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越来越累了（我们为什么越来越累）

你是否总有一种无法消除的疲惫？即使没在学习、工作，而是选择看剧、刷短视频，甚至外出度假，也不能得到纾解，反而感到越来越累。活力感和创造力似乎正在离我们而去，由于不想迎接第二天的诸多事宜，决定熬夜拖延，对即将到来的周末或假期毫无想法。有时看着街上的孩童奔跑嬉闹，常常产生这样的念头：我的活力去哪儿了？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一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21世纪的社会不再是一个规训社会，而是功绩社会。功绩社会充满积极的口号，它看似自由，却让人们在过度的积极性中自我剥削，直至精疲力尽，感到疲累和抑郁。

倦怠无处不在，每时每刻都伴随着我们。有人渴望通过脱离工作摆脱倦怠，于是有了「FIRE」（财务独立，提早退休）小组，有人干脆直接摇起白旗，决定「躺平」和「摆烂」。但心理咨询师崔庆龙认为，这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

崔庆龙是一名专业理论和从业经验都很丰富的独立执业咨询师，他在依恋心理学和自体心理学方面有着深刻的个人见解，并致力于将这些经验迁移到对日常生活的深度解析和理解中。2021年5月，他开始在微博上尝试写作，撰写了许多与倦怠感、自我效能提升相关的内容，持续输出心理学相关的科普知识，在微博上引发了诸多共鸣。

当他在微博提问：「你有多久没有体验过那种一觉醒来，充满着活力和期待完成一天事务的感觉？」许多人感觉被击中了。

他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拥有充足活力的人就像一个电池容量5000毫安以上，且支持多种快充协议，支持有线和无线充电的高性能手机，而那些自体感匮乏的人，就像一个遍布type-c插头环境下的诺基亚3310，没有办法在周围的环境中得到充能。他曾经用手机的性能和电量来比喻人的「心理效能」，一个人每天需要完成的各类事项，匹配着不同的消耗量。

摆脱倦怠，就是如何合理分配「心理效能」，如何为自我及时充值，以适应当前的社会系统。

「也许倦怠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症』」，崔庆龙说。他认为，社会与个人需要接纳倦怠，不要陷入自我厌弃的深渊，「我们这个社会最迫切需要的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对于同类的同理心。不管他是什么样子，不管他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只有当这个社会对这样的心理状态有一定的包容性，才不会衍生出更多的攻击和敌意。」

我们和崔庆龙聊了聊，为什么我们普遍感觉到累？以及，有没有摆脱倦怠感的可能？

2小时的通话中，崔庆龙语气温和，不疾不徐，接到抛来的问题，他会停顿片刻，每一句话都反复斟酌，然后做出回答。这之后，他再次使用文字完善了他的回答。这使得这是一份严谨的、具有可操作意义的谈话——

文｜林秋铭

编辑｜姚璐

《人物》：在个人工作中，你对这种「集体倦怠」的现状有怎样的观察？

崔庆龙：我越来越多地观察到，很多人已经没有状态，也没有动力去做一些比较有挑战的事情了。大家都在抱怨生活体验上的一种劳累，都似乎在寻求一些安抚性的体验。比如说一个人每天工作之后回到家以后，瞬间切换到另一个状态。他在工作上呈现得非常有活力、很是胜任，但是在下班以后，什么事都做不了，只能躺在床上刷刷手机，看看剧什么的。行为普遍都是比较碎片化的，已经很难花整块的时间去很认真地做一件事。

另外，一个人在一觉醒来以后，面对这一天，感到有活力或者信心去做一些想做的事情，这应该是人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大家突然意识到，好像自己丢失这个状态已经很久了，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变成这样了，生活其实本来应该是另一种状态，另一种形式的。

大众对这些状态或者行为有自己的解释，认为感到倦怠是我最近状态暂时不好，有点累、工作太忙了，过一阵子就好了，用这样的方式去归因。这种归因里包含着对自己的状态或行为的合理化，不会去重视它。

《人物》：就你的观察而言，大部分人的倦怠会从什么阶段开始显现？

崔庆龙：一些大厂、互联网企业的员工到35岁以后会面临裁员风险，这是社会为了保证自身运行效率对待这个年龄人群的普遍举措，这个年纪是一个人承担压力最多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背负着房贷和对子女的教育，还有工作上的竞争，35岁这个时段是一个人面对多重压力源的时候，也是最容易倦怠的时候。

但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出现了倦怠的情况，我经常在一些社区、论坛观察当代年轻人对生活的分享和思考，他们很少显现出对生活的憧憬，很强烈的奋斗热情。年轻人的倦怠感提前到来，每个人面临的原因可能都是不太一样的，当下大环境中的存量竞争是这一问题的大背景， 还有基于这一背景衍生出来的工作模式和情感态度，包括个人原生家庭的创伤等。这是一个复杂性问题，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大家时常处在一种虚弱无力的倦怠中，导致的缘由各有各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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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你在微博或是其他线上平台有一些写作，是什么触发了你对于倦怠的思考？

崔庆龙：我也被这样的问题困扰过，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给自己安排的工作比较饱和。我生活的负荷程度超出了我可以长期耐受的水平，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心理开始有些微妙的变化，做一件事的耐心越来越少了，对一些情绪的耐受力也越来越差，甚至一些娱乐的事情的体验感好像也不充分了。

我意识到，我的心理长期处在入不敷出的状态中，不止是我，我身边的所有人可能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当时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我对自己的生活结构进行了调整，后面感觉状态好多了。我当时在想，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能不能用一种方式把它系统地呈现出来，就试着在这个过程里用文字把它表述出来，发表在了微博上。

《人物》：为什么我们会普遍感到越来越累？

崔庆龙：其中有来自社会环境的共性因素。疫情首先把人们原有的生活秩序给彻底地颠覆了，大家现在要适应全新的生活状态。每个人的活动空间、和朋友在情感上的连接的机会都减弱了，社群参与性远远不如以前。

从一个大的视角来看，如果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引擎，大概在2000年之后，它的转速是越来越快的。这个社会引擎的转速，决定了我们这些作为零部件的大多数人的转速。它在不断地迭代，成为更高级的版本，需要的零部件的参数也是更高规格的。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工作、收入，住什么样的房子，这一切都有了潜在的标准，这个标准是能被大多数人承认、接受的基础。引擎驱动着人向这个社会不断地进行匹配和调节，被动地和它同步。

以前我们做一份普通的工作，就能享有社会全部的福利——教育、医疗、住房。虽然那个时候的生活品质不如现在，但普遍来讲，大家都有一个相应机会。那个时候也有竞争，但属于增量环境下的竞争，每个人还有一定机会在各自的领域向更高位置去拓展，去突破。现在更多是一种存量竞争，你多了我就少了。这些因素一直在促成倦怠这样的结果。

《人物》：现在相爱或者热爱都变得很难，我们倾向于去选择「合适」的对象，而不是「相爱」的对象，包括职业上也是，常常去追求世俗层面的成功，而不是真正喜欢那个工作，这些背离自我的选择会让我们失去一种活力体验吗？

崔庆龙：会的。很多失去活力体验的人，要么是选择了错误的生活方式，在本质上背离了自我的价值系统，要么就是产生了错误的自我评价，选择性地放大了某些彻底否定自己的东西。要么就是为了顺从外部环境而忽视了自己太久，以至于从来没有去照顾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

人们对于伴侣或者对于婚姻的关注更多的在于外部的适配上，不是说这不重要，外部的适配是挺重要的，但是它不应该成为唯一的参照标准。婚姻涉及繁衍与经济、涉及亲密关系，涉及性，涉及精神共鸣的需要，特别强调一个人格和另一个人格在依恋模式上的匹配性。从现在的离婚率能看出来，大家都兴冲冲地跑进婚姻里面，又跑出来。他们感受到这是不美好的，是不能忍受的，就像两个咬齿不同规格的齿轮，在一起持续磨损对方。糟糕的亲密关系可以把一个人的心理效能损耗得特别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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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这种倦怠感反过来会对社会、对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

崔庆龙：一方面，它会促成人们去关注所有可以缓解这种倦怠的事物，比如一些即时满足的、更加利己的娱乐形式、享乐主义。另一方面，大众会越来越厌恶增加这种倦怠的事情，比如努力工作，比如婚姻、生育。这些事情在过去几十年好像是一个很合理的选择，但放到现在这个社会语境下，它成了一件很不划算的事情——我都已经这么累了，我为什么还要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成就另一个人的人生？在这样的心态下，他会把这些视作对自己的损耗。倦怠彻底地改变了一个人对于未来的预期。

《人物》：你刚刚提到，倦怠会让人逃向享乐主义，例如，我们会更加频繁地转向短视频、游戏这些给人即时反馈的娱乐形式？

崔庆龙：是的，一种消遣方式能够火起来，说明它满足了人们普遍的心理需要。短视频、快餐游戏等是门槛很低的连续反馈。很多人刷手机、刷剧，好像是在一种享乐的体验中，但并没有在结构上真正优化心理收支不平衡的现状。这里并不是在否定这个行为，而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动机去做。你有过这样的感受吗，一种是你喜欢看一部剧或电影，今天有这个心情，你给自己留了一个时间去看它，那个过程其实是很满足的。另一种就是，你感觉到特别焦虑或者无力，你想要摆脱这种感觉，在这种驱动下去刷剧、刷视频，你会发现那个时候越刷越烦，越刷越感觉到虚弱，越不能停下来，甚至走向自我厌恶。

其实人是想停下来的，人会把这个行为识别成「没有太多价值」。这本来就是一种用来填充碎片化时间的消遣，如果把它当做一个主菜，沉浸其中出不来，人会产生一种无能感和愤怒。

《人物》：你在个人微博中提到，这种即时反馈是一种「行为降级」，这个具体怎么理解？

崔庆龙：也就是我们越来越难以沉浸和专注在需要长时反馈的事项中了。倦怠是因为一个人在生活或者工作中获得的反馈不足以抵消内心的消耗，心理收支不平衡。一个人做一件事需要一定的「心理效能」，你可以理解成做这件事所需要的心理能力和动力。

比如说一个人要去写论文，他要去读很多文献，整理架构，需要一个相对高的心理效能才能完成。但是很多人会对这样的任务进行拖延。从数量上来讲，他应该好好地读两三个小时的文献，但是他今天只能读上半个小时甚至十几分钟，就会降级去做一些更简单的事情。这些事情对他的专注力、意志力是没有任何挑战的。人在这种状态下不断地降级，当连看一部电影，看一部剧，或者看一部小说都不能做到的时候，就刷信息流、自媒体这些最抓眼球，最不需要消耗认知资源的事物，打开就能看，被动地接受反馈。

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处在降级的行为模式里生活时，就会给予系统一个长期的负反馈，将系统塑造成一个证明「我们每天都只能做这些事」的运作水平。这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方方面面，我们的亲密关系、身材管理等等也会发生降级，比如说开始有了随便凑合的感情、饮食习惯等。

图源剧集《宽松世代又如何》

《人物》：我们可以怎样抑制住这种「降级」呢？

崔庆龙：心理效能是会波动的。一个是生理调节，比方说充足的睡眠，合理的运动和饮食等。另一方面，它取决于我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能否唤起自己的胜任经验，比如你做一件擅长的事情，这件事能让你体验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甚至是意义感，在这个过程里你就会处在一个相对高的心理效能水平。

我每天写微博，勤快的时候每天能输出1到3条。有时候我没有动力去完成这件事情，处在一个降级的状态，我可能会去看一些比较轻松的东西或者打打游戏。这种放松调节是必要的，但是如果长久地处在这种松弛状态下，我是不会感到轻松的，因为你的活力感也会下降。

其实人有一个微妙的临界，可以理解成这一刻我的心理效能只有5，但是如果我到了7，我就能到另一个情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可以相对透支一点点所谓的效能感，比如努力把一条微博去编辑出来，或者说把不太完善的灵感扩充成一段完整的文字。这个过程它给我很大的反馈，它突然让我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有成就感的，我可能透支了2分力气，但是它给我得到了3分、4分，甚至5分的一个反馈，我是被充电了的。

所以在你不想动的时候，想着今天起来我去把屋子整理一下，做一些简单的运动，邀约朋友做一些事情可能会让自己更加有活力，只要它带来的反馈大过你消耗的水平，它就能把你从低迷的状态给救起来。所以我们始终要关注自己的心理状态，自己的消耗感是否大过了获得感。

《人物》：有些人常有这样的感受，当一天结束，发现自己拖延了该做的事，什么事都没干，从而认为自己没用、无能。

崔庆龙：反复自我厌恶会进一步加剧心理的自我损耗。在我们真的是想简单给自己一些抚慰的时候，没必要苛求自己，给自己更多一些接纳，我允许今天只以1分的心理效能，我只处理1分的心理状态能处理的事情。

人的情绪都有一个周期反应，有些人高效工作一阵子后，会陷入两到三天甚至一个礼拜情绪低落的状态。他已经把心理效能透支了，到那几天，他就是一个想躺平的状态，再慢慢恢复回来。但另一方面要有警惕，如果自己开始慢慢地坠向颓废的状态时，可以试着去调动力气去做一些相对高心理效能的事情（这个事情的反馈一定要大于消耗）。在这个时候，相当于我踩了刹车，把它卡在那儿了，不会继续下坠。

《人物》：我们的身边常常存在「工作狂」，看起来非常具有活力感，不知疲惫地持续工作，这会意味着他们的能量是充足的吗？

崔庆龙：这要看他的内心体验是什么。如果说做这件事情只是他对待工作的一个态度，有效能感，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又能够停下来，那他是有活力的，很健康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只能这样去做，他在一种强迫状态甚至是躁狂状态下，要为此牺牲掉自己的其他需要，那他的内在有可能是冲突或枯竭的，他必须要让自己处在一个强行唤起的状态下才能抵消这种内部不适。这种意义上的工作狂并不是一个有活力的体现，而是有防御性质的，他可能是在逃离一些东西。

《人物》：与工作狂相对，也有人开始想要从竞争中脱身出来，比如「摆烂」这类看似颓丧的词语会成为流行，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崔庆龙：因为人们觉得现在的奋斗和进取是很不划算的，「奋斗」、「精进」，这些词汇在十年前还是非常正向的。那个时候社会所塑造的人物都传递着这样一种精神，人们都心向往之。但是这几年人们对这一类人物越来越有敌意和拒绝，那些正向词汇想要传递的精神，已经无法和人们普遍的真实感受产生共鸣了。

很多人说「摆烂」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用一种很不在乎的态度在去看待、去嘲讽、去解构，恰恰反映的是人们很在乎一些东西，但是这种在乎付出的代价太过于巨大。它只是让我们从只在乎效率的社会机器中暂时脱离出来一会儿，这是人的精神本能，在自己被过度工具化以后，试着找回自然属性。

倒不是带着一种逃离的心态退出竞争，它不能真正缓解被社会碾压的这种不良感受。即使放弃、退出，也一定是能够二选一的，不是被迫的选项。当我们持有两个选项的时候，一个选项就是另一个选项的战略纵深，是可以腾挪、后退的一个余地。一旦一个人被迫接受一个选项的时候，就意味着选择包含了绝对的妥协，它会瓦解掉很多活力感和意义感，多出一些颓废和沮丧。

但被动的躺平也是完全可以接纳的，这是一个人为生活方式做出的划算的选择，是需要被尊重的。这虽然是少数人做出的行为，在更多时候只是一种戏谑，但它在精神上已经成了很多人尝试认同和共鸣的一种权力姿态，放弃的权力。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缺少一个失败后重新开始一次的restart机制，也缺少了一个为失败和暂时弃权兜底的安全基地。

《人物》：一个合理的restart机制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崔庆龙：这是基于我以前打游戏的一些体验。游戏的设计是这样的，不管你失败多少次，不管那个任务有多困难，失败以后可以无限次重来，直到把这件事真正做好。但在生活中，很多人没有这个重来机会。人有时候是需要停摆一下的，比如某一阵子他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了，需要停下来，从原有的轨道上暂时脱离一会儿。前阵子我关注到一个新闻，互联网大厂有一位员工猝死，当时他的房贷好像是一个月3万多。虽然他是个极端个例，但我相信他代表了这个社会普遍存在着的一类人，这些人因为背负着逼近承受极限的现实负担，他只能让自己处在持续的运作状态下。

这种restart机制，务实一点说，是更少的工作时间，相对多的休息时间，没有996，没有过度的加班。但这些在现实意义上可能有点困难。但我们在精神设定上确实需要这样一个间隙来恢复心理效能，现在要么是过度被损耗的透支状态，要么就是完全躺平。如果把人比作一根弹簧，他应该在一个恰当的紧绷和松弛的区间维持一种稳定的内在张力，恰当的内在张力水平就是一个人持续活力感的来源。

人必须要去珍惜心理效能，要对自己的精神负载能力有清晰的感知和了解。一定不要勉强自己去做超负荷的事情，尤其是不能让这种超负荷成为一种长期的状态，这是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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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豆瓣上越来越多地出现这样一些小组，例如「FIRE」小组或者「拜拜啦一线城市」小组。很多人认为财务自由或者达到某个条件后，我离开了所处的城市，就可以摆脱这种倦怠，得到自由。你怎么理解当下的这种「自由」？

崔庆龙：是的，现在很多人想要攒够一笔钱以后，去一个小城市去过一种不用卷的生活。如果在那种生活下，能找到一种新的、有一定心理效能体验的生存状态的话，不失为一种好的选项。但如果它让你失去了与社会的连接，或者失去了展示自己能力和价值的窗口、失去了可以过一种有创造性生活的条件，可能并不会是很好的生活选项。

我曾经在微博上写过一句话：「一个人最自由的时候，一定是用必要的约束组织起了混沌的松散。」这句话涉及到对自由的一个体验。我认为自由必然是存在于一种恰当的限制当中的，那种大片的可以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时间，供我们尽情躺平，娱乐，放松，但在这样的时刻，满足感消逝得很快，我们很快就会无聊，甚至会感觉空虚和抑郁。

我曾经接触过一些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他们完全不用再为了经济回报支出自己的时间。但是他们最终的困扰是，不知道要给每天的生活安排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你去关注那些超级富豪的退休生活，你发现他们要么去做慈善，要么换做另一种工作，去做乡村教师之类的，一定会给自己在社会上找一个锚定点，人的存在感始终依赖这个社会结构，无论做的是什么。

限制虽然说给人带来了约束，但是也给生活创建了秩序，它让一个人不需要主动思考，我每天要去做什么，如何使用大块的时间。一旦你不能很好地去支配时间，不能去给自己的生活创建张弛有度的节奏，就会掉落到某种心理困扰中。

人只能活在张力的结构中，有一定负荷，又有一定松弛，恰当的结构可以让人持久地感觉到一种舒适的生活体验。一个人面对限制，在情感上能够接受，而且有能力随时离开这种限制，这就是我们能够追求的最大意义上的自由了。

《人物》：原生家庭对于我们的精神活力会有怎样的影响？

崔庆龙：养育者指的是生养我们的人，我们最依恋的那个人。你看，孩子是天生有活力的，他们在街上不知疲倦地奔跑、玩闹，那一刻你会感觉到小孩和自己简直就是两个物种。他们那种活力被迅速唤起的水平，是我们成人很难想象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过那样的阶段，我小学时，在上学、放学路上，都是用跑着的，能量无处挥洒，用不完，就是想动弹，想闹腾。

每个孩子都有成为一个很有活力感的人的潜能，但是这个潜能需要一个好的环境。在心理学中有这么一个概念叫做「镜映」，像镜子一样映照，就是「确认」和分享这个体验。比如说当孩子处在积极的情绪体验中，他需要养育者的反馈，来让他感受到，我这个感受不仅仅是属于我的，还是属于我们的，这样它就成了能够对其他同类分享的经验，他就能更多地去获取这种经验。

一个孩子小时候不断获得这种被认可的经验，那么在未来遇到挫败的时候，就不太容易陷入到自我怀疑中，他可能会觉得我做错了这件事只是我方法不对，可能我没处理好，或者说这个失败是必要的，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他最终不会指向对自己的一个评价，觉得这是我无能，我羞耻。心理活力其实也是一样的，孩子那些骄傲的、愉悦的这些情感体验，如果说能得到正向反馈的话，那么他就更有动力去创造这些体验，他就更乐于去做这样的事情，就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这些都关乎着一个人的活力感。

《人物》：如果我们现在时时感到疲惫、倦怠，是可以在更早前的成长阶段找到一些答案的吗？

崔庆龙：我们首先要确定我们失去活力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埋藏下的伏笔，还是只是在一个不好的、不良的环境被暂时性影响的。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养育者在过去，在成长过程中能通过好的养育方式给予孩子一定的心理资产，孩子后来的生活环境也会对自己产生影响。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活力账户，比如一个人从小到大总是想躺平，这种躺平甚至无关外部的客观压力，这种情况就是我说的活力总量不足，就像500毫安的电池比1000毫安的电池更快用光。

《人物》：我们自己有修改这种设定的可能吗？

崔庆龙：我以前提过一个说法，叫「经验的更新」，人的心理是毕生发展的。这意味着一个人长期固化下来的那个东西，其实也是可以更新的，如果一个人能够经常去让自己保持在有效能、有价值感的生活模式下，内在经验就会发生缓慢的更新。活力的总值就会慢慢地向上增长。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所谓的「充电」吧。一个人得到好朋友的肯定，或者做了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在亲密关系中得到了伴侣的支持、理解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给他临时充能的，让他那一刻或者那一天的心理效能水平相对比较高。

《人物》：有没有一些具体可行的方法是可以自我充值的？

崔庆龙：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对自己的长期生活进行监控。很多人的生活习惯里有着很多在慢性损耗自我的因素。我们会发现，你某一阵子处在一个有活力的状态，某一阵子又处在比较低迷的状态，我们需要去觉察自己做了什么事情，让这阵子变得有活力，这些感受是源于什么。相应的，如果我失去活力了，又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我怎么看待了自己。

如果说某些事情可以给你带来更多心理活力，那么坚持做它。例如我每天会写微博，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件让我内心有序的事情，它是可以重复发生的。如果某些事情让我感到很损耗，比如过去我躺下不动刷手机，只要刷半个小时以上就会陷入到持久的焦虑中，一旦意识到那个感觉，我马上就会中断这件事情。

除此之外，高质量的人际关系永远是最重要的。除了亲密关系，一般意义上的朋友关系，或者说基于某项兴趣的社群关系都是很重要的。比如我们参加某个兴趣小组或者读书小组，有一个固定的团体分享自己的一些东西，进行深度交流。还有就是一切能够将生活有序化的事情，比如说为任务做清单，或者做一个日程表，但不必太严苛。

定期清空自己的情绪缓存也是很重要的，我一般会要求自己在每天早上醒来的半个小时内不看手机，不让外界的信息流太快介入到那一刻的状态，在独立的不受外界信息扰动的状态下思考一些东西，再慢慢地过渡到今天的任务当中。有了这个过渡，我会发现我不是被某个消息、某个任务突然卷入到世界的进程中来的。我是有掌控感、有准备地迎接这一天的生活。

另外，找到专业靠谱，又比较匹配自己的咨询师也能给自我成长带来很大的帮助，这可能需要改变人们对于心理咨询的固有观念，在当今时代，心理咨询并不是一种病态需要，它恰恰是一种普遍的健康需要，它的服务对象是大多数心理健康但想要获得内在成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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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我们有没有可能真正地摆脱掉倦怠，把它从体内洗刷出去？

崔庆龙：我认为不太可能。我们可以把倦怠看作一个健康人必然存在的心理状态。就像我们的身体会老一样。倦怠不是持久的，不是不能摆脱的，而是看在一个周期以后能否自然结束。我们要能保持健康的调节机制，这个是最核心的。

对自己的生活有长期评估的话，它会让你看到，哪些对你消耗巨大的事物是能够舍弃和优化的？还有哪些事情是能够给你充电回血、是你能够为自己创建的？在这些方面去找到一些长期的心理收益，保持在这样一个稳定结构中，我觉得这是一个人可以为自己做的比较切实的事情。

《人物》：你刚刚提到的亲密关系、社群关系，它相当于给自己外挂一个「高质量的充电宝」？

崔庆龙：其实这是一个互利互惠的事情，几乎所有的心理学家都会承认，人毕生都需要关系，尤其是高质量的关系。充电宝的意思是我们需要一个人的时候也被另一个人所需要。人始终需要一种有情感流动的双向关系体验来让自己存在于一个稳定、相对有序的精神状态中。除此之外，人在心理本能上始终存在着对亲近同类的分享欲，始终希望把自己内心最重要的感受告知另一个人，并且希望那个人能够懂得、感受到，如果关系中能够承载个人的这种体验的话，那么他会是非常有活力的。

《人物》：一方面，这个社会鼓励积极、成功，许多人非常自愿地把自己的精力榨干到最后一寸；另一方面，倦怠成为了现代社会一种通病。你怎么看待这个结构性问题？人有可能从这种结构中真正解脱出来吗？

崔庆龙：人必然是会产生消极情绪的，必然会懈怠，但如果环境期待着我们只能以积极的状态去生存，那就意味着，当我们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时候，会陷入到一种外部苛求中，甚至演变成一种自我苛求的状态。在社会意义上，很多人鼓励人们要积极生活，这是好的，但是不能只有这部分，只有认知到一个完整、真实的自我，在这个基础上发起正向的行动，才是最恰当的。

我的很多来访者会告知我，当他们处在一个不好的情绪状态中，他们身边从来不缺少「你应该阳光一点」，「你要去多做一件积极的事情啊」这样一些声音。恰恰就是他们面对这些声音的时候，他们把自己的内心关闭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是不被理解的，觉得自己内心的痛苦是没有出口的，是不能分享的。

就像在心理咨询的过程里，咨询师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看见来访者，看到他被他人甚至是被自己否认掉的经验，当我们能够和自己的阴影待在一起时，才能更好地使用正面部分的情绪。

从社会的角度去看，我们不仅仅需要积极正向的引导，还需要对自我和他人身上普遍存在的人性缺陷做到共情和接纳，包括对倦怠的理解和接纳。心理学家卡伦·霍妮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她从时代和社会的角度阐述了环境对于人格形成以及心理问题的影响，也许倦怠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症」。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现象具有集体性，它很有可能反映着时代的语言，这种语言反过来需要被整个人类社会倾听，需要被理解和接纳，这样才不会衍生出更多的关系疏离，还有攻击和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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