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语言风格（邓小平的语言风格）

文/聂晓民

导读：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病逝。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他一生投身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以其卓越的领导艺术和非凡的人格魅力，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和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

1978年10月25日， 出访日本的邓小平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各国记者。 自信的表情，富有感染力的手势，表现出他的睿智

有位哲人说过，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决定语言的是思维。要想有经典的语言，就要有超人的思维。

邓小平的语言有两个特点十分突出：一 是实事求是，实话实说。这种一是一，二是二，从不讲大话、空话、假话的语言方式，在特定的环境下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胆识。二是简洁明 了。这并不是说邓小平没有长篇大论，而是说简洁的比例远远超过长篇大论。这也是邓小平的一贯作风。 在邓小平的语言风格中，还有一些如善打比喻、巧用双关、否定之否定等方式。

邓小平的语言很有特色，简洁有力，抓住要害，不冗长烦琐，简短的几个字可以概括很多的内容。有人计算过，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时，在武汉火车站的讲话，总的意思是反对文山会海，只用了200余字。著名作家刘白羽在《再道一声小平您好》中写道：“在一个大规模的会议上，我发现小平同志与旁人的不同之处，在整个过程中，他只讲了两次话，而且话讲得精炼、简短，会也就开的短，但他的每句话就像一颗子弹，那样有力，直中目标。”

纵观邓小平的一生，他开会一般不作记录，平时也很少记笔记，发言时最多一个纸条记几个数字，但凡落笔都在文件上面。

邓小平的语言简洁，与长期战争生活有关。那时不可能有时间去作长篇报告、写长篇文章。比如，在谈到长征时，他用了“跟着走”三个字；谈抗战时的感受，用“吃苦”两个字；谈解放战争，用“最舒畅”三个 字；谈“文革”之前的十年工作，用 “最忙”两个字；谈“文革”，用“最大的灾难”五个字；得知林彪摔死后，用“林彪不亡，天理不容”八个字； 谈到自己的三落三起时，用“忍耐”两个字；谈世界问题，用“东西、南北” 四个字；谈精简军队的问题，用“肿、 散、骄、奢、惰”五个字……邓小平还经常用自己起草1975年四届人大5000字的政府工作报告的经历，告诫领导同志用语要简洁。

邓小平长期从事政治工作，而他的工作对象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文化程度不高或不太高的工人、农民或工农子弟兵。因此，借用人人熟知的事物打比喻来说明深奥的道理， 就成为邓小平语言的一大特点。如将游击队脱离群众的行为比喻为 “裸体跳舞”，把触及大的领导的问题比喻为“摸老 虎屁股”，把照抄照搬上级文件的做法比喻为“当收发 室”，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日本在一些技术领域的合作比做“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再比如，谈到植树造林自己所起的作用时，说“我哪是带头，我是担心当了尾巴”；把法律文件的起草比喻为“成套设备”； 谈改革开放要胆子大一些，比喻为 “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把精简机 构比喻为“拆庙搬菩萨”、“消肿”；在严厉打击犯罪时，将大的问题比喻为“就是老虎里头最大的东北虎也要管”；把价格改革比喻为“过关斩将”；谈到在台湾实施“一国两制” 时，比喻为“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

语言是一门艺术。在某些时候，用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往往会收到特殊的效果。双关语就是其中之一。比如在一次登黄山时，邓小平说“黄山这一课，证明我完全合格”，指自己不仅政治合格，身体也合格，可以为国家工作。“已经是春天了，冷不到哪里去。”这是邓小平在1972年从江西回北京的路上，晚上散步后警卫让他回房间时的回答，不仅是指自然气候，也指政治气候。1992年南方谈话的时候，邓小平说“我从来不走回头路”，以此表明他对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心。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在三年内裁员减额100万

大部分时间，邓小平是不需要用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的， 但在一些特殊场合、特殊情况下，他用语委婉：一、对上级。比如毛泽东 要他对“文化大革命”作“三七开”的结论，邓小平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委婉表达了不作结论的答复。二、在外交场合。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针对中国一些人不承认自己落后，他委婉指出，“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三、其他情况。 聂卫平得了 “棋圣”的称号，邓小平委婉指出，“圣人不好当，你还是当百姓好”。

运用幽默语言，邓小平自然是行家里手。他的幽默不但通俗易懂， 而且蕴涵深意，不落俗套，许多幽默段子广为流传，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长久的印象。

在从重庆回北京的飞机上，子女问他：在重庆大家叫你首长，到北京叫什么？邓小平用谐音回答：“在重庆叫首长（手掌），到北京叫脚掌。”在四川考察的时候，农民问：你们从哪来、到哪去？ 邓小平回答：“我们从上头来，到下头去。”邓小平听说一个唱“样板戏” 的钱姓演员把自己的姓改了，戏称为“连’钱’也不要了”；把自己家乡的干部称为“父母官”；对陈香梅谈廖承志，称“你的舅父有’气管炎'， 你可晓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劝吴睑，“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1992 年视察南方，在深圳植物园与工作人员谈到移植四川植物时，邓小平回答：“这也属知识产权问题呀，我是四川人，要你们赔偿。”

批评是一门艺术。批评得好，可以达到治病救人、加强团结、完成工作的目的；批评得不好，有可能走向反面。

在一次整风动员会上，邓小平对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这样阐释的：我们不但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还要有批评的精神，要反对那种庸俗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态度。当然，我们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治病救人；对于别人的批评尤应虚心采纳，作为自己反省的参考，即使是别人对自己的一点感想，也是可贵的。

一次谈统一战线问题，邓小平指出：“光要阶级路线不要统一战线，不仅错误，而且荒唐。”对警卫员违反纪律受到处分一事，邓小平说： “正因为你跟我，才更要对你严。”对秦基伟在解放郑州初期没有在领导 岗位工作而去看戏，邓小平严厉指出：“这还了得，通报全野战军批评。”对部队到大别山初期违反纪律的情况，邓小平说：“纪律不好，群众为什么要拥护你呢？ ”在西南主政时期，部分干部说完不成征粮任务，邓小平批评：“再完不成征粮任务，我要跟你们算总账。”

邓小平对自己也是很严格的。比如，1954年2月他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发言时说：“拿我来说，缺点是很多的，也是常常要犯的。”在得知黄华没有针对在香港是否驻军作过表态时，他公开道歉：“我错怪了他。”谈1989年政治风波的教训时，他说：“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发展不够。”他还说过：“我的一大失误， 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

在谈话中，邓小平一般是与人为善的，但对不友好的谈话对象，以及敌对的谈判对手，却往往会抓住对方逻辑上的漏洞予以巧妙的反击，使对方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达到说理的目的。比如，有人把打乒乓球和毛泽东思想挂钩，邓小平批驳道： “打赢了，是毛泽东思想胜利了，打输了呢？ ”针对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的问题，邓小平反问： “一定要用锄头才算劳动？ ”邓小平批驳 “四人帮”贫穷的社会主义论，指出：“哪里有什么贫困的社会主义、贫困的共产主义！ ”

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比较有名的 “针锋相对”有五次。

第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到莫斯科与苏共中央赫鲁晓夫论战，苏方提出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家不听自己的，理由是苏方援助过这些国家。邓小平回答，“你援助人家,人家也援助你”。第二次是与江青等人的斗争，邓小平自己说是“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第三次是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第四次是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这次的火药味可能比不上法拉奇的那一次，但对年过八旬的邓小平来讲，这既是智力的较量也是精力的较量。他最终赢得了胜利。第五次是与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围绕香港回归问题的交锋。邓小平针对撒切尔夫人提出的用治权换主权的提议，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邓小平勤于动脑独立思考，不怕闯“禁区”，还表现在他敢于说前人或别人没说过的话，根据新的实践作出新的论断上。

被收入到《邓小平文选》中的许多理论观点，都是他首次提出并进行科学阐发的，完全体现了他独特的语言风格。比如，“高峰、中峰与低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是实事求是派”，“不当'头头'”，“允许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改革是中国的 第二次革命”，“发展是硬道理”，“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要树立雄心壮志”， 等等。

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一直抱着乐观的态度， 对生活充满了爱。因此，他对周围美好事物的赞美是真诚的， 对党和国家、对同志和亲人的感情是真挚的。

邓小平有一句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是邓小平发自内心的对祖国和人民真挚的爱。比如，“希望能到香港走一走、看一看”，“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 ”。

邓小平热爱人民、心系人民，始终对人民群众怀着无比深厚的感情，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当做毕生奋斗的目标。他曾说，“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与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等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文革”时，在江西劳动期间，邓小平为子女的问题七次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反映了他对子女、家人真切的爱。谈到毛泽东，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在谈到因难产而去世的第一位妻子时，他说，“张锡媛是少有的漂亮”。

此外，善用肢体语言也是邓小平的特色之一。单就握手而言，他就有四个非常著名的典故。解放战争时期和1975年，他分别开过两次 “不握手会议”；1989年，中苏高层会晤中的“只握手，不拥抱”； 1992年，他又主动提出要和年轻人握一握手，因为科技的希望在年轻人。

责编：王喻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等。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