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终极潮圣购物攻略之原宿篇（历史学者眼中的）

【编者按】作为世界最大的古书店街，东京神保町自明治时期起便书肆林立，文风鼎盛。晚清以来，更是有大量中国人来到日本留学，神保町也成为了留学生的“淘书”天堂。到了近代，鲁迅、郭沫若、王国维等文人学者也都曾在神保町的书店里留下过足迹。

很多人喜欢神保町，但似乎作者尹敏志是第一个为其撰写“书店史”的粉丝。 他探访了神保町十三家古书店，从江户时代末期到平成时代，梳理了书店的兴衰和与中国的缘分。

他在《东京蠹余录》中写道：“对读书人而言，无论来自何方，都能在神保町的书海里各取所需，这里既是启蒙之街，又是革命之街；既是旧学之街，又是新学之街；既是沉潜之街，又是喧嚣之街；既是断舍离之街，又是贪嗔痴之街；本书的所有故事，都从这里开始。

在感叹一本古书历经劫难流传至今时，我们常常会说“神物护持”，其实何来神物，有的只是几个痴愚的爱书人。澎湃新闻私家地理独家专访作者尹敏志，与爱书人一起聊聊古书店的魅力。

《东京蠹余录》尹敏志著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澎湃新闻：可以介绍一下您写这本书的契机吗？

尹敏志：我硕士阶段做的是明史研究，这个方向的许多重要史料目前只有日本出版社的影印本，国内很难买到。硕士二年级我得到机会去神奈川大学交换，准备过去了就把这些资料尽量买齐。2016年3月至8月间我住在横滨的白乐寮里，每周至少去一趟神保町，每次都是中午去，天黑才回，乐此不疲，陆陆续续买到不少书（回国时寄了8箱书回国，花了不少运费），也渐渐萌生介绍这些书店的想法。

动手写文章的契机，是读石原道博《朱舜水》的时候，书中提到山本书店藏有一幅朱舜水的手迹，我心想：“咦，难道就是昨天去过的那家书店？”于是，我花了一番功夫找这家书店的史料，发现故事不少，就写了一篇小文章投给《书城》杂志。当时的编辑看了后觉得还不错，但内容单薄了点，建议我稍微扩充一下，于是我就加入琳琅阁、内山书店，在2016年10月的《书城》杂志上发表《东京的三家汉学书店》。这篇小文章算是这本书的起点。

大正时代的神保町书店街 理想国 图（本文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为作者尹敏志 图）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提到“这本书既是一本访书记，又是书店史”，可见相对于书店里的一本本藏书，您在这本著作里其实更想向读者介绍书店本身，即日本古籍书店的历史与文化，那从您的观察来看，日本神保町的古籍书店有哪些特点呢？

尹敏志：神保町书店最大的特色是“术业有专攻”，分类非常细，任何人都能各取所需。相对于国内的古籍书店，神保町或者说日本的古籍价格订的比较合理，很少有价格虚高的现象。店员很尊重顾客，对于我这样的穷学生也热情接待。

2017年硕士毕业后，我又去日本读博士，现在读到第三个年头，和一些书店店主成了好朋友。2018年，我想买石井光雄珂罗版影印本《寒山诗》，和东京的小林书房打了声招呼，不久他们收到了这部书，还是石井赠呈本，第一时间通知我购买。

近几年在京都新崛起的一家古籍书店“あがたの森书房”，店主百濑周平先生和我关系也非常好，对于手里古籍来源知无不言，他会告诉我哪里有拍卖会，不是古书从业者也可以参拍。2019年我通过百濑先生买到两部明刻孤本，一部万历刻本《左传纂评林》，一部天启刻本《鹅湖和尚白云岩家常语》，皆未见任何著录或图书馆相同藏书。这两部明刻本如果送到拍卖会的话，肯定会拍出更高价格，但百濑先生却信守诺言卖给了我。这种浓厚的人情味，我觉得是日本古籍书店让人觉得最了不起的地方。

澎湃新闻：您在开篇介绍了神保町书店街的形成，通过您的史料搜集和研究，如果做个总结的话，您认为神保町之所以能成为古书店聚集地，是具备了哪些条件呢？为什么当时会涌现了如此多的汉籍书店呢？

尹敏志：最重要的当然是明治维新，尤其是“文明开化”运动，在此期间日本所需要的书籍呈爆炸性增长，而东京又开风气之先，各语种的书籍都涌入这里。其次是1868年日本从京都迁都东京。没有这两个条件，就没有今天的神保町。

神保町所在的神田区是东京大学最集中的地方，东京大学等名校都在附近，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也住在附近的后乐寮等地，有很庞大的书籍需求。汉籍书店其实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只是因为我个人比较关注古籍，书里反复的写，给人一种汉籍书店很多的印象，其实出售日本文学、历史的书店是神保町的主流。

五十岚书店内部

山本书店的书架

澎湃新闻：您列举的这些书店中，内山书店可能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一间书店了，尤其它与鲁迅的故事每年吸引了许多中国游客慕名去打卡。您第一次去位于东京神保町的内山书店时，给您的印象是怎样的呢？

尹敏志：内山书店有好几层店面，一楼基本上都是中文新书。我第一次去内山书店的时候，环顾一楼满架的二十四史、唐宋史料笔记等中文学术书，恍惚间有一种已经回国，在北京逛书店的错觉。内山书店三楼有一些古籍和旧书，但数量不是很多。我后来又去上海寻访内山书店的旧址，先是被导航带到一家假的“内山书店”前，好在真的内山书店旧址也在附近，但已经什么都没有，被改造成银行了。

澎湃新闻：相信神保町的古籍书店远远不止书中所提到的那几间，那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来挑选的这些书店呢？

尹敏志：主要还是史料，看一家书店的史料分量够不够，是不是有趣。当然这种“有趣”，是从我个人的立场而言的。比如八木书店专收“和籍”和日本作家的手札、手稿等，不少故事也很精彩，但我觉得中国读者可能很难产生共鸣，最后就没有写。

还有一个考量是可行性。写这本书时我的日语听说很差，基本无法与店主面对面交流。这本书大部分内容又在北京完成，严重依赖杂志、报刊、书籍等印刷资料，这些史料基本都有些年头了。我看到有读者评论说，这本书写的主要还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的历史，这基本上是准确的。回头来看，书的内容还是单薄了些，如果再加四五家最近几十年开业的书店，可能会更全面一些。

上海内山书店老照片 理想国 图

文求堂落成时（1927年）发行的纪念明信片 理想国 图

澎湃新闻：通过对书店的研究，您觉得在日本历史上，“汉学”研究之风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您在书中也提到如今“东洋史”和“中国文学”日益沦为小众学问，您觉得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尹敏志：江户时代汉学地位崇高，明治维新之后，则几起几落。明治维新初期，日本人对汉学的兴趣一度降到谷底，书中“琳琅阁书店”一章写的就是这段时期的历史。到明治维新末期，尤其甲午战争之后，汉学研究又重新受到重视。这种现象背后有政治因素，尤其是泛亚洲主义、合邦论的兴起，可以参考狭间直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

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东洋史研究极度繁荣，但这种繁荣是反常的，背后有国家之手在挥舞，如日本政府以庚子赔款设立东方文化研究院、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那个时候学东洋史出路很不错。据砺波护回忆，当时日本几所帝国大学东洋史专业的毕业生，很容易在国内或海外殖民地找到研究岗位，而且薪水优厚。

二战结束后的三十年，日本东洋史、中国文学研究依然维持较高水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又有一阵“小阳春”。但到了九十年代，少子高龄化浪潮到来，然后发展到今天，东洋史专业的博士生很难找到教职，无法维持有尊严的生活。现在日本年轻人对于中国也普遍无感，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研究衰落得很明显。

保田清批注本《中庸章句》

宋刻本《庐山记》，德富苏峰购自琳琅阁

澎湃新闻：听说在日本的电车上，常常能看到上班族手拿文库本在阅读。还有据2017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一年的人均读书量为45本，排在世界第二。不知道据您在日本生活的观察，日本人真的很爱读书吗？那在互联网时代的影响下，日本的年轻人也爱看书（或者说纸质书）吗？

尹敏志：的确很爱读书，尤其是中老年人。每次去古书祭和即卖会，都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热心读者，一摞摞地买书搬回家。很多大学的研究生院里，还有退休后重新回来读书的白发“院生”，他们不急于拿学位，乐在其中，把读书当做一种生活方式。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期的那一代日本人，总体上有非常好的教养和个人趣味。但日本年轻人现在也不那么爱读书了，相关报道也证明日本的人均阅读量呈现下降趋势。

澎湃新闻：有人说：“严肃阅读逐渐消失，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对阅读的耐心，阅读逐渐被实用主义所取代。”这一点我也有一些感触，我曾逛过日本的书店里，看到摆在畅销榜的永远是“东野圭吾”和一些求职、进学和成功学类的书籍。当然同样的情况，在国内的书店也能看到。您觉得是什么导致我们失去了阅读的耐心？那从您个人的经验看，我们该如何培养对严肃阅读的兴趣呢？

尹敏志：我觉得在任何时代，严肃阅读都是少数人的行为，普通读者期待从阅读中得到实际的效果或愉悦感，这是人之常情，并非只有我们这个时代如此。在日本的新刊书店，摆在醒目位置的也都是这类书。中国古代的情况应该也差不多，证据是保存下来的元明清古籍里有不少日用类书、科举用书、通俗小说，《万用正宗不求人》《三宝太监西洋记》之类就是元代的求职、进学、成功学，或者明代的“东野圭吾”。

与其感叹严肃阅读的消失，不如想办法打破专业研究界与大众读书界之间的隔阂。岩波书店创始人岩波茂雄就认为，学术和古典与街头大众相伴的程度，是一个国家文化水平的终极指标，以《岩波文库》为代表的日本文库本就是为此服务的。今天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一代人，其实存在庞大的严肃阅读需求，等待着学界、出版界去唤起。这几年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甲骨文丛书”的流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的好朋友，人称“译霸”的翻译家陆大鹏告诉我，他翻译的书读者主要是律师、金融业者、公务员，而不是专业的世界史研究者。大鹏常引用一位英国历史作家的话，说：把有趣的历史写得无聊“可以算刑事犯罪”。话虽然夸张了一点，但读者失去阅读的耐心，作者也有责任。

叢文阁

原书房

澎湃新闻：在这本书中，您多次提到北京的琉璃厂大街，同时也感受得到您的感慨，这座北京最著名的文化街曾经汇聚了许多书局和文化老店，还有中国最大的古旧书店——中国书店。我相信不仅在北京，在全球，古籍书店的生存也越来越艰难。您觉得通过对神保町的古籍书店史的梳理和研究，对我们古籍市场的保护有什么启发吗？

尹敏志：古籍无法再生，除非发生战争或大规模社会动荡，永远是越买越少，越卖越贵的。民国时代鲁迅感叹过：“线装书真是买不起了！”但他还是能买到不少。一直到九十年代，还能在中国书店以低廉的价格买古籍。

现在的情况是专业研究者不需要自己买古籍，也买不起，用图书馆的就可以作学问。另一方面古籍市场是资本的游戏，古籍不是书而是投资品、奢侈品。神保町的情况也差不多，每年的大型古籍入札会都有很多中国顾客参加。市场依旧很繁荣，也无需保护，只是和普通读书人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

琳琅阁书店 资料图

经出版社授权，以下摘选了《东京蠹余录》中部分片段。

尽是同文细亚人：琳琅阁书店

日本古书店的传承，最常见的是父业子继，若不幸出现无人继承的情况，则退而求其次，由入赘女婿（一般是养子）顶上，此为其大概。琳琅阁书店的一代目名为斋藤兼藏（1850—1907），二代目还是叫斋藤兼藏（1882—1957）。为加以区别，姑且将他们称为一代斋藤、二代斋藤。

嘉永三年（1850），一代斋藤出生于越前国鲭江藩川岛村的一户农家，今天日本中部福井县境内，是家中次子。他出生时正值幕府末年，两百多年的锁国体制解纽，政局动荡不安。十五岁那年，一个谣言传遍了全村：水户藩志士武田耕云斋（1803—1865）所率之“天狗党”，即将在上京途中攻打鲭江藩。村民们急忙修筑防御工事，并翻出家中锈蚀斑斑的枪械，每日攘臂操练、喊打喊杀，整个村子如临大敌。

为躲避战乱，同时为了谋生，未成年的一代斋藤背井离乡，孤身前往京都闯荡。首善之区此时也不安全：攘夷派与开国派围绕天皇激烈斗争，常有人被政敌当街砍杀。为了讨生活，一代斋藤去大户人家做童工，主人彬彬好文，常去文求堂书店买书，与店老板田中治兵卫熟稔。三年后幕府失势，末代将军德川庆喜（1837—1913）将大政奉还天皇，随后日本迁都，主人也跟新政府转去东京当法官，却不愿带上瘦弱的一代斋藤。

一代斋藤此后辗转各家，在维新头几年的兵荒马乱中辛苦谋生。根据大正六年（1917）版《大日本人名辞典》的条目记载，一八六九年一代斋藤现身北海道的函馆，为幕府军作战，结果被官军打得一败涂地。为了躲避抓捕，他一路向北逃亡，和著名探险家、《北虾夷新志》作者冈本文平（1839—1904，又名监辅）一起坐船到库页岛，在那里待了一年多。

很多年之后，在琳琅阁学徒工面前，一代斋藤会回忆起那个靠近北极圈的狭长岛屿。“桦太的鱼类真是多啊，”他感叹道，“只要凿开冰面，就会有鱼不断地从里面蹦出来。”又经过七八年的漂泊，明治政府颁布赦免令，他落脚东京，娶妻生子，和大舅子河井岩五郎合伙做起了古书生意。

据榎一雄（1913—1989）说，一代斋藤实际上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以至于后来当了老板后，连收据都不会自己写，只能由手下人代劳。这样的人居然选择进军古书业，实在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一代斋藤最初从事的是古书业最底层、名为“竞买（セドリ）”的工作：每天早上带一个大布袋出门，在东京的大街小巷穿梭，梳篦般地从小古书店揽入书籍，统一卖给规模较大的古书店，以此赚取差价。“竞买”乍看与收破烂无异，性质则类似赌博，要求从业者对古书价格极其敏感，眼疾手快且不避寒暑。在库页岛锻炼出了一副强健体魄的一代斋藤精力充沛，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很快就积累了资本，开出了自己的店面。

明治八年（1875），在家中短暂试营业后，琳琅阁书店创办于淡路町，这是东京上野和神田间的交通要道，人流量大，比今天的东京神保町古书街还要热闹。店名是当时东京都知事大久保一翁（1818—1888）所取，取清帝乾隆专藏宋元善本的“天禄琳琅”室之意。杨守敬来日本时，琳琅阁书店其实仅开张五年而已，老板虽然善于搜罗，但毕竟不识字，定价方面可能还不太在行，恰好给了杨氏机会。

到了一八八〇年代末期，受益于明治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书店生意红火。随着教育的普及，识字率的提高，日本国内在鲸吞海吸西学的同时，对传统汉籍的需求也高涨，一度出现了短暂的“汉学热”。东京凤文馆的《佩文韵府》《资治通鉴》《康熙字典》，东京印刷会社的《前后汉书》《战国策》，大阪报国堂的《史记评林》《左传校本》等书，都是那时的畅销品，它们不断被重印，涌入寻常百姓家。

江户遗风犹未坠，森立之、寺田弘、西村兼文等日本汉学者，都是店里常客。那是一个日本学者以与中国学者来往为荣的时代，新版的各种诗集、文集里，经常刊载中国学者的评语，以及两国文人的唱和之作。比如明治十二年（1879）关义臣编纂的《经史论存》上，评点人就有何如璋、廖锡恩、王治本、黄遵宪等晚清士大夫。同年上海著名报人王韬（1828—1897）游历扶桑时，特地为书店题写了“琳琅满堂”四字匾额，后来在关东大地震中被烧毁。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七月，横贯日本的铁道东海线开通。在此以前，东京的古书市场上还只有“洒落本”等通俗读物，如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曲亭马琴《南总里见八犬传》之类，善本古籍寥寥。在此之后，得益于便捷的交通，京都和奈良的古钞本、春日版、五山版、活字版和刻本、古俳书等等，各类西京文物源源不断地流入新都。

通铁路之后，一代斋藤每年都要去关西地区进货。当时日本还没有国宝、文化财登记制度，即使在古寺名刹里，和尚们也可以自由贩卖古籍。凭借出色的货源，琳琅阁吸引了不少东京新贵阶层，原来简陋的店面显得有几分寒碜。于是一代斋藤把店面迁至仲町二十二番地的池之端，建起两层气派新楼，除经营古籍外，也兼售书画和古董。它们被主人秘藏于二楼里侧，不轻易示人，只有田中光显、朝吹英二（1849—1918）、三浦梧楼（1847—1926）等少数精英才有资格入内。

二代斋藤在那个时候来到琳琅阁。“我十二岁时初到店里时，对主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真是个挑剔的人啊。”一代斋藤脾气暴躁，对店员业务能力的要求苛刻，“客人来寻书时，必须马上帮他们找到，稍微多花了点时间，就会被大声训斥，严重时还会被打”，店里基本没有人能干得长久，往往过几年就另寻他处了。出于对古书的喜爱，二代斋藤忍受了下来，尽管“有时候被骂得实在太惨，我都是哭着入睡的”。

一九〇六年，一代斋藤的独子、一直主管店中财务的斋藤兼二去世，次年，一代自己也病故于明治医院，死前还在嚷嚷，出院后就要把文求堂的珍本《西清砚谱》给买下来。因为男丁不继，二十五岁的二代斋藤作为女婿顶上，并袭名“斋藤兼藏”。

两代斋藤的经营风格迥异。一代斋藤倾向于服务权贵，他将求古楼旧藏宋版《论衡》残卷卖给贵族院副议长细川润次郎（1834—1923）；除了前文提到的《礼记子本义疏》外，还将河合元昇的畅春堂旧藏宋版《寒山诗集》卖给田中光显。另据其侄子斋藤英一郎回忆，叔叔在店里总是穿着简朴，显要客人来了亲自迎到店门口，低头哈腰，延入上座；但出门时，又“换上一流的衣服，坐着人力车，仪表堂堂”。

二代斋藤要低调得多，且更多地服务于学者。他接手琳琅阁后不久，就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将古董、书画全部拍卖一空，专心做古书。此举虽然流失了不少老顾客，但也得到学界广泛认可。一九五二年，在二代斋藤的古稀纪念会上，已经照顾琳琅阁生意一个多甲子的德富苏峰（1863—1957）来信祝贺，谈到了两代店主的差别：

琳琅阁书店与我，已是两代人的交情。一代为人奇恣纵横，二代为人稳重平直。二代之古书鉴别力，尤令同侪敬畏。今日诸君欲为之贺古稀之寿，以一言有求与予。静而思之，二代于店中捆包书籍，往来于青山草堂（案德富苏峰书房名）之时，尚是明治末年。彼时君乃面白之少年，予犹不惑之壮夫。人生如幻如电，顷刻间予距满百之龄，亦仅隔十岁矣！现一切妄念俱消，唯书册之爱不减，年齿增添，更趋酽厚。呜呼，予负琳琅阁二主人之处岂少哉？但聊陈芜言而已。

苏峰是有名的“爱书家”。他十五岁就开始为报刊撰稿，参与自由民权运动，所著《自由、道德及儒教主义》《将来之日本》等书引发思想界巨大反响，后游历中国，著有《中国漫游记》《七十八日游记》等。但他之后思想右转，为对外扩张摇唇鼓舌，战后被褫夺公职。晚年苏峰退守成箦堂，专心稽古。

榎一雄曾研究过德富苏峰的购书收据，发现来自琳琅阁的最多，有明万历活字本《太平御览》、浅野梅堂旧藏宋版《古尊宿语录》、旧刊本《五部大乘经》等。其次则是浅仓屋、文行堂、文求堂、村口书店等近三十家古书店。

如高山寺旧藏宋刊本《庐山记》五卷，其中两卷为原刊，三卷为钞配，是成箦堂的镇库之宝。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七日那天，这部书连封皮都没有，破烂不堪地摆在琳琅阁待售。苏峰仅花五日元将其购入，“归来细阅，全书以蝴蝶装连缀，尚存旧钞本之面目。其文字精健挺拔，全无俗气，暗得几分颜欧笔意。与予旧藏之宋椠《华严经》相较，其弩张之气少逊，而清雅则远胜焉……亲督装裱师重新补缮，遂面目一新，宋椠之真价始显”。罗振玉见之也大呼为奇书，将之影印收入《吉石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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