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八七会议的表述有哪些（揭秘八七会议21人参加的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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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革命失败和反共势力的猖狂进攻面前，中国共产党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再加上共产国际和陈独秀推行妥协退让的右倾错误，党内一度出现严重混乱。但终于很快地镇定下来，于1927年8月7日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

1、七一五之后的局势变化

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和共产国际、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激起广大革命者的愤恨。他们纷纷要求清算党内的右倾错误，坚决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

早在“四一二”反共大屠杀后不久，在上海的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人，就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应“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在中共“五大”上，瞿秋白散发了他于当年2月写的《中国革命之争论》小册子，批评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错误。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有病，“必须赶快动手术，暴露其病根”。6月25日左右，蔡和森写信给中央常委，大声疾呼：“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真无异鱼游釜底”，建议党中央“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作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

毛泽东在7月4日召开的中央常委会上进一步提出：农民自卫军可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许多下层干部对陈独秀的右倾政策表示不满，有的盆然表示：“现在快要被敌人杀光了，还退让，退让，要退让到何时?为什么不让拿起武器跟反革命干!”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传来调回鲍罗廷及改组中央之训令。

八七会议参加者蔡和森说：

7月上旬，鲍罗廷“提议陈独秀、谭平山赴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瞿秋白、蔡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且兼任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

李立三和李维汉分别在《党史报告》和《回忆与研究》中，作了与蔡和森大体相同的叙述。关于这次中央领导的改组，《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文件小引》(1927年8月11日)有如下记载：

“自七月初旬武汉国民政府公开的反动以来，本党中央政治局已转入秘密状态而组织上有所改变，即派定五人为常务委员会，代表中央政治局职权，并决定派独秀同志赴莫斯科商定此后之总政策”。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决心“反抗反动军官、封建豪及资产阶级完全攫取国民革命运动的阴谋，反抗他们屠杀工农剥削民众的政策”，“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

《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所把持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宣布退出武汉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政策转变的开始。

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于7月14日夜召开秘密会议。15日宣布“分共”。随后大规模封闭工会、农会，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一时竟至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疯狂口号。

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派陈友仁参加14日秘密会议，反对汪精卫的“分共”主张，并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指出国民党“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

2、三项重要决策

7月20日后，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抵武汉，鲍罗廷和罗易离开武汉返回苏联。临时中央五人常委召开会议，由罗米纳兹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并作批判陈独秀的报告。

在新任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下，临时中央从7月下旬到8月初作了三项重要决策：

第一，决定发动秋收起义。

7月20日，临时中央、中央农民部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指出：

“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农民武装在合法与秘密“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

24日，中央发布《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要求全党在“今年秋收时，积极做广大的减租抗租运动以鼓励农民悉起夺取乡村政权，实行没收大地主的土地”。

随后，中央把秋收暴动具体落实在湘、粤、赣、鄂四省。

8月1日《中央致前委信)强调：

南昌起义“应当与中央决定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

3日，临时中央发布《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要求四省的党组织立即组织秋收暴动，并规定了秋收暴动的战略。

4日，《中央致广东省委信》指出：

“鄂赣湘粤同时举行农民大暴动，其大纲已交绮园带上，鄂湘已着(手)准备，湘南粤办[北]亦有军事动作之准备”。

第二，决定南昌起义。

早在7月16日，《中央致广东省委信》中讲到“我党政策”时说：“四军十一军或将回粤，现已抵江西”。当时中共中央的意思是集合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回粤徐图发展”。

7月20日，在九江的李立三、邓中夏等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南昌起义的建议，经瞿秋白同意反映给中央。

中央常委接到“在浔（九江）负责同志之意见”后，于7月25日之前即正式做出南昌起义的决定，并派周恩来前往南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前敌委员会“以恩来、立三、代英、彭湃四人组织之”。

第三，确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

秋收暴动和南昌起义的决定，表明中共中央在7月中、下旬已基本上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从党的政治思想状况和组织状况看，还处于混乱之中。

在政治思想方面，陈独秀推行的右倾错误的恶劣影响在党内仍然存在，再加上大革命的失败，使党内产生严重的悲观主义情绪。在组织方面，由于反动派突然袭击，各级党组织被打散，中央领导机构也不健全。7月26日以后，五人临时中央常委只有李维汉和张太雷两人留在武汉负责，而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虽然尚在武汉，但无明确职务。

因此，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在全党范围内清算陈独秀右倾错误，明确斗争的新方针，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健全中央领导机构，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在准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曾出现“一时的犹豫”。

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一到武汉即提出召开党的紧急会议，随后“国际方面又有电令来召集全党紧急的正式会议，以审查旧政策及旧指导机关，而决定新的政策”。

但是，张国焘“不同意陈独秀退出中央，而且以为没有办法召集会议”。有些领导人担心公开清算陈独秀的错误会影响中央威信，也处于犹豫状态。

在讨论中，瞿秋白明确表示：

“我们应认识武汉失败是机会主义失败，固然要维持组织上中央的威信，但政治路线是非常重要”。蔡和森也“坚决同意国际代表的意见”。

中央最终确定召开紧急会议。

中央紧急会议预定7月28日举行，但由于形势紧张，交通困难，未能按时开会。8月3日，中央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紧急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蔡和森、邓中夏、任弼时、张太雷、林育南等8人。会上，张太雷、李维汉报告与国际代表谈话的结果，讨论了改组中央的问题。

会议确定：

中央紧急会议“议事日程如下：1.接受国际的最近训令；2.通过告同志书(批评过去的错误)；3.农民决议；4.工运决议；5.组织决议；6.新的指导机关。”

至此，召开八七会议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工作均已就绪。

3、八七会议的召开

“八七”会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

关于这次会议，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印发的《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文件小引》，做了如下注明：

“因为时局紧张，交通异常不便，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召集，也不能到会，等到八月七日，到会的只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之新书记邓中夏同志。不得已只能尽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青年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同志开会。”

“虽因人数不足不能作全党正式的中央委员全体紧急会议，但是这八七会议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根据《“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记载，参加会议的代表共21人，他们是：

中央委员：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

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

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

共青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

湖南代表：彭公达；

湖北代表：郑超麟；

军委代表：王一飞。

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及“其他苏联同志”；中共中央秘书处长邓小平。

八七会议的会场，设在汉口中心地段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

会议参加者李维汉说：

“这是一座公寓式的房子，会场选在楼上的一间房内。当时我对会场的安全负有责任，对这个地方的环境和条件很注意，因而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邓小平、陆定一也都认定这个地方是八七会议会场所在”。

由于环境险恶，参加会议的20多人，“分两三天由交通分批带至会所，到后即睡在那里，不能外出，会后又分批散走，吃的是干粮(面包等)"。

负责会议具体组织工作的是邓小平。

八七会议只开了1天。

首先由会议主席李维汉宣布会议的3项议程：1.国际代表报告。2.常委工作报告。3.改组中央政治局。

他最后说：

“会只能开一天，发言请扼要”。

4、会议的三项议程

接着进行第一项议程，由国际代表罗米纳兹作报告。

他首先说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指出这次会议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就《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长篇发言，论述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土地革命与农民问题，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等问题。

罗米纳兹正确地指出，

“目前中国已进到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可以引中国革命到另一新的阶段”，“只有无产阶级能领导农民，农民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求得自身的解放”。

在谈到国共两党关系时，罗米纳兹认为：

“我们应有独立存在及坚决的批评自由”，但“现在不应退出国民党”。

罗米纳兹还批评了“有些同志说这些错误国际方面应当负责”的看法，他认为“过去最大的错误是中央未将国际的指导传达到群众中去”，同时不得不承认“国际有时自然也是有错误的"。罗米纳兹的报告也流露了一些错误的观点，如不加分析地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反动了”，强调要“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等。

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结束时，已到中午。“休息半小时食饮食”后，继续开会讨论国际代表的报告。

先后发言的有：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彭公达、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芬、瞿秋白。

讨论结束，由共产国际代表作总结发言。然后进行表决，结果是：

“1.全体通过在原则上同意告同志书的草案；2.以秋(瞿秋白)、迈(罗迈即李维汉)、兆(苏兆征)三人组织委员会修改文字。"

第二项议程是由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

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阐述了党的策略。指出：

“七月十三日我党的宣言是党的新政策之开始”，“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

“农民要求暴动”，“我们必须要燃着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在此种形势之下，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

为了使这一斗争策略能够实现，他还提出三项具体方针：

第一，“我们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第二，“要纠正过去错误，要注意群众，要由下而上”；第三，“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革命政府，此政府仍用国民党的名义，但我们要占多数，成为工农民权独裁的政权”。

瞿秋白报告以后，与会代表分别就《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和《党的组织议决案》等草案进行了讨论。

陆沉、任弼时、毛泽东、彭公达、李子芬、罗亦农、李维汉、杨善南、蔡和森、张太雷先后发言。

会议决定：

“1.三决议案文字修改权交临时政治局。2.政治局应根据今日决议讨论新的政策发布各地”。

会议最后一项议程是“改组新政治局问题”。

共产国际代表代表原常委意见：

“提议政治局委员七人，候补七人”，候选人名单为：

“正式：特(张国焘)，秋(瞿秋白)，兆(苏兆征)，迈(李维汉)，弼(任弼时)，亦(罗亦农)，中(邓中夏)。

候补：立(李立三)，恩(周恩来)，湃(彭湃)，太(张太雷)，顺(顾顺章)，忠(向忠发)，和(蔡和森)”，

会议经过酝酿讨论，表决结果选出临时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如下正式委员：

1.苏兆征(20票)。2.向忠发(20票)。3.瞿秋白(19票)。4.罗亦农(18票)。

5.顾顺章(17票)。6.王荷波(17票)。7.李维汉(17票)。8.彭湃(16票)。

9.任弼时(14票)。

侯补委员：

1.邓中夏(13票)。2.周恩来(12票)3.毛泽东(12票)。4.彭公达(11票)。

5.张太雷(11票)。6.张国焘(9票)。7.李立三(7票)。

至此，八七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5、会议之后的执行措施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为贯彻会议精神，进行了艰巨的工作，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第一，建立和整顿党的各级组织。

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分工是：

瞿秋白兼管宣传部和农委；李维汉兼管组织部和秘书厅；苏兆征兼管工委。会议决定在中央常委之下设立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妇女部、农民运动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以及出版局、交通局。周恩来负责军事部，杨之华负责妇女部，顾顺章负责交通局，郑超麟负责出版局工作。

8月11日，《中央给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的信——关于成立南方局》通报有关部门：

“临时政治局决派恩来、太雷、彭湃、陈权、代英、黄平、国焘为中央之南方局，以国焘为书记”，“恩来等未到以前，由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的南方局”。

中央规定南方局的任务和职责是：“准备并指导上述区域(广东、广西、闽南等)内之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此外并须报告此次中央紧急会议之决议且根据之整顿该三省党部组织之责”。

同日，《中央给山东省委山西满洲临委的信》通知有关部门：

“政治局决定组织中央北方局，以(蔡)和森、(王)荷波、(彭)述之、(张)昆弟、(刘)伯庄为委员，以荷波为书记，管理顺直(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满洲、山西及内蒙古各党部，北方局负有报告此次中央紧急会议议案及根据之整理各该省党部之责”。

长江局成立较晚，直到1927年9月底中共中央迁往上海前夕，才决定成立长江局。10月1日，中央发出《对于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

规定：

“长江局所辖范围为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七省”，长江局负有三大任务：“第一个最大任务便是坚决地发展土地革命，……普遍的发展游击战争……，以发展各地的农民暴动”；“第二个大的任务便是发展所属范围内之职工运动"；“第三个最大任务便是改造所属各级党部”。

为了加强全党上下的联系，加强党的领导，中央于8月21日决定“建立党内交通网”。要求“中央须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当时党的全国交通组织系统如下表。

第二，在全党传达、贯彻八七会议决议。

中共中央于8月11日向全党公布《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的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以及《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文件小引》。21日，临时中央制定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决议案》、《最近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和《今后学生运动方针议决案》。由于八七会议是在险恶的环境中召开的，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制定一个总的政治决议。

因此，这3个决议案可以看作八七会议的重要补充文件，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克服组织上的混乱状态，实行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领导各地武装起义。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指出，因为中国各省的情形大不相同，因为没有集权的政府，所以中国共产党不能预定一个时期举行全国的暴动，以推翻中央政府来决定暴动的胜负。

现在本党总方针应当是：

准备并组织那些已成农民运动中心的各省之武装暴动，现时便趁秋收时期而实行抗租抗税，在这一时期中，各省暴动的时间，只能看当地情形及一般情形去决定。

根据这一精神，各地党的组织先后发动了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江苏、河南、河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的武装起义。

如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北省蒲坊、咸宁、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崇阳、孝感、麻城、黄安等地的起义，江西省修水、德安、星子、鄱阳、弋阳、横峰、万安等地的起义，广东省海丰、陆丰、琼崖等地的起义，江苏省宜兴、无锡、江阴、崇明等地的起义，河南省光山、四方山等地的起义，河北省玉田、丰润等地的起义，陕西省清涧等地的起义。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总的指导思想虽然仍旧以城市为中心，但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作为策略步骤已提出“上山”，保存实力，待机发展。

全党在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在1年的时间里，从松辽平原到五指山，从东海岸到陕甘高原，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战争新时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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