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水灾是怎么形成的(民国二十年1931暴雨水灾)

1931年,是民国二十年,凄风苦雨遍布多难的中华大地。由于全国大部分地区长时间的强降雨,引发的水灾危机,南至百粤,北至关外,东抵苏北海岸,西达四川盆地,长江、黄河、淮河、珠江、闽江等各流域大小河川,尽告涨溢,泛滥无忌。尤以江、淮流域为甚。

在面临没顶之灾的危机中,在浊水淤泥中,芸芸众生们是如何苦苦挣扎、辗转求生的呢?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如何赈灾的呢?效果如何?

1931年气候反常,6~8月3个月内,全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现长时间连绵淫雨。珠江、长江、淮河、海河以及辽河、松花江流域降雨日数多达35~50天,桂林最多达59天。期间不断出现大雨和暴雨,尤以长江、淮河流域暴雨强度最大。6月28日~7月27日最大30天雨量在300mm以上的雨区,在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范围即达76万km2,相应降水总量达3 423亿m3。

98年水灾是怎么形成的(民国二十年1931暴雨水灾)(1)

大范围、长历时的大雨和暴雨,使洪灾区域几遍全国。

珠江流域自4月至8月发生多次洪水,其中北江横石站洪峰流量达19 600m3/S,仅次于1915年历史最大洪水。西江上游红水河洪水也很大,东兰河段洪峰流量19 700m3/S,与历史最大洪水流量(1891年)仅差1 900m3/S。梧州市尽遭淹没。

黄河三花区间伊、洛河暴发近百年来特大洪水。龙门镇、洛阳、黑石关洪峰流量分别为10 400m3/S、11 100m3/S、7 800m3/S。

海河流域的永定河、大清河,以及松花江上游嫩江也都发生灾害性洪水。

特别是,长江各大支流普遍发生洪水,岷江高场站洪峰流量达40 800m3/S,为近百年来第二大洪水。岷江和金沙江洪水遭遇后,使宜宾以下江水急涨,至重庆,又汇入嘉陵江洪水,使干流寸滩站8月6日出现洪峰流量63 600m3/S。由于乌江等支流洪水汇入,长江干流水位有增无减,8月10日宜昌洪峰流量64 600m3/S。

长江中下游江堤圩垸普遍决口,荆北大堤下段齐家堤口(即麻布拐附近)于7月1日决口,荆北平原尽遭淹没。洞庭湖区、鄱阳湖区、太湖区大部被淹。8月19日汉口站水位达到28.28m,洪峰流量59 900m3/S。如果将河湖溃口水量全部回归河槽,合成最大流量,城陵矶站将达103 200m3/S,大大超过河道泄洪能力。

淮河流域干、支流也同时暴发洪水。从1931年6月下旬开始涨水,7月底8月初相继出现最高水位,淮堤节节溃决。7月27日,正阳关最高水位达24.76m,蚌埠站7月30日出现最大实测流量8 730m3/S,如果考虑不决口还原计算,洪峰流量将达到26 500m3/S,为历史最大值。浮山站7月31日洪峰流量16 100m3/S。进入洪泽湖洪峰流量为19 800m3/S,洪泽湖在加大泄量的情况下,湖水位仍然急剧上涨,超过15.00m的时间长达31天,8月8日水位达到16.35m,是1855年黄河北迁以后湖水位最高的一年。

淮河大水,使蚌埠上下淮北大堤100余千米尽行溃决,苏北运东大堤失守,溃决80多处,里下河地区10多县沉没。

1931年淮河山区洪峰流量与近百年内发生的最大流量比较,除灌河略高于历史最大洪水流量外,其余都低于历史最大值。之所以酿成严重水灾,其原因主要是当年汛期暴雨次数多,洪水总量大。

据《汉口大水写真》一书记载,当时飞机从上海飞往汉口,一路航程,俯瞰地面,展现在眼前的景象是洪水在不断地延伸,地面一片汪洋,除能看到极少的树和一些屋顶外,几乎什么也没有。江汉平原、洞庭湖区、鄱阳湖区、太湖区大部分被淹。武汉市水淹达百日之久。京汉铁路长期停运,津浦铁路中断行车54天。

98年水灾是怎么形成的(民国二十年1931暴雨水灾)(2)

据《申报》报道,湖南“山洪暴发,排山倒海,推沙转石,一泻数十百里。滨湖各县更水势滔滔,概成泽国”。

另据当时灾情报告。淮河泛滥,泗水横流,沙河溃决,巢湖满溢,洪水所及,受灾极惨:

“壮者栖上树顶山阜,老弱则随流浮沉。甚至全家老幼,因逃死无所,以绳索系成一串坐以待毙者比比皆是。里下河东西两堤漫溢而遭空前浩劫,崩溃最大处万寿宫左右已冲成大塘,由上夹河穿过大街入里下河,男女浮尸,满街漂流……”

1931年的水灾,先南后北,殃及中国大陆的16个省的672个县(市)。尤以长江、淮河流域的灾难深重,湘、鄂、赣、浙、皖、苏、鲁、豫8省合计受灾人口5127万,占当时人口的1/4,受灾农田面积973万km2,占当时耕地面积的28%,全国死亡约40万人,经济损失达22.54亿元。

可以说,这场特大洪水危机,是20世纪中国水灾之最,成为20世纪中国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一次大浩劫。黎民百姓在滔天洪水中,形同鱼虾,命若游丝。

赈济方针洪水威胁着数千万灾民的生命。在此非常时期,各地方当局、各慈善团体以及热心绅商,纷纷发起“水灾急赈会”,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赈灾活动。国民政府也成立了“全国水灾急赈会”,统筹赈灾事宜。

1931年国民政府确立的水灾赈济方针为:

“以救命为前提,但不以救命为止境。以培养人民元气恢复,并增进人民的生产能力为目标。注重标本兼治,除散发急赈外,实施各项防灾计划,如水利移垦等。充分利用灾民协助工作之实施,以谋引起人民对于农业复兴之兴趣与决心。”

武汉是这次洪灾中遭难最烈、受灾最重的城市。

20世纪30年代的武汉是中国的第二大都会,其地位的重要和美国的芝加哥、英国的曼彻斯特、日本的大阪不相上下。而这次水灾把整个汉口、半个武昌和一部分汉阳,统统泡在水中,水深自数尺至丈余,最深处达15.8m。浸泡时间少则37日,多则133日之久。

虽然武汉事先通令,一方面设法就地收容外地难民,一方面设置关卡,不准入境,但仍然聚集难民近40万。8月19日“湖北水灾急赈会”组织临时医院,尽量收容医治难民,一概免费。中国红十字会汉口分会也组织救护队、掩埋队、医药队,分别在武汉各处转运收容难民,打捞浮尸、浮棺,掩埋尸体。汉口美国总领事电请美国拨款救济,美国红十字会特筹拨10万美金,以作急赈之用。8月23日,“全国水灾急赈会”武汉分会在汉口成立。

98年水灾是怎么形成的(民国二十年1931暴雨水灾)(3)

面对如此灾害,湖北及全国水灾急赈会武汉分会与各慈善团体举办事项甚多。尽管如此,终因灾区太广,灾民太多,灾情太重,无力应付。就武汉一隅而言,赫山、洪水饿死、病死的灾民都来不及掩埋,只好挖几个千人坑,层层堆埋。

1931年特大洪灾时,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全国救济水灾委员会主席的宋子文叹道:

“如此水灾之大,所费金钱,纵无限量,所筑堤岸,纵极强固,亦无术抗此洪流。”

果真是“无术抗此洪流”?显然这是塞责之词,因为此时的国民政府在忙别的事,不会专心去抗洪救灾,或者说是力不从心。

掀开史册,就可以看到国民党政府在忙于打内战,在水洪危机正甚的几个月里,国民党却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了两次“围剿”。9月18日,日本人又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件”,国民党政府疲于应付。国民党内部也正在搞内斗,出现了所谓的“宁粤分裂”的局面……

如此等等,使国民政府怎能尽全力于抗洪救灾呢?匆匆应付一番之后,只能任“国民”们在凄风苦雨、恶泥浊浪中自生自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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