捞仔个人文化程度 做有价值的音乐节目

从与西藏音乐结缘开始，捞仔的音乐风格正在更进一步的把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洋音乐完美融合。此次在《耳畔中国》的舞台上，各种音乐的界限已经模糊，捞仔试图用新的手段让民族音乐变得更流行。

“电视节目对音乐行业最大的贡献就是推动了音乐制作。”随着音乐节目的火爆，越来越多的音乐制作人从幕后走上台前，而捞仔就是其中之一。

初识捞仔是在2013年的《全能星战》，作为胡彦斌的音乐制作人，捞仔在胡彦斌演唱《梦的眼睛》时重拾很少练习的吉他，并将这首他原为孙楠作曲的歌改编成不一样的曲调，为胡彦斌的演唱增色不少。时隔四年，2017年2月24日晚9点，《广电时评》记者在安徽卫视《耳畔中国》第五期节目录制现场等到了刚刚结束录制的捞仔。

《耳畔中国》音乐总监、耳畔发起人 捞仔

“我与民族音乐结缘差不多20年了。”1994年，当捞仔听到何训田采自西藏的“真正的原生态”音乐时，他便和西藏音乐结下不解之缘。也就是从接触西藏音乐开始，捞仔从吉他手转向音乐制作人。

从“中国第一吉他手”转变为音乐制作人后，捞仔一直致力于原创音乐并在音乐综艺制作方面越走越远。他不仅担任了《完美星开幕》《让世界听见》《跨界歌王》等多档节目的音乐总监，还参加了西藏卫视的《扎西秀》，此外，《我是歌手》《全能星战》《中国好歌曲》等节目的多首热门改编曲目均出自捞仔之手。

虽然一直从事流行音乐和电影配乐，捞仔却一直想把民族元素融进流行音乐中去。在他看来，中国民族音乐就是一个宝库，“我们每个人从小听到大，其实听到很多本土的音乐，我们有太多散落在民间、没有挖掘的好音乐，我特别希望能够有一档节目将它们给大家一一呈现出来”。

正是抱着这样一个初衷，捞仔成为《耳畔中国》的耳畔发起人，与安徽卫视和北京大禹传媒合作发起一档“能够体现我们自己民族音乐的节目”。

“民族音乐应该有一席之地”

2016年6月份，捞仔开始筹备《耳畔中国》的前期工作。作为《耳畔中国》的音乐总监和耳畔发起人，捞仔不仅参与到节目选曲、编曲、设计、改编还涉足节目模式调整的方方面面。

不可否认的是，很多音乐节目都在比编曲、比制作，在这种条件下大家对编曲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时候会觉得现在中国的很多编曲包括年轻人，进步都很大”。整个行业的技术好了以后，好的成品也不远了。“但关键要看什么样的质，这时候再有一些中国元素基因的加入，更能够找出属于自己的路。”

从2016年6月份开始筹备到2017年2月17日正式登陆安徽卫视，《耳畔中国》整个节目的模式调整了很多次。虽然时间紧迫，且最终呈现虽与最初的想法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对捞仔来说，“毕竟这是一档真正的民族音乐节目，这个事情就很值得珍惜”。“民族音乐，中国风的东西应该有一席之地。那么我们先把这个阵地给占了，就要尽最大努力把它做到最好。”

若对“什么是民歌”做一个调查，也许80%的人“不了解”“说不清楚”。“既然有好的平台，就应该更加注重中国文化的传播，大平台要更有这种责任意识”。在捞仔看来，做音乐节目除了考虑经济效益之外，社会效应更为重要。“为什么原来能出那么多好的电影，好的歌曲，因为大家都不是为了钱写，就是出于喜欢。当今社会上不一定有那么高的商业价值，但是如果都用商业价值来衡量的话，对艺术本身是不公平的。”

“作为电视台、作为音乐人，我们要提供更方便的途径让大众‘走入这个美丽的大花园’，当人们循着民歌的芬芳走进来，那理解和接受就不再是问题”，歌唱家雷佳补充说。

适度而为，做有价值的音乐节目

在捞仔看来，一档优质的音乐节目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个是创新的模式；第二个就是真正的品质，即对音乐的尊重。而在这两个必备要素中，捞仔显然更看重后者。

从节目晋级的方向看，节目制作一般有两个定律：一个是不断加码，一个是垂直、细分。为了增强《耳畔中国》的观感，节目组加码设计了“单轮双选”的竞技模式。“其中还有想过更多模式细节的设置，在该模式设定上，最大程度上去实现‘观众喜爱’与‘音乐专业’的平衡，让观众更直观的感受到节目的紧张刺激，以及节目的严谨专业。”《耳畔中国》节目制片人吉青解释说。

而在赛制加码的同时，节目也在创意表达上做“减法”，通过聚焦、细分，与同类节目进行差异化区隔。在捞仔的设想里，《耳畔中国》就是要深度挖掘民族音乐的价值，寻找民族音乐中有价值的元素和好的音乐人。

“我希望在看《耳畔中国》这个节目时，不要把它看成一个比赛，而只是一场演唱会。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曲风，有各个地方的歌曲，各种音乐风格的体现。严格来说，比赛和名次只不过是一种游戏模式，通过这种竞赛会让大家觉得更加刺激，从而更去关注这个节目和舞台上的选手与音乐。”捞仔表示，音乐更强调的是包容性，“只要表现的是中国的音乐、中国风，就适合这个舞台”。其在选手的选择上也显得“不拘一格”，“英雄莫问出处，好的歌手不分院校还是非院校，只要唱得好都可以来到这个舞台，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歌唱选秀类节目最初的兴起对音乐是一种极大的伤害，加上平台的局限性和责任意识偏差更是限制了音乐节目的发展。”捞仔谈到，很多好的节目不是关注这个歌手的才华和他的音乐，而是去关注歌手的命运，并通过各种“玩法”做成一个戏剧性的表达。“真正好的音乐节目是让大家感觉到音乐的美，不是过度的娱乐化。如果让它承载很多恶搞的东西，就离音乐的本质越来越远了。慢慢的就没有好的歌手，只剩下艺人了，这对乐坛来说是极大的伤害。”

音乐的本质是什么？是可听性。在捞仔看来，音乐节目在电视化呈现的必备元素基础上，更要去把音乐的本质放大。“为了保证音乐节目的呈现，包括音乐节目修音，已经变成一种工业标准。但电视节目对音乐的修音要适度而为，这只是一种手段，好的手段是为音乐服务的，不能把手段当成救命的东西。”

用创新唤醒音乐认同，有传承才能有发展

在尊重音乐，回归音乐本质的同时，除了精心的制作和对模式精准的执行，一点“创意”还是有必要的。

从与西藏音乐结缘开始，捞仔的音乐风格正在更进一步的把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洋音乐完美融合。“中国流行音乐本民族的东西坚持的不够，而且大家对流行音乐的认知还不够开阔。”在捞仔看来，好的民族音乐也是流行音乐。“音乐元素是多元化的，各种音乐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所以做音乐一定要有一些新的手段。”

“民歌总是在变化、在创新，适应新的社会生活，这是它永葆活力的原因。”作为一档中国风竞唱节目，《耳畔中国》中不乏经典民歌。为了凸显民歌本身的魅力，捞仔在歌曲的改编和呈现上着重突出了两点：第一是歌手从哪里来，第二是唱哪里的歌。“这激发和唤醒了选手自身的文化基因和符号，我们只要给他放大就可以。加上它本身带有很强的中国符号，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纪军军的音乐就是他生活的体现，包括网上会有人说他这个人很苦，陕北，黄土地当年很苦、很穷、很落后的代表，所以陕北的歌他能唱出那种味道来。严格来说，他的情歌都是悲凉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纪军军通过自己的经历，把这种悲凉的东西放到歌里去了。”

捞仔谈到，第一季《耳畔中国》更多地想去做一种“传承”的功能。而在选取观众们耳熟能详的歌曲之外，节目在选曲上也增加了原创音乐的元素。“做任何一档音乐节目不能光‘炒冷饭’，这对中国整个音乐的生活状况包括对生态起到了破坏的作用。”而要保持民族音乐节目的可持续性，除了挖掘原创，更要增加原创。“光挖掘不够，民族经典只有那么多，我们现在创造才能传承下去，才能成为未来的经典。”

“当下的流行音乐创作大多追求可唱性，技术含量越来越低。而相比之下，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些民歌，包括歌词、旋律都很有内涵。”在他看来，很多“流行”音乐缺乏生命力，正是因为禁不起推敲。“音乐要有创新才有生命力，但创新不是要推翻过去，而是一定要站在过去的肩膀上，这样有传承才能有发展。”

捞仔表示，在做《耳畔中国》的探索过程中，节目尝试将文化传承内化于节目的精神内核，并在传播上嫁接电视节目的创新表达，对民族文化传承进行了革新式的探索，并试图去解开民族音乐甚至是民族文化如何在年轻群体中去传播这一深刻命题。

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演绎一首歌，但如果建立在对作品充分理解的基础上那么创新就会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也更容易被观众接受。节目邀请郦波担任“耳畔观察员”便成为其中关键性的一点。

郦波将民歌比喻为“很土，但是可以终身依靠的男人”。在他看来，音乐往往会成为一个时代沉淀下来浓缩的精华，承载着人们对一个时代的记忆。“而民歌正是一个地方文化的活化石，有着重要的文化传承在里面。”郦波表示，通过电视栏目的形式，能够让《耳畔中国》唤醒更多人的民歌记忆以及对优秀中国风歌曲的记忆。

本文转自广电时评，ID：GDSP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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