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自卫反击的英雄们（观看的限度与救助的困境）

《二十二》火了，关于慰安妇群体的各种讨论也纷纷涌现。潸然泪下的人们对慰安妇的同情和关怀固然值得尊重，但这部影片以及相关的评价中却有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现象：首先是在透过镜头观看慰安妇成为了一种值得被称道的“关注”举措。似乎要铭记历史就必须要观看慰安妇，慰安妇面临的围观处境是理所当然的。其次是关于慰安妇的民间救助被鼓励，只要提到救助，就不问过程和方式地进行支持，例如许多人表示为了捐助，宁可买票不去看也要贡献票房。

这些现象背后缺乏的是对战后慰安妇复杂的生存困境，以及对救助和压迫共存的环境的正视和探究。事实上，她们的被工具化，不只是战争中敌国罪孽，也是我们自身的，残暴的战争消失在旧时代，观看慰安妇的限度和对她们的救助方法却新时代中都是需要探讨和反思的重要议题。

本文图均为 《二十二》 剧照

观看还是逼视？慰安妇“被观看”和受伤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慰安妇具有政治性和商业性的双重指征。作为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代言人的慰安妇时常出现在公共视野中，成为强烈政治态度的标示。而对于媒体来说，报道慰安妇往往能引起大量关注，不会吝惜对她们的镜头和描绘。在这样的语境下，铭记历史和观看慰安妇被绑定在一起。人们认为慰安妇天生愿意被观看——她们的照片，名字和面对镜头的真情流露都太唾手可得，成为大众媒体上典型的苦难样本。慰安妇到底愿不愿意以这样的形式被曝光成为了一个几乎无人追问的问题。

残酷的现实是，处在弱势的慰安妇基本无法拒绝被观看。一些生活困难的慰安妇在经济援助下妥协——为了接受援助，不得不接受援助媒体或机构的要求，参与曝光。此外，慰安妇还经常面对爱国主义的规训，例如“不站出来就不爱国”“不站出来就是支持日本人”的舆论环境。尤其慰安妇本身是战争中被日本人凌辱的受害者，她们似乎更有“义务”仇恨日本人。此外，还有些寂寞无依的慰安妇可能会因为想要维系与亲戚／朋友／志愿者甚至是拍摄者的感情，同意参与媒体曝光。残酷的现状下，很难明晰积极的曝光中是否可能有她们的个人意志？如果她们想要保存隐私，可否得到尊重和援助？

是否愿意被围观是一个难解的话题。但围观对于慰安妇的侵害确是显而易见的。

其中很明显的一点是强迫回忆性侵经历形成的二次伤害。经历过惨痛的战争伤害后，很多慰安妇都在痛苦和羞愧中挣扎。国内不少学者对慰安妇的走访调研结果都表明，很多慰安妇患有PTSD（创伤后压力）症状：对于日军的军事暴力和加诸于自身的伤害，幸存者现在仍具有强烈的痛苦体验，并伴有激烈的情绪体验，如害怕、无助、恐惧、悲伤等反应；尤其是幸存在没有经历过合理的心里治疗后，再次回忆当时的场景，容易引发种种心理问题。

二次受伤后，慰安妇还可能面临被歧视的生活困境。慰安妇们大多数生活在比较封建和保守的村落，很容易经受父权社会中对于“失贞”女性的歧视和压迫。尽管社会舆论正向着“被施予性暴力的人不应该感到羞愧”发展，谁也不可否认当今社会上对性暴力受害者的耻辱化依旧广泛存在。正是考虑到受害者保护，大多数被性侵的受害者有选择匿名的权利。然而，在媒体报道中，对慰安妇的匿名保护是完全缺失的，作为历史活样本的她们不得不谈起自己的私密往事，并且面对曝光可能引起的围观和歧视。

另一个非常显然但是被公众忽视的问题是大量曝光对慰安妇造成的隐私侵扰——长期生活在镁光灯下，被一群记者／摄像师包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甚至无法承受。诡谲的是，人们可以理解明星和其他公众人物的困扰和对狗仔的恼怒，却把慰安妇的生活和身体天生视为可以被关注的对象。无论是以何种方式拍摄和解读慰安妇，她们都无法控制，也必定受到隐私侵扰，只能不断学会接受和适应陌生人与闪光灯。

因为媒体的大量曝光（无论出于道义抑或是商业价值），还造成了畸形的慰安妇经纪人出现。在我国某些有慰安妇居住的村落，会有村民担任慰安妇的经纪人，安排采访和报道，偶尔还会试图请村中的其他老人伪装慰安妇来接受采访，从中赚取利益。最为可怕的是，慰安妇的亲人有时也参与对慰安妇的经济压榨。《二十二》拍摄中，就有老人向摄制组哭诉每次好心人来看她给了钱，第二天就被儿子拿走的情况。媒体曝光和由此带来的经济链条成为了压榨慰安妇的枷锁。

大众媒体中的慰安妇：发言却失声是她们的新苦难

大众普遍认为慰安妇是有话语权的，因为影片和报道要么纪录的是她们的言论，要么纪录的是她们的面貌。实际上，当慰安妇在媒体上发言或者被记录时，她们的苦难既被彰显了，也被遮蔽了。被彰显的是战时遭遇性暴力的苦难，被遮蔽的是战后生存环境中的苦难。在复杂困难的生存环境中，她们往往被片面解读，还往往言不由衷。

慰安妇发言时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性质几乎是必然的，也是最为常见的。“我受到了伤害，我仇恨日本人，我要等日本一个道歉”等等表述几乎成为了大部分慰安妇发言的“标准配置”。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社会学者宋少鹏深入研究过大众媒体对慰安妇形象的叙述历史，他发现在五六十年代，慰安妇仍被视为战时“服务日本人的女人”，在男权与民族主义两方面“忠诚”都是背叛者。90年代以后，慰安妇的叙述范式才从“卖春”转向“性暴力”。这是由于慰安妇的受害性质，使相关叙事能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受害者民族主义”，因此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话语上升的历史时期，慰安妇作为民族压迫的符号得以彰显。诸多报道中，慰安妇对经历的自我述说有一定正面意义，通过证明强迫性洗清为妓为娼的污名。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慰安妇的去污名化的过程是建立在国家大义的基础上的。绝大多数的慰安妇历史书写中，她们的尊严是通过民族主义叙述框架赋予的：作为控诉日军暴行的铁证，慰安妇忍辱负重站出来，进行“与日本右派势力斗争”的壮举，从而受到了民众和社会的尊重。一方面，家国主义救赎了慰安妇在父权社会中的失贞之耻，另一方面，我国内部的压迫与她们的艰难处境没有得到阐述和反思。无论慰安妇想与不想，都必须摆出一副苦大仇深的敌我矛盾姿态。

抛却哭泣愁苦的姿态，自称在“还原为人”上做尝试的媒体作品则有台湾的《芦苇之歌》和刚上映的《二十二》。比起一昧将慰安妇视为历史符号的大部分传统书写，它们在叙事方法和内容上做了一些新尝试。但遗憾的是，就算不讨论“应不应该拍摄慰安妇”的问题，这两部片都主打“坚强”和“乐观”。如果说《芦苇之歌》还算展现了民间救助的部分侧面，《二十二》就“还原为人”的意思就只是做简单的日常纪录，注重一种煽情的观感。例如，《二十二》里，韦绍兰老人拿着一个月不到一百块的低保生活，却吃着白菜说“会用就够了”，还说：“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慰安妇本理应得到更好地救助，不必遭遇如此艰难的经济困境，在电影里，这些困境和值得被质问的问题却都被消解和抒情化成坚强的注脚。鸡汤式拍摄首先加深了观看的必然，在关怀的语境下和“铭记历史”的宣传下，观众认为围观慰安妇理所应当，并且认可知晓姓名，深入跟拍的形式。其次，影片号称真实展现慰安妇生活，却用部分幸存者在镜头前的行为片面解读慰安妇整体，可能误导观众忽视这一群体的复杂性和看上去乐观坚强的她们战后面临苦难——不断被观看和不断述说的境地就是慰安妇们的新苦难。

如何救助慰安妇：困境和参考

《二十二》引发了对于慰安妇救助的浪潮。确实，根据学者的调查和研究，大多数慰安妇年事已高，又因为战争经历，遭遇了身体／精神疾病和社会侮辱的折磨，很难维持生计，所以对于她们的救助和其他战争受难者（例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一样是有必要的。目前，我国对慰安妇群体和其他战争受难者的援助非常稀缺。她们当中很多人拿低额的补贴，部分人可以得到一些社会捐助。

倡导慰安妇救助迫在眉睫。出于对慰安妇这一极度弱势群体的同情，很多人都愿意或多或少慷慨解囊，捐助民间扶助机构。但在实际的救助过程中，援助资金并不一定能无条件交给慰安妇使用，帮扶往往和伤害共生的状况是一种常态，却时常被忽略。

慰安妇得到的救助往往会和政治立场挂钩。在韩国，国家财政对“慰安妇”给予补偿，筹划制定《慰安妇支援法》：1、设立基金5亿韩元；2、向幸存的“慰安妇”提供每人每月15万韩元的津贴；3、向她们提供住房和医疗保险。不过比较复杂的是，1998年韩国政府追加的每人4300万韩元只给予拒绝日本“国民基金”感化、坚持为国斗争的受害人。由于经济困难而接受日本援助的受害者不能拿到这笔援助款。

民间组织也时常在慰安妇救助中加设政治立场要求或者其他附加条件。在九十年代的台湾，李敖曾在电视公开猛烈批判，并举行义卖会，将义卖所得交付慰安妇，但领取义卖金的慰安妇必须签下拒绝日本补偿金的誓约书，将赔偿选项转化为国族认同的“选边站“。而《二十二》的历史顾问苏智良教授所属的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研究中心作为国内唯一研究慰安妇的机构，既给慰安妇发放补助金和进行生活援助，同时也帮助沟通慰安妇拍摄和以及部分参与慰安妇打官司。

目前，慰安妇面对的救助几乎都是“有条件的”，而且其中夹杂的政治立场或者媒体曝光极有可能造成再次伤害。因此，在救助慰安妇时，究竟应该是国家救助还是民间救助，救助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都值得思考和追问。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救助战争受难者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而一昧鼓励民间支持可能会落入去国家责任，民众依靠捐款进行道德攀比的语境，类似于几年前国内自然灾害后攀比捐款的现象。再加上，追踪和考量民间组织是否能够妥善使用善款对于普通民众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呼吁政府进行慰安妇救助并且实施一定的舆论监督可能会将来的慰安妇救助中可以讨论的一个方向。而在具体的救助层面上，则有身体救助和心理救助两个维度的范例可以参考。

在慰安妇的身体救助和看护上，韩国政府提供了一种可能。韩国首尔郊区的山谷之间坐落着慰安妇疗养院“分享之家”，部分曾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尚在人世的妇女就在这里养老。在疗养院里，由专业的看护人员负责她们的衣食住行，安排亲人朋友的探视，筛选媒体采访，保障了老人基本生活。在疗养院中，慰安妇可以和有相同经历的人相处，形成了较好的社交环境，歧视相应来说也会减少。对于我国来说，南北差异大，由于气候和饮食习惯等种种原因，慰安妇不太可能被全部集中在同一家疗养院，但或许可以考虑当地疗养院或者几个地区共同开设疗养院的可能性。

心理救助上，2002年开始，台湾妇援会工作人员尝试针对台湾慰安妇开设“疗愈工作坊”，加入美术、戏剧、瑜伽、摄影、与心理师对谈等活动，目的是减少慰安妇的心理苦痛，也尊重慰安妇的个别差异（有些人需要得到日本的道歉赔偿，有些不愿意再讨论过往经验）。这种疗愈工作坊是否能够有效缓解慰安妇的心理问题，帮助其走向更好的晚年，也是值得探讨和加以学习的。

在艺术治疗工作坊，心理师林惠爱给慰安妇们设置一个题目：“用一张纸来表达你现在的情绪。”一位慰安妇把纸团成一团，说：“我的心纠结。”她的纠结时刻提醒我们，要真正地关切慰安妇，需要把她们从理所应当被观看和被站立的语境中解放出来，不能遗忘在她们每一个都是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经验，认知和肉身，而没有任何一种政治正确和追求应该凌驾于她们的自由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