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为何一蹶不振（为何唐朝安史之乱后能逆风翻盘）

唐天宝十五年（公元755年），安史叛军最终还是攻入了大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城。为了活命，惊慌失措的玄宗皇帝带领着自己的贵妃和文武百官连夜慌忙逃亡蜀地。逃亡途中，玄宗皇帝号召天下百姓出兵勤王剿灭叛贼，以求再兴唐室。虽然“安史之乱”成为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但是经过八年平叛唐帝国最终还是扑灭了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三百七十多年后，同样是首都失守，北宋王朝却没有了大唐帝国卷土重来的实力和运气，最终只得退守长江以南地区偏安一隅。面对同样的境况，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两个王朝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呢？为什么宋朝不能像唐朝一样收复故地，重振朝纲呢？

上图_ 唐玄宗入蜀避安史之乱 《明皇幸蜀图》

上图_ 安史之乱

• 强干弱枝，地方实力遭过度削弱

不同于唐朝地方权重，为了避免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再次上演，北宋建立之初宋太祖赵匡胤便在行政、财政和军事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着手加强中央集权，从而削弱地方与中央叫板的资格。

• 1. 行政方面

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宋代政府最典型的一个做法便是委派文官担任各地方长官，不再让武将担任地方行政长官，以此彻底断绝武将割据的政治土壤。

除了委派文官，宋代还将地方行政权力分为不同部分，使各个部分之间互不统属，相互牵制，除了中央谁也不能独霸一方。

以宋代地方行政最高一级“路”为例，在宋代，每一路的最高长官为四个监司官，分别为安抚使（掌一路军事）、转运使（掌一路财赋）、提刑按察使（掌一路司法）和提举常平使（掌一路大灾救恤）。这四个长官，在行政级别上为平级，彼此之间互不统属，直属中央管辖。

一旦地方有事，便在中央的指导下统一议事，然而一旦中央有变需地方支援，那么这些一下子没了主心骨地方长官便会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彼此之间相互推诿扯皮，根本没有办法有效地组织起本地的力量去援助中央。

上图_ 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辽、北宋）

• 2. 财政方面

在唐朝，地方税收除了上交中央一部分外，绝大部分还是由地方自己保留的，但到了宋朝确实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

为了断绝地方割据的财政基础，北宋建立之后便规定地方财政收入除了衙门日常开支外其他的全都由转运使负责解送中央。这种做法几乎相当于把地方财富全都转移到了中央，久而久之便造成了地方政府财政日趋贫弱。地方一旦发生紧急状况，除了仰仗中央财政拨款，地方政府根本就束手无策。

上图_ 宋朝军队

• 3. 军事方面

宋代军队分为两种，一种为禁军，即中央卫戍部队；一种为厢军，即地方留守部队。

为了将军事大权牢牢地掌握在中央手里，宋代开国后便将挑选各地方精壮士兵进京卫戍，称为禁军；而各地留下的老弱病犯、不能作战的部队只负责在地方打杂，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需要征召劳力，便让这些人去做。

由于地方厢军大多都是摆设，根本没有什么作战能力，因此各地方对于中央就没有了军事威胁，但同等道理，这些地方厢军面对外敌入侵时，也同样没有任何战斗力。面对金军入侵，连国家精锐中央禁军都不能抵挡，就不要说战斗力更差的地方厢军了。

上图_ 燕云十六州

• 消极防守的立国政策

与大唐帝国积极开拓进取的心态不同，由于北宋立国之初国防形势和国防资源的劣势，久而久之北宋统治者及其官僚集团便采取了一种消极防守的国家政策。

自五代时期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让与辽国后，中原王朝便尽失北方藩篱。从燕云十六州到黄河沿岸地区皆是一片大平原，而北宋又恰恰定都开封，这样开封便完全暴露在地方铁骑威胁之下。除了黄河，开封便无险可守。

从北方燕云十六州进攻，北方少数民族铁骑可如入无人之境，不到一周时间便可直达黄河岸边，进而直接威胁北宋都城。可以说自北宋立国伊始便是没有国防可言的。

上图_ 唐朝时期的重骑兵

除了国防形势的劣势外，相比于唐朝北宋的国防资源也是处于劣势之中。

众所周知，要想对付北方少数民族，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是十分重要的。而自古以来中国马匹产地只有两处，一是西北地区，一是东北地区。

尽管唐朝“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朝暂时丢失了东北地区的优良马匹，但是西北马匹产区仍牢牢控制在唐帝国手中，因此军队所需马匹仍可得到充足供应。而宋朝开国时，不仅东北地区被辽国牢牢占据，连西北地区也被西夏所拿去。

面对国防形势和国防资源的劣势，无奈之下北宋整个时期的立国政策都是处于消极防御之中的。消极防御久了，便慢慢丧失了主动进攻的勇气和实力，地方也会慢慢放松武备，一旦国家有变，地方便很难整合力量进行反击。

上图_ 李亨（711年—762年），即唐肃宗

• 重文轻武，皇帝和文官集团对武将的处处掣肘

“安史之乱”后期，唐王朝之所以能够翻盘逆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唐朝对于武将集团的重视。因为唐肃宗对武将的重用，放心地将军权交给了李光弼和郭子仪，所以他们才能在毫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镇压安史之乱。

在宋朝立国之初因为赵匡胤定下了重文轻武的国策，这样也便定下了文官集团高于武将集团的政治前提。对于宋代文官集团来说，无论是国家利益还是民族大义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武将集团不能动我文官集团的奶酪。

上图_ 宋朝官员

由于对武将集团的不信任，宋朝历次对外战争中无一不是由文官甚至太监担任最高统帅和进行战略决策。尽管宋朝出现过范仲淹、文彦博和和虞允文这样文武双全的文官，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居庙堂之高的文官集团是根本不了解前线战事瞎指挥的。

更有甚者，由于担心武将集团在战争胜利之后地位超过文官集团，不顾国家安危临阵换将的景象成为了宋朝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北宋著名将领狄青，正是因为名望日隆引起了皇帝和文官集团的猜忌而被出判陈州，最终落得个抑郁而终的下场。

武将在外拼死作战，皇帝和文官不仅不能全力支持，反而却处处掣肘，这样的朝廷焉能不败？无论是被高宗连续用十二道金牌召回并冤杀在风波亭的岳飞还是报国无门、只能将满腔激情寄寓词作中的辛弃疾，我们都能看出宋朝武将报国无门的无奈和愤懑。

上图_ 岳鄂王像（《南陵无双谱》） 岳飞像

中央集权的不同程度是唐宋两朝面对同一境况不同结果的最根本原因。北宋时期，由于集权中央，北宋可谓是倾全国之力供养中央，地方政府的力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首都陷落后，相当于北宋全国的大半力量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再加上帝国长期以来消极防御的国策和统治者的懦弱无能、文官集团对武将的处处掣肘，全国力量根本不能得到有效整合，宋朝的全线溃退是早已注定的事情。

文：舍旃

参考资料：

【1】《宋史》 脱脱

【2】《中国通史》 吕思勉

【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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