再次彻查3位烈士下落，作出组织结论。时任中共中央胡耀邦、国家主席李先念、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王震等中央领导均作出重要批示，原中原军区第二纵队政委任质斌还专门给有关部门写信，指示全力协查。于是，一个由鄂豫边区革命史编委会、陕西商洛地区党史办、宁陕县委联合组成的中原部队和谈代表被害案联合专案调查组，于1984年初宣告成立，由此打响了一场巴山秦岭寻忠魂的特殊战斗。

近40年前发生的事件，年代久远，时过境迁，现在查找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要找到当事人、知情人，每获取一个有价值的线索，都如大海捞针。但调查组满怀对死难烈士的敬意和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一致发誓：“为告慰烈士英灵，再难也要上，不查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

为提高调查效率，加快进度，联合调查组周密研究、制定方案后，兵分两路，一路重点在谜案发生地陕南各县内查，一路赴外地各有关省份进行外调。

内查组根据资料和已得到的部分线索，从调查王震突围部队在镇安的行动轨迹入手，首先来到迷案发端地陕西省镇安县，沿着当年王震部队离开镇安县城后向西南挺进的路径，一步步由镇安向柞水、宁陕延伸。他们一面沿途发出公告，广泛征集线索，一面沿乡挨村走访当地老人，召开座谈会。对1946年8月在这3个县驻有国民党军队的所有要道、关卡、城镇、村庄进行地毯式走访、调查。由此专案组基本确定了3名和谈代表从镇安杨泗乡的杨泗庙离开三五九旅突围部队以后的行进路径，并获知文家乡朱家沟石灰窑发现的3位烈士遗骨，并非我和谈代表，而是中原军区干部旅奉命化妆于8月7日从镇安杨泗庙出发北赴延安的5名干部。他们分别是：解放军中原军区干部旅政委张成台、供给部部长吴先元及其妻子、供给部干部闵汉清、中原局副秘书长李其祥和一位青年干部罗文斌。他们化妆为农民途经文家庙时，不幸被当地反动武装扣押审讯，抢劫他们随身携带的财物后杀害。之所以在石灰窑只发现3人遗骨，是因另两人激烈反抗而被中途杀害。于是这一重大线索被调查组暂时否定了。那么，争议最大的最年轻的一位烈士，到底是罗文斌还是毛楚雄，则有待和谈代表遇害案查清后，才能最终作出结论。

与此同时，张文津烈士故乡——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也正奉省委领导指示，紧锣密鼓地安排部署调查工作。长期从事鄂豫边区革命史调查研究、眼下正负责“英烈传”的潘子君先生，勇于担当外调主帅，率众展开外调走访。

那么外调又该从何入手呢？没有可供借鉴的资料，也没有任何可靠线索，大家一时感到如老虎吃天，无处下爪。于是在正式展开调查前只好先做功课，从分析案情入手，寻找突破口。

经一番集思广益，有同志提出，寻找胡宗南部队秦岭驻军的去向，捕捉和谈代表遇害案的凶手，应该是个关键，得到大家认同。带着这一问题，外调组走西北、下西南，足迹几乎踏遍西北、西南所有省份。由此获知，“天下第一军”的胡宗南部队在解放战争后期，即1949年底的西南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消灭在川西一带——

1949年末，国共内战大势已定，国民党败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解放战争进入最后战略追歼阶段，战线由中北部深入到西部地区。1949年11月，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主力在第一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各一部的协同下，以大迂回、大包围的行动，向川黔进军；12月上旬，以凌厉攻势突破川东防线、攻克重庆。此时，胡宗南部正由陕、甘南部向成都方向撤退。为把敌人歼灭于成都地区，刘邓大军趁势以数十万劲旅，从东、南、北3个方向逼近川西平原，并以一部迅速抢占乐山、大邑、邛崃等要地，切断胡宗南及四川境内其他国民党军的退路。胡宗南遵蒋介石“严防死守四川”的命令，于12月22日召开紧急会议，部署作战计划，将部队兵分三路，分别去往康、滇方向和新津方向防守和突围解放军部队。可正当国民党各军奉命负隅顽抗之时，他们的主帅胡宗南却携幕僚丢下大部队逃到了海南。第二野战军以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发起成都战役，使成都地区国民党军30余万大军被歼灭的歼灭、投诚的投诚，全军土崩瓦解。至此，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支王牌军——胡宗南集团宣告覆灭。成都，这颗镶嵌在川西平原上的明珠，终于回到人民手中。国民党当局盘踞川西、待机反攻的企图被彻底粉碎。

弄清了胡宗南集团的覆没区域，外调组又从过去调查得到的线索中，捞出这样一条线索：西南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在西南军政大学及其分校成立了由贺龙直接领导的高级研究班和教导总队，专门训练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将领在收编之后余下的官兵。在中原突围中牺牲的中原军区供给部部长吴先元烈士之子吴生敏，当年在重庆原西南军区第二高级步校高研班二部任政治委员时，有人揭发过集训班中的一个胡宗南所部团长，曾执行过胡宗南的密令，杀害了我方姓张的和谈代表等3人的罪行。于是，外调组决定缩小“包围圈”，最终将目标锁定于天府之国川西。

四、烟海捞针

1984年国庆刚过，一架由武汉飞来的民航客机抵达天府之国的成都机场，从悬梯上徐徐走下一位两须斑白的老者。当日下午，一列由西安开来的特快列车抵达，徐徐走下两位年过花甲的女士。一出站，两人就打的直抵省委招待所，与先期到达的同志会面。他们是鄂豫革命史编辑部的潘子君和吴祖贻烈士的遗孀蒲芸湘及其好友徐邦敬。

原来，联合调查组正忙乎着内查外调时，蒲芸湘也没闲着，近期一条“三烈士被害于蓝田”的线索传入她的耳际，吸引着她正在陕西蓝田查访。结果，苦苦查访多日，才知消息并不确实。

正在这时，忽又闻知湖北调查组将赴川调查，蒲芸湘心里为之一振，便立即与潘子君取得联系，然后邀其当年开封女中同学、刚从开封教育局副局长岗位离休的挚友徐邦敬一起赶赴成都参与调查，从而形成赴川三人调查组。当晚，3人便一起分析、梳理此次调查的抓手和方案。虽不知这个杀害三烈士的团长何姓何名及其部队番号，且该团长已于1951年底镇反中被处决，要从浩繁的档案资料中查证，真是如同大海捞针。但大家还是痛下决心，无论如何要从大海里捞出这根“针”。

四川省公安厅领导得知是调查3位烈士遇害情况，高度重视，立即作出安排，并指定负责敌伪档案的刘玉英科长具体全程配合和协助。

这位刚过不惑之年、精明强干的女科长不愧为敌伪档案负责人，她熟悉很多情况，被同志们誉为“活档案”。接受任务后，她便热情而又娴熟地向调查组的同志介绍道：“解放初期西南军区在重庆山洞为集训国民党军官，成立了高研班和教导总队，先后集训国民党军中高级将领达数千人。西南军区撤销后，学院的档案材料一部分移交给四川省公安厅，一部分上送于公安部。而移交给省公安厅的这部分，后又移交给省档案馆。另外，有些学员集训后被遣送原籍或判刑处理，其档案材料则随学员移交给原籍单位或劳改机关。”

刘科长介绍的情况，虽然说明学员的档案材料去向不一，查起来不是一般的费事，但总算接近了源头，调查组的同志还是感到很欣慰。不过，要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查清那个无名无姓也无部队代号的杀害我和谈代表的反动团长，难度可是非常大。热情而又负有责任心的刘科长却一点不怕烦，表示全力协助和配合，她首先建议和引导大家先从公安厅后库和省档案馆查起。

于是公安厅派出吉普车，由刘科长带领直驱公安厅后库和省档案馆所在地。

十月金秋的天府之国，艳阳和煦，天高气爽。出了成都城，进入川西平原，就见一望无垠的田野，一派丰收繁忙景象。各种收割机、拖拉机在紧张地收割和运输着成熟的庄稼；绽开着一张张笑脸的男人女人们，尽情分享着收获的喜悦。

吉普车不急不慢地行驶着，窗外一幕幕陌生而又新鲜的风景不时映入眼帘，但车上的人却毫无兴致，一个个都沉默无语，各自想着心事。

刘科长有意打破沉默，好心建议道：“这阵市上正在组织文艺汇演，节目精彩纷呈，好戏连台，各位不妨先看几场文艺演出，再去查访吧？”

“不看，不看。没兴致。”几人异口同声地谢绝了。

经过都江堰景区时，刘科长又建议道：“这里离都江堰景区不远，请各位顺道去参观一下都江堰吧？”

“不去，不去。没心思。”几人又异口同声地谢绝了。

是的，大家的心思都在查案上，悬案查不清，吃饭都没胃口，睡觉都睡不香，哪有心思娱乐和游山玩水呢。

来到目的地，已是黄昏时分，调查组不顾疲劳，连夜与档案馆协商查阅档案工作之后，这才在附近的招待所住下来休息。

次日，调查组来到省档案馆阅案室，拿到厚厚3大本原西南军区教导总队和高研班4000多名学员名册。这些名册包括国民党各战区、各兵种的国民党军将校军官。调查组仔细阅过之后，却依然比较迷惑：这些众多的国民党军官，哪些才是胡宗南所部的军官呢？如果将这4000多名将校军官的档案资料全部仔细过一遍，恐怕一两个月也查不完；而且早期的团长有的战死、有的升迁为更高职务，如果仅查其中的团长，又很可能有漏掉信息的危险。

正当调查组陷入一筹莫展之时，刘科长又从公安厅后库中查到一份胡宗南部队解放战争后期的序列表。大家眼睛为之一亮，将序列表与花名册仔细比照，从4000多名学员中，摘抄出600多名胡宗南所部将校军官的名单及其基本情况。然后依照摘录名单，从省档案馆调阅对应的档案资料，这样就可省去许多无效劳动。

查询资料，须提前预约排队，这几乎是所有大型档案馆通行的规矩。据说近年各地因编写党史、专业史及地方志，前来省档案馆查阅历史资料的人非常多，造成应接不暇和场所拥挤不堪。故此，调查组排上号，起码要等上三五天。但档案馆的同志听明情况后说：“你们是调查3位烈士遇害情况，可以打破常规，优先查。”

调查组的同志松了一口气，感激地说：“你们向我们开绿灯，这是对烈士的尊重，我们一定抓紧时间，尽早查清。”

于是，调查组与公安厅后库的同志一道，按照600多人的名单，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资料中逐一查找。工作人员每天用小推车将一大捆一大捆的胡宗南所部将校军官的档案资料送到调查组面前。调查组的同志一袋一袋查阅后，又由工作人员一一送回原位。

能直接接触原始案卷，亲自过目查阅，真是非常难得。调查组的同志心里感到由衷的欣慰。一连多日，每天一头钻进档案“烟海”，聚精会神地翻阅每一本厚厚的案卷，从早到晚，几乎连头都难得抬一下。虽然一个个都感到非常劳累，但就像是打仗，越是快接近胜利，越是不得松懈；就连上卫生间都是匆匆小跑着去，又匆匆小跑着回来。脖子僵了，拧一拧，接着翻；眼睛涩了，揉一揉，又继续；几乎一刻都不肯停下来。刘科长笑说：“你们简直就跟打仗一样，在历史档案的烟海里擒拿凶手。”

但是，连续奋战5天，调查组按筛选的名单，查遍省档案馆所保存的胡宗南所部240多份将校军官的全部档案卷宗，胡宗南内部派系的尔虞我诈，敌特活动的阴险和残暴，以及对共产党人、革命志士的残酷镇压等累累罪行，历历在目。但令人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发现杀害我3位和谈代表的凶手资料及相关的蛛丝马迹。调查组只好失望而返。

线索又一次中断，下一步不知该如何动作，回到住地，大家一个个情绪非常沮丧。

刘科长看到大家脸上的难色，为帮助大家梳理线索和寻找新的查访途径，她也焦急地动起脑子。思虑良久，刘科长建议道：“据我所知，原胡宗南所部的高级将领，有几人现仍在成都工作，咱们不妨去走访一下？”

调查组的同志一听有门，用四川话欣然说：“要得，要得，也许他们能知道点情况。”

刘科长联系后，省政协办公厅、省委统战部、省政府参事室等有关部门也很给力，立即协调安排，很快提供了多名有关人员名单。调查组马不停蹄地一一进行走访、座谈，但出乎大家意料，得到的答复不是“没曾听说过”，就是“听说过此事，但不知详情”，没有一个人能提供一点有价值的线索。

又一次陷入失望，调查组和刘科长都一时不知所措。就此罢手，心有不甘，再行调查，又不知从何入手。

各自思虑许久后，再行合议时，大家终于又分析梳理出新的线索——当年处决胡宗南所部的那个团长，是由西南军区公安部执行的，现在的成都军区军事法院说不定会保存着有关案卷。这个思路显然是对的，潘子君眼睛一亮，欣然说：“对，这个线索很有价值！我们应该抓住。”于是，大家抱着一线希望，又马不停蹄地前往成都军区军事法院查访。

成都军区军事法院属于军内执法机关，一般不接待系统外人员。但当得知此次是调查三烈士遇害情况，军事法院便破例受理查访，当即安排专人、第二法庭的李天明法官具体负责接待和配合。

李天明法官询问情况后问道：“请问你们知道要调阅案卷的案号吗？”

调查组的同志都摇头：“不知道。”

“知道罪犯的具体姓名吗？”

调查组的同志又都摇头：“不知道。”

李天明法官说：“按常规，查阅案卷，须提供案号或当事人姓名，然后直接提取所对应的案卷，这样相对比较省事一些。你们既不知案号，又不清楚罪犯姓名，那就得采取笨办法，从头齐齐地查。我们可以把50年代初镇反期间所有的刑事案卷都提供给你们，你们慢慢查，只是这样查阅量就很大了，查起来非常的辛苦。”

调查组的同志说：“没事。我们全部查，有多少查多少。查阅量大不怕，这事本身就是大海捞针咯。”

次日，李法官就率几名工作人员，赴郊县军事法院档案库将有关案卷全部调出。第三日一上班，调查组来到军事法院阅卷室，工作人员就已将部分案卷摆在了大家面前。

李天明说：“一次签领30份，你们3人每人阅10份，阅完归还后，再签领30份。这样不会混淆、乱套。”

依照李法官的吩咐，调查组的同志立即进入角色，阅卷工作就又紧张有序地开展起来。

连续阅卷，一天要坐十几个小时，且精力高度集中，人人都感到腰酸背痛、头昏脑胀，眼睛也像滴了涩柿子汁似的干涩难忍。但大家却像阅读一部部好看的小说一样，整天手不释卷地翻了一袋又一袋档案，徜徉于案卷的字里行间，苦苦寻觅所需要的文字而难以自拔。

一个30份，又一个30份，一袋袋案卷从1号拿到了200号、400号、600号……直到10月22日上午，眼见近700袋案卷只剩下20余袋，大家的心不由地又揪了起来，难不成，这最后的希望又将落空！大家实在不想遇到这样的结局，每个人都忐忑不安地继续翻着手头的案卷，多么希望期待的字眼从自己手头的案卷中跳入眼帘。

到了午饭饭点，见大家迟迟不离座，像扫雷一样，仍全神贯注地扫视着一页页案卷内容，李天明法官催促道：“各位先吃饭吧，吃了饭再查。”

可大家失神地望着剩下不多的案卷，希望全都寄托在这上面了，哪还有吃饭的胃口呢，都摇着头说：“快查完了，查完再吃饭。”一个个把饥饿和疲劳置于脑后，依旧埋头翻阅着手头的案卷。

五、锁定凶手

希望渺茫之时，往往正在于最有希望。就在这个时候，年近花甲的潘子君像坐着弹簧椅一样，突然被弹跳起来，他双手捧着一份案卷，近乎失态地大声说：“找到了！找到了！”

潘子君自担负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工作以来，负责完成了辖内许多革命英烈的生平事迹收集，但由于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3位和谈代表当年遇害详情、结论一直模糊着，生平事迹终究无法划上句号，他心里不禁一直抱憾至今。如今终于由他亲手查到实情，仿佛就像扳正了一桩历史冤案一样，眼眶立时涌满激动的泪花。

调查组的其他同志和在场的工作人员立即凑过去。果然，这份案卷中我和谈代表遇害基本事实的记叙文字映入眼帘。虽然案卷当事人不是事先掌握的那个团长，而是另一名国民党军官，但情况和事实却是一码事儿，两人同为杀人凶手。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却很费工夫！”终于发现正规而确切的历史证据资料，大家的心情一下像潮水一样激荡不已，个个不由地欢呼雀跃起来。

已同大家一起连续战斗近一个月，而几乎精疲力尽的吴祖贻烈士遗孀蒲芸湘没有欢呼雀跃，她用颤抖的双手接过案卷，顿时热泪盈眶、悲喜交加。

1941年，蒲芸湘在任湖北汉川、黄陂区委书记、县委妇女部长时，与时任鄂豫边区党委常委、民运部长的吴祖贻相相爱。不久，两人在组织安排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两年后，小两口喜得一子。可是，敌后残酷的战争环境，无法将孩子带在身边抚养，便将刚满月的孩子寄养于南阳的一户人家，然后各自奔赴工作岗位。

中原突围前，蒲芸湘奉命撤离。她化妆成农妇，经苏北来到山东。不久主动请缨赴东北绥化县，参加土改运动。后又响应党的号召，投身于东北地区工业建设。

1946年冬，身在东北的蒲芸湘惊悉丈夫吴祖贻一行和谈代表失踪的噩耗，万分焦虑的她，立即致电中原局询问，后又赴数地当面向原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王首道、伍修权和陈少敏等同志了解情况，得到的答复都是4个字：“下落不明！”

新中国成立后，蒲芸湘一直饱受委屈，说是烈属，却没获得烈士证书，也从未领过抚恤金，孑身一人将烈士遗孤抚养成人。尤其“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些人动不动就来盘查，动不动就来审问。由于说不清、道不明吴祖贻烈士的殉难真相，蒲芸湘夫妇就被诬为“假烈士、假烈属”。屈辱、愤怒和悲痛像一把把刀子将蒲芸湘的心捅得遍体鳞伤，才过不惑之年的她就已满头白发。但她始终坚信自己的爱人和战友对党忠贞不渝，爱情与使命的火焰在蒲芸湘的心中始终没有泯灭。她发誓今生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找到爱人下落，见到爱人遗骨，纵使自己拼到最后一口气，也要了却这一大心愿。

掐指一算，整整38个年头了，蒲芸湘几乎从未停息追寻的脚步，从关外到关内，从华北到西北，下到边远山区农户，上至中央国家机关，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几年前退休后，她更是全身心地投入查访，四处奔走，却终不得其详。

现在，总算获得和亲眼见证了与此案有关的确切证据资料，一扫长期弥漫在蒲芸湘心头的阴霾，终于在有生之年，还了爱人一个清白，给了后辈一个交代，她那汹涌在心的感情潮水怎能不决堤奔流！

她的好友徐邦敬急忙双手扶着她，也不禁流出了欣慰而又悲伤的泪水。

“真是不容易！”给予全力协助和配合，并终于查到了所需资料，李天明法官同样感到非常欣慰。分享收获的快慰之后，他再次提醒大家，“现在该吃饭了吧？”几人这才像考古获得重大发现一样，抑制住激动的心情，边议论边一起走进餐厅用餐。

饭后，通常是要休息一会的，可现在，大伙心思却被案卷中的资料紧紧地拴住了。撂下碗，谁也没回宿舍，而是不约而同地折身返回阅卷室，忙乎着又是拍照，又是复印，又是摘抄。潘子君先生警告自己，也叮咛大家：“一定不要漏了，每个字都是如山的铁证！”大家细致而又谨慎地将发现的有关资料全部获取，并办妥手续之后，这才起身回到宿舍。

调查组此次调查获得的重大发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军法处1953年5月20日法字第0202号判决书，以及与此相关的受训人员审查表。此案卷展现了三大关键性证据——

证据之一：西南军区军法处对罪犯韩清雅的刑事判决书。判决书称：反革命罪犯韩清雅，男，现年40岁，河北琛县人，1938年毕业于战干团，历任国民党部队中尉干事、上尉政指、少校团指导员、新闻室主任等职。该犯1946年在匪61师181团少校团指导员任内，在陕西省宁陕县参与秘密杀害我李先念、王震将军派往西安参加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的和谈代表张文津参谋长等3人。

证据之二：罪犯韩清雅1951年在“受训人员审查表”中供认的事实：1946年8月，伪61师181团在陕西省宁陕县截击中原军区李先念将军的部队时，驻东江口镇该团4连发现穿灰军装的3名新四军和1名农民向导，送交团部后，该犯即对其扣押审讯，知为李先念将军应胡宗南之邀派往西安的和谈代表。后经请示，胡匪宗南电准“就地秘密处决”。当晚，该团团长岑运应命4连连长李清润执行。

证据之三：原胡宗南部61师181团营长邹孝珊的旁证：1946年8月的一天，181团驻防宁陕县东江口镇时，该团4连连长李清润发现了3个穿军装的新四军，另有一个青年农民前边带路。李清润将他们送往团部后，岑团长指派少校团指导员韩清雅负责审讯。新四军中年上校拿出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的符号、旗帜、证件和国民党方面给李先念将军的数封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和谈的邀请信函。从证件上看，中年上校是军调部汉口第九执行小组的新四军方面代表，姓张，名文津。

3份铁证明白无误地向世人揭示了秘密杀害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3位和谈代表和农民向导肖善义的凶手及罪证，也使人们最终明白三烈士遇害的第一现场，是秦岭南麓陕西宁陕县东江口，被害时间是和谈代表出发后的第4天，即8月10日晚。

于是，外调组又遵中共湖北省委和鄂豫革命史编委会领导指示，与鄂豫革命史编委会秘书长唐礼节一道赴陕西商洛，会同商洛地委赴江口镇进一步查清三烈士的具体遇难、埋葬地点。

12月1日，联合调查组到达宁陕江口镇。宁陕县委遵安康地委指示，立即安排县委办公室主任王兴堂、统战部副部长燕凤舞和县党史办的毛明庆3人赶赴江口协助调查。

六、江口起底

江口镇是秦岭腹地的回族小镇，地处秦岭南麓中段、旬河上游，位于宁陕县东北85公里，距西安103公里，东临金川镇、西接皇冠镇、南与旬阳坝镇相接、东北与广货街镇及户县涝峪镇为邻。1959年西万公路通车，公路穿镇而过，然后如蛇一样蜿蜒盘旋于秦岭大山之中。

江口，始于秦末汉初，发源于秦岭山谷中的两条小河，西侧的一条叫江河，东侧的一条叫月河。出口处在此与旬河汇集，故称“江口”。又因陕南有两个江口，为避免同省重名，古人便将位于汉中留坝的江口称为“西江口”，宁陕县的江口称为“东江口”，简称“江口”。江口四面环山，江河、月河、旬河3条河流呈“丫”字型汇聚于此，潺潺南下流入镇安县境内。

江口地处秦岭深处，自古就是沃野关中通往巴蜀的咽喉要道，早在《战国策》里，就有“栈道千里，通于蜀汉”的记载。秦汉时期，秦岭山中5条古栈道之一的子午道就经过此处。如今山谷间悬崖上，古栈道遗迹依稀可见。一夫当关，万夫莫克。江口的特殊地理位置就注定成为西安向南穿越秦岭的必经之路，因此一直是历代兵家镇守西安南大门的军事要地。内战期间，一直是国共双方拉锯战的中心地带。

来到江口这块充满神秘色彩的小镇，联合调查组的同志顿感肩上使命的圣神，因为小镇的神秘面纱将要由他们亲手揭开。

次日上午，江口老居民座谈会在江口区公所举行。

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战乱变迁，生老病死，38年前在镇上的老居民已所剩无几，应邀前来参加座谈会的只有6人。当年，也就是1946年前后，江口镇驻守着什么部队？调查组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询问。与会的6名老居民都说，解放前两三年，国民党在镇上的军队很多，车来马去的，也不知道是哪部分的。倒是有一位当年在镇上开过杂货铺的老居民提供了有点靠谱的资料。

这位老居民用手捋着长长的胡须说：“我记得民国35年大热天，镇上驻着大盖帽的国民党正规部队，一色的美式装备。”

“那你记得是国民党哪部分的部队？部队番号是什么？”调查组的同志问道。

“不记得了。”老居民摇着头说。

“那你记不记得镇上的国民党军队杀害我新四军人员的事儿？”

“不记得了。”老居民依旧摇着头说。

另一居民插话说：“记得1947年，镇上的国民党军捉到过一位姓丁的新四军排长，被枪毙在镇边的河滩上。其他的就不知道了，也没听说过。”

老居民座谈会满满地开了一上午，调查组的同志从多个侧面反复启发、引导各位老者思索、回忆，却终未获得接近实质的信息。

下午，接着召开另外一个座谈会。参会人员为当年在国民党乡公所任过职的乡保人员。

一如老居民一样，因时隔38年，乡保人员大多死的死了，该镇压的镇压了，只筛选出6人，有2人因故暂时来不了，只来了4人参加。这4人中，一位在乡公所当过口粮干事，按说应该知道点情况，谁知调查组寄很大希望询问时，这人却像患着老年痴呆似的，懵懵懂懂地一问三不知。其他当过乡丁、保丁的3人，也是你望我、我望你，拨浪鼓似地摇着头说：“不知道。不记得。”乡保人员座谈会开到下午3点，也是毫无头绪。

莫非罪犯韩清雅的卷宗材料有误，杀害三烈士的事件并非发生在东江口？抑或国民党杀害我3位烈士，就那么天衣无缝，不露一点蛛丝马迹？联合调查组的同志脑海里不由地打了一个又个疑问号。

还好，正当座谈会将要宣布结束时，门口走进一位拄着拐棍的老人，使得调查又峰回路转。

礼让老人坐下后，统战部的燕部长轻声介绍说：“这位是邓耀俊，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关口乡公所的副乡长，现在是县政协委员，是位老中医。”

调查组抱着一线希望，询问道：“邓老，请问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东江口驻着什么部队？”

邓老先生没正面回答问题，却反问道：“你们是不是调查李先念将军派的和谈代表在东江口牺牲的情况？”

“是的。你知道情况？”大家精神为之一振，不禁异口同声地问。

“这件事闷在我心里已经38年了。”邓耀俊撂下这句话后，若有所思地卷一支“喇叭筒”，用火柴点燃后，吸一口，这才边回忆边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情况：

“那是1946年秋的一天，我在江口乡公所看到，乡队副兼防空哨长唐进玉正在拷打被捆绑的一位与部队失散的新四军战士。小战士看上去很年轻，有20来岁，被打得浑身血迹斑斑。听口音这位战士是我湖北家乡人，我实在看不过眼，念在乡亲关系上，我便把唐进玉叫到一旁悄声说：‘个把人坏不了大事，何必这样对待人家，还是放了算了吧。’唐进玉神秘地说：‘这算什么，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呢！’我问：‘更大的事是怎么回事？’唐进玉这才说：‘共产党、新四军的和谈代表赴西安谈判，国军叫乡长石星一和我们几个给活埋在城隍庙背后了。’唐进玉向我讲这件事时，还再三叮咛：‘咱俩是知己朋友，才告诉你这个秘密，千万不要对别人说。’”邓老先生讲完后，强调：“唐进玉给我讲这个事，我记得清清楚楚，从没对人说过。”

总算有了实质性进展，调查组的同志都不禁相视一笑，正准备再询问细节时，又一位看上去约有70多岁身体比较硬朗的老汉走了进来。燕部长又悄声向调查组人员介绍道：“他叫石友成，过去当过国民党的副保长和民团的小头头，解放后被判刑5年，送新疆劳改农场劳改。刑满后在新疆就业，前年才回来。”

还没等调查组的同志开口询问，参加座谈会的其他几个老头便都打招呼说：“石老头，你记性最好，看你记得不记得？”

王主任接过话问道：“老石，大家都说你记性最好，你记得不记得民国35年大热天，江口镇上驻了国民党哪些部队？”

石友成点一下头，点燃他人递给的烟，吸几口，开言道：“民国35年夏天，县保安团调防不久，镇上驻的是胡宗南的部队，番号是181团。团长姓岑，叫岑应运，团部就设在镇上张文堂家里。那时镇上驻有181团的4个连……”

听石友成这么一说，那个当年当过乡保所口粮干事的一问三不知的老汉连忙插嘴道：“我记起来了，记起来了。那时国民党两个连驻上街学校，两个连驻在盐店街后边的土包上，周围有5座炮楼，把全镇上下都封死了。”

王主任于是就触及实质地问道：“老石，那你还记得不记得，当时181团曾经杀害我们新四军没有？”

“我记得。我记得当时他们秘密杀害了新四军谈判代表这回事儿。”

石老先生记性果然不凡，他又吸几口烟后接着说：“那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江口街上，从南边沙坪方向来了4个人，3个穿灰军装，其中两个骑着马，另一个是他们请的农民向导。来人称是共产党王震派的和谈代表，岑团长于是就带领部队到镇南边的魁星楼前迎接。没过两天，我听说和谈代表已到西安了，便对江口区区长姜捷三说：‘这下好了，谈判成了，就不会再打仗了。’姜捷三却说：‘和谈个屁！和谈代表早就这样了。’随即用手向下一劈，示意这几人被杀掉了。事后，我见城隍庙后的沙坝上有三四个隆起的像是埋了人的新沙堆，便问乡队副唐进玉那里埋的是啥人？唐悄声说：‘是共产党的和谈代表，还有那个当向导的农民。’”

石友成与邓耀俊讲述的情况基本一致，而且提供的烈士埋葬地点也不约而同。情况基本有了眉目，调查组于是就立即前往现场查看。

走出区公所，刚到斜对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块“G103”公里的路碑，公路旁有3间平房。石友成与邓耀俊就指着前方说：那几名烈士就埋在那3间平房下面。原来那里是一片河滩，后来，该地扩建公路，1976年江口搬运社才在公路旁建起了3间平房。

原来这就是烈士遇害的第一现场！调查组的同志走近平房附近，仔细观察，一个个心情不由地沉重起来。真是不敢想象，当时3位烈士与敌人进行了怎样一番严正斗争和较量，刽子手们向烈士下毒手时，又是怎样一幕血腥、凄惨景象！而今，站在勇士殉难地点，仿佛地下仍震响着烈士不屈的呐喊，身旁的河流仍在流淌着烈士们的鲜血……调查组的同志沉默许久，无限感慨地说：“终于找到了烈士遇害的第一现场，可以告慰长眠地下的英灵了。只是发现的太迟太迟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烈士遗骨埋葬地，可眼见3间平房，大家又犯了难，烈士遗骨究竟在不在平房下面，咋个见证？就算在平房下面，可这么被压着，又如何找出来呢？有人说，可以从下面打洞，或者干脆把平房拆了。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众人赞成：“该拆！该拆！反正这房子建的很不合适，镇里镇外这么大的地方，哪里不能建，偏偏要建在烈士遗骨上面！”

正当大家来到近前观察着、讨论着的时候，有人把当初负责建此房的孟洪找来了。孟洪走进人群，调查组的同志问道：“老孟，听说这3间房子是你负责建起的，当时你见没见到下面埋的有人骨？”

孟洪已经听人说有调查组前来调查和谈代表在江口遇害的情况，调查组这么一问，他便点着头肯定地说：“见到了。1976年我们搬运社要建房，寻了几个地方没寻到合适的，最后才选定在城隍庙后面这地方建。工人挖地基时，挖着挖着，猛然挖出了人骨；再一挖，又发现了一些。我就让都挖出来，最后挖出了一堆。因我不知道都是些啥人，以为是无主荒坟，出于人道，我将人骨一一收殓起来，装在一只大撮箕里，然后去找来忠厚老实的谢满银，委托他在镇外重新寻个地方掩埋一下，谢满银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孟洪说到这里，人群里立即就有人责备道：“唉！老孟你看你弄的啥事嘛，这么随便挖、随便处置。这几人是我军和谈代表、革命烈士哩！咋对得住他们？”

孟洪低着头，沉默一会儿自责道：“唉，我也就是混！当时不清楚是些啥人，就没多问问别人，也没向政府报告。要知道是和谈代表、革命烈士，咋着都不会侵扰他们，就肯定不在这里建房了，一定会好好保护他们的。”

潘子君安慰道：“这事也不能怪你，是历史造成的。你总算把人骨收殓起来，且安排人妥善迁埋了，你这么做是对的，体现了起码的人性道德。要搁着一个缺德的人，恐怕就将这些不明人骨压在平房下不管了，或者随便扔了，或者随手倒进河里，让大水冲走了。这都有可能的。”

王兴堂主任接着说：“老孟你也甭后悔，后悔也没用。你直说人骨后来埋啥地方了？你帮我们把烈士遗骨寻着就对了。”

烈士遇害的第一现场确认了，联合调查组和在场的人们关心的是第二现场，即烈士遗骨移埋的确切位置，于是都向孟洪投去期待答案的目光。谁知孟洪却摇着头说：“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事后我没问过。谢满银去年已经去世了，可能没第二个人知道这事儿了。”

接近本真的线索链又断了，联合调查组的同志面面相觑，心里都不由地泛起失望的涟漪。

正在这时，站在外围看热闹的一位当地中年人突然喊道：“我想起来了，有个人知道这回事儿。”

调查组的同志急忙走上前，问道：“那就好，你请说有谁知道？”

“生产队长丁祥禄知道。”中年人说，“我听他说过这事，当时是他陪同谢满银一道去镇外埋的那一撮箕尸骨的。才七八年时间，他应该还能记得。”

线索链终于又衔接起来了，调查组的同志这才松了一口气。王主任一看表，早过了晚饭时间，便说：“那咱先吃饭，吃了饭再去寻丁队长。”调查组的同志就相跟着进了镇上的一家饭馆。

饭后，调查组踏入了丁祥禄队长的家门。

一下来了这么多客人，丁祥禄以为是工作上的事，急忙礼让大家就坐。王兴堂主任介绍了调查组的各位同志，并说明情况和来意，方才明白原委的丁祥禄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是革命烈士！自己不经意间就零距离接触了几位烈士遗骨。他庆幸自己当时善义的举动，还算对得起几位烈士，然后肯定地回答：“有这回事。有这回事。”接着就记忆犹新地讲清楚掩埋不明人骨的过程和地点，然后领着大伙来到第二现场白家嘴。丁祥禄停下来说：“这就是白家嘴，白骨就埋在这3棵核桃树下了。”

大家一起举目望去，果然就见3棵核桃树下，厚厚的枯叶和毛草覆盖着一堆隆起的坟茔。调查组及众人肃立静默许久，目光仿佛已穿透厚厚的土层，见证到三烈士的遗骨静静安卧在地下。临别，大家不约而同地叩首三鞠躬。

七、真相告白

起底宁陕，一如川西调查一样，费了一定周折，却如期获得实质性重大收获，并且最终查清烈士遇害的第一现场及烈士遗骨的确切下落，这桩震惊中外的三烈士失踪谜案的整个调查工作总算彻底完成。

回到住处后，联合调查组的同志个个激动不已、睡意全无，干脆加班加点工作，连夜综合梳理、归纳、核对全部资料，然后展开分析、讨论，从而严谨而慎密地廓清了基本事实。

经从四川和陕西获取的大量书证、人证、物证，均得到相互印证和坐实，3名和谈代表的派遣、出发地点、时间和所经路线及遇害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及细节等基本事实全部得到准确认定。至此，隐匿于历史长河达38年之久的中原军区3位和谈代表失踪谜案，宣告彻底揭秘。

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无法磨灭的，再现人世只是迟早的事儿。无论国民党反动派如何否认、伪装、狡辩、推脱，如山的铁证和无可颠覆的事实真相已经证明——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于1946年8月7日派出的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3位和谈代表和农民向导肖善义，正如过去人们猜测和判断的那样，就是被胡宗南所部181团于1946年8月10日非法扣押、审讯后，遵蒋介石“就地秘密处决”之密令，秘密活埋于宁陕东江口镇的旬河边。几位英雄年轻而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凶恶的刽子手们于凄凉的暗夜，灭绝人性地泯灭于秦岭南麓深山！

1984年12月2日，对于联合调查组来说，是个难以忘却的日子。他们跋山涉水、数地奔波，从年初到年末，付出千辛万苦，历时一年的内查外调，使这一世人关注的重大事件，终于在这天形成严谨、完整、翔实的论据和结论，为三烈士遇害案圆满地画上句号。

事实查清后，大家既非常震惊，又感十分安慰。大家的汗水总算没有白流，心血总算没有白费，发生于1946年8月的这桩中原军区和谈代表失踪谜案，沉寂38之后终于真相大白。

次日一大早，联合调查组与县上的几位同志一起，赶赴宁陕县，向县委领导汇报情况。

骇人听闻！惨案竟然发生在宁陕江口！宁陕县委领导闻讯后，面对血淋淋的事实，同样深感震惊，不禁扼腕悲叹：“真是没想到，当年我和谈代表英勇就义在我们身边的宁陕江口！这是历史的悲哀，也是我们这块热土的光荣！”

接着，联合调查组很快向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正式呈报了《关于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烈士遇害情况的调查报告》《关于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烈士遇难地点的调查》和《关于张成台等5位烈士在镇安遇难经过的联合调查报告》。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一大谜团，终于由此解开，还了逝者一个清白，给了亲属一个慰藉，也给了世人一个交代。

八、英灵长存

烈士离我们远去了，但是，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们，烈士的亲属们没有忘记他们。宁陕县委、县人民政府在惨案发生地修建了合葬墓，将3位烈士遗骨进行重新安葬。为使烈士的英勇事迹和精神彪炳史册、启迪后世，让红色基因永世传承，1986年，陕西省拨出专款，在江口镇旬河东岸的山坡上修建了一座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烈士合葬墓前建起了雄浑、高大的烈士纪念碑，并先后将陵园列为“陕西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陕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3位烈士用坚贞不屈的意志和宝贵的生命，戳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玩弄和平欺骗的反动本质和罪恶阴谋，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换取了人格的崇高和灵魂的永恒，留给世人的是无畏不屈的精神和永世不灭的红色基因。东江口这块烈士献身的地方，如今已成为红色朝圣旅游圣地。每逢清明节、五四青年节和七一、八一、国庆等重大节日及烈士殉难纪念日，省内外的党团组织、学校、社会各界青年和群众、游客，怀着对烈士的无限怀念和崇高敬意，以各种形式，来这里隆重举行公祭和纪念活动，深情缅怀、凭吊先烈。

英雄已殁，英灵长存。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烈士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简介

姜启德，陕西西安人，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入选作家。在军内外报刊发表文学作品200余万字，出版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著作8部，60余次获得各类文学奖项。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梅兰迎福》《上市前夜》《山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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