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灭川是怎么回事（三大原因促使张献忠入川）

张献忠是明末与李自成齐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明末乱世之中建立了大顺政权，逼死了崇祯皇帝，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张献忠虽然饱受滥杀的诟病，但是也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大西政权。

张献忠

张献忠是陕西人，他在明末起事以来一直在中原地区与明军作战，虽然在崇祯末年短暂地进入过四川，但是中原地区一直是张献忠的主要活跃地区，那么他为何会最终选择了四川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呢？

崇祯十六年（1643年）冬天，张献忠率领大西军占领了湖南省和江西的袁州、吉安两府，并在这里建立了中央和地方政权，张献忠若能在此地坚守，必定能够建立一番功业。但是，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张献忠却主动放弃了已经建立了稳固政权的湖南和江西，率领部队从湖北荆州溯流而上、进入尚在明朝统治下的四川。张献忠为何做出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呢？

首先，张献忠的战略决策基于他对当时全国形势的判断。1643年底，陕西的明朝官军已经被李自成全数歼灭，关内已无可战之明军（此时明朝可战之兵只剩下关外由吴三桂率领的数万关宁铁骑），李自成占领北方已经是不可抵挡之势。而张献忠此前一直都独立于李自成，以他的个性自然不愿意臣服于李自成，而且有罗汝才和贺一龙两个前车之鉴（此二人之前都是独立的农民领袖，臣服李自成后被杀），所以张献忠绝对不愿意成为李自成的部下。

明末农民战争形势图

其次，张献忠有转战四川的经验，对四川的地形和形势有所了解。崇祯十三年（1640年），张献忠被左良玉部击败，率部入川，这便是张献忠第一次入川。张献忠率部在四川转战半年有余，对四川地形有了直观的了解——北有秦岭之峻，东有三峡之险，军事上易守难攻，但是物产又极其丰富，自古以来素有“天府之国”之称，所以占领四川可以维持自身的独立性，又可凭借四川地利随时北取汉中或者东下湖广，可攻可守。

再次，明朝在四川的统治已经十分薄弱，统治根基动摇。明朝末年，明朝的统治阶层腐败不堪，农民起义四起，四川也有“摇黄十三家”活跃于川东和川北，四川官军疲于奔命。四川百姓还自发发起“除五蠹”运动，所谓“五蠹”是指“衙蠹、府蠹、豪蠹、宦蠹和学蠹”，这五蠹基本代表了整个官绅贵族阶层，百姓们已经占到了他们的对立面，所以四川的整个统治阶层都受到了动摇。

前文提到，四川是易守难攻之地，那么张献忠要想入川，必须解决从哪里入川的问题。张献忠结合自己的形势，选择了从湖北荆州和夷陵一带入川，这个地区原本是明末另一支起义军——老回回马守应的活动区域，他因为罗汝才、贺一龙事件对李自成怀有戒心，对李自成采取若即若离的姿态。当张献忠到达此地时，马守应正好病死，所以张献忠收编了他的部队，整装后一道入川。

三峡

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已经成为了大顺皇帝，正率领大顺军亲征北京，张献忠则率领大西军渡过了三峡天险，占领了四川的门户万县。但是，张献忠在万县却遭遇了一些挫折，延误了大军的进程，因为万县两岸都是悬崖，人烟稀少，所以很难筹集大军所需的粮草，而且还有明朝守军曾英的阻击，所以大西军进展十分缓慢。

在万县滞留了数月之后，大西军继续前进，于六月初八日攻克了涪陵，然后便兵分两路攻击四川重镇重庆，二十日攻克重庆，处死了一批明朝藩王和地方大员。原封汉中的瑞王朱常浩因为躲避陕西的大顺军逃亡至重庆，此时却逃不过张献忠的毒手，被处死，与瑞王一同被处死的还有前四川巡抚陈士奇等人。

占领重庆之后，张献忠随即率军向省会成都进军，而此时受命于李自成的大顺四川节度使黎玉田和总兵马科也正率领大顺军从北向南进逼成都，成都北面和西面同时受敌，明朝蜀王朱至澍和四川大员们只得龟缩于成都城中，束手无策。八月九日，张献忠率先破城，占领了四川省会成都。

成都蜀王府遗址

随后，张献忠派遣军队收取四川各府、州县和土司，因为成都和重庆等重镇已经被破，四川方面大员也大多被张献忠处死，各地群龙无首，只能接受张献忠的命令，就这样，四川基本已经被张献忠占领。

张献忠在占领四川后都干了什么事情，很多人可能都只知道张献忠杀了不少人，但是张献忠能够在四川立足，只是杀人恐怕是做不到的，那么他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首先，大西军占领成都之后，重新建立了中央机构。张献忠在湖广地区曾经建立了中央政权，但是崇祯十六年底放弃了该地区之后，中央机构不复存在。到四川后不久，张献忠又与李自成决裂，自称“大西皇帝”，改年号为“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大西朝重新建立了更加完备的中央政权，分设左、右丞相，有着与明朝类似的六部尚书掌管实际事务，在地方上则设置巡抚、道、知府、知县等官员。

大西朝形势图

其次，张献忠注意延揽四川本地人才。张献忠的设想是“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所以人才是根本，而延揽人才的最有效手段则是科举。一方面，为了防止读书人躲避科举，他规定“未取童生不许闪躲”，由各州县送到指定地点参加科举；另一方面，“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防止读书人在乡造言生事，这样对读书人既防范，又利用，为大西政权网罗了不少人才。

再次，张献忠在军制上对大西军进行了改革，分设了正规军和地方武装。正规军被称作“皇兵”，这些部队都是张献忠的老部下，负责出师征讨等重要任务，共分四十八营，由张献忠的养子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和刘文秀等人分别率领，镇守各地，或者巡视地方。而地方武装则被称作“里兵”，“按户口签派，三丁抽一”，主要负责本地的城防，维持社会治安等事务。

但是，大西政权在经济建设上却一直比较挣扎。张献忠治理军队有一套，但是对经济却有点束手无策，始终没有找到一条适合当地情况的政策。原来，明朝施行按土地、人口征收赋税，但是张献忠入川后废除了原来的政策，却没有建立新的财政措施。张献忠入川后基本沿用了之前的政策，兵源和维持政权所需要的钱粮物资基本都依靠没收贵族、官府和乡绅财产，但是这种方法短期有效，但是并不是一个长期有效的政策，由于经济上无章可循，导致四川的生产一直没能够得到恢复。

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经历了一个兴起而又衰亡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原因驱使四川百姓态度上的变化呢？

张献忠在崇祯末年入川之际，正是百姓们对明朝统治者失去希望之时，当时百姓们对明朝统治者的腐败已经失望至极，而大西军虽然有着残暴的名声，但是百姓们在疑惧之中不得不寄希望于大西政权。“初，成都官吏见献忠将至，逃避不追。继见献忠称王，分官任事，以为暴雨之后，云收雾散，将见太平。又闻献忠有勇有为，能任国事。于是一班官吏均出任事。”所以，张献忠在入川之初还能够得到四川百姓的支持，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形势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1644年五月，江南的明朝力量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继位称帝，建立了弘光政权，弘光朝廷作为明朝的继承者，虽然无力在武力上与清朝、大顺相抗衡，对于远在四川的大西政权也鞭长莫及，但是却不影响弘光政权在政治上对四川造成影响。弘光朝通过许愿封官的形式任命了一批四川的地方官僚和颇有威望的原明朝在籍官僚，通过他们联络明朝势力和地方宗族势力反抗大西朝在四川的统治，四川各地的反大西运动越演越烈。

因为各地反抗运动，张献忠控制的区域越来越小，而张献忠采取的对应措施则是派出大军四处镇压，但是每况愈下的形势使得张献忠的报复心理越加狂热，渐渐地走向了不分顺逆、滥杀无辜的道路，甚至还将官绅的反抗牵连到无辜的百姓身上，发出“除城尽剿”的命令。于是，张献忠逐渐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在四川站不住脚了，只能放弃成都，准备离开四川。

张献忠

而另外一方面，清朝在消灭了大顺朝和弘光政权之后，开始集中精力处理割据四川的大西政权，清朝的应对之策是军事征讨和政治招降双管齐下。1645年十一月，多尔衮派出大军“会剿四川，征讨叛逆”，同时又发布诏书招降大西军：“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所部将领头目兵丁人等，各照次第升赏。倘延迟观望，不早迎降，大军将至，悔之无及。”最终在清朝的双重攻势之下，张献忠被逼入了绝境。

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清军豪格率领鳌拜、准塔等人进逼到西充，但是张献忠对清军的行动却一无所知，面对探报还将信将疑，张献忠便亲自率领随从出营观察，结果被清军弓箭手射杀。随着张献忠的死亡，大西军溃败，大西朝在四川的统治也随之告终。

张献忠在明末入川可谓审时度势，但是因为面对的形势十分复杂，张献忠的性格不足以支持其处理如此复杂的局势，最终走上了狂热暴戾的道路。

参考文献：《南明史》、《清世祖实录》、《蜀难叙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