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孙英刚赵艳（沙龙孙英刚赵艳）

7月20日下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邀请浙江大学教授孙英刚，青海民族大学副教授赵艳，收藏家、独立学者何平在北京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举行了一场学术沙龙，主题为“丝绸之路上的艺术明珠——犍陀罗”。最近几年，三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犍陀罗地区，对历史上这一地区的文化艺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今年4、5月赵艳的《佛传与图像：释迦牟尼神话》与孙英刚、何平的《图说犍陀罗文明》分别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三联书店出版，似乎预示着对犍陀罗的研究即将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

活动现场

犍陀罗：另一个希腊世界

谈及《佛传与图像》的写作缘起，赵艳博士称其一直关注的是希腊文学，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希腊文学蕴含的思想对整个西方文明的影响极为深远。因为读博时的导师是佛教学者，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了佛教神话，赵艳发现从东汉一直到宋代的汉译佛传当中，包含有很多的神话因素，并且与希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佛传从释迦牟尼生平的角度，讲述了从他出生到他涅槃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就像是希腊神话一样，有着非常完整的叙事体系，脉络非常清晰，文学的色彩也十分浓厚。之后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不仅佛传的文本，而且佛传图像也非常的系统化。最开始在印度本土，比如桑奇大塔，仅仅出现了一些象征性的图像；比如说表示佛的时候，可能只是出现一个佛座、一棵菩提树，或者是一个法轮。后来到了犍陀罗也就是现在的巴基斯坦西北部、阿富汗，广义的可能包括北部的中亚五国，在这个地方出现了真正的人形佛像，这是非常令人惊叹的，就像马歇尔爵士在塔克西拉的时候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一样，说发现了另外一个希腊世界。犍陀罗的造像形式完全是希腊化的，顺着这个脉络可以发现很多跟希腊文化之间的关系。应该说佛教艺术就在这里真正诞生了。随着佛教的东传，又传到了中国，中国在接受的过程中有些地方保留了一些犍陀罗的色彩。从印度到犍陀罗，然后再到中国，佛传的文本与图像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

赵艳

希腊艺术注重场景的表现，具有很浓厚的叙事性。这一点对犍陀罗佛像艺术的诞生，也就是佛教最早的艺术的诞生起到了非常直接的影响。公元1世纪左右出现的最早的佛造像中，释迦牟尼佛的形象其实就是希腊王子那种像太阳神的造型。他的发型，还有包括穿的衣服，折皱的处理，完全是希腊化的。

孙英刚教授认为犍陀罗在公元前后两百年正好是希腊化的时代，希腊人曾经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一系列的小王国，包括像早期的像希腊-巴克特利亚国，后来稍微大一点的印度-希腊王国，希腊文化到达了这里。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巧合的契机，佛教在这里产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说佛像的出现，犍陀罗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原始佛教是没有佛像的，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都没有给圣人塑像的传统，甚至早期的佛典里讲，佛太过于伟大，所以你没有办法把他的形象表达出来，它是反对偶像崇拜的。

希腊文化对佛教影响更明显的例证是有些希腊的神被改造为佛教神，进入佛教信仰体系中。最典型的就是佛教里面有个神叫执金刚神，或者叫执金刚守菩萨，有时候手里拿着一个金刚杵，有时候一手一只手拿着金刚杵，一只手拿着一个拂尘。他作为佛陀护持的形象出现，有人说他是佛陀的警卫员，金刚杵是保卫的功能，拂尘是服务的功能。而他的形象最初就是希腊的大力士赫拉克里斯。他戴着狮皮帽，手里拿着大木棒，这都是希腊文化的传统元素。这样一个希腊的神，这就被佛教收编了，变成佛教的一个保护神。

而且这个形象沿着丝绸之路一路东进，不但在犍陀罗，而且在克孜尔石窟、麦积山都有，一直到北周时期都有。他后来又变形，他的样貌会变化，但是他带着狮皮帽的形象，手持武器的形象还是清晰可见的，符号非常准确。一直到前些年考古发掘了北齐徐显秀的墓，墓主人是北齐的一位武将，他以作战勇猛著称，所以他谥号就是“武”。 非常有趣的是，他的戒指也出土了，戒指上画的就是赫拉克里斯。中国的一个武将的戒指上的图案是赫拉克里斯，说明那个时代中国确实是跟各种文明有很多交往的，所以我们在佛传故事里面会经常看到一些域外的元素，尤其是希腊元素。

除了希腊元素，孙英刚也提到中国文明对犍陀罗的影响，比如Tilly Tepe，我们翻译成“黄金之丘”，它出土的一大批黄金制品，时代是公元一世纪，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东汉时期。这一批出土的文物里，不少是中国的，至少是有中国元素的，比如说铜镜、马车都带有明显的中国特点，这是器物方面。另外就是铭文，在阿兰出土的一个铭文上记载了贵霜帝国皇帝迦腻色迦二世的头衔，很有意思。他的头衔写了四种，叫“大王”“王中之王”“凯撒”“天子”。有人说他把当时世界上已知的所有头衔都加到自己头上了。“大王”是印度的，“众王之王”一般认为是西亚的传统，“凯撒”是罗马的传统，“天子”有人说就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皇帝才号称是上天之子，才能接受天命。所以从这方面讲，当时中国的文化对中亚应该是有影响的。大部分的证据肯定已经找不到了，但有时候有一点线索就很能说明问题。

佛教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从犍陀罗的话题延伸开来，孙英刚教授进一步阐发了佛教对中国文明的意义。他认为犍陀罗文明对中国人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当地人，因为现在那里的居民已经信仰伊斯兰教，不太认同犍陀罗文明是他们的文化遗产。而历史上对这地方记载最多的就是中国人，像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他们都到过这些地方，对这些地方都有记载。

中国从二世纪、三世纪就开始大量翻译佛经，有准确纪年的是公元157年支娄迦谶开始在洛阳翻译佛经，而当时绝大多数的佛经都来自犍陀罗地区。我们以前往往认为佛教最重要的语言是梵文，我们会拿一个梵文文本来校正汉文文本的错误，但后来我们发现这是错误的。比如说一个汉文的佛经，它是公元2世纪翻译的，而我们能得到的梵文文本最早不早于10世纪。我们拿了一个晚近千年的梵文经来校正汉文佛经，这个不是错误的吗？

最近一些语文学学者在阿富汗地区、巴基斯坦地区发现了一部分公元二世纪的《法句经》等佛经原典，可以说这是我们得到的最早的佛经。通过经本的对照，我们发现实际上我们早期的译经根本不是从梵文来的，最早的佛经语言也不是梵文。最早的佛经语言实际上非常复杂，我们称为佉卢文或者犍陀罗语的文本可能是最早的佛教语言。佛经实际上是先有了一个犍陀罗语的版本，然后有的再梵语化。但是你要知道，几乎在同时，这些东西就被带到了中国。所以实际上，中国早期的汉文佛经已经是最权威的了，而且是现在世界上最早、最系统、最全面、最权威的一个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讲，实际上佛教最初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孙英刚教授原来写过一篇文章，叫《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吗？》，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佛教不是大家想象的直线的、简单的传承，它实际上是文化的再造，从佛像、从经本，从它的思想意涵、概念，你在印度找不到这些东西，它就是中国的。从它进来之后，就已经化为东亚文化的一部分了。

孙英刚

再从方法论上讨论。基督教起源在耶路撒冷，今天的以色列地区，然后传入欧洲。但是欧洲的学者从来都不会像我们这样，认为基督教是一个外来宗教，传到欧洲再逐渐欧洲化，他们从来没有这种叙事主线。而我们一直讲佛教是一个外来宗教，到了中国之后不断适应中国的情况，然后变成一个汉化的佛教。是这样的吗？其实不是。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佛教，佛教从来都是变化的，没有原本纯洁得像小白兔一样的佛教，然后传到中国被不断污染了。诸法无常，佛法也无常，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这是佛陀说的。

这个问题在历史上也不是很清楚，比如玄奘西行取经就很能说明问题。玄奘去印度已经到了七世纪前期，他是非常典型的原教旨主义者，他要到印度去找到所谓的原本的真经。但是玄奘其实不太了解历史的脉络，他从印度驮回来这些东西，很有可能还是早期犍陀罗佛经倒流回印度，然后重译的版本。所以玄奘翻译回来之后，他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就是他的同行都抵制他。这也容易理解，比如说“菩萨”的翻译，菩萨几百年来的翻译都是“菩萨”，没有人质疑。玄奘非要说翻译错了，让大家把“菩萨”改成“菩提萨埵”。结果可想而知，其实没人理他，一直到现在还叫“菩萨”。因为“菩萨”不是从梵语翻译过来的，而是中亚语言翻译过来的。玄奘最大的贡献我觉得还是《大唐西域记》，他留下了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至于他翻译的佛经到底对中国的佛教有多大影响，可能需要后代来重新阐发。玄奘、义净的译经在当时是没有影响的，尤其是义净，他翻译那些戒律什么的，中国的僧团几乎不予采纳。而且从历史学来讲这些都是后来的东西，它反映的是南传佛教的情况，不能指导中国僧人的日常生活。

佛教的衰落在印度也很早，其实玄奘到印度的时候，佛教早就衰落了，所以很多人怀疑玄奘后来说大话，比如说他在印度多么受尊崇。印度学者对此就不买账，绝大多数的印度学者都认为玄奘夸大了他在印度的经历。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前辈叫陈寅恪，他在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的审查报告中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说的就是玄奘认为是真经的这种东西最终也是要消亡的，不能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多大的地位。

佛教传入是东亚文明的第一次“全球化”

经过几年的研究，孙英刚教授认为研究犍陀罗最大意义就是加深我们对中国文明的理解。我们以前对中国文明的研究、对中国史的研究都局限在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之内，这是不对的。在古代，我们文明的影响区域要广大得多，而且它的开放性也是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而犍陀罗正是与古代中国关系极为密切的地区，以前无论是文化界还是学术界，甚至博物馆文物界都把这一区域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这是不对的。很多犍陀罗的文化元素，很多符号、理念，最终是在东亚世界扎根发芽的，最后成为重要的人类遗产。

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开放文明，它不是我们有些教科书上说的，我们是一个闭关锁国的文明，我们是个内向的文明，其实不是的，即使放在整个的世界文明来衡量的话，中国都是一个开放文明，这也是它之所以能够延绵几千年的原因。因为我们是一个开放的文明，我们能不断地把外来的文化元素转化成自己体系的一部分，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不断地发生。

如果把整个历史看成一条线的话，佛教从印度东北一带兴起，然后在犍陀罗改造，接着飞跃进入中国。我以前把犍陀罗称之为佛教的飞翔之地，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经过这里之后，佛教才一跃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如果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全球化的话，第二次是从19世纪以来西方的冲击影响，那么第一次全球化实际上就是佛教的传入。整个东亚文化的很多元素都可以在佛教的系统内得到解释，有的时候换个角度你发现事情是不一样的。比如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我们是把佛教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一个侧面研究的，但是如果你换个角度，把中国看作是佛教兴起传播历史的一部分的话，你发现它只不过是这个佛教传播历史中的一环。

从公元二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后几百年之中，它渗透了中国几乎所有角落，我们的生死观，我们的语言，我们的信仰，甚至日常的生活，几乎都是被它重新改造过的。佛教传入进来之后的中国文明和之前的中国文明差别非常大。比如说语言，很多词是佛教带来的，“因果”、“世界”。哪怕是大家在网上聊天经常打的“呵呵”，也是佛教带来的，没有佛教的话大家打不出“呵呵”来。因为这个词以前是一个动词，是“呵斥”和“谴责”的意思，佛教把它变成一个拟声词，表现发出声音。再比如我们的生死观也发生了变化，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前，中国有魂魄的理念，有黄泉的理念，当时主管我们彼岸世界的叫泰山府君，住在泰山。所以我们死了，魂魄会去泰山，是往东的。现在泰山府君可能大家听都没听过了，它其实主宰中国人的死后世界很多年。到了七世纪，佛教就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新的“公务员”叫阎王。到了八世纪以后又有一个新的形象，就是地藏菩萨，接着是西方净土的理念。然后大家就觉得死了之后应该往西边去。这种死后世界的改造，也是佛教的影响。

添上佛教这一块之后，我们整个历史的脉络可能更加清晰了。我们文明的开放性、生命力可能就能找到更多的解释，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能够容纳不同的理念，然后不断地做自我更新、自我改造，这才让我们生存到今天。

佛教的兴起传播真的是人类世界的一件大事，直到今天，依然是东亚世界的中国、日本、韩国非文化中的一个核心议题。比如中、日、韩共同的菩萨信仰，它是从哪来的呢？ 实际上这都要回到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里面去找，只有把这个脉络梳理清楚了，我们再知道中国文明从何处来。再比如说日本，日本的佛教对政治的影响特别大，日本的第三大政党公明党就是佛教的党。他对日本的现实生活也好，政治也好，影响都很大。日本的天皇其实就是佛教转轮王，天皇是三位一体的，他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他是天子，他是转轮王，他的神圣性也是这样被界定起来的。所以天皇登基一定会经过一个灌顶的仪式，从而获取对于所有佛教徒至高无上的地位。这项仪式从古代到现在已经延续一千多年了，在大正时期还在执行。不过这个仪式是不公开的，这一次新天皇即位，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采用这种仪式。要了解日本政治必须学佛教，要不然你不理解他为什么是那样。

总之，研究东亚历史，很多的理念都要回到犍陀罗，回到中亚去，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地方，一直是落后的，一直在文化、经济上都是贫乏的。曾经在公元前后的几百年那里的确就是文明的十字路口。我们现在去看到那里非常破败，但是世界上很多辉煌的文明和帝国现在可能也是全部湮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