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正史对魏延的评价（又被三国演义抹黑）

魏延是三国时期的蜀国大将。每当提到他，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是两件事：一是他刚从长沙归降时，诸葛亮号令将他推出斩首，理由是他脑后有反骨；另外一个则是诸葛亮刚刚去世尸骨未寒，他便发动叛乱，结果被马岱诛杀，印证了“反骨”的说法。

但这都是三国演义的说法，历史上的魏延是什么样子的呢？

根据《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诸葛亮在军中自感将不久于世，便背着魏延召集长史杨仪、司马费袆、护军姜维等人安排后事，决定“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

文件精神按规定要传达到主要将领，却偏偏将主要大将魏延无端排除在外；如此违反组织原则安排后事已经相当不合适，偏偏作出的又是这样一个经不起推敲的错误决定，而来执行这个错误决定的偏偏又是个错误的人。

杨仪与魏延，类似晁错与袁盎，形同天敌。二人“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魏延传》更是直接形容二人“有如水火”。

这样一个政敌突然之间出来主持大计，魏延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不服调度，可谓本能反应。听到费祎转达的文件精神，他差不多要跳起来：“丞相虽亡，吾自见在。亲府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在大厦将倾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来作此表态，应该说是很难得的。诸葛亮为了蜀汉事业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约也不愿因为自己身死而放弃北伐大业，魏延最起码也是精神可嘉吧？

后半部分的确经不起推敲，有意气用事、不顾大局、辜负组织培养的嫌疑，和他的身份地位很不相称，但是假如大家都知道杨仪是个么人，大约也就能够理解。

当马岱送回魏延的首级，向杨仪交令时，后者起身用脚踏着怒骂：“庸奴，复能作恶不”，直到回去“夷延三族”，方才消了心头恶气。等一切安定，他“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谁知只当了一个劳什子“中军师”的官，“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也就是说只是个闲职，实际是被朝廷挂了起来，于是心里十分恼火，竟然这样对费袆说：“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

意思是那时我兵权在手，如果带枪投靠魏国，哪至于只弄这么个小官呢？真是悔不当初！如果说魏延不听指挥也有伸手要权要官之嫌，那么杨仪则完全是一副赤裸裸的野心家嘴脸，一门心思要当接班人。

魏延不但不听，反倒进一步要求费祎也留下来，两人联名下文号令诸将，继续与魏军周旋。这事费祎肯定不能干。他忽悠魏延说：“我回去劝劝杨仪。他是文官，不懂军事，肯定会同意你的意见。”

费祎出了营门便奔驰而去。魏延却后了悔，但想追又来不及，只好心存侥幸，派人悄悄到杨仪那里查看情况，希望他真能像费祎所说的，同意自己的意见。

然而恰恰相反，他得到的情报是杨仪已经在部署撤退，不觉大怒；于是不等杨仪出发，他就率领所部先行撤退，并且烧绝阁道，上表奏告杨仪谋逆。

杨仪也揭发魏延造反。一天之内，两人的表章同时送到后主案头。这桩官司离奇而且突然，后主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两人都怀疑魏延而相信杨仪。

魏延烧绝栈道，无非是阻止主力退兵。他不是还想“率驻军击贼”嘛。可是修栈道最麻烦的工序是在石壁上凿孔打眼，现在那个工序成果尚存，杨仪只消伐木铺板，因此也很快就撤过了秦岭。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上了贼船，就别想轻易下来。

魏延心一横，索性派兵占据南谷口，准备攻击杨仪。杨仪派王平——就是街亭之战时马谡的副将，《魏延传》中称为何平，因为王平小时候曾过继何家——前来抵挡。魏延部众知道魏延理屈，随即散去，魏延无奈，只好带着儿子和亲信逃到汉中，最终被马岱追来斩杀。

其实魏延所谓的“反叛”跟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朝廷”一样，目标仅仅只是政敌杨仪。只不过后者持有诸葛亮的“尚方宝剑”、在那个瞬间是正义的化身，他的举动才被官方定性为反叛而已。

据《魏延传》记载，“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杨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也就是说，平常大家一起议论，都认为将来魏延会继承诸葛亮的衣钵，魏延当然也如此自许，所以根本没有叛乱的想法。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中甚至还有更进一步的说法：“《魏略》曰：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求来也。令延摄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与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

据《魏延传》记载，他“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部曲”在汉代本是军队的编制名称，一般而言，将军或者校尉下辖五部十曲，部曲起初的意思，也就是部下。

后来含义逐渐变化。《唐律疏议》上的说法是：“部曲，谓私家所有。”因此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稿奴隶篇》中认为：“部曲初由投靠而来，且多从事战争。至唐始变为贱民，形同奴隶。”

魏晋南北朝时期，部曲一般指家兵、私兵。也就是说，魏延并非长沙降将。他出身低微，以“部曲”身份追随刘备入川，因为屡立战功，而被封为中级军官“牙门将军”。

刘备在汉中称王时，魏延遭遇突击提拔：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刘备此言既出，“一军尽惊”。因为汉中的战略地位实在太过重要。

作为蜀国的前进基地、魏蜀两军的缓冲地带，占据汉中进可北争关陇，退能南蔽巴蜀。这一点，明眼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杨洪这样对诸葛亮说：“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蜀将黄权也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表达得更为详尽：“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

刘备为了树立魏延的威信，特意安排他当着大家的面发表施政纲领，情形不亚于现代的任职答辩。刘备问道：“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回答道：“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率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这个豪言壮语让刘备非常满意，后来又晋封魏延为镇北将军。

后主刘禅即位之初，魏延被封为都亭侯。

进步很快。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决意北伐，上了《出师表》，然后进驻汉中，整顿人马，调运粮草，随时准备出征。这时魏延的任务是都督前部，官职是丞相司马、凉州刺史。

从公元227年到234年，诸葛亮一共组织了六次北伐，魏延全部参与其中，可谓劳苦功高。

建兴八年，魏军兵分三路进攻汉中，司马懿出西城，张郃出子午谷，曹真出斜谷。诸葛亮屯兵城固、赤坂，与之抗衡。

适逢天降大雨，连续月余不止，无法交战，魏军只好撤退。诸葛亮趁机派魏延和吴懿深入羌中，联络羌人，袭扰魏军后方。

魏延和吴懿随即带领本部人马，向西进入羌人居住区。当年11月，他们招兵买马，队伍扩充到一万多人，不断袭扰魏军。魏后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等率军灭火，两军在阳溪展开激战。最终获胜的不是魏军，而是魏延。郭淮等敌不过魏延，只好退到狄道。

魏延因功很快就升任征西大将军，封南郑侯。

六次北伐，魏延都是干将，而且两次立功，可见他并非庸才。既然如此，诸葛亮又为何不肯信任重用？

主要原因在于两人的性格、确切地说是军事见解互相矛盾。“诸葛一生唯谨慎”，他早年也许还有一些开拓进取的冒险精神，比如在《隆中对》中提出要跟刘备分进合击、两路夹攻夺取中原，真正执掌兵权后，慢慢变得谨小慎微，从来都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而魏延则不，他经常“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这就是后人们常常讨论的子午谷奇谋。

魏延请求诸葛亮拨给他一万兵马，他选五千人作战，五千人运输，从褒中出击，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十天之内奇袭长安，然后与诸葛亮会师于潼关。因为这条路，离关中重镇长安最近。魏延的这个策略可以取个酷点的名字：猛虎掏心。充满开拓精神。虽然也有冒险成分，但任何一次战役都没有必胜之把握，再高明的选择也不能完全排除冒险因素，这是常识。

《兵法》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魏延计划的核心，就是出奇制胜。然而因为与诸葛亮的大政方针不合，一直被“制而不许”，魏延的积极性因此受到极大的打击，慢慢开始发牢骚：“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就这样，从见解不同慢慢发展成感情上的疏远与陌生，最终影响了诸葛亮对他的信任。如果不是如此，素以知人善任而著称于世的诸葛亮，何至于安排后事时出此下策！

一旦杨仪根据“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的密令率领主力径自撤退，魏延一部要独自面对司马懿的数万铁骑。诸葛亮统帅大军尚且只能与魏军相持，魏延以偏师对付魏军主力，岂非以卵击石？

此时跟随大军撤退不仅面子上过不去，回去恐怕还有秋后算账的问题，无论如何他违背了丞相的政治嘱托，老对头杨仪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不退吧只有投降一途，否则难免会被对手吞并。真可谓左右为难。

魏延和杨仪结怨，肯定有自己“性矜高”的原因；不能赢得诸葛亮的信任与好感，大概也与他自己牢骚满腹不无联系，套用一句时髦的现代话，叫做“沟通能力”有问题。

但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人才的选拔、干部的任用仅仅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刘备在世时，还能拿点主意，因此魏延才有直接向诸葛亮陈述己见的机会。刘备一死，后主是稀泥糊不上墙，大事完全决于诸葛亮；偏偏诸葛亮又看不上魏延的策略，认为都不可行。在这种情况下，魏延如果不受排斥，岂非怪事。

诸葛亮主持蜀国国政十多年里，有七年处于战争状态：一次南征，六次北伐，其中有一次他未直接参战，只派魏延等进兵羌中。而姜维呢，先后九次北伐。九次北伐胜多负少，姜维的才能可知。但问题在于，姜维即便胜利，也是只开花不结果，得势不得分。如果上升到战略高度，可能都要算作失败。因为北伐的根本目的都没有达到。

魏蜀吴三国的人口数量对比。具体如下：

蜀汉940000人

曹魏4432881人

东吴2300000人

蜀汉的人口数量不足曹魏的四分之一，不及东吴的一半。当时还是人多力量大的时代，人口几乎就是第一生产力第一战斗力，蜀国实力之弱，可见一斑。

姜维的才干，在蜀国后期确实比较突出，但却只有边帅之能，远非宰辅之用。

诸葛亮背着他作出的安排极其错误。即便一定需要这么做，至少也应该由费袆出面，将大事托付给杨仪很不合适，因为他知道杨仪跟魏延的关系，同时也知道杨仪的缺点。据《杨仪传》记载，“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亮平生密指仪性狷狭，意在蒋琬。”

杨仪筹划粮草参赞军机是把好手，但却是个小心眼，因此诸葛亮生前对二人“不忍偏废”，持中立态度。既然如此，何故又在自己即将大去的关键时刻，忘记了平日的立场？

魏延固然可能不服从组织决定，但杨仪的小心眼难道就不会引发大错？如果没背着魏延做那样的决定，如果执行决定的不是杨仪——后来者看到这里肯定会有许许多多关于“如果”的感慨，可惜它们还只能由那句毫无情面可言的冷冰冰的话作答：

历史不相信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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