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玉金瓶梅行用方言探原（杨国玉金瓶梅行用方言探原）

——兼谈近古方言语词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大凡读过《金瓶梅词话》（万历本，以下简称《金瓶梅》）的人，总会对书中那些带有浓郁地方色彩而又鲜活生动的方言土语留下深刻印象。

然而，《金瓶梅》所用的究竟是何地方言？是一种还是几种？这个问题与该书作者的疑案直接相关，甚至可能与其成书方式也有着某种连带关系，因而一直是《金瓶梅》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多年来学界争论不休却仍悬而未决的难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瓶梅》的方言问题已经成了《金瓶梅》研究的一个顽固的壁垒、一个沉重的包袱。这一问题不解决，《金瓶梅》研究要想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是非常困难的。

对于有关《金瓶梅》方言问题的争论，笔者留意已久，但迟迟未敢置喙，畏其繁且难也。经过数年的资料准备和思考，笔者以为，现在终于有可能把这个老大难问题说清楚了。

一、《金瓶梅》方言研究的概况及存在的问题

迄今为止，有关《金瓶梅》方言问题的各种观点，可谓林林总总，不胜枚举。但大而言之，可以概括为两类：

一类是“单一方言说”，认为该书是由一种方言即山东方言写成的；一类是“复合方言说”，认为书中除了山东方言以外，还存在着一种甚至多种其他方言的成分。

最早谈到《金瓶梅》方言问题的是明人沈德符。沈氏本人是浙江秀水人，但从小在北京长大，兼通南、北语。万历末年，当《金瓶梅》刊本在“吴中悬之国门”后，他记下了自己的观感：“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①

沈氏称第五十三——五十七回为“赝作”，理由之一即在于其“时作吴语”（惟其如此，本文的讨论范围不含这五回）。

其言外之意自然是说，“赝作”之外的其余各回所用的方言不是“吴语”，而应当是在语词、语法等语言特征方面与之差别很大的北方方言。

具体是何种方言，他没有明说。可以说，正是这番很简略的话为后来有关《金瓶梅》方言问题的争论埋下了一条重要的伏线。

从目前的资料看，较早明确提出“单一方言说”亦即“山东方言说”的是清末的黄人，他指出：“至《金瓶梅》始尽用鲁语”②。

此后，先后有胡适、吴晗、郑振铎、鲁迅等前贤也都认为该书用的是山东方言，并据此否定了世传已久的王世贞（江苏太仓人）的作者资格。

由此，“山东方言说”逐步被人们广泛接受，近乎成为定论。

这几位大学者都是南方人，他们的结论是通过对该书语言的整体印象得出的，并未做具体论证。

当然，所谓“山东方言”，和其他任何一种方言一样，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其行用范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地域界限，不能简单等同于行政区划。

对于《金瓶梅》的方言，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也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认为该书的方言“是河北省东南部接近山东省的方言”③。

冀东南一带与山东地缘既近，且其居民先代又多系从山东各地迁来，因而当地方言其实仍可被视为统属山东方言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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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方言说”或称“混合方言说”，一般并不否认《金瓶梅》方言的主体或部分属山东方言，只是认为还有其他的方言成分。

这类观点当数“吴语说”影响最大、提出也最早。在黄人提出“鲁语”说稍后，杭州出身的小说家陈栩（蝶仙）指出：《金瓶梅》中的“达达”“此二字盖越谚，今犹习闻之”④。

到了40年代，姚灵犀直指书中“则声”等数词为“吴语”，并对“山东方言说”及相应的“山东作者说”提出了质疑：“全书用山东方言，认为北人所作，实不尽然。

既叙述山东事，当然用当地土语……南人擅北方语者所在多有，《金瓶》之俗谚亦南人所能通晓……为南人所作抑为北人，此可疑者一”⑤。

新时期之初，又有一些学者如朱星、戴不凡、黄霖等相继拈出了数量不等的“吴语”语词，用以论证作者系一使用北语写作而又于不经意间流露出本土乡音的江、浙一带的南方人。

近年来，除了被论者例举出的“吴语”语词数量越来越多外，其他异类方言的种类也越来越广，什么“山西方言”、“东北方言”、“内蒙西部方言”、“清河方言”、“正定方言”、“湖南平江方言”、“徽州话”等等，不一而足，从地域上看，已经囊括了除少数民族地区之外的大半个中国。

这些论者有一个共同的倾向：自己是何地人，即认为书中有何地方言。

此外，还有人认为《金瓶梅》中的其他方言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如吴语、湘语、赣语、粤语、闽语、客家话、江淮次方言等，并称之为“南北混合的官话”⑥，或者叫做“语言多元系统”⑦。

这样一来，《金瓶梅》仿佛成了各种方言的大杂烩，其作者也俨然成了一位全知全能的语言天才、一个南腔北调人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金瓶梅》的语言“具有汇集八方的特点”，说明它是“用一种最为接近当时共同语特点的方言来写作的”，“具体地说，它实际上就是明代中后期通行于北京地区的方言”⑧。

这种观点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另外一种“单一方言说”，但其实是力图超越以上两类观点的对立，而将不同方言假定性地集中在了一种方言头上。

纵观《金瓶梅》方言问题的争论，可以看到，论者在论定《金瓶梅》的方言属性（地域归属）时，一般是例举出若干条据称属于某种方言的语词。可是，这些语词何以被认定为某种方言，依据何在？其做法是：如果《金瓶梅》中的某个或某些语词在自己熟悉的某种现代方言（通常是论者的母语）中仍在使用，即宣称其必属该方言。这种方法姑且称为以今推古法。另有一些论者则从某位已知籍贯的明清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一些与《金瓶梅》相同的用例，即据以断定这些语词也为该地方言。这种方法可称为有限求同举证法。但问题是，这两种论证方法靠得住吗？

众所周知，汉语的地方方言是在漫长、复杂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表现为在语音、语词、语法等语言要素方面有别于其他方言的特殊性。

一般说来，不同方言之间最明显的差别在语音、语调上，有一定社会阅历和语言知识的人一听就可以辨别出来。

可是，在《金瓶梅》这样的书面文字中，可供比对的语音材料实在太少，论者转而希望通过对书中的某些语词的分析来判定其方言属性，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对某些语词进行方言定性时，必须要明确两点：其一，静态地看，方言终究不是外语，而是基于汉族共同语之上的地方变体，在某种方言所使用的语词系统中，大部分是属于各方言区通用的，也有一些是与相邻方言区共有的，只有一小部分是为该方言所独有的。

因而，并不是一种方言中所使用的所有语词都可以称为“方言语词”，只有那些仅存于某一方言而其他方言根本没有的语词才是真正的“方言语词”，而这样能表明方言“籍贯”的语词在数量上不可能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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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动态地看，所谓方言，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东西，而是随着时代的推移以及社会制度、社会风俗、文化背景等条件的变化发生着极为复杂的嬗变的。

在这期间，往往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有些语词本来确为某种方言所特有，却逐渐进入到了其他方言，甚至成了共同语（官话）的通用语词；

有些语词在本方言区内已被淘汰，却在另一方言中得以留存；也有些原本属于共同语的语词，慢慢退出了普遍适用的舞台，而仅保留在某种方言中……因此，即便某个语词真的是某种现代方言特有的，在古代也未见得独属于该种对应方言；反之亦然。

可惜，这两点方言学研究的基本常识，却常常被论者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掉。

《金瓶梅》方言研究中采用的方法，以今推古也好，求同举证也罢，实际上都不免简单化，尤以前者为甚。

这种做法无视方言的历史变迁，将古、今方言完全等同起来，既不能保证某种现代方言与《金瓶梅》相同的某些语词一定存在于四百多年前《金瓶梅》时代的该种方言中，更无法保证当时该种方言运用这些语词的独特性，是没有丝毫科学性可言的。

至于有限求同举证法，充其量只能单方向地说明《金瓶梅》中的某些语词（其实未必是方言语词）在当时该方言中也在使用，却显然也同样无法排除其他方言使用这些语词的可能性。

用这样的方法为《金瓶梅》的语词进行方言定性，也是根本靠不住的。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对于同一个语词，有的说是甲方言，有的说是乙方言，有的说是丙方言……堪为这两种方法的非科学性做一注脚。

它们的致命弱点在于，只要能从论者所说的某种方言之外找到哪怕一个当时外籍作家的实际用例，就足以从根本上推翻其结论。

因此，目前《金瓶梅》方言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具体结论的五花八门，而在于方法论上的缺陷，这也正是制约着《金瓶梅》方言研究深入发展的症结所在。

《金瓶梅》方言研究中存在的方法论缺陷，也是近古方言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从汉语发展史上看，隋、唐以前，语、文分离；迨至宋、元，随着民间说唱活动的发展，书面文字开始逐渐向实际口语靠拢，因而在一些通俗文学作品中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带有地方性的语词。

对于这些语词进行释义及是否方言、何种方言的判定，是近古方言研究的重要任务。

但是，在许多研究成果比如明清小说注本中，往往会出现一些与实不符的结论，这同样是由不科学的方法造成的。

应当明确，所谓“方言语词”，是仅为某一方言所特有的语词。所以要判定某一语词是何种方言，说到底，就需要确证它在那个特定时代的该方言中具有独特性、惟一性。

这正是近古语词方言定性研究的关键。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笔者以为，要保证结论的可信度，必须要从根本上摈弃以往各种不科学的做法，而代之以一种更具严密性的论证方法，可称之为“历史文献普查法”。

具体来说，对于那些有方言“嫌疑”的语词，必须要在同一时代层面上进行广泛的历史文献调查。所谓“同一时代”，自然是相对的。

具体到《金瓶梅》，其调查的时代界域可以上推到宋、元，下延至清（1840年鸦片战争前），因为这期间虽有改朝换代，但社会形态和文化土壤基本保持着相对稳定，对那些方言语词并无太大冲击。

调查范围应当包括各种体裁的通俗文学作品如话本、杂剧、散曲、传奇、小说等，还包括当时的一些地方史志、文人笔记等。

通过对该词在当时不同籍贯作家作品中的实际应用情况的全面搜检，并参据相关文献记载，只有在未见反例的条件下，方可断定其属某种方言。

当然，这种做法终究是一种不完全归纳法，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事实上，中国古籍浩如烟海，要想进行穷尽性的文献调查确非易事。但终归是，调查的范围越大，结论的可靠性就越有保证。

总之，只有从历史实际出发，求证于古人，才能使我们超越一管之见，避免主观武断，更大限度地接近事实和真理。

《金瓶梅与北京》

二、这些语词是“吴语”吗？

在“复合方言说”的各种观点中，以服务于《金瓶梅》作者是南方人的“吴语说”提出最早、影响也最大，以致于一些主张作者是山东人的论者也在着力搜觅作者的南方生活经历，希望能与“吴语”挂上钩。在此，有必要进行一番较为全面的检讨。

所谓“吴语”，是指江、浙一带的地方方言，其行用地域大体上以今苏州、吴县为中心，包括江苏东南部、上海和浙江的大部分地区。

当然，在吴语区内部，各地方言也并非完全一致，在语音、语词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比如以杭州、绍兴等地为中心的古越国属地的通行方言通常也称为“越语”。因此，这里的所谓“吴语”，只能大致而言，取其广义。

据笔者统计，被众多论者从《金瓶梅》中摘出的“吴语”语词，已多达250余条。

需要指出的是，论者选词时多有失察，其中有约30条，或出自该书从《水浒传》及他书抄引而来的段落，或出自有“赝作”之疑的第五十三——五十七回，或出自经南籍文人改写过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崇祯本），或原系误字而未予辨改等等。

即使剔除这些，剩下的220条左右的“吴语”语词仍可称得上洋洋大观。这些语词，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比较具体的人称或物名，这也是论者举证最多的一类，如“达达”、“奶奶”、“妈妈”、“娘子”、“妗子”、“娘舅”、“老娘”、“老小”、“孤老”、“中人”、“回头人”、“填房”、“厨子”、“泥水匠”、“火头”、“作头”、“自家”、“家小”、“堂客”、“后生”、“伊”、“房下”、“小顽”、“乃郎”、“苕帚”、“抽替”、“杌子”、“春凳”、“汤婆”、“八步床”、“图书”、“手巾”、“洋沟”、“毛司”、“杩子”、“脚步钱”、“脚底板”、“鞋面布”、“踏板”、“蟹”、“田鸡”、“虼蚤”、“嗄饭”、“黄芽菜”、“黄酒”、“黄汤”、“膀蹄”、“白米”、“米铺”、“印子铺”、“日头”、“丁香”、“头面”、“箱笼”、“海青”、“历日”、“天井”、“地平”、“厨下”、“定盘星”、“五脏庙”、“险道神”、“净盘将军”等；

（二）动词性的语词，如“吃（茶、酒）”、“腾”、“掇”、“呷”、“呵”、“搽”、“舀”、“煠”、“撺掇”、“白话”、“则声”、“出落”等；

（三）其他，既有书面语词，又有口头用语，如：“事体”、“事务”、“物事”、“劳碌”、“受用”、“盘缠”、“花消”、“撙节”、“倘或（忽）”、“过世”、“出恭”、“光鲜”、“标致”、“跷蹊”、“龌龊”、“原旧”、“安置”、“神思”、“面皮”、“众生”、“人情”、“不消”、“不曾”、“闹热”、“日逐”、“日中”、“停当”、“根前”、“落后”、“对过”、“家火”、“嚣”、“忒”、“恁”、“韶刀”、“撇清”、“促狭”、“耍子”、“头里”、“早起”、“出月”、“开春”、“开年”、“长远”、“上紧”、“一歇”、“一径”、“一答里”、“做生活”、“上台（抬）盘”、“嚼舌根”、“嚼蛆”、“天疱疮”、“馋痨（痞）”、“没脚蟹”、“不三不四”、“心心念念”、“花黎胡哨”、“磕头礼拜”等等。

这些语词真的是“吴语”吗？

此前，已有研究者有针对性地指出过，如“丁香”、“厨下”、“八步床”、“忒”、“卵”、“帖”、“嗄饭”、“老娘”、“堂客”、“田鸡”、“黄牙菜”、“拍”、“韶刀”、“不消”等语例，也见于山东人写的《蒲松龄集》和《醒世姻缘传》⑨。

其实，只要稍微多翻几部《金瓶梅》时代前后的白话著作，就不难发现，这些语词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南北通用的普通语词，应当属于当时官话的基本词汇；有的则是当时官场或文人习用的雅词，如“伊”、“乃郎”、“小顽”、“房下”等；只有极少数语词可能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但却并不局限于吴语区之一隅。

从笔者几年来对大约500余种（部）各类文献（主要是小说、杂剧、传奇、散曲等白话著作）的检读结果来看，还没有发现在这么多的“吴语”语词中有一例确属吴语区作家专用的。

在此，当然不可能一一举例以证其非，仅选取被论者认定为“典型的吴语词”而今天的北方人又可能确实感到有些陌生的语词数条，主要证之以山东作家的实际用例，以略见其实：

1．一歇

表示不长一段时间，即一会儿。《金瓶梅》第一回：“武松……吃了一歇，酒阑了，便起身。”

这段话是作者从《水浒传》第二十四回抄改来的，“吃了一歇”为原本所无。黄霖先生认为：这种改动“较真率地暴露了作者的用语特色”，“确用吴语”⑩。非是。

“一歇”一词，固然为吴语习用，但山东方言也常说，如《醒世姻缘传》中即多见。

该书署名“西周生”，不详其人，其卷首《凡例》云：“惟用东方土音从事”，学界公认系指山东方言。仅举一例：

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四回：

李成名下了马，将门用石子敲了一歇，只见一个秃丫头出来开门。

另外，在蒲松龄俚曲中，虽没有“一歇”，但也有“歇”字用作时间单位的类似说法。

清蒲松龄（山东淄川人）《寒森曲》第一回：

三官说：“或是服药，或是打官司，哭歇子当了什么！”

《醒世姻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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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世姻缘传（上中下）

作者：西周生 辑著 袁世硕、邹宗良 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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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逐

义同“逐日”。《金瓶梅》中有多处，如第三回：“王婆道：‘那厮跟了个客人在外边，不见个音信回来，老身日逐耽心不下。’”

论者称“在现代吴方言口语中，只用‘日逐’，而不用‘逐日’”，“这是吴方言典型词汇”11。可是，该词在山东人写的白话作品中也经常露面：

《醒世姻缘传》第八十七回：

后来郭总兵公事完了，日逐过寄姐的船来问信，那里等的狄希陈来到。

明刘效祖（山东滨州人）[北中吕·普天乐]小令：

春来脉脉情，日逐恹恹害。莲步轻移门儿外，见双双燕子飞来。

清丁耀亢（山东诸城人）《续金瓶梅》第十六回：

这些小帮闲沈小一哥、刘寡嘴、张斜眼子，都日逐陪他们在这巢窝里打成盘。

3．杩子

即马桶、净桶。《金瓶梅》作“杩桶”、“杩子”。“杩子”共见7处，如第七十六回：“平安道：‘……每常几时出个门儿来，只好晚夕门首出来倒杩子走走儿罢了。’”在他书中，多写作“马子”。

论者以为：“‘马桶’是江浙一带的用具、叫法，是吴语口语。‘马子’流行范围小得多，今杭州话、苏北话说‘马子’”12；黄霖先生也把“西门庆家用的是南方马桶而不是茅厕”作为支持其南籍作者说的重要依据。

其实，在明、清时山东的一些地方，不仅使用马桶，而且也确实叫“马子”。

《醒世姻缘传》第四十八回：

狄希陈说：“那么俺娘就不拿着一个钱，那姓龙的替俺娘端马子、做奴才，还不要他，嫌他低搭哩！”

清丁耀亢《赤松游》第三十一出：

搽旦白：“……每日使人倒马子尿尿，好不快活哩！”

4．毛司

即厕所，现在农村通常称为茅房。《金瓶梅》作“毛厕”，也作“毛司”，如第八十五回：“须臾坐净桶，把孩子打下来了，只说身上来，令秋菊搅草纸倒将东净毛司里”。

黄霖先生认为：“这里的‘毛司’，本身就不似山东人的说法”，“而江浙一带是有‘茅司’的叫法的”13；孙逊先生亦直接指其为“吴语方言”14。该词在山东作家笔下也有，只是写法不同。

元武汉臣（济南人）《老生儿》杂剧第三折：

引孙云：“你个傻厮，这是开茅厮门的！”

《醒世姻缘传》第二十回：

那些婆娘晓得要去拿他，……端着个马桶往茅厮里跑的……

5．馋痨（馋痞）

此为骂人嘴馋贪吃的詈词。《金瓶梅》第七十三回：“秋菊道：‘娘递与，拿进来就放在拣妆内，那个害馋痨烂了口吃他不成！’”

又与“馋痞”连用。指其为“吴语”者很多。有人格外强调说：“特别是‘馋痨’一词，解释为贪吃、嘴馋，恐怕是只有宁波人才理解的”15。未必。请看以下各例：

清贾凫西（山东曲阜人）《历代史略鼓词》：

不数传到了桓、灵就活倒运，又出了个瞅相应的曹瞒长馋痨。

明赵南星（直隶高邑人）《笑赞》第四十则：

一人拾甘蔗渣而唼之，恨其无味，乃骂曰：“那个馋牢吃的这等尽情！”

清曹雪芹（北京人）《红楼梦》第六十一回：

柳氏啐道：“……他离的远看不真，只当我摘李子呢，……倒像谁害了馋痨，等李子出汗呢！……”

另外，也有“馋痞”，写法不同：

《醒世姻缘传》第八十三回：

（骆校尉）说道：“我可有酒癖，可是有馋癖？一个人五更里待进朝起早，我可敦着屁股噇血条子不动，这羞恼不杀人么！……”

6．耍子

即玩耍（旧作“顽耍”）之义。《金瓶梅》用“耍子”有多处，现举一例：第二十八回：“西门庆道：‘咱两个在这太湖石下，取酒来投个壶儿耍子，吃三杯。’”张惠英先生认为“耍子”系“杭州一带用语”，并引丁耀亢《续金瓶梅》（上海春明书局排印60回本）第五十七回“突然出现”在“绍兴府地方”假尼姑口中的一个该词用例，作为其“流行于杭州一带”的“重要佐证”16。应予说明的是，张先生所据为后人的改写本，原著全书共六十四回，相应故事见第六十回，其中并无“耍子”一词。《续金瓶梅》文辞雅致，口语化程度低，这并不奇怪。事实上，该词在包括山东作家在内的许多北方作家作品中都多有使用：

元武汉臣《生金阁》第三折：

衙内领随从上，云：“今日是元宵节令，小的每，随俺看灯耍子去。”

《醒世姻缘传》第二十三回：

二人说：“……他老人家只不好说是舍酒，故意要几文钱耍子罢了。”

清曾衍东（山东嘉祥人）《小豆棚》卷十六《述意》：

贴白：“哥哥，明日你到溪边钓一个小小鱼儿，养在缸里好耍子。”

7．嚣

即薄也，《金瓶梅》中用以指绸绢布纱之类织物质地低劣。如第七回：“薛嫂道：‘……大官人多许他几两银子，家里有的是那嚣段子，拿上一段……’”戴不凡先生怀疑作者“是浙江兰溪一带之‘吴侬’”，其论据之一即“此‘嚣’字，亦上述地区至今仍用之口语”17。其实，这种说法，山东人也用到：

《醒世姻缘传》第八回：

珍哥道：“……那天又暖和了，你把那糊窗户的嚣纱着上二匹，叫下人看着，也还有体面……”

又，第六十五回：

李旺道：“……只这十来年，咱这里人们还知道穿件嚣绢片子……”

8．呷

即喝。《金瓶梅》多用，如第二十九回：“于是春梅向冰盆倒了一瓯儿梅汤与西门庆，呷了一口。”论者谓该词“本为流行于长江下游暨浙江东部的一个方言词”18。不然。实际上，“呷”的行用范围相当广。

《醒世姻缘传》第三十六回：

晁夫人……直到次早日出醒来，想吃蜜水，呷了两三口。

清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回：

彼时宝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众人忙端上桂圆汤来，呷了两口，遂起身整衣。

9．上台（抬）盘

该词既可用于指人，也可用于指物，多用否定或疑问口气。于人而言，指见过大场面，善于应酬；于物而言，是指够档次，能登大雅之堂。

《金瓶梅》第七十五回：春梅道：“……左来右去，只是那几句[山坡羊]、[琐南枝]，油里滑言语，上个甚么抬盘儿也怎的？”

有论者将“上台盘”作为“吴中方言土语”“最著之例”之一，且谓其“非仅《金瓶梅》前之文学作品中无有，且其流行范围主要在苏（州）、常（熟）、太（仓）、昆（山）、嘉（定）、青（浦）这个地域”19。

这种看法是不切实际的。“上台盘”一语，无论在《金瓶梅》前后，都有北方作家尤其是山东作家用到过。如：

元高文秀（山东东平人）《遇上皇》第一折：

搽旦云：“好朋友？都是火（伙）不上台盘的狗油东西！”

明冯惟敏（山东临朐人）《海浮山堂词稿》[双调·锁南枝]小令《盹妓》：

也不着人，也不劝酒。请将来上不的抬盘，台（抬）举你扶不上墙头。

明丁綵（山东诸城人）[双调·锁南枝半插罗江怨]小令《嘲村妇》：

癞虾蟆穿不的纱罗，赛狗羊上不的台盘。

《醒世姻缘传》第六十八回：

两个道婆说：“你看大嫂说的好话呀！要是上不得抬盘的，他也敢往俺这会里来么？……”

10．做

这是一个语音问题。《金瓶梅》中有两则谚语，第十四回：“要得富，险上做”；第二十一回：“老米醋，挨着做”。显然，“做”与“富”、“醋”同韵，与今普通话读音不同。

有人就前例认为，“做”与“富”只有在吴语才押韵，“这在北方是不可能的”，“此谚可能来自南方”，是“作者在无意间流露出来的非北方话的方言特点”20；另有论者也把“做”与“富”、“醋”押韵作为“江淮方言和吴方言”的语音材料，谓“今上海方音仍如此，北方话不押韵”21。

如果就现在的方言语音来说，可能是这样，比如，有人曾在山东境内选了德州、聊城、济南、莒县、即墨、牟平等地进行调查，发现在《金瓶梅》中属同一韵母的“醋去做富”“在我们所考察的七个方言点上，竟无一处能够与之相符”22；但实际上，在元、明、清三代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字一直都是同韵的。

元周德清著《中原音韵》，反映了当时北方话的实际语音，“做”与“富”、“醋”即入“鱼模”韵。此类的实际用例甚多，仅举直接相关者三例：

元李文蔚（真定人）《燕青博鱼》第一折：

丑扮店小二上，诗云：“百般买卖都会做，及至做酒做了醋。算来福气不如人，只是守着本分做豆腐。”

蒲松龄《翻魇殃》第六回：

穷姑姑，穷姑姑，下番人家谁贪图？急仔人家嫌咱穷，咱还倒嫌人家富。呀呀儿油。出茅庐，出茅庐，蓝衫精致皂靴乌。不但咱把门户撑，人也肯把丈人做。

又据清张尔岐《蒿庵闲话》载：

乐陵张念山先生泼，初名自悟，知曲周县，未谙治体。或以书揭县门曰：“自悟不自悟，贪酷凭你做；自悟若自悟，官久自然富。”

按：曲周，清属直隶，今属河北。

以上各例，在现代可能确属吴语，其中被《简明吴方言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收录的即有“一歇”、“日逐”、“马子”、“馋痨”、“呷”、“上台盘”（词条作“台盘”）6条。

但是，在《金瓶梅》诞生的时代前后，它们的行用区域其实是相当广泛的。如果尊重事实的话，至少应该说，这些词在当时山东的一些地区和江浙一带是共用的，而决不是什么单纯的“吴语”。

即此可见，以现代方言为标准去裁决那时语词的“籍贯”，或者通过简单地举证当时某地作者的用例即轻下断语的做法，是多么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黄霖说<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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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澜集——黄霖序跋书评选

作者：黄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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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论者列举出的所谓“吴语”语词，其实本身并没有明显、确定的地域色彩，没有一例属于吴语区特有而北方方言绝无的说法或用法，“吴语”之称实在名不副实。至于其他异类方言诸说，所选语词与“吴语”颇有重复，情况大体类似，此处不再一一具体评述。

如此一来，以“吴语说”为主要支撑的所谓“复合方言说”还能站得住脚吗？

三、山东方言语词有多少？

从情理上讲，一位作家在作品中描绘实际生活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其从小习成的母语特征。

在现代是如此，在古代没有推广普通话教育及交通、通讯不便的条件下，就更是如此。当然，如果故事的发生地在另一方言区内，作家有时也会刻意地模仿该地方言的某些说法，但这种模仿不会很多，也很难彻入骨髓。

假如说一个作家同时操着山南海北的许多种不同方言在从事写作，这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想象的。

在《金瓶梅》方言研究中的各种“复合方言说”，论证方法既不科学，其结论自然不能令人信服。实际上，论者至今也无法确凿地举证出哪怕一例仅为当时某种方言所特有的语词。

至于“北京方言说”，是以承认所谓方言的“多元性”为前提的，同样也难以信据。看起来，我们还是应该重新回到“单一方言说”——山东方言的轨道上来。

但是，《金瓶梅》中的山东方言语词究竟有多少？要精确统计起来，恐怕是非常困难的。有两份“清单”可供参考：

（一）张远芬先生认为《金瓶梅》所用方言是鲁南峄县方言，当年曾“带着从《金瓶梅》中找出的八百个词语”到当地作过两次方言调查，后将其中的526条整理成文23。当然，张先生也并不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峄县方言。

（二）董遵章先生著《元明清白话著作中山东方言例释》（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收词（不计附词）共2292条，其中，例句引自《金瓶梅词话》、《真本金瓶梅》（实为前者的删改本）的词有395条。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份“清单”中相同的语词并不很多，其中，除了有些选自第五十三——五十七回、《水浒传》等书的，以及明显属当时许多地方都用的俗语外，总计约有700余条。

但据笔者查验，这些语词，有十之七八也见于非山东籍作家特别是广大北方作家的作品，难称真正的山东方言，在外籍作家笔下找不到用例的语词仅有一小部分而已。

当然，要寻找、确定山东方言语词，完全可以不受这两份“清单”的限制。

目前，笔者在约500种各类文献的范围内，已查到仅为山东作家用到的语词40余条，认定其为山东方言，应当问题不大。以下即例举数条：

1．嗏

指直接用嘴舔吃食物，一般特指狗进食，含贬义。《金瓶梅》第七十五回：“……往来有声，如狗嗏糨子一般。”

光绪《东平州志》卷二：“口就食曰喢，音插”；民国《临朐续志》卷十：“俗谓犬食曰狧，转音读如插”。

这两种地方志成书较晚，但所记该词用法、读音与《金瓶梅》时代相同。当然，这种说法在山东境内并不限于以上两地。“嗏”也作“嚓”。

蒲松龄俚曲《俊夜叉》：

若是狗改了嚓屎，你说话就是那公鸡拂群。

2．滴

掉，专指眼睛，多用于赌誓或诅咒情境下。

《金瓶梅》第七十八回：（潘姥姥道：）“我老身不打诳语，阿弥陀佛，水米不打牙，他若肯与我一个钱儿，我滴了眼睛在地！”指眼睛而曰“滴”，仅见于山东作家笔下。

《醒世姻缘传》第八十二回：

刘芳名道：“小的诈他一个钱，滴了眼珠子，死绝一家人口！……”

蒲松龄《磨难曲》第二十三回：

如我不瞎稳坐雕鞍，况且是极了也无柴可插，瞪着也无缝可钻，骂俺也无缝可滴，打俺也无嗄可剜。

3．旺跳

意为身体康健，犹云“活蹦乱跳”。

《金瓶梅》中有3例，语境相同，如第八回：“妇人道：‘你还哄我哩！你若不是怜新弃旧，再不外边另有别人，你指着旺跳身子说个誓，我方信你。’”在山东方言中，该词中“旺”字兼作副词，起强调作用。

《醒世姻缘传》第七十七回：

龙氏道：“见放着相家的小随童是个活口，你还强辩不认？你只指着你那旺跳的身子说两个誓，我就罢了……”

蒲松龄俚曲《寒森曲》第四回：

赵歪子大发歪，旺跳人请将来，做就局将俺爹爹害。

4．好少

这是《金瓶梅》中一种特殊的正话反说的表达方式，其实际意思是很不少、有很多。书中多见，如第十四回：“李瓶儿道：‘奴在三娘手里吃了好少酒儿，已却（都）勾了。’”这种用法仅见于诸城籍作家的作品中。

明丁綵[北双调·楚江秋]小令《与吴柳溪闲中道故》：

路旁无数土孤堆，草木丛栖其中好少英雄辈。

丁耀亢《续金瓶梅》第八回：

那包袱里是西门庆的官衣、杯盘、尺头和那貂鼠披风两三件，好少东西。

5．了不成

指事情没有指望，无法成功。《金瓶梅》多用，第五十二回：“李铭道：‘爹这里不管，就了不成。俺三婶老人家，风风势势的，干出甚么事！’”

在河南人写的《歧路灯》中也有“了不成”一语，但与此不同，为“了不得”之意。该语在山东作家作品中也不多见，仅见于《续金瓶梅》，共4例。此处只举其一：

第三十二回：

孔千户娘子道：“姐姐先走一步，我洗洗澡就到。只怕你吃起醋来，我就了不成。”

6．倒路死

这是咒人不得其死的话。

《金瓶梅》中多见，如第三十八回：“老婆笑道：‘贼强人，倒路死的！你倒会吃自在饭儿，你还不知老娘怎样受苦哩！’”该语仅见一例：

元武汉臣《老生儿》第三折：

卜儿（刘婆）云：“……又丢下个业种引孙，常时来缠门缠户的，早早的足瘸车辗马踏倒路死了，现报在我的眼里！”

《续金瓶梅》

7．虚撮脚

指以脚点地，不踏实的姿势；引申为虚浮不真，有名无实。

《金瓶梅》第十五回：“（桂姐）与西门庆携手并观，看桂卿与谢希大、张小闲踢行头，白秃子、罗回子在傍虚撮脚儿等漏，往来拾毛（毬）。”此为本义。所见各例均为引申义。

明冯惟敏[北双调·仙子步蟾宫]小令《申盟》：

不遇知音，少要痴心。虚撮脚雨意云情，浮皮头柳影花阴。

《醒世姻缘传》第八十七回：

权奶奶道：“……你那借花献佛、虚撮脚儿的营生，我不知道么！……”戴奶奶道：“你既知道是借花献佛、虚撮脚儿，你爽俐别要希罕。为甚么又没廉没耻的这们争？”

8．猪毛绳子

“猪毛绳子”是否确有其物，不得而知，但《金瓶梅》中的人物往往用以造语说事，显见其为家常口头的习惯说法。

如第七十五回：“金莲道：‘他不来往我那屋里去，我成日莫不拿猪毛绳子套他去不成？那个浪的慌了也怎的！’”这种说法也只能在山东作家的作品中才能见到。如：

《醒世姻缘传》第八十七回：

戴奶奶说道：“……他本人怕见往你那里去，我拿猪毛绳子套了交给你去不成？这是甚么营生，也敢张着口合人说呀？碜不杀人么！”

冯惟敏[中吕·粉蝶儿]《李争冬有犯》套数：

到晚来做了个瓜齑梦，床前拖下三魂丧，枕上揪来四鬓蓬，猪毛绳牵出花胡洞。

9．黄猫黑尾

喻词，用以责人口是心非、言行不一。《金瓶梅》中多用，如第七回：“张四道：‘……这老杀才，搬着大引着小，黄猫儿黑尾！’”该语仅见一例：

冯惟敏[中吕·朝天子]小令《嘲诮》：

你嫌俺老成，俺嫌你寡情。性格儿天生定，黄毛儿黑尾鬼胡伶，口儿里无干净。

10．曲心矫肚

指人心术不正，心地阴险。《金瓶梅》只有一例：第七十五回：“月娘道：‘……单管两头和番，曲心矫肚，人面兽心，行说的话儿就不承认了……’”这个成语在山东作家的作品中常见，多写作“蛆心狡肚”，或为正体。

明高应玘（章丘人）[北正宫·醉太平]小令《阅世》：

近来时世恁蹊跷，百般家做作。蛆心狡肚伏机窍，损人利己为公道，翻黄造黑驾空桥。

明王克笃（寿里人）[北仙吕·寄生草]小令《闲怨》：

世路多坑堑，天心难忖量。翻黄覆黑家豪旺，蛆心狡肚身肥壮，安贫守分多灾障。

《醒世姻缘传》第八十五回：

素姐道：“好贼蛆心搅肚的忘八羔子！使这们低心，待哄了我去，要断送我的残生。”

蒲松龄《快曲》第四联：

骂声曹操，狡肚蛆心忘八羔！一心要作朝廷，那里不思想到！

另外，还有“狗油”（指浮滑浪荡，不务正业）、“邪（斜）皮”（骂语，多指女人不正经）、“烂桃”（骂语，放荡淫滥）、“淡嘴”（骂语，扯淡的嘴，用于蔑称因无关自身利害而说的话）、“肉佞”（性格迟慢而又脾气倔强）、“丢搭”（弃置不管；搭，词缀，轻读）、“喇嘴”（夸口，说话不留余地）、“搅计（给）”（开销，花费）、“弄硶儿”（做丑事）、“吊（调）子曰”（指说话文绉绉，耍嘴皮子）、“装佯死”（即装死）、“没尾八”（指做事有头无尾，不能善始善终）、“打瓜子”（山东民间游戏的一种赌赛方式，一般是打输者额头）、“打软腿儿”（本指腿软无力，又指一种一膝略屈的问候礼）、“少女嫩妇”（指年轻妇女）、“三窝两块（把）”（指妻、妾所生子女之间或前妻、续弦所生子女之间因血缘关系不同而产生的不和睦现象；“把”，语尾，或以字误，非是）、“说条念款”（义近“一五一十”，指详细或正规，又转义为说长道短）、“饿眼见瓜皮”（喻饥不择食）等，也是仅见于山东作家作品中的。

以上这些，并不是《金瓶梅》中山东方言语词的全部。

除此之外，另有一些很特殊的语词，比如：“赤道”、“擦扛”、“绑着鬼”、“猎古调”、“油（游）回磨转”、“八怪七喇”、“佯打耳睁”等等，大约有五、六十条，至今还没有在他书中找到相同的用例。这或许是由于其行用区域更小的缘故罢。

总之，《金瓶梅》中山东方言语词的数量，其实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大略估计，即便把那些该书特有的语词都算上，总数也不过有百十余条。

这对于一部近百万字的大书来说，实在称不上多。因此，对《金瓶梅》语言风格的总体认识只能是：该书基本上是以北方官话写成的，其中所用方言确乎是山东方言，但纯粹的山东方言语词并不多。

不过，这些山东方言语词已足以保证山东人对《金瓶梅》的著作权。

设使没有在以山东方言为母语的语言环境中长期生活的经历，是根本不可能如此娴熟、地道地驾驭山东方言进行创作的。

《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

金瓶梅俚语俗谚

作者：[加]李布青

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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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证：《金瓶梅》方言的行用区域

在新时期《金瓶梅》研究初期，朱星先生在质疑“山东方言说”时曾经谈到：“山东方言也很复杂，胶东、淄博、济南就有显著差别，因此笼统说山东方言，实是外行话。”24

这里的前半句话无疑是对的，山东有一百多个县，各地在语言上（主要是用词用语方面）确实存在着某些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差异，并没有一种统一的山东方言；但后面的“外行话”云云则未必然。

在《金瓶梅》方言的最终归属确定之前，恐怕还找不到更为恰切的说法，只能这样“笼统”的表达，此“言不尽意”之谓也。

不过，朱星先生倒是道出了《金瓶梅》方言研究应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即：在山东方言的基础上，能否再缩小范围，将《金瓶梅》的方言落实在一个更为具体的地域上，搞清楚四百多年前的这些书中人物到底说的是哪里的话？要做到这一点，从理论上讲，当然是可能的。

有道是：有比较才有鉴别。好在现存于世的明代前后含有口语语词的各种山东地方文献还算丰富，只要各地在语词的使用上客观存在着差别（尽管现代人对此已所知甚少），我们就完全可能通过比较，达到或接近这一目标。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仍有属于方法论层面的巨大困难摆在面前，即比什么？怎么比？

前曾提及，有些人从另一部书中找出一些与《金瓶梅》相同的语词，即断定《金瓶梅》亦属该地方言，这种简单的求同性比较的方法显然不足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另外，当年胡适先生在考证《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时，还曾尝试过另外一种方法，列举出十余例为《醒世姻缘传》与聊斋俚曲共有而不见于《金瓶梅》的方言词，得出该书方言属蒲松龄家乡一带、而与《金瓶梅》较远的结论。

实际上，这种方法仍不能有效地避免结论的或然性。其中的主要问题在于，《金瓶梅》一书未出现这些词，或许仅仅是由于书中没有与其他二书相同的语境而已，并不一定意味着《金瓶梅》的故乡就根本没有这些说法。

此所谓“言有易，断无难”。看来，在比较《金瓶梅》与其他山东籍作家作品的语言特征时，要得出可靠、可信的结论，必须要另辟蹊径，在方法上有所突破才行。

笔者认为，对于《金瓶梅》与其他山东作家作品的语词进行比较，必须要将同、异两个路径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两个基本前提下进行：

第一，用于比较的语词应该出自完全相同的语境。在同一语境下的比较，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金瓶梅》的语词与其他作品有哪些相同，又有哪些不同，从而防止或减少带有倾向性的推测和臆断。

当然，这就要求这些语词在山东籍作家的作品中要有一定的数量或频率，不一定非是纯粹的山东方言语词不可。

第二，尽量扩大比较范围。事实上，局限在一两本书范围内的语词比较，往往很容易以偏概全而导致错误结论。比较的范围越大，就越是能够保证结论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按照这样的思路，笔者几年来尽可能多地检读了现存的明代前后山东作家的作品，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定了三条语词——“推聋装哑”、“干…茧儿”、“管情”作为《金瓶梅》语词系统的标志性符号，也就是进行比较的对象语词。

理由是：这三条带有一定特殊性的语词在书中出现的频次较高，其形态具有高度的一贯性和稳定性，这说明它们系作者母语中的习惯说法，不会轻易改变，完全可以代表作者家乡的语言习惯；

更重要的是，这三条语词在山东境内是有着与之不相容的异构同义词的，也就是说，在表达完全相同的语义时，有些地方运用的则是在构形或词序方面与之不同的另外的说法，而这两种或多种不同的说法之间又是互相排斥的，不能共存于同一地（至少我们还没有发现反例）。

这样，通过文献调查，我们就能够分别获知有哪些地区与《金瓶梅》的用法相同，语缘关系接近，又有哪些地区与之不同，从而使其大致行用范围自然凸显出来；而这三条语词的行用范围的交叉、重合部分，类似于数学上的“交集”，便应是《金瓶梅》方言的行用区域。

《<金瓶梅>语言研究文集》

关于这三条语词与其异构同义词在山东境内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下面以对（组）的对应形式予以分述（为方便分析、比较，下文凡第一次引及用例出处时，均注明作家籍贯；后加备注说明有关情况）：

1．推聋装哑/装聋作哑

对于全国的大部分地区来讲，“装聋作哑”（文献中“装”或作“粧”、“妆”；“作”或作“做”，为方便行文，今统作一律）都是一个很普通的成语。

在元、明、清三代不少北方籍作家的笔下，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比如元王实甫[大都（今北京）人]《西厢记》第三本第三折、马致远[大都（今北京）人]《青衫泪》第四折、清崔象川[博陵（今河北蠡县南）人]《白圭志》第六回、烟霞散人刘璋[阳曲（今山西太原）人]《凤凰池》第二回等；

同时，在一些南方吴语区中心地区作家的作品中也不时出现，比如明冯梦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醒世恒言》第十七卷、凌濛初[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十等。可是，《金瓶梅》用的却是另一个意义全同而结构有别的说法：“推聋装哑”，共出3例（第五十八、七十二、九十五回）。

尽管在第八十六回王婆（实应为吴月娘）数落潘金莲的一段合辙押韵的骂语中出现过一例“做哑装聋”（为叶韵而颠倒语序），但这段韵文本身与明代曲集《雍熙乐府》卷五所收[点绛唇·常言俗语]语句颇多相同，应当与书中大量现已查明出处的曲辞一样，是作者从别处抄来的，因而，“装聋作哑”完全可以肯定并非作者的语言习惯。

而“推聋装哑”的行用范围显然要小得多，目前在山东之外所收集到的实际用例仅有见于元末明初施耐庵[作者籍贯有异说，一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一说江苏兴化人。

似以后者为胜]《水浒传》第四十九回1例、明吴承恩（淮安府山阳县人）《西游记》第二十三、四十二回2例（第七十五回又有变体“装聋推哑”，二者兼容），可以认为均处于苏北。

这两种说法之间属明显的不相容关系，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某位有确定籍贯的作家或两位同一籍贯的作家同时使用这两种说法的实例。

在山东境内，这两种说法同时存在，用“装聋作哑”者有：

元张寿卿（东平人）《红梨花》第一折；

明刘龙田（仅知其为山东人）小令[南仙吕入双调·朝元歌]；

明刘效祖（滨州人）小令[南商调·黄莺儿]；

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二十三、七十三回；

明叶华（曲阜人）套数[北双调·新水令]《自叹》；

清孔尚任（曲阜人）《桃花扇》第二十四出（为叶韵颠倒语序）；

清孔广林（曲阜人）小令[北小石调·天上谣]《自遣》（为叶韵颠倒语序，中有“又”字）；

清曾衍东（嘉祥人）《小豆棚》卷十六《述意》。

另外，在留下较多作品的山东作家冯惟敏（临朐人）散曲中，虽然没有“装聋作哑”的完整成语，却多见“妆聋”、“妆聋塞耳”及“做哑装呆”字样，由此可知，他也是讲“装聋作哑”的。

用“推聋装哑”的有：

明李开先（章丘人）《卧病江皋》小令[南南吕·一江风]（语序颠倒；《中麓小令》中又分别有“推聋”、“装哑”。

另有佚名《断发记》传奇一种，第三十六出作“装聋作哑”，今人有径归于李氏名下者，非是。该书今存明万历十四年世德堂刊本，不署撰者姓名。

至万历末，吕天成《曲品》始题“章丘李开先作”，不足据信）；

明丁惟恕（诸城人）小令[北双调·仙桂引]（语序颠倒）；

清丁耀亢（诸城人）《续金瓶梅》第三十二回（《赤松游》又有“装聋推哑”2例；另，其作品中尚有“装聋推病”、“装聋推瞎”、“装聋推痴”等，是为叶韵或切情，均不脱“推”字。）；

清蒲松龄（淄川人）《禳妒咒》第十回（《俊夜叉》后附《赌博五更曲》又有“推聋”）。

在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说“装聋作哑”的滨州、东平、嘉祥、曲阜四地都处在山东方言与大北方方言接壤的外缘地区，这种现象是很自然的，只有临朐一地处在比较纵深的腹地。

它们事实上已形成了一个半包围圈（具体籍贯不明的刘龙田和西周生也应在这个圈附近），将可能用“推聋装哑”的山东中南部地区包裹于其中。

在这个范围内，可以确知的讲“推聋装哑”的地方有中部的章丘、淄川和地处东南的诸城。

2．干…茧儿/做…茧儿

在《金瓶梅》人物口中，喻指某些事情比较隐秘、见不得人，

多用“茧儿”，并且其固定搭配是“干…茧儿”（第十一、十三、十六、二十八、三十五、四十六、五十八、五十九、七十二回），无一例外。在山东境外，同样的说法极少，至今只见清夏敬渠（江阴人）《野叟曝言》第二十六回出现过一例。

而在山东境内，除了这种说法，还有一个语义相同的说法：“做…茧儿”，与“茧儿”的习惯性搭配是“做”而非“干”，显示出地域的差异。

据调查，用“做…茧儿”的有：

明李开先《宝剑记》第十二出；

清蒲松龄聊斋俚曲《俊夜叉》2例、《富贵神仙》第六回（另，《禳妒咒》第十六回例有口语词尾，作“作估…茧儿”；《增补幸云曲》第二十三回又作“弄…茧儿”）。

而用“干…茧儿”的仅见一例：

明冯惟敏套数[北中吕·粉蝶儿]《辞署县印》。

这表明，《金瓶梅》的方言并不在章丘、淄川二地，而与其以东偏南的冯惟敏的家乡临朐一带语缘关系更为接近。但是，从临朐同时用“装聋作哑”的情形来看，《金瓶梅》的故乡肯定也不在临朐，而应更在该地以南。

《雍熙乐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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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黎明彭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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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情/包（保）管、管保（包）、情管

在近古汉语中，当人们表达现代普通话中“保证”、“一定”之类的意思时，形诸口头的词汇是很丰富的，大致来讲，元剧中多用“多管”，而在明清小说中则以“包（保）管”最为通行，“管保（包）”次之，且二者常杂用。

元剧中这类词的用例较为单一，比较的实际意义不大，略而不述。明清时期山东周边地区这类词的使用频次，可从当时的三部长篇小说见其大概（其中均有“管”，因难以确指系由何词缩略而来，故不计。下同）：

清曹雪芹（北京人）《红楼梦》：“包（保）管”12、“管保（包）”5、“管必”1、“管定”1、“管情”1；

清李绿园（河南宝丰人）《歧路灯》：“管保”22、“包（保）管”6、“管情”18、“管许”（“管取”音转）2、“管定”2；

明吴承恩《西游记》：“管情”13、“管取”9、“管保”1。

在《金瓶梅》（除第五十三——五十七回外）中，这一类词的使用次数依次为：“管情”54、“管取”3、“管定”1，另外第六十一回有一例“多管”，系袭自《宝剑记》第二十八出，不计。

可见，“管情”虽不是《金瓶梅》惟一的、却是最经常使用的一个词，“管取”等只是偶用而已。这种情况，显然与山东南界的《西游记》更为接近，都不用行用范围更大的“包（保）管”，也不用行用范围更小的“情管”。

当然，区别还是有的，就是在《金瓶梅》如此多的相同语境中，连“管保”也一无所出。凡此种种，说明在《金瓶梅》的故乡，本来就没有或少见“包管”、“管保”、“情管”一类说法。故我们可以在这四个同义词范围内进行比较。

在山东籍作家的小说、剧作中，用“包管”的有：

清李修行（阳信人）《梦中缘》第七回；

清孔尚任《桃花扇》第四出、续四十出及《小忽雷》第二十二出（后剧虽署孔氏与无锡顾彩合著，但其科白全出孔氏之手）；

用“管保”的有：

贾凫西（曲阜人）鼓词《孟子·齐人》；

用“情管”的有：

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甚多，计64例；

蒲松龄聊斋俚曲共21例；

与《金瓶梅》一样，仅用“管情”的有：

清丁耀亢《续金瓶梅》第二十、二十五、四十一、四十一回（其中第二十回例为“管成”，系一音之转）；

东鲁古狂生（？）《醉醒石》第十五回。

显而易见，无论是鲁北的阳信，还是鲁中的淄川、鲁南的曲阜都不用“管情”，能够确证使用“管情”的只有地处鲁东南的诸城一地。

至于“东鲁古狂生”之“东鲁”，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意义相当含糊，无从准确落实，但肯定不在古代鲁国的旧都曲阜一带。诸城地当古鲁东境，所谓“东鲁”或去此不远。

当然，由于山东各地（具体到县）明代前后文献资料的不均衡性，我们尚无法做到就以上三对（组）语词将每一地的使用情况一一对号入座。

但是，现有的资料已能够表明：那些使用“装聋作哑”之类明显与《金瓶梅》不同语词的地方，事实上已经以否定性的方式大致勾勒出了《金瓶梅》方言的外部边界——西到曲阜，北至淄川、临朐一线，往东至少包括诸城。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金瓶梅》方言出于山东东南部，按照明代建制，其地域主要包括兖州府东部和青州府南部的十数县。

其中，最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诸城，因为该地是已知与《金瓶梅》一样同时使用“推聋装哑”和“管情”的惟一一地，而且也正处于说“干…茧儿”的方向，《金瓶梅》方言及作者的真正谜底很可能就出在诸城附近。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金瓶梅》在使用“推聋装哑”、“管情”方面会与苏北相同或接近？这其中当然有地缘相近的因素，但恐怕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移民。

据有关资料，山东东南部有不少居民，其先世即由苏北迁来。丁耀亢《述先德谱序》载：诸城丁氏的先祖于永乐初自海州徙之诸邑，渐成巨族。这些外来移民与当地百姓经长期共处，逐渐融合，方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方的语言特色。

最后，附带说一下《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和方言问题。对于该书作者“西周生”，学界先后已有“章丘人”、蒲松龄、丁耀亢、贾凫西诸说；其方言地域也有“鲁东”、“山东中部”等不同说法。笔者原先曾倾向于认同丁耀亢说，现在看来，以上各说均不然。该书用“装聋作哑”，同时又用“情管”，其所属地域应既与蒲松龄的家乡淄川相近，又处在淄川的外围地区，大致方位当在淄川以北，在作者未明的情况下，可称之为鲁北方言。

《金瓶梅新证》

注 释：

①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

② [清]黄人（蛮）《小说小话》，《小说林》1907年第1卷；转引自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90页。

③转引自朱星《〈金瓶梅〉的词汇、语汇札记》，《河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④[清]陈栩《樽边录》，《著作林》1908年第17期；转引自黄霖《〈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复旦学报》1984年第5期。

⑤姚灵犀《〈金瓶梅〉著者及其年代之质疑》，《瓶外卮言》，天津：天津书局1940年；转引自周钧韬编《金瓶梅资料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04—205页。

⑥ 张惠英《〈金瓶梅〉用的是山东话吗？》，《中国语文》1985年第4期。

⑦孙维张《〈金瓶梅〉的语言多元系统及其形成的原因》，《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1期。

⑧丁朗《金瓶梅与北京》，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143页。

⑨ 参见刘钧杰《〈金瓶梅用的是山东话吗？〉质疑》，《中国语文》1986年第3期。

⑩ 黄霖《〈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水浒争鸣》1982年第1辑。

11吴聿明《〈金瓶梅〉方言新证》，《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

12张惠英《〈金瓶梅〉中杭州一带用语考》，《中国语文》1986年第3期。

13黄霖《〈金瓶梅〉漫话》，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年，第190—191页。

14孙逊《论〈金瓶梅〉的艺术成就》，孙逊、陈诏《红楼梦与金瓶梅》，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3页。

15陈诏《〈金瓶梅〉中的宁波话》，《〈金瓶梅〉六十题》，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第71页。

16张惠英《〈金瓶梅〉中杭州一带用语考》，《中国语文》1986年第3期。

17戴不凡《〈金瓶梅〉零札六题》，《小说见闻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8—139页。

18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12页。

19陈鸿祥《〈金瓶梅〉之背景及其作者考辨》，《学术论丛》1995年第4期。

20张惠英《〈金瓶梅〉中值得注意的语言现象》，《语文研究》1986年第3期。

21孙维张《〈金瓶梅〉的语言多元系统及其形成的原因》，《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1期。

22丁朗《金瓶梅与北京》，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113页。

23参见张远芬《〈金瓶梅词话〉词语选释》，《中国语文通讯》1982年第1期。

24朱星《〈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

文章作者单位：河北工程学院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傅憎享、杨国玉<金瓶梅>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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