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留下来的古董（从出土遗物看商时期南方与中原的文化互动）

考古发掘所获古代遗存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比较不同区域的考古遗存，可以获得区域间文化互动的重要信息。文化互动研究是探索考古学材料背后人群迁徙、交往的重要视角。以往学者对此多有探讨，如张光直先生提出的区域文化“互相作用圈”概念 ，就从较大时空框架内对区域间的文化交互关系的有益探索；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 在强调区域内文化谱系研究的同时，各区域之间文化交流与互动也是重要的考察对象；李伯谦先生对考古学文化互动关系进行了细致总结，并提出了具有理论色彩的认识 。考古学研究多以一组具有地域和时代特征的器物作为考古学文化的重要构成内容，而在文化互动过程中，各类遗存代表的互动方式和内涵的差别，既体现了某些器类空间上的流通，亦代表了人群流动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吸收与调适。我们认为除了从文化变迁角度观察区域间文化的互动过程，还应该从不同层次和类别出发，从区域间器物、技术、宗教、聚落、资源的时空特征等方面考察，有效揭示考古遗存不同层面的互动模式。本文拟以商时期中原与南方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两地区考古出土器物，将能反映文化互动的器物初步划分为日用陶器、铜器、玉器三个类别。通过分析三类遗物，寻找不同器类体现的区域间的互动方式，或有助于深入探索商时期中原与周边地区文化的互动关系。

一

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自然环境独特，商时期这里的陶器组合不仅彰显了自身特色，与中原地区亦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以长江中游地区表现最为突出 。从商时期长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的演进特征看，商文化南下无疑促进了各地域土著文化的发展，陶器在中原与南方地区文化互动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伴随商文化南下，商式陶器也被带入长江中游地区。以黄陂盘龙城遗址 为代表的遗存是商文化在南方形成的地方类型 ，鬲、爵、斝、罐、大口尊、簋、盆、豆、甗等陶器与中原地区同类器相近，盘龙城为代表的区域文化明确提供了商人南下于此的考古证据。荆州荆南寺 、黄梅意生寺 、岳阳铜鼓山 、石门皂市 、九江龙王岭 、樟树吴城 等遗址发现大量有商文化特色的陶器。早商时期 商式陶器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分布与商文化聚落的建立相对应，商文化聚落分布于长江沿岸分布，并表现出强烈的等级层次和交通网络特征 。晚商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由于土著文化的逐步兴起，商式器类少见，但商文化对该地区陶器的影响亦可寻得综迹，如费家河文化 、吴城文化 发现商式鬲的变体，周梁玉桥文化 中的商式鬲、变体簋等均与商文化中心区有密切联系。以陶鬲为例，早商时期长江中游沿江地区有与郑州地区形制相同的器形（图一，1～4），亦有与中原地区存在差异，凸显地域特色的器形（图一，5～12），以及早商第三期及之后，长江中游地区出现受商式陶鬲影响产生的地域特色器形（图一，13～16）。虽然晚商时期商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大范围回缩，商文化陶器在此地的影响却十分深远。长江中游各区域产生的一系列新器形与商式陶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时期两地的陶器流通也是双向的，如早商时期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印纹硬陶及原始瓷器在盘龙城可以见到，中原地区的郑州商城 、辉县孟庄 、藁城台西 、西安老牛坡 等大型遗址中亦可找到形制近同的器物。种种迹象显示，印纹硬陶及原始瓷器等在中原地区少见，来自南方地区的可能性较大。推测此类印纹硬陶及原始瓷器先由浙西 、闽西北 及赣江流域 等地汇聚于盘龙城，再由盘龙城输入中原（图二）。这样，盘龙城作为早商时期南方地区区域中心的地位毋庸置疑。晚商时期，中原地区依然可见长江中游地区流行的印纹硬陶、原始瓷等。最典型的是费家河文化所见的硬陶瓿 与殷墟 出土硬陶瓿形制极为相近，后者应是湘江流域器类的直接输入（图三）。从考古发现来看，长江下游地区也受到了早商文化的强烈影响，江淮东部形成了商文化大城墩类型 ，镇地区受商文化影响产生了湖熟文化 。从日用陶器来看，湖熟文化中商式陶器多与大城墩类型保持十分密切的关系 ，如鬲、簋、大口尊、带耳罐、折腹盆、大口缸等。晚商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少见商文化因素，多为具有地域特色的考古遗存。

图一 长江中游地区的商时期陶鬲

1.盘龙城PWZT71⑦:5 2.盘龙城PLZH8:7 3.荆南寺T5④A:1 4.荆南寺T54④A：1 5.盘龙城PWZT17⑧:31 6.盘龙城PWZT20⑨:1 7.铜鼓山T13④:15 8.荆南寺H70②：1 9.石灰山1982T10③C:4 10.意生寺T1④:7 11.皂寺TB9②：14 12.皂市M5:6 13.大洋洲XDM:608 14.陈家墩J4:3 15.温家山K12:13 16.铜岭T5⑨D：2

图二 商时期南方与中原地区的印纹陶及原始瓷器

1、2.鼓腹罐（盘龙城PLWM10:2、PLWM3:15） 3.圈足尊（盘龙城PLWM1:8） 4.矮领罐（盘龙城PLZM2:49） 5.圈足壶（盘龙城PLZM1:23） 6.深弧腹罐（盘龙城PLZH1:15） 7.高领罐（盘龙城PLWH1:17） 8.筒腹罐（盘龙城PLZH25:5） 9.折腹盆（盘龙城PYWH6:25） 10.浅折腹尊（盘龙城PLZM1:24） 11、12. 鼓腹罐（积谷山M9:66、肩头弄(四)5：2） 13.圈足尊（松柏山M1:5） 14. 矮领罐（肩头弄（三）5：1） 15.圈足壶（角山83板H1:19） 16.深弧腹罐（白主段M4:1） 17.高领罐（茅坦庄H7:10） 18.筒腹罐（外罩山M1:7） 19.折腹盆（斗米山M11:4） 20.浅折腹尊（斗米山T0815③:12）21、21.鼓腹罐（北二七路BQM2:13、铭功路C11H111:12） 23.圈足尊（南顺城街H1下:229） 24.矮领罐（老牛坡85XLⅡ1G1H2:12） 25.圈足壶（孟庄XXT29H3:3） 26.深弧腹罐（铭功路C11T102②:77） 27.高领罐（南顺城街H1下:227） 28.筒腹罐（紫荆山北C15H5:113） 29.折腹盆（南关外C5H5:17） 30.浅折腹尊（铭功路MGM2:1）

峡江地区早商时期有一定数量商文化因素 ，多以鬲、簋、大口缸等为代表，地域文化特色十分强烈，少见晚商时期的商式陶器。长江上游成都平原发现的商时期日用陶器与中原相近者较少，但在青铜、玉石礼器层面两地保持了密切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陕南汉中地区的“宝山遗存” 有商文化陶器，应是关中地区商文化的影响 。

图三 殷墟与费家河文化的硬陶瓿

从时空特征来看，早商时期商文化风格陶器主要分布于长江沿岸及与中原邻近的地区，之后不断向外围扩散，但由于长江流域的自身文化传统，该类器物向外传播受到较多制约，或被局部改造，或被零星接受。晚商时期南方地区少见商式陶器，仅江汉平原东部在晚商偏早阶段有发现 ，其他地区多为商文化陶器的变体或孑遗，这也是诸多学者认为晚商时期商文化大范围北缩，两地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从文化互动角度来看，早商时期两地间的陶器互动较为直接，互动双方强弱分明；晚商时期两地的联系并没有中断，陶器方面的互动并不十分明显。除了普通生活用器，长江流域在晚商时期出现了一类较为特殊的仿铜陶器，或模仿铜器的器形，或模仿铜器的装饰，如器表附加扉棱，此类陶器的出现应与南方地区人群对中原礼器的仰慕有关，也显示了南方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

二

南方地区有较多商代铜器，部分形态与中原地区的铜器一致，部分吸收了中原文化因素并显示出地域特色 。早商时期南方地区所见青铜器较少，以长江中游地区的盘龙城最为集中，器形大多与中原地区一致，还有一定地域特色的器形 ，此类铜器的出现应为商文化南下的影响相关。早商时期盘龙城等聚落的铜器均出自墓葬，且有明确的等级特征，与中原商文化墓葬制度一致。这一时期遗址中偶见部分小型铜工具 ，可能南方地区已经掌握了简单的铸造技术。商代晚期，南方地区铜器分布范围扩大，某些区域集中出土了大量铜器，如湘江和澧水流域 、赣江中游地区 、皖南地区 、成都平原 、汉中盆地 出现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器，其形制风格、埋藏方式上与中原地区有一定差异。这种区域特征的出现与商文化铜器南下的影响及本地对商式器物的吸收并不断地方化有关。以下主要从几类铜器的时空特征入手，分析商时期南方地区铜器的风格，以及中原与南方青铜器的互动关系。

（一）尊

长江中游和上游地区商时期的青铜尊较为常见，以往学者对该类器有过细致分析，如施劲松先生对南方发现的铜尊进行了具体分类，并探讨了其与中原铜尊的关系 。长江流域除了与中原地区相近的器形，还有一种瘦高型铜尊 （图四，4、5），为中原地区少见，极具地域特色。南方地区铜尊的装饰风格较为特殊，如安徽阜南朱砦 和四川三星堆尊所见虎噬人装饰（图四，1、2），铜尊肩部附加立鸟、兽头或动物形圆雕等装饰（图四，3、4）；南方铜尊口颈部少见纹饰，而中原地区铜尊颈部则多饰各类花纹，尤其多见蕉叶纹；南方地区部分铜尊器表纹饰十分稀疏，铸造较粗糙。器形演变上，南方地区以圆形尊为主，多折肩，颈部粗短，早期与中原地区相近，，而晚商时期的瘦高型尊，口部外侈加大，器腹渐浅，圈足变高、外鼓等特征与中原地区有所差异。中原地区晚商铜尊器形变化较大，且晚商后期出现了一种觚形尊，对西周铜尊有较大影响。整体上看，长江流域商时期铜尊受中原地区影响的同时，亦结合自身偏好在当地早期铜尊的基础上创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器形。

（二）罍

长江流域商时期发现较多铜罍。早商时期盘龙城遗址的铜罍与中原地区同类器形制近同，口径略小，折肩，斜弧腹，圈足略矮，器表有较宽的带状兽面纹。早商第二期之后新出现两类铜罍：一类为深腹、瘦高、肩部饰兽头 （图四，6～8）；另一类为浅腹、折肩（图四，10），该类器物在继承早商同类器形的基础上，有变矮扁趋势。这两类铜罍在中原地区少见，而在长江流域分布较广泛，应是长江流域具有自身特色的器类。从器形演变来看，早商一、二期的铜罍与中原地区铜罍器形基本一致。早商三期时，长江流域所见的矮颈折肩浅腹罍、高颈深腹高圈足瘦体罍地方特色较为鲜明，并延续至晚商阶段。晚商时期三星堆的折肩方罍（图四，9）是中原与长江流域铜罍融合的体现。总体上看，铜罍与铜尊有着相同的演进轨迹，两者在长江流域流布较为广泛，为南方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的代表性器物。长江流域青铜器中，鼎、爵、斝、觚等组合并不多见，以尊、罍等为代表的铜容器则在长江中上游地区较为流行，表明以尊、罍等为代表的器类得到了长江流域人群的青睐。

（三）铙

长江中游及邻近地区晚商阶段发现较多铜铙，尤以湘江中下游、赣江、皖南地区最集中。殷墟所见铜铙年代最早的为殷墟第二期，延续至西周早期。中原的铜铙形制较小，多成组出现，且出于等级较高墓葬中，是具有明确礼仪、祭祀意义的铜器。以往学者对商周时期铜铙多有研究 ，综合前人研究成果，云纹铙最早应分布于赣江流域（图四，11），然后向周边地区传布，阳新发现的兽面纹铜铙 应为最早者（图四，12），湖南湘江流域所见兽面铜铙 年代大多为殷墟二期及其之后（图四，13～15），部分乳钉纹铙、齿纹铙已进入西周。埋藏方式多是以单类器置于土坑内，埋藏数量不等，与中原地区区别较大。中原地区自殷墟二期至西周早期都有铜铙，演变特征不甚明显，一般器形较小，且多为大小依次成组随葬。两地铜铙的功能、形制、埋藏环境等都有较多区别，长江流域铜铙在中原地区铜铙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认识还需要更多考古资料的支持，但不可否认长江流域晚商偏早阶段的铜铙在纹饰方面受到中原早商铜器的强烈影响，之后逐步形成了器形硕大、纹样丰富、特殊埋藏等地域特征，与中原地区铜铙形成了较大差异。

图四 南方地区商时期区域风格铜器

1、3～5.铜尊（阜南朱砦、阜南朱砦、江陵八姑台、华容东山出土）2.铜尊（三星堆K1:158、258）6、9、10.铜罍（三星堆K2②：70、K2③:205、205-1、城固五郎庙1964CHWaT:1） 7、8.铜罍（沙市市郊、岳阳鲂鱼山出土） 11.铜铙（新干大洋洲XDM:65） 12～15.铜铙（阳新白沙铙、1993年宁乡老粮仓、浏阳柏嘉、1959年宁乡老粮仓出土）

（四）面饰及人物形象

长江流域发现的铜面饰较多，有人面饰与动物面饰两类。人面饰见于三星堆、新干大洋洲、汉中盆地（图五，1、3、4），亦偶见于殷墟 （图五，9、10），宁乡发现的铜方鼎 亦有人面纹装饰（图五，5），立体人像主要见于成都平原三星堆器物坑（图五，2）；动物面饰在三星堆、盘龙城、汉中等地有发现（图五，6～8），而关中地区老牛坡遗址的人面或兽面饰应与汉水上游地区关系密切。从年代来看，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铜兽面饰年代较早，其他地区的人面饰、人像及兽面饰多为晚商阶段，安阳殷墟出土的人面饰亦为晚商阶段。由于地理环境、文化内涵及宗教礼仪差异，尚不能确认长江中上游地区此类器是否有相同的礼仪或宗教功能。长江中游史前玉器中就较多地表现了人面或兽面，如石家河文化流行的兽面玉器 ，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亦有较多人形或兽面形玉器。由此可见，长江流域有将人形或人物变体的器形作为礼仪或宗教用器的文化传统，长江流域的商代青铜人面形器应当是对此类传统的继承与延续。中原地区不流行青铜面饰，多用抽象的神兽形象，殷墟的青铜面具应是对长江流域面具的吸收与借鉴。

（五）虎纹及其它写实动物形象

长江流域青铜器上的虎纹装饰主要发现于成都平原、赣江中游、皖西、湘江流域等地，如广汉三星堆铜器群和安徽阜南的的铜尊都有虎食人形象，新干大洋洲铜器群中有立体虎形器（图五，18），并在铜鼎立耳、扁足等部位塑造虎的形象，湖南出土的虎食人卣极具地方特色 （图五，19）。中原晚商时期高等级墓葬或祭祀坑出土的器物上有虎形装饰，如妇好墓铜钺 和侯家庄司母戊方鼎有虎食人形象 ，部分装饰及玉器也有虎形象。中原与长江流域的虎形象有虎食人形象和单体虎纹两类。前者数量较少，后者在长江流域较为常见，特别是新干铜器群中有较多圆雕立虎。已有学者专门讨论了虎纹 和虎食人形象 。根据分布区域、数量、装饰风格等，长江流域是虎纹特征最鲜明的地区。从出土环境来看，殷墟的虎纹铜器、玉石器或皮质器多出于大型墓葬，说明此类器多为社会高层所用。因此，此类虎纹在晚商阶段主要流行于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中原地区的虎纹装饰应借鉴了南方地区铜器的装饰风格。

长江流域流行写实的动物形象，如牛、猪、象、虎、鸟等（图五，11～19），该类铜器在中原地区亦有发现，多在较高等级墓葬内。整体上看，南方地区的动物形象铜器写实风格突出，多为立体圆雕。尚无材料证实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此类铜器存在交流。

综上所述，早商时期中随着商文化南下，有商文化特征的铜器开始在长江流域流布。至早商第三期及之后，长江流域不仅有商式铜器，并且形成了较多具有地域特色的器形和装饰，其中部分因素特别是地域风格的纹饰又被中原地区吸收。这一时期，长江流域出现了多处铜器集中分布的现象，并逐渐形成小区域特色。晚商时期具有商文化风格的铜器远远超出了商文化风格陶器的分布范围，前者在福建 、广西 、湖南南部 等地都有发现。陶器与铜器分布范围的差异反映了南方地区各区域并非全面接受中原文化因素，而是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选择接受其中适应本地文化特征的因素，并使其地方化。

图五 商时期青铜面饰、人像及动物形象

1.铜人面饰（新干大洋洲XDM:47） 2.铜人像（三星堆K1:2） 3、4.铜人形面具（三星堆K2③:119、城固1976CHBSXT:15）5.人面铜鼎（宁乡出土） 6～8.兽面饰（盘龙城P:015、三星堆K2③:228、城固1976CHBSXT:25） 9.人面饰泥范（安阳王裕村出土） 10.铜人面像（武官村M1400:R1116） 11、12.牛尊（洋县张村1981YZHCT:2、衡阳出土） 13.象尊（醴陵狮形山出土） 14. 猪尊（湘潭九华船形山出土） 15～17.铜立鸟饰（三星堆K2③:107 、洋县1979YXFT:45 、新干XDM:26）18.铜虎饰（新干XDM:68） 19.铜虎噬人卣（日本泉屋博物馆藏）

三

玉器是先秦时期往往被赋予宗教、礼仪性质。商时期玉器亦发现较多。商时期中原地区有礼仪意义的玉器对南方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后者不仅模仿了中原地区的器形，还不同程度地吸收了玉器的礼仪意义。以下从玉璋、戈、“T”形环三类玉器说明中原与南方地区的文化互动关系。

（一）玉牙璋

在南方地区，夏至早商阶段玉质牙璋就已分布于成都平原 、澧水流域 等地。大致相当于晚商时期，牙璋的分布范围更加广泛，如在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 、黄陂中分卫湾 、漳州虎林山、漳铺眉力 、揭阳仙桥山前 、香港大湾 等都有发现，越南境内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玉、石牙璋发现 。根据目前资料，刃部凹弧或斜弧的牙璋最早出现于山东龙山文化（图六，1）。龙山时代晚期的陕北石峁遗址发现了大量牙璋 （图六，2、5），形制应略早于二里头遗址的同类器。二里头遗址的牙璋是对龙山时期器形的继承（图六，6），之后郑州 、许昌 等地的早商时期牙璋则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形制相近（图六，3、4）；与此大体同时，该类牙璋已见于长江中游 （图六，7、8），长江上游亦发现较多（图六，9～12）。晚商时期岭南地区发现了一些的玉、石牙璋（图六，13～18）。前端分叉的牙璋最早见于石峁遗址（图五，5），二里头遗址也有此类牙璋 。南方地区出土此类器最多为成都平原三星堆、金沙 等遗址，汉中盆地有形制类似的铜质牙璋。岭南地区发现此类牙璋较少，仅在揭阳采集到2件刃部分叉的石质牙璋 （图六，17、18），似乎说明该类牙璋在岭南地区不甚流行。

中原早商时期的牙璋在继承二里头文化时期同类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而成都平原的牙璋应与二里头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有关。岭南地区的玉、石牙璋器形模仿和借鉴长江流域或中原地区的同类器。晚商时期牙璋的流布范围猛然增大，不仅见于长江中、上游，在九龙江、珠江甚至越南的红河流域也有发现，分布远远超出了晚商青铜器向外的播及范围，体现了南方地区对不同种类中原礼器接受程度上的层次差异。

图六 夏商时期的玉、石牙璋

1.大范庄77：2 2.石峁 SSY85 3.许昌大路陈村 4.郑州二里岗杨庄58:1 5.石峁SSY17 6.二里头75YLⅦKM7:5 7.石门桅岗M1:04 8.黄陂中分卫湾 9.三星堆K2③:201-4 10.三星堆K1:03 11.三星堆K2③:174 12.三星堆K2③:314-2 13.虎林山M19②:4 14.雄仁81:1 15.南丫岛大湾 16.漳浦眉力出土 17.揭阳JY21:2 18.揭阳JY21:2

（二）玉戈

玉戈分布地域十分广泛，且延续时间较长。学者已有细致研究 。早商时期中原地区玉戈较为流行，一般见于大型墓葬或级别较高的聚落，形制变化与铜戈有相近的演变趋势，即由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窄长趋向宽短（图七，1～5）。长江中游的盘龙城是商人在长江流域设置的重要据点，其贵族墓葬有与中原形近的玉戈，部分器形较大（图七，9～11）。早商第三期及之后，吴城、新干大洋洲的玉戈与盘龙城的相近（图七，12、13）。长江上游三星堆遗址出土较多玉、石戈（图七，14），产生了戈与璋结合的新型牙璋（图六，10）。闽江、九龙江流域晚商之前未见玉、石戈，而多见石锛，这与粤东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十分近似，福建 、广东 等地区在晚商出现了大量玉、石戈（图七，15～17），尤其墓葬中多见，如虎林山墓葬随葬玉、石戈，石矛，以及铜戈、矛等 ；大埔斜背岭M20有石戈发现，亦见玉玦等 ，这些玉石器的出现应与赣江流域吴城文化对岭南地区的影响有关。可见，玉戈最早见于中原地区，早商时期传播至长江流域，晚商阶段再传播到岭南地区。中原地区的戈有严格的礼制意义，多随葬于高等级墓葬，而长江流域则玉、石并用，岭南地区多为石质，且形制变化，器形多短小，出于墓葬或遗址，推测其功能与中原地区相比也有变化。

图七 夏商时期的玉、石戈

1.偃师二里头87YLⅥM57:21 2.偃师二里头75YLⅥKM3:11 3.郑州白家庄C8M7:9 4.郑州北二七路BQM2:14 5.郑州北二七路BQM1:17 6.安阳小屯西北地M11:5 7.安阳郭家庄M26:2 8.安阳殷墟西区M701:06 9.黄陂盘龙城PLZM1:33 10.黄陂盘龙城PYWM11:43 11.黄陂盘龙城PYZWM11:52 12.新干大洋洲ADM:665 13.樟树吴城1974QSWT3③: 337 14.广汉三星堆K1:14-1、155-1 15.漳州鸟仑尾M16:5 16.漳州狗头山M2:6 17.漳州虎林山M3:13

（三）“T”形玉环

“T”形环是指截面呈“T”形，内缘呈管状凸起的玉环。商时期该类器较多，如殷墟大墓中多见 （图八，1～4），也见于南方地区。目前该类器的最早形态见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夏至早商时期中原地区仍有发现 。晚商阶段，中原地区的此类器主要见于殷墟及周边的大型墓葬。长江流域“T”形玉环见于广汉三星堆（图八，5）、新干大洋洲（图八，7）、湖南宁乡王家坟山、宁乡三亩地（图八，6）及衡阳杏花村 。岭南地区主要见于福建福清东张 、光泽池湖 、广东曲江石峡中层 、大浦斜背岭（图八，8）、大浦应顶湖 、香港南丫岛大湾、东湾 ，广西田东锅盖岭 （图八，10）、武鸣独山岩洞 （图八，11），在越南也有发现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中原和长江流域的“T”形玉环的年代较为明确，而岭南地区某些材料的年代尚不明晰，珠江流域部分遗存的年代亦需进一步判断。广西的该类器明显偏晚，越南出土此类器年代可能为晚商时期。中原地区无疑是该类器的起源地。晚商时期是该类器向外传播的最重要时期，影响范围不仅包括长江流域，还辐射岭南及东南亚地区。依文化传播路线来看，吴城文化是向闽江、九龙江流域及粤东地区的主要传播源，湘江流域则对珠江流域有一定的影响。四川盆地三星堆文化中该类器物十分发达，其上述影响可能到达了西南地区。

图八 夏商时期的“T”形玉环

1.大司空南地M25:8 2.花园庄东地M54:352 3.侯家庄M1002 4.殷墟西区M701 5.三星堆K2②:21 6.黄材三亩地铜铙内 7.新干XDM:651 8.大浦斜背岭M20:19 9.香港南丫岛 10.广西田东锅盖岭M2 11.广西武鸣独山岩洞

总体上看，“T”形环与璋、戈等玉器似乎都是在商时期由中原地区对外辐射到周边地区。长江流域则是向岭南地区或东南亚地区传播的中转站。此类玉器的传播空间上超出了陶器、铜器，影响更加广泛。

四

中原地区对长江流域及邻近地区的文化影响力十分强大，使用早商时期商式陶器的聚落分布于长江沿线地带，部分因素对赣江、澧水等流域都有影响。早商第三期及之后随着商文化分布范围的收缩，晚商时期与商文化中心区相近的陶器组合见于鄂东北地区，商文化在陶器层面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力大大减弱。与之对应，长江流域流行的原始瓷、印纹硬陶等则对中原地区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原与南方地区在陶器层面体现了此消彼长的双向互动方式。

早商时期商式铜器多见于商文化遗存甚至是商人墓葬，数量不是很多，分布范围也比较有限。晚商时期商式或商文化风格铜器则在长江流域纷纷出现，其中商文化风格铜器分布更为广泛。与陶器相比，铜器互动的持续性和单向性更明显，也就是说，长江流域铜器的出现和发展与中原地区的影响息息相关，而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晚商阶段青铜器形成的区域风格对中原地区的影响较小。晚商时期长江流域铜器的发展呈现突发性和复杂性，突发性表现在几乎同一时期出现多处铜器集中分布区；复杂性则表现为器类组合及文化因素构成复杂，铜器组合往往与中原地区不同，未见严格配制，器形不仅有商式风格，亦有地域特色及融合特征。晚商时期长江流域多见商式铜器，少见商式陶器，说明不同器类的互动方式不一致。推测铜器互动背后或有商王朝的有意推动，以达到更大范围内的宗教、礼仪认同，边缘地区也可能对铜器这种高等级或蕴含特殊含义的器物追求和仰慕。

中原玉器对南方的影响强度又超出了铜器。各类玉器最早见于中原地区，商时期继续发展，南方地区玉器的出现晚于中原地区，且有明显的文化传播路线，伴随着玉器在南方地区传播空间的扩大，器形演变存在一定滞后性。与铜器相比，商时期中原地区的典型玉器影响到了长江流域、岭南及更广大的范围。因而，南方与中原在玉器层面的互动方式与铜器相近，都是强弱分明。铜器对南方地区的辐射力不如玉器强，可能与铜器制造技术和用玉传统有关。制造铜器需要更多的工序协作和原料加工，而制造玉器相对简单，岭南等地也有制玉的传统，由于岭南地区文化发展程度较低，似乎更易接受有本地传统的新器类。陶器制作简单，但为日常生活用器，区域特征显著，而玉器具有礼仪或宗教意义，对外影响和互动范围更大。

商文化器物在中原与南方的互动模式，因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表现出明显差异。各类器物的互动范围由中原逐渐向南，分布态势呈“层层浪花”式，陶器的分布范围居于最内，铜器的范围较广，玉器的向外影响最为广泛。中原与南方地区的三类器物相互影响与吸收，不断调适，这种调适在南方地区尤为突出。在有宗教、礼仪意义的铜器、玉器的互动中，中原地区发挥着主导作用，这种互动不断进行，有效促进了中原与南方地区文化交融和区域文明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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