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皇帝独有的谥号(明孝宗的庙号谥号有何含义)

史书中的明孝宗

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八月二十二日,成化天子驾崩,皇太子朱祐樘于九月初六日正式即皇帝位,改元弘治,是为明孝宗。

明孝宗在位十八年,因勤于政事,待人宽厚为史家称道,万历时的内阁首辅朱国桢就曾道: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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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一下,还真就能发现,这三位帝王身上都有一大共通之处,那便是御下仁慈。

优待士大夫,往往意味着君主能够从善如流,愿意与文臣们共治天下,这就满足了天下大治的第一步,诸“贤臣”在朝。

只要做到这一点,在史官笔下,肯定少不了“勤于政事,励精图治”的赞语,毕竟在古时文官的意识形态里,满朝都是正直大臣,那天下必然是盛世,这自古以来都是评价王朝昏明与否的重要标准。

但若没有事实数据作依据,仅在史官的春秋笔法之下,纸面上的赞语就未免显得单薄了。

我们先看史书上都是怎么评价明孝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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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自家编纂的《明孝宗实录》上道:君明臣良,极一代治功之盛。

这是称赞孝宗选贤举能,治国有方。

而清修《明史》上则评道: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

此处是称道孝宗在位躬行节俭,勤于政事,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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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部主要的史书中,都对孝宗称誉有加,但却并没挑明“中兴”之评语,那我们今天经常引用的“史称‘弘治中兴’”中的“史”出自何处?

根据笔者翻阅的史籍来看,明代时并未出现“弘治中兴”的说法,而称赞其“中兴”大明的说辞,出现在清人夏燮所著的编年史《明通鉴》卷四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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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通鉴 卷四十

其实关于“弘治中兴”的说法,史学界内是有争议的,郭厚安先生便曾指出明孝宗是“缺乏雄才大略的平庸之辈,因而没有赫赫的文治武功,但又不是暴戾恣睢,荒淫贪渎之君。

郭厚安先生的评价笔者认为还是非常中肯、公允的,这个我们从谥法中也是能窥测出一些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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谥法中的明孝宗

明孝宗驾崩后,礼部会同六部五府诸大臣上庙号:“孝宗”,谥号:建天明道诚纯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 敬皇帝。

因明代从永乐起,定下谥号十七字但只重最后一字的成例,明孝宗朱祐樘的官方叫法当是“孝宗敬皇帝”。

先说谥号,前边十六个字可以无视,有明一代的帝王谥号前十六字都基本遵循 某天某道某文某武某仁某孝的规律,这是都是有固定格式的,美溢的成分居多,因而大多情况下只看定调的最后一字即可。

在谥法中:夙夜恭事曰敬;陈善闭邪曰敬;畏天爱民曰敬;广直勤正曰敬。

明孝宗继位之初就贬退了万安、李孜省等小人,之后重用王恕、刘大夏、刘健、李东阳、谢迁等贤德君子,对臣子直谏总能从善如流,可谓“陈善闭邪”,而每日早朝之后又恢复晚朝,勤于政务,关心民间疾苦,也当得起“夙夜恭事、畏天爱民、广直勤正”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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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敬”字虽为上等美谥,可更多表现个人如何为政,朝乾夕惕,却没有体现出海内宴安,内外宾服,赫赫功业的意味。

当然帝王的谥号和庙号是配合使用的,谥号中未包含,通常庙号中就会着重体现,比如明宣宗,庙号“宣宗”,“圣善周闻曰宣,力施四方曰宣”,“宣”字着重表现功业,而谥号“章”皇帝,“温克令仪曰章,法度明大曰章”,“章”字就是体现了为政以及个人作为。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孝宗的庙号“孝”字在谥法中的解释:五宗安之曰孝;慈惠爱亲曰孝;协时肇享曰孝;秉德不回曰孝。

有些意外吧,都是称赞明孝宗,和睦宗室,慈惠皇亲,保持品德,完全没有夸耀其文治武功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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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图片

笔者先作一下简单的说明,对皇帝谥号有过了解的朋友都会知道,唐代以后就很少出现过像隋炀帝,“炀”字这样的下等谥号,上等美谥成了皇帝的标配。

大臣们可以抛开皇帝的缺点不谈,围绕优点功业大赞特赞,但即便如此,上美谥也得基本符合皇帝生前的形象和作为,不然像明英宗一样,给他谥成“文武可法”的“宪”字,完全不搭边不说,还会引来后世嘲笑,皇家和士大夫们脸皮再厚,也还得要脸不是。

所以,明孝宗身上有哪些闪光点,那便是他谥号和庙号的依据所在。

明孝宗听得进劝谏,待朝臣宽厚,常尊呼阁臣为先生,且和睦皇室宗亲,侍奉太皇太后、皇太后恭谨孝顺,非常符合文臣士大夫们心中的皇帝形象,用“孝”字,“敬”字都是非常妥帖适合的。

至于平定四方的武功,这在崇尚道德完人的士大夫心中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皇帝尚武便意味着对外战事不断,不符合所谓“以德服人”的政治理念,像成化朝多次对外作战,朝中大臣就抨击为擅开边衅。

弘治元年时,小王子(达延汗)领兵入寇,在大同镇外耀武扬威,看看文官们是怎么做的,孝宗实录记载:“巡抚大同都御史许进等奏,自古驭夷之道,未尝不以怀柔为上策。”建议皇帝许鞑靼入贡,以厚赐笼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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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们希望皇帝能垂拱而治,德披四方,若是因而实现天下大治,四海臣服,那不光在史册中文臣们会无限吹嘘,引以为后世典范,在谥号中更是会给皇帝本人大肆溢美。

可惜明孝宗敬皇帝的庙号、谥号,无不说明他只是在道德和品行上,符合文官对贤主的定义,可确实没有垂法后世的功业值得大书,当然也就不可能获得夸耀文治武功俱佳的谥号。

估计很多读者朋友表示不服,那笔者便用事实和数据说话。

数据中的明孝宗

后世称道“弘治中兴”的重要数据支撑便是人口与赋税,《中国通史》第九卷中便注明弘治朝的“口数则由元年(公元1488年)的50207934口,增至十七年(1504年)的60105835口”,赋税也激增至两千七百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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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九卷 中古时代 明时期

所谓“盛世兹丁”,人口和国家收入当然是衡量君主治政水平的主要标准,笔者将弘治继位以来国家人口、赋税(只统计主要秋粮赋税,未加上夏麦、丝绢等税收)情况做了个直观统计图,数据取自《明孝宗实录》每年年末的官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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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时期人口赋米统计图表

根据图表可知,明朝的人口除了弘治十七、十八年处于六千万口左右外,其他时期均在五千万关口浮动,而赋税也仅仅弘治十八年时超过两千多万石(仅秋粮),整体而言虽然符合通史的说法,可弘治朝大部分时期人口和赋税收入并不突出,与诸贤臣在朝辅政的盛景有些不符啊。

为此笔者又统计了明宪宗成化十八年后的人口和赋税情况,这一时期是史书中成化皇帝最为骄奢淫逸,崇信奸邪的时代,所谓“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实际国家情况怎样呢?请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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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时期人口赋米统计图表

是不是目瞪口呆?成化后期的人口一直维持在六千多万口,而赋税(主要是秋粮)则保持在两千万以上,是高于弘治一朝的。

因而片面引用弘治末的数值高峰(并没有超过前朝),仍于弘治时期做横向对比,而前朝仅仅一笔草草带过,这样得出的经济人口增长结论,去佐证“弘治中兴”就有欠妥当。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的户口统计除了洪武、永乐时期比较靠谱外,其他阶段都非常不准确,王瑞平在《明代人口考》一文中就有过论证,这里便不一一引用。

洪武十四年的户口就达到了近六千万口(仅统计的男丁),而弘治朝最高也不过相似水准,显然水分很大,隐匿的户口太多。

但是人口不足为凭,可赋税却是实物征收,数据是做不得虚的,弘治时期平均的秋粮赋税水平是低于成化时期的,单从这一点讲,“弘治中兴”就名不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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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军事方面,从弘治八年以来,鞑靼亦卜剌因部驻牧河套,达延汗及火筛居贺兰山,彼此结为犄角,西扰甘肃、宁夏,东犯宣大、辽东,边患日盛无宁日。

到弘治十年十月为止,达延汗多次入寇,边将战死甚多,虏势嚣张,镇抚官只能固守城池不敢出战。

无奈之下,弘治皇帝起复了宪宗朝名将王越总制三边,才有贺兰山大捷,达延汗远遁。

不过随着王越去世,边疆再次烽火连天,“十三年冬十二月,火筛入河套”,鞑靼部再次卷土重来,居河套四处劫掠不止,边镇军民苦不堪言。

贺兰山之战后,弘治朝最大军事行动,便是弘治十四年七月,总兵官朱晖率京营十万大军搜套,可结果却是“虏已先觉,徙家北遁”,朱晖大军仅杀了三个掉队的瓦剌士兵,等回师后居然以大捷奏闻,也是令人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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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八月二十日时,陕西奏报称,虏酋小王子等七八万骑,从宁夏花马池深入固原迄南,分路抢掠,火光营盘数十余里,又且埋伏阻路,势甚猖獗,由此观之则边疆失守,地方伤残,关狭动摇之势朝不保夕。

此时朱晖大军还未班师,兵部命朱晖等人赴韦州节制诸将,相机围剿,朱晖等将畏惧鞑靼势大,久驻延绥,不肯西缓,以致关中等地残破不堪。

连一向好脾气的明孝宗都敕书申饬,虏寇愈肆猖獗,拥众深入固原等处,杀掠蹂躏,殆无虚日,地方残破,道路不通,节敕尔等分兵前去韦州等处,会各截杀,而乃拥兵自卫,未见少挫贼锋。

边将无能,京营主帅也畏惧敌势,做视鞑靼兵锋猖獗,不敢出兵也就算了,报捷的本事倒是挺大,以先后斩杀虏首十二级以捷闻,朝中反映当然是议者耻之。是年年末,朱晖为边将请功多达万人,明孝宗命兵部酌情升赏,引起朝中议论不止,但都被孝宗无视。

明孝宗对边将的容忍宽宥,造成的恶劣结果就是边备废弛,吏部右侍郎王鏊上疏言:“比年边臣冒报功次皆得升赏,而败军失律者,往往令之戴罪杀贼,此人心之所以日懈,边备之所以日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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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十八年正月,小王子(达延汗)诸部围关州(今宁夏灵武),入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又掠韦州(今内蒙呼和浩特东北);十八日,小王子又陷宁夏清水营。

五月孝宗驾崩后,小王子乘机侵犯宣府,连营二十余里,总兵官张俊率军抵御,结果诸军大溃,边关几乎成了筛子,鞑靼犯边如入无人之境。

笔者仅仅以小王子(达延汗)为词条,在《明孝宗实录》中进行检索,出现频率高达43次,比肩谢迁、刘大夏等朝中重臣频率,可知边患已经是弘治朝头疼的大事。

可以说孝宗留个明武宗的是一个边关残破的大明天下,不然明武宗为何被尊谥为“武”,就是因为其在位时对明军边关战力有所恢复。

当然明孝宗时期的再次夺回失去的哈密卫,维护领土完整也是值得称道的,只不过放在整个弘治朝颓废的边事上,就显得乏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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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经历弘治朝的大臣自然清楚当时国家的状况,在给明孝宗上谥号庙号时,当然会参照实际情景尊谥,孝宗敬皇帝之谥便如此这般出炉。

明孝宗是个好皇帝,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好皇帝跟有为之君毕竟是两个概念,我们不能一厢情愿的以“好”等同“有为”,这是不恰当的。正如笔者前边以“谥法”和弘治朝的“数据”所述,“弘治中兴”其实难副,只能说是一个守成的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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