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正史对魏延的评价(又被三国演义抹黑)

魏延是三国时期的蜀国大将。每当提到他,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是两件事:一是他刚从长沙归降时,诸葛亮号令将他推出斩首,理由是他脑后有反骨;另外一个则是诸葛亮刚刚去世尸骨未寒,他便发动叛乱,结果被马岱诛杀,印证了“反骨”的说法。

但这都是三国演义的说法,历史上的魏延是什么样子的呢?

根据《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诸葛亮在军中自感将不久于世,便背着魏延召集长史杨仪、司马费袆、护军姜维等人安排后事,决定“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

文件精神按规定要传达到主要将领,却偏偏将主要大将魏延无端排除在外;如此违反组织原则安排后事已经相当不合适,偏偏作出的又是这样一个经不起推敲的错误决定,而来执行这个错误决定的偏偏又是个错误的人。

杨仪与魏延,类似晁错与袁盎,形同天敌。二人“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魏延传》更是直接形容二人“有如水火”。

这样一个政敌突然之间出来主持大计,魏延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不服调度,可谓本能反应。听到费祎转达的文件精神,他差不多要跳起来:“丞相虽亡,吾自见在。亲府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在大厦将倾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来作此表态,应该说是很难得的。诸葛亮为了蜀汉事业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约也不愿因为自己身死而放弃北伐大业,魏延最起码也是精神可嘉吧?

后半部分的确经不起推敲,有意气用事、不顾大局、辜负组织培养的嫌疑,和他的身份地位很不相称,但是假如大家都知道杨仪是个么人,大约也就能够理解。

当马岱送回魏延的首级,向杨仪交令时,后者起身用脚踏着怒骂:“庸奴,复能作恶不”,直到回去“夷延三族”,方才消了心头恶气。等一切安定,他“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谁知只当了一个劳什子“中军师”的官,“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也就是说只是个闲职,实际是被朝廷挂了起来,于是心里十分恼火,竟然这样对费袆说:“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

意思是那时我兵权在手,如果带枪投靠魏国,哪至于只弄这么个小官呢?真是悔不当初!如果说魏延不听指挥也有伸手要权要官之嫌,那么杨仪则完全是一副赤裸裸的野心家嘴脸,一门心思要当接班人。

魏延不但不听,反倒进一步要求费祎也留下来,两人联名下文号令诸将,继续与魏军周旋。这事费祎肯定不能干。他忽悠魏延说:“我回去劝劝杨仪。他是文官,不懂军事,肯定会同意你的意见。”

费祎出了营门便奔驰而去。魏延却后了悔,但想追又来不及,只好心存侥幸,派人悄悄到杨仪那里查看情况,希望他真能像费祎所说的,同意自己的意见。

然而恰恰相反,他得到的情报是杨仪已经在部署撤退,不觉大怒;于是不等杨仪出发,他就率领所部先行撤退,并且烧绝阁道,上表奏告杨仪谋逆。

杨仪也揭发魏延造反。一天之内,两人的表章同时送到后主案头。这桩官司离奇而且突然,后主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两人都怀疑魏延而相信杨仪。

魏延烧绝栈道,无非是阻止主力退兵。他不是还想“率驻军击贼”嘛。可是修栈道最麻烦的工序是在石壁上凿孔打眼,现在那个工序成果尚存,杨仪只消伐木铺板,因此也很快就撤过了秦岭。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上了贼船,就别想轻易下来。

魏延心一横,索性派兵占据南谷口,准备攻击杨仪。杨仪派王平——就是街亭之战时马谡的副将,《魏延传》中称为何平,因为王平小时候曾过继何家——前来抵挡。魏延部众知道魏延理屈,随即散去,魏延无奈,只好带着儿子和亲信逃到汉中,最终被马岱追来斩杀。

其实魏延所谓的“反叛”跟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朝廷”一样,目标仅仅只是政敌杨仪。只不过后者持有诸葛亮的“尚方宝剑”、在那个瞬间是正义的化身,他的举动才被官方定性为反叛而已。

据《魏延传》记载,“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杨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也就是说,平常大家一起议论,都认为将来魏延会继承诸葛亮的衣钵,魏延当然也如此自许,所以根本没有叛乱的想法。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中甚至还有更进一步的说法:“《魏略》曰: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求来也。令延摄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与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

三国正史对魏延的评价(又被三国演义抹黑)(1)

据《魏延传》记载,他“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部曲”在汉代本是军队的编制名称,一般而言,将军或者校尉下辖五部十曲,部曲起初的意思,也就是部下。

后来含义逐渐变化。《唐律疏议》上的说法是:“部曲,谓私家所有。”因此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稿奴隶篇》中认为:“部曲初由投靠而来,且多从事战争。至唐始变为贱民,形同奴隶。”

魏晋南北朝时期,部曲一般指家兵、私兵。也就是说,魏延并非长沙降将。他出身低微,以“部曲”身份追随刘备入川,因为屡立战功,而被封为中级军官“牙门将军”。

刘备在汉中称王时,魏延遭遇突击提拔: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刘备此言既出,“一军尽惊”。因为汉中的战略地位实在太过重要。

作为蜀国的前进基地、魏蜀两军的缓冲地带,占据汉中进可北争关陇,退能南蔽巴蜀。这一点,明眼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杨洪这样对诸葛亮说:“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蜀将黄权也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表达得更为详尽:“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

刘备为了树立魏延的威信,特意安排他当着大家的面发表施政纲领,情形不亚于现代的任职答辩。刘备问道:“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回答道:“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率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这个豪言壮语让刘备非常满意,后来又晋封魏延为镇北将军。

后主刘禅即位之初,魏延被封为都亭侯。

进步很快。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决意北伐,上了《出师表》,然后进驻汉中,整顿人马,调运粮草,随时准备出征。这时魏延的任务是都督前部,官职是丞相司马、凉州刺史。

从公元227年到234年,诸葛亮一共组织了六次北伐,魏延全部参与其中,可谓劳苦功高。

建兴八年,魏军兵分三路进攻汉中,司马懿出西城,张郃出子午谷,曹真出斜谷。诸葛亮屯兵城固、赤坂,与之抗衡。

适逢天降大雨,连续月余不止,无法交战,魏军只好撤退。诸葛亮趁机派魏延和吴懿深入羌中,联络羌人,袭扰魏军后方。

魏延和吴懿随即带领本部人马,向西进入羌人居住区。当年11月,他们招兵买马,队伍扩充到一万多人,不断袭扰魏军。魏后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等率军灭火,两军在阳溪展开激战。最终获胜的不是魏军,而是魏延。郭淮等敌不过魏延,只好退到狄道。

魏延因功很快就升任征西大将军,封南郑侯。

六次北伐,魏延都是干将,而且两次立功,可见他并非庸才。既然如此,诸葛亮又为何不肯信任重用?

主要原因在于两人的性格、确切地说是军事见解互相矛盾。“诸葛一生唯谨慎”,他早年也许还有一些开拓进取的冒险精神,比如在《隆中对》中提出要跟刘备分进合击、两路夹攻夺取中原,真正执掌兵权后,慢慢变得谨小慎微,从来都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而魏延则不,他经常“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这就是后人们常常讨论的子午谷奇谋。

魏延请求诸葛亮拨给他一万兵马,他选五千人作战,五千人运输,从褒中出击,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十天之内奇袭长安,然后与诸葛亮会师于潼关。因为这条路,离关中重镇长安最近。魏延的这个策略可以取个酷点的名字:猛虎掏心。充满开拓精神。虽然也有冒险成分,但任何一次战役都没有必胜之把握,再高明的选择也不能完全排除冒险因素,这是常识。

《兵法》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魏延计划的核心,就是出奇制胜。然而因为与诸葛亮的大政方针不合,一直被“制而不许”,魏延的积极性因此受到极大的打击,慢慢开始发牢骚:“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就这样,从见解不同慢慢发展成感情上的疏远与陌生,最终影响了诸葛亮对他的信任。如果不是如此,素以知人善任而著称于世的诸葛亮,何至于安排后事时出此下策!

一旦杨仪根据“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的密令率领主力径自撤退,魏延一部要独自面对司马懿的数万铁骑。诸葛亮统帅大军尚且只能与魏军相持,魏延以偏师对付魏军主力,岂非以卵击石?

此时跟随大军撤退不仅面子上过不去,回去恐怕还有秋后算账的问题,无论如何他违背了丞相的政治嘱托,老对头杨仪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不退吧只有投降一途,否则难免会被对手吞并。真可谓左右为难。

魏延和杨仪结怨,肯定有自己“性矜高”的原因;不能赢得诸葛亮的信任与好感,大概也与他自己牢骚满腹不无联系,套用一句时髦的现代话,叫做“沟通能力”有问题。

但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人才的选拔、干部的任用仅仅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刘备在世时,还能拿点主意,因此魏延才有直接向诸葛亮陈述己见的机会。刘备一死,后主是稀泥糊不上墙,大事完全决于诸葛亮;偏偏诸葛亮又看不上魏延的策略,认为都不可行。在这种情况下,魏延如果不受排斥,岂非怪事。

诸葛亮主持蜀国国政十多年里,有七年处于战争状态:一次南征,六次北伐,其中有一次他未直接参战,只派魏延等进兵羌中。而姜维呢,先后九次北伐。九次北伐胜多负少,姜维的才能可知。但问题在于,姜维即便胜利,也是只开花不结果,得势不得分。如果上升到战略高度,可能都要算作失败。因为北伐的根本目的都没有达到。

魏蜀吴三国的人口数量对比。具体如下:

蜀汉940000人

曹魏4432881人

东吴2300000人

蜀汉的人口数量不足曹魏的四分之一,不及东吴的一半。当时还是人多力量大的时代,人口几乎就是第一生产力第一战斗力,蜀国实力之弱,可见一斑。

姜维的才干,在蜀国后期确实比较突出,但却只有边帅之能,远非宰辅之用。

诸葛亮背着他作出的安排极其错误。即便一定需要这么做,至少也应该由费袆出面,将大事托付给杨仪很不合适,因为他知道杨仪跟魏延的关系,同时也知道杨仪的缺点。据《杨仪传》记载,“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亮平生密指仪性狷狭,意在蒋琬。”

杨仪筹划粮草参赞军机是把好手,但却是个小心眼,因此诸葛亮生前对二人“不忍偏废”,持中立态度。既然如此,何故又在自己即将大去的关键时刻,忘记了平日的立场?

魏延固然可能不服从组织决定,但杨仪的小心眼难道就不会引发大错?如果没背着魏延做那样的决定,如果执行决定的不是杨仪——后来者看到这里肯定会有许许多多关于“如果”的感慨,可惜它们还只能由那句毫无情面可言的冷冰冰的话作答:

历史不相信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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