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皇帝独有的谥号（明孝宗的庙号谥号有何含义）

史书中的明孝宗

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八月二十二日，成化天子驾崩，皇太子朱祐樘于九月初六日正式即皇帝位，改元弘治，是为明孝宗。

明孝宗在位十八年，因勤于政事，待人宽厚为史家称道，万历时的内阁首辅朱国桢就曾道：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对比一下，还真就能发现，这三位帝王身上都有一大共通之处，那便是御下仁慈。

优待士大夫，往往意味着君主能够从善如流，愿意与文臣们共治天下，这就满足了天下大治的第一步，诸“贤臣”在朝。

只要做到这一点，在史官笔下，肯定少不了“勤于政事，励精图治”的赞语，毕竟在古时文官的意识形态里，满朝都是正直大臣，那天下必然是盛世，这自古以来都是评价王朝昏明与否的重要标准。

但若没有事实数据作依据，仅在史官的春秋笔法之下，纸面上的赞语就未免显得单薄了。

我们先看史书上都是怎么评价明孝宗的。

明朝自家编纂的《明孝宗实录》上道：君明臣良，极一代治功之盛。

这是称赞孝宗选贤举能，治国有方。

而清修《明史》上则评道：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

此处是称道孝宗在位躬行节俭，勤于政事，国泰民安。

在这两部主要的史书中，都对孝宗称誉有加，但却并没挑明“中兴”之评语，那我们今天经常引用的“史称‘弘治中兴’”中的“史”出自何处？

根据笔者翻阅的史籍来看，明代时并未出现“弘治中兴”的说法，而称赞其“中兴”大明的说辞，出现在清人夏燮所著的编年史《明通鉴》卷四十内。

明通鉴 卷四十

其实关于“弘治中兴”的说法，史学界内是有争议的，郭厚安先生便曾指出明孝宗是“缺乏雄才大略的平庸之辈，因而没有赫赫的文治武功，但又不是暴戾恣睢，荒淫贪渎之君。”

郭厚安先生的评价笔者认为还是非常中肯、公允的，这个我们从谥法中也是能窥测出一些端倪。

谥法中的明孝宗

明孝宗驾崩后，礼部会同六部五府诸大臣上庙号：“孝宗”，谥号：建天明道诚纯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 敬皇帝。

因明代从永乐起，定下谥号十七字但只重最后一字的成例，明孝宗朱祐樘的官方叫法当是“孝宗敬皇帝”。

先说谥号，前边十六个字可以无视，有明一代的帝王谥号前十六字都基本遵循 某天某道某文某武某仁某孝的规律，这是都是有固定格式的，美溢的成分居多，因而大多情况下只看定调的最后一字即可。

在谥法中：夙夜恭事曰敬；陈善闭邪曰敬；畏天爱民曰敬；广直勤正曰敬。

明孝宗继位之初就贬退了万安、李孜省等小人，之后重用王恕、刘大夏、刘健、李东阳、谢迁等贤德君子，对臣子直谏总能从善如流，可谓“陈善闭邪”，而每日早朝之后又恢复晚朝，勤于政务，关心民间疾苦，也当得起“夙夜恭事、畏天爱民、广直勤正”的称赞。

只是“敬”字虽为上等美谥，可更多表现个人如何为政，朝乾夕惕，却没有体现出海内宴安，内外宾服，赫赫功业的意味。

当然帝王的谥号和庙号是配合使用的，谥号中未包含，通常庙号中就会着重体现，比如明宣宗，庙号“宣宗”，“圣善周闻曰宣，力施四方曰宣”，“宣”字着重表现功业，而谥号“章”皇帝，“温克令仪曰章，法度明大曰章”，“章”字就是体现了为政以及个人作为。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孝宗的庙号“孝”字在谥法中的解释：五宗安之曰孝；慈惠爱亲曰孝；协时肇享曰孝；秉德不回曰孝。

有些意外吧，都是称赞明孝宗，和睦宗室，慈惠皇亲，保持品德，完全没有夸耀其文治武功的意思。

影视图片

笔者先作一下简单的说明，对皇帝谥号有过了解的朋友都会知道，唐代以后就很少出现过像隋炀帝，“炀”字这样的下等谥号，上等美谥成了皇帝的标配。

大臣们可以抛开皇帝的缺点不谈，围绕优点功业大赞特赞，但即便如此，上美谥也得基本符合皇帝生前的形象和作为，不然像明英宗一样，给他谥成“文武可法”的“宪”字，完全不搭边不说，还会引来后世嘲笑，皇家和士大夫们脸皮再厚，也还得要脸不是。

所以，明孝宗身上有哪些闪光点，那便是他谥号和庙号的依据所在。

明孝宗听得进劝谏，待朝臣宽厚，常尊呼阁臣为先生，且和睦皇室宗亲，侍奉太皇太后、皇太后恭谨孝顺，非常符合文臣士大夫们心中的皇帝形象，用“孝”字，“敬”字都是非常妥帖适合的。

至于平定四方的武功，这在崇尚道德完人的士大夫心中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皇帝尚武便意味着对外战事不断，不符合所谓“以德服人”的政治理念，像成化朝多次对外作战，朝中大臣就抨击为擅开边衅。

弘治元年时，小王子（达延汗）领兵入寇，在大同镇外耀武扬威，看看文官们是怎么做的，孝宗实录记载：“巡抚大同都御史许进等奏，自古驭夷之道，未尝不以怀柔为上策。”建议皇帝许鞑靼入贡，以厚赐笼络。

大臣们希望皇帝能垂拱而治，德披四方，若是因而实现天下大治，四海臣服，那不光在史册中文臣们会无限吹嘘，引以为后世典范，在谥号中更是会给皇帝本人大肆溢美。

可惜明孝宗敬皇帝的庙号、谥号，无不说明他只是在道德和品行上，符合文官对贤主的定义，可确实没有垂法后世的功业值得大书，当然也就不可能获得夸耀文治武功俱佳的谥号。

估计很多读者朋友表示不服，那笔者便用事实和数据说话。

数据中的明孝宗

后世称道“弘治中兴”的重要数据支撑便是人口与赋税，《中国通史》第九卷中便注明弘治朝的“口数则由元年（公元1488年）的50207934口，增至十七年（1504年）的60105835口”，赋税也激增至两千七百万石。

中国通史 第九卷 中古时代 明时期

所谓“盛世兹丁”，人口和国家收入当然是衡量君主治政水平的主要标准，笔者将弘治继位以来国家人口、赋税（只统计主要秋粮赋税，未加上夏麦、丝绢等税收）情况做了个直观统计图，数据取自《明孝宗实录》每年年末的官方记录。

弘治时期人口赋米统计图表

根据图表可知，明朝的人口除了弘治十七、十八年处于六千万口左右外，其他时期均在五千万关口浮动，而赋税也仅仅弘治十八年时超过两千多万石（仅秋粮），整体而言虽然符合通史的说法，可弘治朝大部分时期人口和赋税收入并不突出，与诸贤臣在朝辅政的盛景有些不符啊。

为此笔者又统计了明宪宗成化十八年后的人口和赋税情况，这一时期是史书中成化皇帝最为骄奢淫逸，崇信奸邪的时代，所谓“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实际国家情况怎样呢？请看下图：

成化时期人口赋米统计图表

是不是目瞪口呆？成化后期的人口一直维持在六千多万口，而赋税（主要是秋粮）则保持在两千万以上，是高于弘治一朝的。

因而片面引用弘治末的数值高峰（并没有超过前朝），仍于弘治时期做横向对比，而前朝仅仅一笔草草带过，这样得出的经济人口增长结论，去佐证“弘治中兴”就有欠妥当。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的户口统计除了洪武、永乐时期比较靠谱外，其他阶段都非常不准确，王瑞平在《明代人口考》一文中就有过论证，这里便不一一引用。

洪武十四年的户口就达到了近六千万口（仅统计的男丁），而弘治朝最高也不过相似水准，显然水分很大，隐匿的户口太多。

但是人口不足为凭，可赋税却是实物征收，数据是做不得虚的，弘治时期平均的秋粮赋税水平是低于成化时期的，单从这一点讲，“弘治中兴”就名不副实。

再说军事方面，从弘治八年以来，鞑靼亦卜剌因部驻牧河套，达延汗及火筛居贺兰山，彼此结为犄角，西扰甘肃、宁夏，东犯宣大、辽东，边患日盛无宁日。

到弘治十年十月为止，达延汗多次入寇，边将战死甚多，虏势嚣张，镇抚官只能固守城池不敢出战。

无奈之下，弘治皇帝起复了宪宗朝名将王越总制三边，才有贺兰山大捷，达延汗远遁。

不过随着王越去世，边疆再次烽火连天，“十三年冬十二月，火筛入河套”，鞑靼部再次卷土重来，居河套四处劫掠不止，边镇军民苦不堪言。

贺兰山之战后，弘治朝最大军事行动，便是弘治十四年七月，总兵官朱晖率京营十万大军搜套，可结果却是“虏已先觉，徙家北遁”，朱晖大军仅杀了三个掉队的瓦剌士兵，等回师后居然以大捷奏闻，也是令人瞠目结舌。

而八月二十日时，陕西奏报称，虏酋小王子等七八万骑，从宁夏花马池深入固原迄南，分路抢掠，火光营盘数十余里，又且埋伏阻路，势甚猖獗，由此观之则边疆失守，地方伤残，关狭动摇之势朝不保夕。

此时朱晖大军还未班师，兵部命朱晖等人赴韦州节制诸将，相机围剿，朱晖等将畏惧鞑靼势大，久驻延绥，不肯西缓，以致关中等地残破不堪。

连一向好脾气的明孝宗都敕书申饬，虏寇愈肆猖獗，拥众深入固原等处，杀掠蹂躏，殆无虚日，地方残破，道路不通，节敕尔等分兵前去韦州等处，会各截杀，而乃拥兵自卫，未见少挫贼锋。

边将无能，京营主帅也畏惧敌势，做视鞑靼兵锋猖獗，不敢出兵也就算了，报捷的本事倒是挺大，以先后斩杀虏首十二级以捷闻，朝中反映当然是议者耻之。是年年末，朱晖为边将请功多达万人，明孝宗命兵部酌情升赏，引起朝中议论不止，但都被孝宗无视。

明孝宗对边将的容忍宽宥，造成的恶劣结果就是边备废弛，吏部右侍郎王鏊上疏言:“比年边臣冒报功次皆得升赏，而败军失律者，往往令之戴罪杀贼，此人心之所以日懈，边备之所以日弛。”

弘治十八年正月，小王子（达延汗）诸部围关州（今宁夏灵武），入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又掠韦州（今内蒙呼和浩特东北）；十八日，小王子又陷宁夏清水营。

五月孝宗驾崩后，小王子乘机侵犯宣府，连营二十余里，总兵官张俊率军抵御，结果诸军大溃，边关几乎成了筛子，鞑靼犯边如入无人之境。

笔者仅仅以小王子（达延汗）为词条，在《明孝宗实录》中进行检索，出现频率高达43次，比肩谢迁、刘大夏等朝中重臣频率，可知边患已经是弘治朝头疼的大事。

可以说孝宗留个明武宗的是一个边关残破的大明天下，不然明武宗为何被尊谥为“武”，就是因为其在位时对明军边关战力有所恢复。

当然明孝宗时期的再次夺回失去的哈密卫，维护领土完整也是值得称道的，只不过放在整个弘治朝颓废的边事上，就显得乏善可陈。

所以经历弘治朝的大臣自然清楚当时国家的状况，在给明孝宗上谥号庙号时，当然会参照实际情景尊谥，孝宗敬皇帝之谥便如此这般出炉。

明孝宗是个好皇帝，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好皇帝跟有为之君毕竟是两个概念，我们不能一厢情愿的以“好”等同“有为”，这是不恰当的。正如笔者前边以“谥法”和弘治朝的“数据”所述，“弘治中兴”其实难副，只能说是一个守成的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