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解密911机密文件（911思想考古巴特勒）

文/朱迪斯·巴特勒 译/何磊

二十年前，世贸大厦的轰然倒塌对于苏联解体后西方中心的现代性进程无疑是沉重一击，对于全球思想界而言也是一场巨大的震动。美国以9·11为契机入侵阿富汗，开启了漫长的反恐战争；而戏剧性的是，时逢9·11二十周年，美国在此刻从阿富汗撤军，留下一片狼藉，塔利班重夺政权，仿佛一下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原点。二十年后的当下，在令人失语的痛苦中重温那场知识界的震荡，有多少批判和反思还具有有效性？

澎湃思想市场推出“9·11思想考古”专题，尝试回溯国际知识界对袭击事件及其后美国与盟友发动的“反恐战争”的思考轨迹。专题收录的文章和访谈既包含对袭击事件的紧迫、即时回应，也纳入了事件后各不同历史阶段的回望和反思。

鉴于二十年时间跨度之长，专题很难全面覆盖知识界的回应，我们所“考古”的思想轨迹大致按照几条线索展开：将袭击事件置于美国自身暴行和制造灾难的历史、资本主义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的脉络中理解，追问袭击产生的背景和根源；警惕9·11事件后国家权力的危险扩张——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为名拓展监控手段、中止宪法权利、牺牲公民自由、镇压政治异见；反思“反恐战争”这场打着惩治邪恶、维护正义旗号的主权者对非主权者的“战争”；指出“文明冲突论”解释框架的缺陷，驳斥西方对所谓“伊斯兰文化”的刻板呈现，揭示西方对穆斯林世界复杂历史现实的无知带来的恶果……

这些线索之间既不界线分明也不彼此独立，而是互相关联、交织缠绕，学者们的具体分析因而往往同时勾连多条线索。尽管视角不一，但知识分子的根本关涉是一致的：如何重新构想世界以避免战争和冲突、找寻与他人和平共存之道？在9·11袭击引发的哀痛、惊愕、恐惧的民众情绪被民族主义话语裹挟，继而汇集成汹涌的战斗呼号和暴力狂热之际，知识分子严守异议与争辩的空间，“不合时宜”地履行批判和质疑的职责，在绝境之中留存希望。

我们尽可能为专题涵盖的每一篇文章邀约相关译者/研究者撰写导读，介绍思想家在9·11前后的问题意识脉络并补充具体的历史语境。本专题将在今年内持续更新，如有遗漏的重要视角，欢迎读者投稿补充。专题由实习编辑毛超予协助共同策划。

本篇选取的《解释、开脱、我们所能听到的事情》一文收录于《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与暴力的力量》，何磊、赵英男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英文版发布于2004年，由Verso出版社出版。译者导言是何磊应邀为《澎湃·思想市场》的“911思想考古”专题所作。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飞机撞击纽约世界贸易中心，浓烟从纽约世贸中心北塔滚滚而出，15分钟后第二架联合航空公司175号航班撞击世贸中心南塔。

【译者导读】

美国的忧郁

9·11事件对美国造成了多方位的重创：一方面，恐怖袭击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美国引以为傲的国防堡垒在暴力面前顷刻崩塌。另一方面，9·11也的确构成了美国霸权崩溃瓦解的标志性事件。生命的损失本应成为一个契机，让布什政府反思9·11事件的真正根源，从而以诚恳的姿态开启更加平等、协作的国际秩序。但事实却是，美国得到了求之不得的借口，右翼当局不断借此机会肆意妄为：明面上，在各路政客的鼓噪下，民粹大行其道；暗地里，在反恐口号的粉饰下，监控无孔不入。在巴特勒看来，布什政府不仅未能抓住机遇，真诚反思自身，反而陷入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忧郁”思维：面对暴力造成的“失去”，在哀悼与悲伤之后本应重新振作、步入正轨，忧郁的美国却走向了否认现实、拒绝接受、无视他人的霸权道路，陷入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

换言之，忧郁思维的根本症结在于面对事件真相与问题症结时的否定、拒绝与无视，9·11事件后美国右翼当局的思维方式正是如此。首先，美国全然忽视了恐怖袭击造成的最根本损失：这一损失不仅是霸主地位的摇摇欲坠，也不仅是山巅之城的大厦将倾，更是人类纽带的巨大断裂。9·11事件以极端的方式提醒人类：生命无比脆弱，第三世界的生命如此，第一世界亦然，因为全球化早已将人类的命运编织为休戚与共的整体。

这一简单明了的事实在美国政府眼中却是匪夷所思之事，因为在右翼政客看来，“人类生命”的定义并不适用于所有智人，第一世界的反对者非但不属于人类生命，反而是威胁人类生命的魑魅魍魉。美国理所当然地以唯一的受害者自居：9·11没有原因，讨论原因本身就是同加害者共谋的恶行；美国从未对第三世界造成任何伤害，美国无需承担任何道义责任；美国无需反思，也无可反思，错误只属于自己的敌人。小布什号召美国人迅速“走出哀伤”，全力转向打击觊觎已久的假想敌国，于是美国在忧郁的怪圈中越陷越深，一步步走向“越反越恐”的不归之路。

归根结底，美国的忧郁在于，单级霸权无法正视自身正在退下“神坛”的真实处境，反而在拒绝直面现实的梦境谵妄中徒劳流连，回避自身问题，误将他人当作替罪羔羊。霸权忧郁的受害者，不仅是主权遭到践踏、至今仍受战火摧残的国家，还包括美国国内所有试图反思自身、理解世界的进步人士。但凡有人想要理解、分析、反省美国自身的问题、美国自己促成的暴力，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成为右翼氛围中的“狡辩者”“叛徒”甚或“恐怖分子同路人”。

在此情境之下，弗洛伊德式的忧郁逻辑更进一步：如果无法理解造成损失的根本原因——暴力，就去认同暴力、成为暴力、以暴力自居。只不过，这种忧郁逻辑都有着充分正当的理由：反击恐怖主义、消灭我的敌人。愤懑、无力、恐惧、失落无从消除，却在“先发制人”英雄口号的粉饰之下，成为美国霸权对内对外铲除异己的内在精神力量。如果说忧郁是暴力的思维方式，那么巴特勒所谓的“战争框架”就是忧郁暴力得以施展的隐秘工具。框架框定、排除、筛选、突显了霸权意图向民众呈现的“现实”：美国是受害者，美国的敌人是加害者。后者是战争的祸源，前者所为只是还击。后者的袭击是恐怖主义暴行，美国的反击则是天经地义之举。

战争框架既是物质意义上的实体存在，又是非物质意义上的思维具现：导弹的定位镜头无疑是美国战争机器的组成部分，它自诩精准地框定了轰炸的目标，却时常令敌国妇孺死于非命；媒体的叙事框架也沦为霸权战争机器的忠实附庸，它依据多重标准选择性地呈现生命，让大众心安理得地接受战争暴行——毕竟，死于第一世界战争机器的，都是直接或间接造成9·11事件的罪孽之源，他们只是夺去美国人生命的邪祟，他们不是生命。

《脆弱不安的生命》一书的副标题“暴力与哀悼的力量”道出了巴特勒的主张：暴力造成重创与损失，美国本应抓住哀悼逝者的机会，反思自身、理解自身，重塑更珍视人类依存现实的国际关系，以期开启真正持久的和平局面。只可惜，美国急于结束哀悼，创伤于是在右翼当局的心中塑造出忧郁的思维方式与行动方式。在忧郁思维与战争框架的共同作用下，人类社会迅速“坍缩”为两类：一边是美国及其支持者，亦即“正义战争”的行为主体；除此之外，都是美国的敌人，也就随时可能沦为美式战争机器践踏碾压的对象。

9·11已经过去20年，人类似乎拥有了全新的问题、全新的媒体与全新的世界，但在这样的历史节点回顾巴特勒十多年前的著作，我们不难发现：在一切全新的表象之下，仍是失道寡助却依旧跋扈的霸权套路。正因如此，在光怪陆离的变局之中，在危机四伏的和平之中，我们仍需喋喋呶呶地珍视生命、痛斥暴力、嘲讽霸权。

朱迪斯·巴特勒

朱迪斯·巴特勒：解释、开脱、我们所能听到的事情

“9·11事件”之后我们发现，媒体中反智情绪高涨、审查制度大行其道。这可能是美国民众的普遍支持使然，也可能意味着，作为“民意”与“舆论”体现的媒体脱离了群众，开始向我们鼓吹政府的“呼声”。而媒体的腔调之所以类似政府，则是因为媒体支持或认同政府的说辞。我们姑且不谈媒体对大众的影响，不去追究媒体是否以塑造国民忠诚情感为己任。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尚未完全失效，但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作用已经受到严重削弱，而且媒体的“批评”（亦即媒体独立性）也受到了史无前例的侵蚀。

尽管我们最近获悉了一些虐待战俘的事情，而战争的“失误”也已公之于众，但是，发动战争的理由与导致战争的原因似乎都不是大众关注的重点。直到最近（2003年秋季），公众才开始探究政府先发制人打击伊拉克的原因何在。实际上，深究原因必然会引起恐慌，人们担心探究原因会被别人视为寻找藉口。“正义之战”（just war）的发起人迈克尔·华尔泽（Michael Walzer）就曾在报章中表达过这一观点，而这种观点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的专栏社论中发挥了潜在的审查效果。同样，我们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了副总统理查·切尼（Richard Cheney）、爱德华·罗特斯坦（Edward Rothstein）等人的文章，他们鼓噪道，当前不仅要重新强调美国价值观，还要重新强调最毋庸置疑的根本价值观。那些被冠以“相对主义者”或“后－主义者”头衔的知识分子要么是“恐怖主义同路人”，要么就是反恐斗争中的薄弱环节。人们难以批判战争，因为主流媒体不会刊登这样的观点（于是它们大多只能发表在激进媒体或互联网上），而且，只要批判就有可能招致疯狂的打压与审查。布什提出的二元论表明人们只有两种立场可以选择：“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跟恐怖分子一伙”。而在此情况下，人们几乎无法同时反对这两种立场，也几乎无法质疑这一二元对立的逻辑。而且，这种二元论重新弹起了东西方二分的陈词滥调，从而拐弯抹角地带我们绕回了“文明”（我们自己）同“野蛮”（现在成了“伊斯兰”的同义词）的拙劣二分。冲突发生之时，在有些人看来，如果有人反对战争，那么他一定同情恐怖行径，或者他一定认为恐怖行径是正当之举。但是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在知识层面进行反思，让人们了解更负责任的区分，如实地重述历史原貌，并且按照完全不同于以暴易暴的逻辑重新理解“负责”。依据这种认识，全球合作的长期愿景将成为公众反思与批评的指导原则。

左派对阿富汗战争的回应遭遇了严重的困境，部分原因就在于，人们总是无视左派对“他们为何如此憎恨我们？”这一问题的解释，认为这些解释就是为恐怖行径开脱。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道德上的反智主义倾向、不信任左翼的情绪、自我鞭策的第一世界精英——这三者共同作用，让人们无法反思当前全球冲突的背景与原因。“9·11没有藉口”的鼓噪已经成为压制公众严肃探讨美国外交政策的手段，正是这种外交政策使恐怖活动得以在世间孳生。这种情况最为突出地表现在美国主流媒体中，他们拒绝客观报道国际冲突，拒绝阿伦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1】与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等人对美国军事活动提出的重要批判。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严重褫夺非法移民及恐怖嫌犯人身自由的情况。国旗成为了含混的象征，人们借此将9·11死难者同当前的战争相提并论，似乎凭借这一简单的象征就能把同情逝者转化为支持战争。人们公然嘲笑和平运动，将反战游行斥为不识时务之举；这种态度制造出一种舆论，它极度排斥反战的情感与理性分析，同时强硬地质疑着异议的地位与价值，而异议正是当代美国民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定术语”意味着什么、应当如何使用它们、借此又能暗中形成何种团体利益……关于此类问题的共识也催生了霸权。我们用“恐怖行径”专指9·11之类袭击美国的事件，借此将这类暴行同那些外交决策或公开宣战发动的“正当”暴力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布什政府将这些恐怖行径称为“宣战”，于是军事打击就成了理所应当的自卫之举。同时，“恐怖分子”一词的用法也越来越模糊，目的、行动截然不同的各类力量都在利用这一术语。例如，以色列当局用“恐怖分子”来描述所有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却不会用它来描述当局的暴行。美国也借“恐怖分子”将自己定义为恐怖袭击唯一的意外受害者——当然，美国确实遭受了暴力。但遭受暴力是一回事，而以此为由、以自己所受伤害为由对他人（他们可能是伤害美国的根源，也可能不是）发动肆无忌惮的攻击则是另外一回事。

在此我想强调，理解暴力的方式产生于遭受暴力的经历，但这种理解方式既阻止了特定的问题与探究历史的要求，也为复仇提供了道德借口。我们必须注意这种理解模式，因为它有效地决定了我们所能听到的事情：某种观点是解释还是开脱、我们能否听取异议，这些都取决于理解暴力的框架。

这一理解框架还有另外一层叙述功能。在美国，我们用第一人称讲述“9·11事件”。这一日期与那些始料未及的恐怖经历推动着叙述。如果有人想把这个故事的开始时间提前，那么他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例如，我们可以讲述默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的家庭生活，他是不是因为长得像女孩而遭到嘲弄，他在汉堡的什么地方集合，是什么样的心态让他驾驶飞机冲向世贸中心大楼。我们也可以讲述本·拉登的故事：他为何与家族分裂，他又为何如此愤怒。这样的故事比较吸引人，因为它们暗示人们：个人病态在发挥作用。这样的故事听起来可信而动人，因为它为某些主体赋予了能动性。我们能够理解这种能动主体，它符合我们对个人责任的理解，也符合领袖魅力的理论：这正是二战中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大力鼓吹的理论。

相较于“一伙分散在全球各地的个人以各种方式策划实施了恐怖活动”，上述叙述方式无疑更容易理解。因为如果有这么一群暴徒，就需要有一个领袖，一个对所有成员行为负责的主体。也许我们可以从有限的渠道获悉基地组织（al-Qaeda）利用伊斯兰教义的手段，为了支持我们的自由主义理解框架，我们还想知道：这个组织并不代表伊斯兰宗教，大多数穆斯林不会宽恕他们。基地组织可以成为“主体”，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一主体从何而来？抽离出事件中的个人，我们似乎就毋需从更宏观的角度理解整个事件了。我们也许不解，尽管有些组织已经公开谴责了暴行，为何各大穆斯林领袖未能更严厉地公开谴责暴行？我们也不会明白，为何这些穆斯林领袖难以像明确谴责暴行一样同美国展开合作。

我们自己的暴行是不会见诸报端的，它们始终是以自卫为名开展的高尚事业：铲除恐怖主义。在阿富汗战争时，曾有报道指出北方联盟（Northern Alliance）可能屠杀了一个村子。人们会调查此事么？如果确有此事，人们会以战争罪起诉肇事者么？如果媒体中出现了阿富汗土地上流血的儿童或死者的尸体，这不是为了说明战争的残忍，而只是为了批评军队未能精确制导。我们严厉批评自己未能精确命中目标，仿佛命中目标就是终极目的。然而，我们不认为逝去的生命与受害的人群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也不会想要了解，为什么屠戮生命恰恰证明了美国的暴行。我们不会把自己的行动当成恐怖行径。而且，如何依据这些恐怖事件开始自我反思，我们没有先例可循。“9·11事件”没有相关的历史背景，因为，试图从另外的角度讲述这一事件或者试图了解原因，这样做本身就使能动性问题变得复杂莫测，无疑也会导致道德模糊的担忧。为了把那些行为谴责为没有任何借口的绝对错误，为了有效维持我们的形象：既是受害者、又积极参与了铲除恐怖的正义事业，我们只能从自己遭受暴力的经历开始叙述。

我们必须使用第一人称，并且摒弃那些可能会削弱讲述者“我”在国际政治领域领袖地位的内容。丧失领袖地位同样是我们的创伤，我们无法容忍这一局面，于是试图通过重新占据领袖地位来弥补这一损失。叙事方式必须补偿弱点暴露为自我崇拜带来的重创。因此，我们的反应是拒绝国际合作，因为那样我们就必须服从凝聚共识的原则。我们把联合国贬为次要的协商机构，转而刚愎自用地坚持美国的单边主导权。然后我们又问：谁是我们的盟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暴露自身弱点激发了我们坚守美国“领袖地位”的主张，这种反应再次暴露了我们蔑视国际合作的态度：因为这些合作组织并不是由美国建立或领导的。此类国际合作同美国霸主地位并不矛盾，反而证实、加强、巩固了美国的霸主地位，因而对国际合作的未来形式及可能性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也许根本不会有人听到这个问题，但我还是要问：关于第一人称叙事在全球架构中丧失中心地位的问题，我们可不可以提出全新的理解方式与可能性？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再谈遭受袭击这件事，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再谈9·11之后发生的一切。这些故事必须要讲，也一直在讲，尽管沉重的创痛打击了我们的叙事能力。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国际社会的一份子，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正在历史塑造的领域内活动，这一领域内同时还有其他主体与其他活动的存在，我们就必须摆脱美国刚愎自用的防御性叙事视角，去思考我们的生命同他人生命之间的深刻联系。我的左派朋友自嘲道，他们失去了第一世界的骄傲自满——的确如此。但是，我们一定要重新找回这种洋洋得意的感觉才能从创伤中恢复吗？我们能否接受针对第一世界自豪感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建立不同的政治模式？

我认为，我们应当虚心听取某些解释：它们在美国极为少见，但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代世界格局何以形成，虚心听取此类解释将促使我们承担新的责任。我们将不再只用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故事，我们将改用第三人称叙述或者听取第二人称叙述，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全球权力格局。然而事实却是，我们不愿坦诚面对第一世界中心地位的丧失，拒绝听取任何解释，仿佛解释这些事件就等于承认它们是合理的，似乎解释事件就等于同情施暴者，好像理解这些事件就等于为其提供辩解。我们对某一观点的恐惧掩盖了更深层的恐惧：我们害怕那种观点传染我们、腐蚀我们，害怕假想敌的思想会摧毁我们的道德。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想？布什声称，我们发动战争是为了“铲除”恐怖根源。但是，找出应为袭击美国负责的个人就是找到根源了吗？我们有没有想到，入侵一个穆斯林占大多数的主权国家、支持粗暴压制言论自由的巴基斯坦军事政权、抹杀生命、摧毁村庄、家园和医院……这些行为难道不会引发更强烈、更广泛的反美情绪与反美活动？就战略层面而言，我们是否想要减少暴力？就伦理层面而言，我们是否有责任制止暴力进一步蔓延？是否需要反思自己如何为暴力推波助澜？我们是否有义务催生一种包容多种文化、多种宗教的全球政治氛围？

美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之一是自由主义者悄然支持战争，这些自由主义者还为美国的国家暴力提供理论辩解，证明它不是恐怖主义行径。不仅是保守的共和党人不想听到“原因”，“正义之战”的自由左派也明确表示，他们不想听“开脱分子”（excuseniks）辩解。这个生造词汇重新搬出了冷战时代针对苏联的修辞，它暗示：那些想要了解美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发挥的作用、并试图借此了解全球格局成因的人，其质疑与问题本身就使他们成为了假想敌的同谋。但是，追问政治事件与社会事件（如最近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的形成方式，甚至寻找各类原因，这样做并不等于为这些事件找到责任的根源，也不等于让我们失去明辨是非的道德判断力。

显然，某些左派的分析结论仅仅是：这是美国自作自受的报应，或者说这是美国咎由自取的下场。这些偏颇的说法只是表达美国优越地位与无限权威的另一种方式。这种解释认为恐怖活动是由单一主体发起的，这个主体不是我们以为的别人，而是美国自己。不存在其他主体，即便存在，他们的力量也不如我们。换言之，这种政治妄想只是美国霸主地位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妄想源自于对无限权威的幻想，这种政治妄想还体现在一些更为极端的解释中，比如，9·11袭击是中央情报局（CIA）或以色列秘密警察（Mossad）策划的。的确，本·拉登确曾在中情局实习，而且美国曾经为了战略目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曾支持过塔利班。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并不构成因果关系，但它们却成了解释框架的构成要素。这些解释并没有直接说美国就是肇事者，但是，显然这些事件之间的关联为因果推断提供了条件，正是这种管窥蠡测的论断助长了政治妄想。

人们会这样理解这种观点：美国才是恶因，美国实际上是这些事件的始作俑者，美国是唯一应对此恶果负责的国家。媒体与公众无法接受这种推理，因为它似乎是在指责受害者。但我们是否只能这样理解这种观点？这一观点是否只能采取这种表述方式？看来，如果左翼人士想要在当代政治话语中提出某种反战观点，就必须澄清这一观点，并且在一切可能的地方使其为人所知。

如果我们相信，彻底反思现状的成因就是为那些施暴者开脱，我们的思想就会陷入成问题的道德桎梏之中。但是，如果就此放弃思考，我们仍然会背离道德。我们可能会逃避共同的责任：透彻理解历史、全面认识现状的历史成因。一旦如此，我们就将失去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源，也就无法构想并开创别样的未来：一种能够摆脱冤冤相报恶性循环的未来。

菲律宾总统阿罗约（Arroyo）在2001年10月29日说“（恐怖主义）最理想的温床就是贫困”，阿兰海蒂·罗伊则认为本·拉登是“从美国外交政策弃儿的多余肋骨中造就的”，她们未能提出严格的因果解释。“温床”未必滋养，但可以滋养。就其定义而言，美国外交政策弃儿的“多余肋骨”是以莫名其妙的炼金术方式形成的。肋骨生成于废墟之中，似乎它是死人的骨头，或者是骨骼残骸的复活。上帝从亚当的肋骨中造出夏娃是从生命中创造生命，这种炼金术则不然，它借助了象征而非因果的方式，从死亡中创造死亡。实际上，两者都运用了象征（废墟与骨头）来说明某种生成方式，这一方式先于并超越了严格的因果结构。两者都指向条件，而非原因。恐怖主义的某种条件可能必要、也可能充分。如果是必要条件，那么没有这一事态就没有恐怖主义，这种事态乃是导致恐怖主义所必需的。如果是充分条件，那么出现这一事态就足以导致恐怖主义。条件不会像个人一样“行动”，但所有的行动者都得依靠条件行事。条件是行动的前提，但是将条件拟人化，认为条件可以像我们一样行动，这显然是错误的想法。因此，我们应当指出，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是袭击美国的必要条件，没有帝国主义背景，袭击就不可能发生。但是，要想理解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到底发挥了何种作用，我们就需要了解，那些自认为是受害者的人如何感受帝国主义行径；我们还需要了解，帝国主义行径在那些人成为行动与思考主体的塑形过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

这就开启了另一种理解。似乎这也正是玛丽· 卡尔德尔（Mary Kaldor）在《国家》杂志（The Nation）上所表达的观点。她说，“在许多战事频仍、极端组织招募新人的地方，成为暴徒或加入准军事组织可以说是那些缺乏正式教育的失业青年唯一的机会。”【2】据救济组织“关爱”（Concern）估计，大约二十万伊拉克平民遭到杀害，其中包括一万儿童，遭受饥荒的穆斯林人口年底将达到六百万。这些事实如何影响穆斯林对美国的看法？穆斯林的生命是否同第一世界公民的生命一样珍贵？美国的官方宣传与媒体报道是否还将巴勒斯坦人当成“人类”？众所周知，《纽约时报》总是在国家或家庭之类的规范框架内描述遇袭的美国人，而过去数十年战争中死去的数十万穆斯林能否像这些遇害的美国人一样，得到类似《纽约时报》讣闻的哀悼？我们拒不承认穆斯林与阿拉伯人也是“人类生命”，是否正因如此，我们才无法一视同仁地哀悼全球范围内的所有逝去生命？

沙特王子瓦利德·本·塔拉勒（Alwaleed bin Talal）10月11日在纽约发表了讲话，纽约前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回应瓦利德讲话的态度明显反应了一个问题：我们能够接受什么样的批判话语？王子带来了一千万美元的支票援助世贸中心的善后工作，他对袭击世贸中心的恐怖行径表达了震惊与道德谴责，同时要求“美国更加公允地对待巴勒斯坦建国事业。”福布斯网站（Forbes.com）这样报道朱利安尼拒收支票：瓦利德在纽约说，“以色列人仍然在屠杀我们的巴勒斯坦同胞，而世界却听之任之。”在新闻发布会上，朱利安尼指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而且它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在道德层面，这次恐怖袭击没有任何类似事件可供比较，恐怖袭击没有任何借口。［……］他们杀害了四、五千名无辜民众，犯下如此暴行的人没有任何资格辩解，为袭击事件找借口只会让悲剧重演。”【3】世界第六大富豪，沙特王子瓦利德确实谴责了恐怖行径，也对遭劫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及五角大楼造成的三千多名罹难者表达了哀悼。

在同一天的电视报道中，朱利安尼声称瓦利德的观点“完全错误”。我想说，我们不可能同时接受双方的观点。因为，公共视听规范认为这两种观点相互抵牾，所以，“表达哀思”和“提供帮助”两者之中总有一个是虚伪的作态。有可能人们会这样理解瓦利德的发言：美国未能公允对待巴勒斯坦建国事业，这就是恐怖袭击的理由。可是瓦利德的表态很清楚，而且他后来在《纽约时报》社论中也明确表示，尽管他认为美国确实未能尊重巴勒斯坦建国事业，但是这种政策失误并不能成为恐怖袭击的借口。他同时认为，如果美国能够更加公允地对待这一问题，就能改善美阿之间的长期关系。可以想见，改善美阿关系将有助于减少伊斯兰极端主义行为。通过推进巴勒斯坦建国进程，布什当局印证了这一看法。但是，我们不可能同时接受这两种观点。因为，在“以色列人屠杀众多巴勒斯坦人”这句话中，“屠杀”一词的用法是成问题的。

如果我的语法理解没有错，那么，在霸权语法中，“屠杀”一词如同“恐怖分子”一样，只能用来指针对第一世界国家的非法暴行。朱利安尼将瓦利德的说法视为辩解，因为他认为，面对屠杀有权采取军事自卫。他认为瓦利德的观点“完全错误”，我想他并不是否认巴方有伤亡，也没有否认以方需为此负责；在他看来，如果以军“屠杀”了那些人，那么这些受害者就跟世贸中心大厦的受害者一样了。于是，我们不能说这两件事中的死难者都是遭到“屠杀”的，因为那就意味着一种道德上的对等，意味着屠杀一群人和屠杀另一群人同样糟糕；依据朱利安尼的逻辑框架，遭受这两种暴行之后都有权自卫。

王子后来暴露了自己的反犹态度，声称朱利安尼拒绝接受支票是因为受到“犹太人的压力”，这种观点令他信誉受损。尽管如此，他还是表达了一些值得思考的观点与思维方式。为什么以色列人的死亡和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不是同样可怕的事情？阿拉伯人确实在寻求合法途径解决持续的暴力。而美国拒绝将巴勒斯坦人视为屠杀受害者，这种做法为何会引起阿拉伯人的莫大愤怒？我们不必花费功夫进行量化比较也能明白王子的言下之意是什么，他的意思是：美国需要反思，反思自己的政治投入与政治行为如何造就了充满愤怒与暴力的世界。这并不是说9·11发生的暴力事件是美国的“错”，这也不是为犯下暴行的人开脱。不妨这样理解王子所言：恐怖行径绝对是错误的，同时美国应当在全球政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创造条件制止类似针对美帝国主义的反抗行动。这并不是说，美国只需要对本国范围内的暴力事件负责；这是在要求美国担负起另一种责任，创造更为公平的国际环境：促进平等、尊重主权、公平分配资源。

同样，《纽约时报》认为阿伦达蒂·罗伊批判美帝国主义的看法是“反美”的，这意味着，任何试图从9·11及其后的战争出发批判重估美国外交政策的观点都是反美的，它们都是假想敌的同谋。这种做法就是在压制异议，它表明民族主义者拒绝听取任何来自外国的批评。这显然不公平。罗伊明确谴责了本·拉登，但是她想要了解本·拉登何以至此。谴责暴力与探究暴力成因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我们需要在更宏观的分析框架内同时审视这两个问题。然而，就目前公共话语所受限制而言，人们根本了解不到此类双向思考：人们把这种思维方式斥为矛盾或伪善，他们完全不认为罗伊是位道德视野宽广的政治批评家，反而认为她只是偶像或邪教狂徒。

根据罗伊的说法，我们可不可以既认为美帝国主义的肋骨“造就”了本·拉登（造就他的历史原因很多，美帝国主义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又不会以为美帝国主义是造就拉登及其团伙的唯一原因？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暂时区分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继而依据集体责任思考个人责任。犯下暴行的人当然要为此负责；他们不是傻瓜，也不是非个人性社会力量的棋子，他们是有责任的行动者。同时，社会塑造了这些个体，如果把他们的行为归结为纯粹自发的个人行为、个人病态或“邪恶”的表现，那我们就错了。个人主义及道德主义（在此指竭尽全力公开谴责的道德教化）话语都认为，个人是责任因果链条的第一个环节。但是，如果把自发的个人行为当作道德推理的出发点，我们就无法追问：何种世界塑造了这样的个人。而且，“造就”、“塑造”是怎样的过程？何种社会条件促成了选择与思考？如何避免此类主体塑形？为何要选择极端的暴力？为什么在某些国际环境下，对某些人而言暴力是唯一可行的选择？选择暴力是为了对抗何种侵犯？他们又采取了哪些手段？

追问这些问题并不等于说：错误在于社会条件，错误不在于个人。准确地说，追问乃是为了反思社会条件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行为不是自发的，行为是受社会条件制约的。行动的同时，我们也受到影响，而我们的“责任”就存在于两者的联结之处。对于那些塑造我的社会条件，我能做些什么？社会条件如何制约我？我又如何改造社会条件？塑造、影响我们的事情并不一直伴随着我们的行动，因此，我们不能将自己的行为归结为自己所受的影响。吊诡的是，一旦遭受到他者的暴力，我们的责任反而强化了。我们受到暴力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无法自主行动。只有在遭受了暴力之后，我们才被迫进行道德追问：如何回应暴行？在暴力的传递过程中，我们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回应暴力时，我们将发挥何种作用？我们的回应究竟会加剧暴力还是会终结暴力？以暴易暴貌似“合理”，但这种解决方式是否负责？同样，道德谴责会立刻让人满意，自以为是的谴责甚至可以暂时令谴责者摆脱所有同罪责的干系。但这样做是否负责？难道这样做就等于理解世界吗？难道这样做就等于依据非暴力、合作、平等国际关系的理念投身社会改造吗？

提出上述问题并不是为施暴者开脱，而是要为国际正义承担起不同的责任。因此，9·11之后我们应该立即采取两方面行动：找出策划实施暴力的人，依据国际战争罪标准，在国际法庭中审判他们。尽管我们怀疑国际法庭之类的国际机构，但怀疑态度正好有助于我们改进这些法律机构，甚至可以促进我们制定新的法律并设置新的执行机构。美国一意孤行地诉诸军事途经，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暴力，并且对穆斯林青年加入恐怖组织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在战略层面或伦理层面，这种做法都是鼠目寸光之举。美国全然无视自己在穆斯林地区千夫所指的敌人形象，对自己遭受的暴力做出暴力回应，这种做法也巩固了自身的恶名：无视第一世界外生命的军事强权。以暴易暴“进一步证明了”美国对该地区怀有暴力与反主权企图。要想领会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训诫，要想摆脱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我们不仅需要依据合法手段纠正错误，还需要理解世界政治现状的成因，只有这样才能依据非暴力原则开创新世界。

我们是一个国家，更是国际社会的一份子，这一集体责任的基础就在于平等的非暴力合作。这一责任要求我们理解当前局势的成因，继而依据更为坚实的基础重塑社会政治环境。这就要求我们了解原本无法了解的事情，还要求我们敞开心胸，听取那些动摇我们霸主地位的叙述，不论这些叙述来自左翼还是右翼。我们知不知道这些事件确实曾有先例？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亟需了解这些先例并从中吸取教训，从而避免它们再度发生；与此同时我们应当坚信，过往的先例并不能为今天的暴力事件提供“理由”。如果说不了解历史就无法理解这些事件，这并不代表理解历史可以为这些事件提供道德藉口。只有理解历史，我们才能找到暴力的“根源”，才能开始描绘别样的未来图景：它不会再以“消除暴力”为名延续暴力，也不会再以种种藉口阻碍我们透彻而合理地思考并应对全球局势。

【1】 《卫报》（Guardian）2001年9月29日。

【2】 玛丽·卡尔德尔（Mary Kaldor），《国家》杂志2001年11月5日第16页。

【3】 福布斯网站（Forbes.com）2001年10月11日。

责任编辑：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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