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老兵故事档案（抗美援朝老兵杨荣光的故事）

星子手记　

　　杨荣光，贵州省贵阳市息烽人，抗美援朝老兵，1934年4月出生于息烽县流场乡王家麻窝（滴水岩）；1936年，随父母迁居盘脚营。1951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底，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1953年回国，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某炮兵师。1957年，复员回乡，先后在息烽县文教局、人民政府、民政局工作。1989年10月退休，现年86岁。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杨荣光响应祖国号召，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三年；1954年，回国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7年7月复员回家。在六年的军旅生涯中，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普通百姓到军人，从文盲到知识分子，从士兵到士官，杨荣光老人的每一步人生足迹，都脚踏实地、奋力争先。1951年和1952年因工作学习成绩突出，他荣立三等功二次；1953年用废报纸制成信封供机关使用，节约经费开支，他荣立三等功一次。

　　老人从苦难的童年开始，讲述了自己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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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童年　

　　大约是1940年春天，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那时候我才六七岁，我的母亲胡银翠身患重病离开了人世。当时，我有一个一岁不到的小弟弟，由我成天背着。母亲过世不久，小弟弟营养不良，得病死了，就留下我，父亲、祖父三辈三个人。

　　母亲生前有三姐妹，二姨妈胡银秀，嫁在流场青岗林姜兴林家；三姨妈胡银香，嫁在流场矛坡刘先贵家。记得母亲临死那天，我背着小弟弟在盘脚营街上玩，有人喊我："杨全儿（当时我名叫杨自全，大家都叫我杨全儿)，你家妈都死了，还不快回家去！"我跑回家一看，母亲也被邻里亲友们抬出内屋，停放在用几块板子拼成的"床"上。帮忙的邻里，有人给她烧纸钱，有人给她点过桥灯。我一进屋就有人帮我放下背着的弟弟，我伤心地扑到母亲身上大声哭喊："妈……妈……"哭了一会，有人牵我起来，劝慰我不要哭了，他们好料理母亲的后事。当时我一点也听不进，只顾哭……后来，我被强行拉了起来。我看见很多人都哭了，只是流着眼泪，没有声音。接着，帮忙的人叫我跪在母亲的脚前撕纸钱，他们给母亲梳头、洗脸，还安排人四处买棺材，到县城买布缝衣服……后来，母亲葬在了盘脚营街南的丁家坳。

　　母亲去世后一年多，从遵义方向来了一个叫王全珍的女人，比我父亲小四五岁，满口遵义话。当时，我家下对门李文清家摆长桌卖饭。她大概是饿了，就在长桌边坐下歇气。当地几个妇女就询问她。她说，自己是遵义团溪葡萄井人，嫁给一家地主当小老婆，地主虐待她，她就出门逃生，跑到了这里。街坊邻居们商议了一下，就把我父亲叫去，撮合双方在一起。随后达成了结婚协议，我父亲就把她带到了我家，从此，她成了我的后母。

　　她刚到我家时，对我特别好。后来，她生了个小弟弟，叫小牛儿，脾气就变得古怪起来。我稍有不听话，她就会打骂我，甚至还罚跪，不让吃饱饭。两年后，她又生了一个妹妹叫小玉珍。小玉珍四五岁时，兄妹俩在前后两天都得急病死了。

　　当时，我家住在盘脚营街南头，在大地主吴良臣家地基上修建的房子，那是两层简陋得可怜的土墙茅草房，楼下是牛马圈，楼上住人。由于前后不到十年时间死了3个人，人们都说我家屋基不好，继续住下去还要死人。后来，我父亲东拼西凑了一点钱，给曾汗清家买了街北头的一块地，修建了三间土墙房。修房时，我父亲将老房子的三块盖沟石和一些墙泥搬到了新居。地主吴良臣发现后，坚决不同意，强迫我父亲将老房子的墙泥和盖沟石搬回原处，并收回佃给我家的土地。正在两家争闹不休时，贵州解放了，息烽也解放了，地主吴良臣也不敢和我家闹了。

　　搬进新家不久，王氏母亲又给我生了第三个妹妹，叫小碧儿。遗憾的是，这个妹妹四岁时，有一天在门口川黔公路上玩耍，又被汽车碾死了。后来，我一直没有兄弟妹妹。

　　我的童年就是这样苦难，可在那样的社会，在那个年代，可怜的人又何止我一个呢？

五十年代的老房子前，杨荣光老人后母王德珍

少年时代

　　解放前，我家很穷，租地主吴良臣家土地耕种。父亲长期给地主分子、国民党息烽保警队中队长吴俊养马。吴家那匹红褐色的大马，个头大，肥得出油，遭凶得很，爱踢咬人，除我父亲外，其他人根本无法到它身边。特别是这马见到其它马时，更难控制，有时连缰绳都要挣断。一旦脱缰，要几个胆大的男子汉用绳圈围才能捕住它。我父亲给他家养马五更起，半夜睡，吃不好，还经常被马弄伤。但为了挣钱养家糊口，讨得地主家土地耕种，父亲总是一心一意地帮地主家。我在家里负责打猪草，砍柴，看牛，牧马。　　

　　解放前两三年，我家还开了客店，每天都有遵义二郎滩推盐巴的鸡公车和挑油卖的商贩住我家。他们到我家都是很晚了，我得帮后母拉柴烧火煮饭，饭后要给客人抬热水洗脸洗脚。那时候没有电灯，客人睡觉要用火把照亮。等客人睡了，已经很晚了我才得到休息。第二天，天未亮就被父母叫起，烧水给客人洗脸后，接着煮饭。有时还要照料七十多岁的祖父，给他抬水洗脸洗脚，拿烟杆，点火，倒茶。祖父在夜深时，会咳得厉害，经常会把我叫起来伺候他。　

　　我白天要放牛，打猪草，拣柴，晚上的杂活又多得不得了，每天都疲惫不堪。有时累得不行了，趁上山拣柴时，偷偷在山上睡一觉；有时瞌睡太来了，就躲在门背后悄悄打个盹。被后母发现，就会挨打受骂。记得有一天我去放牛，离家后骑在牛背上，让牛儿自由吃草。因为太疲惫，趴在牛背上睡着了，牛儿进入何家麦地，吃了麦苗。何家来人牵住牛儿，把我叫醒，给后母告状。后母非常生气，找了一大根棍子，将我痛打了一顿。我不敢反抗，捂着脸我边哭边认错，说了几十个"我错了，我再也不啦……"她还是没放过我，罚我跪在堂屋中央，还说，一天都不给饭吃，饿死我算了。　　

　　我心里特别害怕，心想，后母心太狠了。跪着时，我暗暗决定，一定要离开这个家！趁他不注意，我偷偷溜出堂屋，一趟跑了出去。天逐渐黑了，开始看不见亮了，我很害怕，就摸索回到了屋后，钻进一堆木料，躲在里面。我心里想，肯定不会有谁管我的死活，那一刻觉得自己太可怜了，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就这样，在伤心难过中，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后来，我被一个声音惊醒了，看到很多人打着火把到处找我，一边找一边喊。有个我熟悉的声音很大："杨全儿，快回来了，你伯娘（那时，我叫后母伯娘）不会打你了。你回家来，我们保你！"这是三合土大舅娘钟正容（后来是我岳母）的声音。当时，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特别害怕，就故意将木料整响，他们发现了我，把我喊回家，没有再打我，也没有让我饿肚子。　　

　　后来，父亲把我送去读书。读书只有半天，回来要干活，晚上睡不够，根本没有心思读书，经常迟到、早退，完不成作业，得过且过，能躲学就躲学，书不会背就支吾搪塞，成绩一点不好。有一次我逃学，学校派了三个学生来拉我上学，当时是倪先生教我。拉回学校，倪先生就叫我背书。我背不出来，老师就用戒尺打我手掌心，左手打肿了换右手。一顿掌心打下来，连笔都拿不起，吃饭时，用筷子都困难。后来，只要作业做不完，书不会背，我索性撒谎不去学校了。就这样，一个学期的书，一半在家，一半在校，连读四个一年级，还什么都没学到。有时父亲抽空考我，我就说老师没教过，实际是自己没有学好。教我时间最长的是薛建峰、黄其武、罗仕俊三位老师。他们对我很了解，很多地方都原谅我。从几岁一直到十几岁，我都是一边看牛干活，一边读书。

1957年，杨荣光在福建漳州部队留影

长大成人　　

　　小时候，父亲经常背着我犁田犁土。稍大一点，就把我放在土边看着他犁田犁土、种地。耳濡目染，我对种庄稼有了兴趣，心里想："哪一天要是能犁田犁土该多好啊！"到十二岁时，有一天，父亲在地里把犁土的工具架在牛身上，家里突然有事。他让我看住牛儿，就匆匆回去了。

　　父亲回家后，我就学着他的样子，右手掌犁把，左手拿鞭子，赶着牛儿往前走。谁知那牛儿也怪，根本不听我指挥，怎么撵它都不走。我急了，就用鞭子抽它，可它尾巴一甩，头两摇摇，还是不走。打它的脚，它把脚踢两下，还是不走。父亲来了，看到我笨拙的样子，笑着对我说："等你长大了它才会听你的。"

　　一年小，两年大，到了十四岁左右，父亲开始教我犁土。从易到难，先学犁大块的，后学犁小块的，然后不管大小都犁，还学犁石旮旯。时间长了，我熟练地掌握了犁土技术，父亲就把家中的土全交给我犁，我也勤快自觉，到了季节，用不着父母安排，自己主动地将要种的地全部犁完。

　　后来，不仅犁自家地，还出门帮人。我像大人一样第一次帮人犁土，主人家第一次请我吃饭，是大麻窝罗仕俊老师家。当时特别激动，心里乐滋滋的想："我能干大人的活啦！"罗老师的妻子叫李四妹，我喊她罗幺娘。他到我家对后母说："你家杨全儿人小，犁土犁得特别好，石旮旯犁得周到，用不着多挖。"后来，他家土每年都包给我犁。

　　说也怪，参军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我在小山堡犁一块大土时，一块石头挂住了犁头的犁口，牛儿用尽全力往前拉，可是犁头怎么摇也摇不动。摇了一会儿，石头松脱了，我一抬犁把，石头翻起，牛一下子摔下两米多的高坎，我拉不住，连犁头一起砸在了牛背上。牛左前脚骨折了，站立都困难。后来，就用绳子把牛吊起来喂养，还给它喂药包扎，还是没医好，只好将它杀掉。父母亲没有怪罪我，我内心却感到内疚。

　　当时，家里还养了一匹黄色母马，不管怎么喂养都不长肉。看上去，好像大风都吹得倒似的。我家用它来驮煤烧，每次还能驮100多斤。二屯岩和黄家湾都有煤厂，去的路一直是爬坡，驮煤回来一直是下坡。去时我骑在马架上，回家时我拉着马尾巴，一边走，一边喊"好好走！好好走！"怕马儿失蹄翻到岩下去。

　　有一天，同伴好友约我一道驮煤上县城去卖，我怕父母骂不敢去。后来他苦苦劝我，我就去了。将煤卖掉后，我骑着马儿回家，内心暗暗高兴，边走边唱山歌：

　　这山没有那山高，两山拉来搭座桥，

　　有钱之人桥上过，无钱之人水上漂。

　　联娘要联皮带娘，皮带娘娘好心肠，

　　杀鸡给哥留鸡腿，煮酒给哥留酒酿。

　　回家后，我将卖煤的钱一分不少地交给父母，他们不但没有批评我，还夸奖说："有用有用。"父母高兴，我也高兴，尽管肚子饿得呱呱叫，我都不觉得，暗地里称赞自己："我长大了，能干大人的活啦！"

　　1950年，息烽解放不久，剿匪和土改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川黔铁路第一次踩路工作开始了。一天，踩路工作队进驻我家。第二天，我就以小工的名义，参加了踩路队。用柴刀给他们砍开阻挡前进的荆棘，让踩路队顺利通行。有时，还给工程师背采集标本。一天行程几十里，虽然工作不重，但走路辛苦。有时好奇，还给护卫队的解放军背枪。从盘脚营到养龙站，经过石堡林、三步跳、石桥、兰家箐等地，爬山涉水，很辛苦，心里却很高兴。有位解放军开玩笑问我："小鬼，累不累呀？"我说："不累呢！"

杨荣光老人荣获的军功章、纪念章

入伍一波三折

　　1951年，息烽解放不久，毛主席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村里召开了动员大会。父亲当时是村长，第一个写上了我的名字，接着很多青年纷纷报名。没过几天，批准入伍的名单下来了，有甘沟的许明月、许明德；盘脚营的我、刘云臣、胡明星，大麻窝的王永光、罗开云；三合土的罗少斌；下大土的李大明；潮水坝的唐开；安里寨的陈敬修、陈敬书、李恩富、冯家泽、冯家余、孙成海、曾仕轩等人。

　　集中那天，村里给每个人找来一匹马，并安排了牵马人。每人胸前戴上一朵大红花，骑在马上，放着鞭炮，敲着锣鼓，送我们到县城。我是父亲亲自给我牵的马，他边走边对我说："到部队后，一定要听首长的话，努力学习本领，杀敌立功，为家里人争光！"一路上，大家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还反复多次高声呼喊："打倒美帝！保卫祖国！保卫家乡！"等口号。

　　到息烽县城后，一些新兵住"农训班"，我们一区的住大礼堂。我以为这样就入伍了，谁知第二天还要进行体检。进入体检室，医生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番，见我面黄肌瘦的样子，个子又小，就说："你不用体检了。"下午，我同落选的人一起，被安排住进永靖镇粮店，准备第二天回家。

　　谁知当天下午，就有一个大个子的解放军来粮店，一见我就问："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杨荣光。"

　　"哪个村的？"

　　"盘脚营的！"

　　"今年多大了？"

　　"十七岁！"

　　"读过书吗？"

　　"小学四年级！"

　　"你为什么要参军？"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首长看了看我，就对我说："你明天一早到大礼堂左边房子，到县大队当通讯员，行不？"

　　"行！"我非常爽快地答应。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如约到县大队。屋里坐着一位解放军，不是昨天那位首长。我一进屋，那个解放军就问："小鬼，有什么事？"我说："昨天有个解放军同志叫我来报到，当通讯员。"

　　那解放军问了我的名字后，说："你运气不好，来晚了，通讯员已经有了。"我很失望，站在屋里不想走。过了一会儿，他看了看我，然后对我说："这样，我写张条子，你仍回部队去。"我说："行。"他就拿起桌子上的毛笔写了一张条子，盖上公章，叫我到大礼堂找指导员。　

　　我把便条给指导员，他接过一看，二话没说，就把我编到班里去了。这一天是1951年5月15日，我参军入伍的日子，也是最难忘的日子。从这一天起，我正式入伍当兵了。

1986年，杨荣光老人在息烽县民政局办公室

部队生活异常艰苦　

　　入伍后，部队给每个人发了一套军装，一件衬衣，一床被子，一根床单，一双布鞋，一个水壶，一个背包带等小东西。接下来换军装，教唱歌、上课、准备行军。第二天，父亲从家里带来了未婚妻为我做的一双新布鞋，并把我换下的旧衣服带了回去。　

　　穿上军装，我有说不出的自豪和喜悦。尽管见到了父亲，而且，从县城到家里还有5公里的距离，我还是决定回家一趟，让亲友和未婚妻看我一眼。吃了晚饭后，我就跑了回去，让亲友看一眼后，又赶快跑回部队。部队领导知道后，告诫我说："部队有纪律，走哪里要请假，经批准后才能离开。今后不准这样做了！"

　　当时在息烽，部队教了很多歌，我现在还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学了一首抗美援朝歌："嗨啦啦，嗨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国兵呀。"

　　接下来，行军开始，分三段走：先步行到龙里，再从龙里坐汽车到麻尾，最后从麻尾坐火车到东北。每个人都背个小背包，边走边唱："雄纠纠，气昂昂……"有的还唱山歌，就像一群脱缰的野马，到处乱蹦乱跳。第一站到扎佐，第二站到龙洞堡，第三站才到目的地龙里县城。第一天，特别是上半天，大家都精气神十足；到了第二天，特别是第三天，有的人就当"狗熊"了，走不动就搭马车，有的还要老兵扛"马马肩"。我从小做体力活，个头虽小，但身体结实有力，不仅不要人扶助，还帮炊事班扛饭锅，表现十分突出。

　　部队到龙里时，大家又高兴起来了，高呼"到了！到了！"谁知不等休息，又叫我们在球场跑步，连跑四五圈。有的同志受不了，就干脆坐下休息。我没有出队，但在家里时长期打光脚板干活，穿着硬底子的布鞋跑步很不习惯，跑了两圈，脚就受不了。我干脆将鞋脱掉，打着赤脚跑。有人看见我脱了鞋子，就跟着脱，不一会，操场上摆了很多鞋……几圈跑下来，立马集合。有的新兵被挑选出来，没有跟部队走，留在贵州。我没有被挑出来。

　　在龙里休息了两天，第三天一大早，开来三四辆美国造的十轮卡车，大家吃了饭依次上车。半天功夫，车队到了麻尾，换乘火车。尽管坐的是闷罐车，不过第一次坐上了以前见都没有见过的火车，高兴得跳了起来，激动得唱起了歌，并学着打拍子。谁知这一坐就是几天几夜，时间一长，情绪自然低落了下来。自带的干饼也生霉变味了，自带的水也喝完了。吃不好，睡不好，解大小便都不能下车，用绳子系住车门的两端，手拉着绳子解手。非常不习惯，却没有办法。

　　连续坐了大约一个星期的车，才到东北辽西一处叫"石山站"的地方下了车。稍息片刻，又背着背包，跟着部队向前，大约走了两三个小时，到了部队宿营地——小幺台子村。

　　到部队后，息烽籍战友编入补训十师四营十三、十四两个连队。我编入十四连三排九班，有20多人，班长叫杨建国，云南人。编好队后，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军训。军训首先学队列、稍息、立正、看齐、报数，还有各种转身和步伐，还学战术技术，各种轻武器射击，手榴弹的投掷等。　

　　在东北进行军事训练，气温一般零下10度，有时可达零下20多度。记得班长派我们五六个同志去挖一个厕所。用十字镐一挖一个白印，坑挖不下去，就用开水烫，还是不好挖，又用高粱杆烧过再挖，连挖了两天，才挖出一个不到三尺长、一尺宽、两尺深的小坑。我们编了段顺口溜："东北冷，冻断江河，凝固水井，大风吹得呜呜叫，大雪覆盖到山顶。"

　　到了冬天，除了在黔南的龙里县发的衣被外，每人还增发一床蚊帐，一件衬衣，一件外衣，一套棉衣，还发了一双反帮皮鞋，一双内皮外布的棉鞋，一双棉手套，一件皮大衣。天气不冷，就抓紧军训。天气冷了，白天上课，夜间炕上讨论。上课、出操，一般间隔半小时。出操前，排长让大家跺跺脚，跳跃跳跃，搓搓手，活动取暖。

　　新兵没有发枪，一个班只有一支"三八式"教练枪，其他枪都是用高粱杆做的。我们编了首歌："禾杆枪，禾杆枪，不能打仗做模样，人人会做，个个会扛，用它学本领，学好本领打胜仗。"

　　部队纪律很严，除了白天训练外，还经常搞紧急集合，大家都熟睡后，"呜——"一声哨响，五分钟内就得背好背包集合，有时还要走一二十里路才返回。有掉队的，背包打得不好的，都要挨批评。我一点不怕训练，只怕夜里站岗。站岗有三怕，一怕睡不好，二怕天气冷，三怕坏人来抢枪。

　　训练任务完成后，上级就把年龄太小的、太大的、思想不够积极的都抽出来，组建为15营。我因为年龄小，也被抽到15营去了。在15营里，我人虽小，却识几个字，部队很重视我，让我当班长，凡是重要的会议，都抽我去学记录，列队时还叫我指挥唱歌。

　　后来，上级增设补训10师补充到高射炮部队，又从15营中挑了一批人返回14连。当时站列好队伍，由连排干部选人，不入朝的留在队列里不动。我正在心神不定的时候，贾排长就指了一下我，说："站到这边来！"就这样，我重新回到了14连，同部队一起唱着志愿军赞歌进入了朝鲜。

　　1951年底，部队进入朝鲜，大家就唱《金日成将军之歌》："长白山绵绵山岭，沾满血印。鸭绿江水，曲曲弯弯，飘着血痕。今天我们来到朝鲜花环上，英明的领袖他是谁？啊啊，英明的领袖，亲密的战友金日成……"

杨荣光老人与妻子王德珍

在朝鲜的日日夜夜

　　朝鲜地形跟贵州差不多，山水相接，松树林覆盖面大，土多田少。气候却跟中国东北一样，冬天气温一般在零下10多度，有时低到零下20多度。

　　我们入朝时，正是冬末，特别冷，敌机经常偷袭轰炸。入朝之后，我被安排在驻守大同江桥的炮兵63师607团，在团机关政治处当公务员。

　　一天，我和团机关的七个人到连队去看电影，返回的路上，在距离驻地大约两公里的地方，横穿公路口时，看见开来一辆汽车开着灯行驶过来。突然，敌机来了，高山上的哨兵"砰、砰、砰"打了几声报警枪，汽车司机可能没有听到枪声，没有关灯，仍然驾驶汽车前行。突然，敌机扑过来了，"嗖、嗖"丢了两枚炸弹，目的是炸汽车，可汽车开跑了。我卧倒及时，没有被弹片伤着。可我的六个战友都倒下了。天很黑，我无法看清情况，就将随身带着的救济包取下给身边的战友，说："你们自己包扎一下，我回团部找汽车来拉你们去医院。"

　　情况十分危急，我也顾不得找路了，从河水中跑了过去。回到机关找到车，我随同汽车奔往出事地点。等到出事地点，伤员却不见了。后来得知，被路过的汽车拉走了。受伤的六个人，有五个因流血过多，先后牺牲了。第二天，部队清理人数，发现团部叫阿拉的炊事员不见了，立即到出事地点去寻找，发现了很多尸块。将尸块拼起来，一眼就认出是阿拉。原来炸片引爆了他身上的手榴弹……简直太惨了。　

　　1953年，停战前一天，团政治部的张涛主任安排我和宣传干事孙盛德一起，护送一个英雄到前沿阵地作报告。我们坐车到清川江时，车侧翻了无法继续行驶，只好步行去找部队。走了一天，没东西吃，饿了就在山上采野果充饥。连队在哪里呢？一眼看去全是深山密林。过了几条河，爬了数个坡，没见一个人影。天黑了得找地方休息，到处都是湿地，好不容易找到一处木棒架在水沟上的"床"。水沟一米多宽，水往下流得"哗哗哗"响。孙干事说："我们就住在这里吧。"大家把随身带的背包铺在水沟"床"上，实在太疲倦，很快就睡着了。

1953年，杨荣光在朝鲜志愿军展览馆前留影

　　第二天一早，孙干事打开收音机，正好听到"美国入朝部队总司令克拉克将军在停战协议上签字"的消息。没过一会儿，丛林里的战友们都跳了出来，高呼："停战了！停战了！志愿军万岁!毛主席万岁！"还高声唱道："炮火震动着我们的心，胜利鼓舞着我们，中朝儿女亲如兄弟，并肩作战打击敌人"。　

　　停战后，炮兵607团撤住"八一沟"，保卫中国人民志愿军首脑机关。不久，就召开了一次庆功大会，受表彰的功臣息烽籍的志愿军战士就有274人，其中战斗英雄1人，特等功1人，一等功8人，二等功13人，三等功252人。

　　我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大会上演出了《小放牛》和《献花舞》。台上有两个男同志，两个女同志，一边跳，一边唱："光荣的花是模范的花，英雄模范戴上它。英雄为人民立大功，光荣喜报寄回家，寄回家，全家老小笑哈哈。光荣大匾门上挂，英雄的美名传天下。"许明月等同志在大会上作了先进事迹的报告，我听了后，很受启发，心想："我要是英雄就好了。"我暗暗发誓：今后一定要好好干，争取立功，争取当模范。

回到祖国　

　　从朝鲜撤回不久，我被调到警卫排一班当副班长，代理班长。后来，排长调走了，我又被任命为代理排长。这个排的战士都是贵州人和四川人，干起活来就像小老虎。我们警卫排的任务是守军库，上弹药。我一去就接受了40天的军训任务，学队列、军械、射击、战术、勤务，还学政治。另外，还搞了冲锋枪50米和步枪100米的实弹射击，我们班打得最好，得了第一名。

　　1956年8月，七号首长找我谈话，叫我到二连当副指导员。并立即派杜光国接替我的工作。我把工作移交后，中央下达了"停止提拔干部的通知"，我继续回到师保密室工作，过了一年，我要求复员。还写了一篇《复员并不吃亏》的文章，被《解放军报》选用刊登。1954年前当兵的叫复员，1954年后当兵的叫退伍。因此，我离开部队回家是复员军人。　

　　复员回家，父亲牵着马来接我，看到父亲，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叫了一声："伯伯，（当地称呼父亲叫伯伯）我回来了，我是复员回来的，这次回来就不去了。"父亲怕我有什么想法，连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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