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严重的瘟疫（世界大瘟疫启示录小儿麻痹）

◎ 科技日报记者 张佳星

“到了医院，医生很快把他从我们身边带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儿子，他就那样孤单地死去了，我们完全没有机会和他道别，现在只有他的衣柜和热带鱼……”

小说《复仇女神》中这位父亲断断续续的呓语中所描述的悲痛与分离，真实而频繁地发生在上世纪上半叶北美、欧洲等地。

一切悲剧的源头是一种被称为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病毒。成千上万名婴童起初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烧、炎症，随后突如其来地无法自主呼吸、瘫痪，甚至死亡。往日满是童声的教室里，座位每天又空出几个，有的因为隔离，有的因为患病，没有人知道哪一天“同桌的你”会消失。历史图片显示，1944年美国威斯康星州最大城市密尔沃基的一间六年级教室在开学第一天几乎空无一人，一个老师只给一名学生上课，这场景令人唏嘘。

城市的另一边，巨大的圆筒“铁肺”却“吃”进越来越多的孩子，辅助他们呼吸。有些人从“铁肺”中走出来，有些人没能活着走出来，还有些人在“铁肺”中度过余生，四肢和身体装在罐子中，只露出头来吃、喝、呼吸……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据记载，1916年6月17日，纽约正式宣布存在流行性脊髓灰质炎感染。那一年，纽约暴发了第一次脊髓灰质炎的大流行，病例人数多达9000多，死亡2343例。而1952年的脊髓灰质炎大流行是迄今为止疫情最严重的一次，仅美国一地报告的病例就有57628例之多。

寻踪，上千年前的“零号病人”

谁是第一个感染了脊髓灰质炎病毒的“零号病人”？

最著名的起源来自古埃及的石版画。一幅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时期（公元前1403年-1365年）的石版画上，描绘了一个右腿肌肉萎缩的人，它被视为是最早反映小儿麻痹病态的可考证文献。

中医书籍中也有对脊髓灰质炎临床表现的体现，最早的记载见于《黄帝内经》，如《素问·痿论》曰：“五脏有热，可使人病痿，盖炽热于内，形痿于外。”

古埃及石版画上的小儿麻痹症后遗症患者。图片来源：果壳

人们知道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存在才短短百年，而脊髓灰质炎病毒却如幽灵般伴随人类社会的演变。年代的久远，让脊髓灰质炎病毒零号感染者的追寻毫无意义。

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第一个“闯入者”来说无法溯源，但在人类社会的局部，要么因为未知带来的惧怕需要找到宣泄的出口，要么因为不可言明的政治目的，人们会为了谁是带来它的“零号病人”而互相开罪、甚至大打出手。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在黑暗的欧洲中世纪，肆虐欧洲大陆的流行病，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涉及面之广、死亡人数之多、出现的疫病种类之繁堪称空前绝后。包括伤寒、天花、小儿麻痹、猩红热在内的传染病，由一国传到一国，很快就在欧洲蔓延开来。

国与国之间为此开战、相互埋怨。在民间，谣言四起，女巫、犹太人、孩童……凡是被认为与众不同的群体随时可能因为一个谣言引发众怒，被推进当众开罪的痛苦深渊。

“当时一个更为普遍而又可推脱罪名的说法，是哥伦布和他的同伴们将新大陆的疾病带到了欧洲，然后传遍全世界。”高晞说。

愚昧，让流言四起、让定罪恣意。病毒的阴霾笼罩着彼时的欧洲大陆，与此同时，人类的愚昧无知让灾祸如病毒般蔓延。

画圆，百年苦觅致病病因

最初的人们，根本无从把突如其来的肌肉麻痹、肢体瘫痪这些具象的、机械化的症状与一种细小的微生物联系起来，这也是为什么脊髓灰质炎有另一个名字：小儿麻痹。

小儿麻痹症曾一度被认为有先天和后天之分，有世俗观点认为孩子患有小儿麻痹症是胚胎孕育时出了问题、甚至归结为神鬼之说，以致一代代小儿麻痹症患者成年后在结婚生育上的权利曾争辩了近半个世纪之久。

时间回溯到二十世纪之前，俄国病理学家伊万诺夫斯基发现病毒之前，人们对这种通过光学显微镜无法看到的微生物一无所知。这种疾病在那个时候被称为：牙齿麻痹，婴儿脊柱麻痹，儿童原发性麻痹，退行性麻痹，前角脊髓炎，清晨麻痹等等，与病毒没有“半毛钱”关系。

1789年，一名叫迈克尔·安德伍德的英国医生对脊髓灰质炎做了临床描述，他称这种疾病为“下肢衰弱”。

1840年，德国骨科医生雅各布·冯·海涅（Jacob von Heine）首次将小儿脊髓麻痹造成的瘫痪与其他形式的瘫痪分开，称之为小儿脊髓麻痹。

1887年，瑞典学者卡尔·奥斯卡·梅丁（Karl Oskar Medin）走出对个体的研究，将其视为流行病，从流行病学的角度记录了斯德哥尔摩的一次流行情况，首次报道了脊髓灰质炎的流行病学特点及神经系统并发症 。

直到1908年，在Virus（病毒）这一概念被接受10年后，奥地利裔医生兰茨泰纳(Karl·Landsteiner)和波普尔(Erwin·Popper)才从死亡后患者的中枢神经系统组织中获得样本，并通过接种猴子，进而分离出病毒，最终将瘫痪、麻痹与病毒关联起来，在病因寻找上画了一个闭环的“圆”。

然而，时至今日，小儿麻痹症由病毒引起这一闭环的“圆”仍旧无法抹去这种可怕疾病带来的偏见，尤其它带来的肢体上的残缺清晰可见，会让人们不顾科学客观性地禁不住怀疑它或许会在后代中遗传，又或者与“厄运”相关联。

携手，北约、华约同为健康之约

1921年夏天，一簇只有20纳米大小、20面体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小颗粒在大西洋畔坎波贝洛岛附近的水面游弋。小颗粒们随波逐流，它们周围的环境和远古时代的地球一样闲适、宁静。

一名38岁的壮年男子潜入水中，也来享受这大自然的美景。一个小浪扑来，被海水裹挟的小颗粒们进入到男子的口中、鼻腔。

仅用一天时间，病毒就到达了这名男子的局部淋巴组织，如扁桃体等地繁衍生长；随后病毒进一步侵入血流，在第3天到达各处非神经组织，如心、肾、肝、胰等处繁殖，男子体内的抗体没来得及阻止住病毒这波强大的攻势，眼睁睁看着病毒突破“血脑屏障”直捣中枢神经。

这次旅行后，这名男子开始大小便失禁、发烧、面部也出现了麻痹。瘫痪的部位从臀部开始扩散，渐渐地他的腿也完全瘫痪了、然后是腰……他就是后来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因感染脊髓灰质炎病毒，腰部以下终生瘫痪。

他的感染和发病，在短期内带来了美国国内对于这一病毒的恐慌，但长期看却是吹响了与脊髓灰质炎病毒作战的“集结号”。

随着遏制天花的牛痘的出现，疫苗成为人类对付病毒的“杀手锏”。疫苗制造者们从真正的病毒着手，设法消除他们的毒性，进而生产出疫苗。

1953年，纽约州埃尔迈拉市的游泳池，带有指示表明由于小儿麻痹症而关闭的标志。图片来源：果壳

1935年的美国公共健康协会大会上，两组科研人员报道了他们对脊髓灰质炎疫苗的试验。第一组被接种疫苗的约一万名儿童中有五人因为脊髓灰质炎而死，十人瘫痪。这组实验没有对照组，但主持实验的约翰·柯尔摩（John Kolmer）称不接种疫苗的感染率会更高。这样没有事实数据的猜测让现场一片哗然。

第二组是纽约大学的毛里斯·布罗第（Maurice Brodie）团队。接种了他研发的疫苗的7500人中有一人感染脊髓灰质炎；在接种了对照组的900人中有一人感染了脊髓灰质炎。尽管数据有统计学意义，但当听众了解到被接种的人群中出现的感染是疫苗导致的，纷纷谴责布罗第的研究让健康人患上了脊髓灰质炎。

报告后不久，布罗第丢掉了在纽约大学的职位，不久后被发现在家中自杀身亡。

疫苗的研究是曲折往复的，但科学的精神，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势必会推动疫苗的研发工作不断向前。

1955年4月12日，《美国杂志》（《Journal of America》）用整版报道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索尔克的疫苗有效了！》（《SALK’S VACCINE WORKS！》）

1947年，美国学者乔纳斯·索尔克组建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研究团队，共同攻克小儿麻痹症的难题。和当时大多数研究脊髓灰质炎用减毒活疫苗的科研人员不同，索尔克的研究使用的是灭活病毒做疫苗。

1952年的美国，在疫病威胁下，疫苗研发的人体试验规模不断扩大。索尔克的疫苗得以在180万儿童身上进行了试验，这成为当时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医学试验。几乎是试验结果公布的第二天，全美数百万儿童就接受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接种。

“死”疫苗还是“活”疫苗之争并没有因为大规模的接种而停止。

与索尔克同步开展研发的阿尔伯特·布鲁斯·萨宾坚持：只有活的病毒进入人体后才能让接种疫苗者得到免疫力。

然而，萨宾“活”疫苗的诞生晚了一小步，当他研制出脊髓灰质炎减毒疫苗时，索尔克的疫苗已成为美国的主流，政府也不再继续支持他的项目，他只能去和其他国家合作。

疫病不政治，科学无国界。脊髓灰质炎减毒疫苗的研发跨越了当时政治军事的两大阵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沙条约组织”。1959年，在苏联的支持下，萨宾完成了一场100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临床试验，验证了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可及性。

方舟，带领数十亿人远离脊灰

上世纪50年代，脊髓灰质炎病毒也在中国各地时有发生。即使天气闷热，各家各户也会让小孩呆在家里，因为外面存在着无形的、令人恐惧的脊髓灰质炎病毒，会让孩子发烧后致残。更可怖的是，这种病毒可如“幽灵”般隐形，看似没有症状的健康人也可能携带。

彼时，国内流行的是3种脊髓灰质炎病毒中的哪一类型尚未确定，病原学、血清学研究几乎为零。1957年，中国科学家顾方舟带领团队从横贯东西的12个城市中分离出患者粪便中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发现病毒的3种类型存在不同特性，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研究，确定了国内流行的病毒类型，并建立了脊灰病毒的实验室诊断标准。

调研工作获得的大量病例愈发让顾方舟心急如焚，他给上级打报告：如果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不高，预防工作可以慢些开展，但如今发病率很高，终会在某年某地来一个大暴发。1947年柏林市的大暴发是前车之鉴，我国1955年南通、1956年温州的大流行也已经敲响警钟。

1959年，顾方舟受命前往苏联学习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研制方法和生产工艺。他发现，现有的工艺虽好，但无论是成本还是接种周期，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都不适合。在顾方舟心中，公共卫生事业要不得半点“书生气”，任何工作都要对人民有用、有利。

在1959年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国际会议上，善于学习的顾方舟搞清楚了疫苗有“死”“活”之分，且死疫苗安全，但不会在人体形成免疫屏障，减毒活疫苗理论上可能会恢复毒力，但可成为天然疫苗，形成免疫屏障。

顾方舟以科学家的胆识和理性判断，为全中国人民做出了选择。他向当时的卫生部写信建议，选择未被证明安全、没有成熟生产工艺的减毒活疫苗，并亲自把毒种从苏联带回国。

顾方舟 图片来源：中国之声

1959年12月，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研究协作组经原卫生部批准成立，顾方舟担任组长。疫苗研发从零开始，团队克服物资短缺、环境艰苦的困难，终于获得疫苗小样。随着疫苗临床试验开始，谁第一批服用成为问题。

冒着可能瘫痪的危险，顾方舟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实验室的其他人也跟着加入试验。

疫苗对大人无害，对孩子的安全性又如何呢？“当时我儿子小东刚好不到一岁，符合条件。”顾方舟的口述回忆史中记载：“我自己的孩子不吃，让别人去吃，这不大仗义。”

随着疫苗临床试验的推进，200万小儿服用疫苗后的流行病学数据表明，上海、天津和青岛的流行高峰基本消失，国产疫苗是安全、有效地预防脊髓灰质炎流行的生物制品。

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现场。图片来源：中国之声

在顾方舟的脊髓灰质炎免疫策略中，全中国的孩子一个也不能少。疫苗口服率要达到95%才能形成免疫屏障。这意味着，远在西藏高原、新疆大漠、贵州深山的孩子都要无一例外地进入防护屏障，稍有疏漏，病毒就可能复发。那时没有冷链，让疫苗有效地在全国短期内流通非常困难。用广口暖瓶配冰棍的土办法，效果不是很好。

据《顾方舟传》记载：下班后回到家中的顾方舟仍在思考免疫策略问题，儿子看着他，他拿起桌上的糖果，在儿子面前晃了晃，儿子伸出小手急迫的样子让他开怀。糖！顾方舟开始了疫苗糖丸的研究。他研发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使中国进入无脊髓灰质炎时代。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西太平洋地区已经消灭脊髓灰质炎，这与有着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用脊髓灰质炎疫苗形成有效的免疫屏障密不可分。

周旋，警惕诡谲病毒死灰复燃

灭绝、末日、终结……

自1994年4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小儿麻痹症即脊髓灰质炎基本绝迹以来，大量报道用类似的词汇来总结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命运归处。

然而，事与愿违，脊髓灰质炎始终没有成为为数不多的几种能被消灭的传染病之一。

2000年，佛得角报告了33起急性脊髓灰质炎病例，其中7人死亡。

巴基斯坦近几年也持续出现感染病例，病例数从2014年的306起降至2015年的54起，2016年的20起，2017年的8起。

截至2018年，仅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出现了不到30例自然产生的脊髓灰质炎的报告。

3月10日，在阿富汗北部巴尔赫省首府马扎里沙里夫，一名卫生部门工作人员为儿童接种小儿麻痹症疫苗。图片来源：新华网

然而，据《科学》报道，工作人员在巴基斯坦的广阔地域内发现了该病毒，这项令人不安的最新发现表明，它在环境中依旧存在，远未消失。

这个与人类周旋了3000多年的病毒是否会死灰复燃？

对于病毒本身而言，它绵延几千年不绝的一个秘诀在于，90%以上携带者是“隐秘”的，这些隐秘感染者没有任何症状，却为病毒提供秘密栖息地，使其保存有生力量，等待时机死灰复燃。

而对于人类来说，谣言仍能助长它的“死灰复燃”。例如疫苗导致自闭症的谣言被一些宗教组织利用。有评论认为，尼日利亚的小儿麻痹症之所以在绝迹了两年之后又在2016年死灰复燃，与该国极端组织“博科圣地”有很大关系。该组织在当地群众中散布谣言，称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真正目的是要让非洲人绝育，使得尼日利亚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甚至有几位免疫工作者被极端组织枪杀。

面对古老的病毒，人类应时刻谨记：

对于人间的悲剧和纷争，

病毒“隐秘”地冷眼旁观。

对于环境的变化和迁移，

病毒“隐秘”地见缝插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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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科技日报

编辑：张琦琪（实习）

审核：管晶晶

终审：冷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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