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欣琴箫（高罗佩与他的琴学研究）

一、高罗佩其人

高罗佩，祖籍荷兰，1910年生于荷兰祖特芬，父亲为陆军中将（军医）。自童年起便随家人游历各方，包括印度和爪哇。小时候，家中花瓶上的中文字使他对中文产生兴趣。少年时返回荷兰读中学，18岁进入莱顿大学，攻读政治与法律，后在乌策特大学研究院修读中、日、藏、梵语文及东方文化。他通晓荷兰文、印尼文、古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中文、日文、梵文、马来文、阿拉伯文及英文等十余种语言，且很早便显露了过人的才华。上大学前，他已经参加编辑印第安“黑足族”文字词典。其学士论文是《如何改良荷属东印度有关华侨的法律》；他的硕士论文是米芾《砚史》英译；1935年25岁时以中、日、印、藏诸民族的“拜马教”考证，获得博士学位。高罗佩之博学多才可见一斑。

毕业后他入荷兰外交界供职，主要任职于远东各国，曾出使华盛顿、东京、重庆、新德里、贝鲁特、大马士革、吉隆坡等。在此期间他深为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所折服，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吸引着高罗佩。他广泛学习、吸收，浸淫其间，潜心钻研，不但能够运用汉语熟练地写作中国旧体古诗词，而且琴棋书画无不擅长。他不仅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更追求做一位典型的中国旧式文人。

1940年代，高罗佩(左1)在重庆江北杨少五（右2)家中听琴

1935年高罗佩到日本任荷兰驻日使馆秘书，因在上野图书馆阅读日本琴家、考古学家和文物鉴赏家今泉雄作生前藏书，及浏览东皋心越的文物遗存，了解了东皋禅师对日本文化艺术的复兴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便开始不遗余力地宣传介绍东皋的业绩。1937年高罗佩撰Chinese Music and its Introduction into Japan （《中国雅琴及其东传日本》）一文，刊于《武藤教授在职三十年纪念论文集》中，推崇东皋和尚在日本传授古琴的功绩。他还不厌其烦地钩沉考订，取得了一批成果，如他纂辑的《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东皋诗选》、《东皋文选》、《东皋善缘辑要》等，不仅成为近世佛学史的补缺之著，也为我们开拓了中日比较琴学研究的新领域。中国文献典籍中最早提及东皋的是1914年周庆云撰《琴书存目》。因周当时尚不知东皋为何许人，只是发现这份前后没有序跋之琴谱的减字谱旁有日文的注释，便将该谱称之为《和文注琴谱》而收入卷六，并注云：“日本东皋越杜多撰”。由此可以说，中国琴人之知道东皋和尚，实始自高罗佩。直到1958年，查阜西先生编纂《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始正式著录《东皋琴谱》之名。1936年高罗佩曾来到中国的北平，拜著名琴家叶诗梦习琴。1943年奉命任荷兰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在重庆时曾与于右任、冯玉祥等名流组织“天风琴社”。与齐白石、沈尹默、郭沫若、徐悲鸿等文人墨客及琴家汪孟舒、宋绮堂、查阜西、徐元白、张子谦、沈草农、饶宗颐等相过从。张子谦先生《操缦琐记》1946年5月14日记载：“得阜西电话，已来申，并嘱邀荷兰琴友高罗佩作琴集。苦无地址，后思得少峰诊所可勉强弹琴，随即电话接洽。定十五日晚邀草农、裕德、振平、剑丞届时来会。”5月15日：“晚偕剑丞至少峰（处），高君等已先至，纵谈甚欢。饭后开始弹琴，高君奏《长门》，颇有功夫，惜板拍徽位稍差，据云能操八、九曲，异邦人有此程度，尤其对于琴学一切，几无所不知，徇是惊异。余等合奏、独奏数曲，十时许始尽欢而散。”

高罗佩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涉猎范围包括诗词、书法、绘画、篆刻等。齐白石、沈尹默等人的画，常有他的上款；他还将历年所刻印章集成印谱，由齐白石题签；他有多个雅号、笔名，并全部亲自治印；他曾翻译陆时化的《书画说钤》；出版了五百多页的巨著《中国书画鉴赏汇编》（1958年罗马）。一如中国传统文人，高罗佩精鉴赏、富收藏。他收藏的重点是中国的书画、古籍等，他逝世后，其全部藏书由家属捐献出来，在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专门设立了“高罗佩藏书专室”，目前这里已成为欧洲研究中国文化的中心之一。除此之外，他还曾考证中国文献中的猿（gibbon），并亲自养猿观察，作《长臂猿考》（The Gibbon in China 1967年莱顿）。在重庆时，与水世芳女士结婚，水为张之洞外孙女，名门之后，齐鲁大学毕业，其父水钧韶曾任天津县县长。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博士的多年友情，就是从重庆婚礼席上开始的，以后二人多有学术上的切磋、共勉甚至争论。

高罗佩的才华，集中体现在他的的小说《狄公案》（Judge Dee Mysteries）的创作上。这部书在欧洲影响极大，在当今的互联网上，输入高罗佩的名字后会有一千多条相关信息，多数与他的侦探小说创作有关。这部小说的创作构思，要追溯到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在重庆时，高罗佩读到一本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他被出神入化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遂将其翻译成英文，编就《铜钟案》，出版后大获成功，一发不可收，又续写了《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等，合成一组，此为初期《狄公案》。原打算就此搁笔，但由于读书界欢迎，出版社的敦请，一气便写了十余本，共约130万字，印数超百万。狄公小说在西方流行已久，被译成十多种文字，还多次拍成电影和电视剧。

由于作者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写作时又参阅了大量的唐代历史文献资料以及有关狄仁杰的民间故事传说，并经过了周密、认真和严谨的构思、准备，小说不但生动有趣，其中有关中国古代典狱、刑律、习俗等也都于史有据，虽是信手拈来，却并非信口开河。书中在叙述狄仁杰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任职勘破疑难大案的同时，还广泛展开了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民情风习的深入描绘。在叙述故事、展开情节的同时，把中国古代社会的典章、名物、风俗习惯、人情地貌同西方现代心理学、侦破学知识巧妙地结合起来。在叙述方式和写作技巧上，可以说它既不同于中国的公案小说，也有别于西方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做到了东西方文学的互补与交融。这部小说的影响远超过任何中国研究著作。非学术圈子里的西方人，他们了解的中国，往往来自《狄公案》。而且此套小说在西方雅俗共赏，影响不限于只读通俗小说的俗众：伯克莱加州大学法学院院长贝林教授研究中国法制史，就是从狄公小说入手的。

高罗佩的绘画造诣也很高，全部《狄公案》以及其他关于中国古代文化著作的插图，都是由他精心设计，亲手绘制而成的。他对中国古代木刻插图艺术也模仿得惟妙惟肖，几可乱真。表面上看，作为汉学家，高罗佩在春宫画，房中术等中国古代性学研究领域享有盛名。而实际上，其性学研究的缘起则是对中国绘画的热爱。如继续溯其源，高罗佩的性学研究，实际源自他小说创作的需要，但无论怎么说，性学研究作为他的副业，已经成就了他在该领域中所居的里程碑式人物的地位。他是当代学者中涉及这一领域展开研究的先驱。他的两部专著：《秘戏图考》（ 1951年东京）和《中国古代房内考》（1960年莱顿），因此而成为了他学术研究的标志性著作。

在西方，提起R. H. Gulik的名字，一般人都会知道他是侦探小说作家，也有人会知道他是研究中国古代性学的专家。但他在中国音乐尤其是古琴方面的作为则鲜为人知。而实际上，他早在1940年就出版了巨著《琴道》。诚如赵毅衡先生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西方对传播中国文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恐怕要算荷兰人高罗佩。……一生事业著作极丰，兴趣爱好更是三头六臂：他是名士派头艺术家、收藏家，代中国人发展国粹的公案小说家，业余胜过专业的重要汉学家。”在外交生涯之余，他在如下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和翻译。除中国和日本，他的足迹还遍及东非、埃及、印度、美国、韩国、马来西亚、贝鲁特等地。“他自己说他是一身三任：外交官是他的职业，工作却只有暂时意义；汉学是他的终身事业，学术有永久价值；写小说是他的业余爱好，是消遣。”

二、高罗佩的琴学研究

琴，在中文中除特指七弦琴外，还可做乐器的通称，甚至还可以代指音乐。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其所具有的悠久历史；二是由于中国自古是一个重视乐教的国度，而乐教的主要内容便是弹琴。古琴在中国三千年来延绵不绝，可谓源远流长。《诗经》的第一篇便有“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的句子。《战国策·齐策》中有“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的记载。这些均可证我国在先秦时，琴已盛行，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后的千余年间，读书人以琴为伴，便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应该指出的是，高罗佩之于琴学，起初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一部分。严格地说，他并不是一位音乐家，对琴的研究应是他作为传统文人追求的延伸。前文提到他于1935年出使日本时，在阅读中对东皋心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先来看东皋的情况。

十七世纪中国文化流传日本，又一次进入高潮。“明末清初，长崎涌到了大批中国人。他们到日本去的原因，不外乎求援、避难、经商、或担任译员。据日人中村久四郎的研究，明亡以后，中国人到海外各地求援，而以到日本的为最多。他估计有二十次。……在避难人中，有高僧如真圆、觉海、超然，分别创建长崎三大寺庙，即兴福寺、福济寺及崇福寺。有传授汉画的逸然性融，有传授小儿科、并以诗书名世的独立性易，有开日本黄檗宗的隐元隆琦，并传中国艺术与食品，提倡唐风雕塑与建筑。又有心越兴俦，诗文书画冠于一时，传授琴道。高僧之外，纯粹的学者，首推朱舜水。”十七世纪后半叶，大批中国僧侣、文化人不满清兵入关，纷纷东渡，客观上引发了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的一次深刻变革。琴学在日本的中兴亦在此时。

东皋和尚，姓蒋名兴俦，字心越。明崇祯十二年己卯生于浙江金华府婺郡浦阳县。清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于日本江户菊板长泉寺圆寂。康熙十六年（1677年）东皋和尚东渡日本，以杜多俦或越杜多为名。东皋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其诗、书、画、琴、篆刻、禅学的造诣，均达到很高的境界。他的东渡，对日本文化艺术的发展影响很大。据井上竹逸《随见笔录》称，仅明和至文化四十余年中，日本习琴之人，发展至数百。在以后的百余年间，东皋琴学代有传人，且谱系清晰。东皋琴系传至当代的最后一位琴家是小钿松云，1958年4月我国琴家查阜西访日，曾拜会小钿先生，小钿为中国琴人演奏了《渔樵问答》。小钿先生已于1959年辞世。

东皋的琴学师承，据杉浦正职《东皋谱序》云：“指法者据于庄蝶庵所校正。”香亭迂人《七弦琴之传来》称：“东皋谱中有其在中土从楮虚舟所学之曲。”庄臻凤字蝶庵，明末清初琴家，著有《琴学心声》琴谱，刊于清康熙三年。楮虚舟身世不详。

据松井廉1917年所刊《谈琴》考订，日本流传的《东皋琴谱》有如下三种：1、宝永中，东皋入室弟子杉浦琴川编五卷，收57曲，未梓，已散佚，如今是否存世不详。2、享和中，宿谷慎更编九卷，收44曲，稿存上野图书馆。3、文政中，儿岛凤林编三卷，收46曲，为仅存梓本。中国亦存有两种《东皋琴谱》：其一为四卷本《和文注琴谱》，收41曲，周庆云旧藏，现归上海图书馆。其二为铃木龙辑《东皋琴谱》，不分卷，铃木龙自序云：“宽文中，有归化僧东皋禅师心越再传弟子新丰禅师传”。日本明和八年（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刊，收15曲，今藏北京图书馆。

综合井上竹逸《随见笔录》、香亭迂人《七弦琴之传来》、茨城县历史馆《东皋心越特别陈列》及高罗佩《琴道》各书，东皋带到日本的琴，可考者有如下八张：1、“虞舜”，为水户黄门公所藏；2、“大雅”，为茨城县祗园寺藏；3、“万壑松”，杉浦氏藏；4、“素玉”，人见友元藏；5、“存古”，东皋传与人见竹洞，最后归多纪安元，天明中罹于火；6、“云和天籁”，后归人见竹洞；7、琴名不详，水户家藏；8、美国肖华藏东皋遗琴一张，名款不详。

长期以来，东皋和尚受到日本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日本各界不断以各种形式怀念东皋。仁孝天皇天保十五年（公元1844年）9月25日，日本琴人雪堂在大阪纲岛宅举行东皋心越逝世150周年纪念琴会。雪堂在会上弹奏东皋心越善弹的《渔樵问答》。门生四十余人相继操琴，是大阪地区举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琴会。大正十五年（1926年）11月4日，在大阪天满西寺町寒山寺曾举行“东皋心越祭”。1982年2月26日至3月25日，日本茨城历史馆举行“东皋心越特别展览”，纪念东皋移居水户三百年。

高罗佩1935年到达日本后，公务之余深研东皋，不遗余力地宣扬介绍。没有资料显示他是从何时对古琴产生兴趣的，我们不妨认定他是对东皋心越的研究而引发了对古琴的热爱。有趣的是，他虽身在日本，却不似有的西方学者那样醉心于日本文化，而是始终倾慕中国文化，学习研究之余附带考察一下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笔者认为这正是他的眼界高人一筹之所在。1936年他曾来北平向叶诗梦学琴，并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因此其所著《琴道》的扉页上有题献给叶诗梦的字样（This essay is respectfully dedicated to the memory of my first teacher of the Lute Yeh Shih-meng叶诗梦(obiit 1937 aetate 74)a gifted musician and a great gentleman）。亦可视为中华传统美德在其身上的体现。

高罗佩的中式书房，每新任职，必先布置书房

高罗佩撰著的《琴道》一书，命题立论广博精密，阐述深刻，征引文献浩繁，有关琴学的古文资料都经作者精心译成英文并附原文对照和注释，为琴学著作中所罕有，至今仍是西方人了解中国和日本音乐的必读书目。高罗佩还为此书做了一篇中文后序，从中我们亦可窥见其深厚的古文基础和对琴道的理解：

“夫此者内也，彼者外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蝉蜕尘埃之中，优游忽荒之表，亦取其适而已。乐由中出，故是此而非彼也。然众乐琴为之首，古之君子，无间隐显，未尝一日废琴，所以尊生外物养其内也。茅斋萧然，值清风拂幌，朗月临轩，更深人静，万籁希声，浏览黄卷，闲鼓绿绮，写山水于寸心，敛宇宙于容膝，恬然忘百虑。岂必虞山自耕、云林清閟，荫长松，对白鹤，乃为自适哉。藏琴非必佳，弹曲非必多，手应乎心，斯为贵矣。丙子秋末，于宛平得一琴，殆明清间物，无铭，抚之铿锵有余韵。弗敢冒高士选雅名，铭之曰：无名。非欲以观众妙，冀有符于道德之旨云。余既作《琴道》七卷，意有未尽，更申之如右。然于所欲言，未磬什一云。荷兰国笑忘高罗佩识于芝台之中和琴室。”

该书最早于1938年分三期刊载在东京上智大学出版的《日本文化志丛》上，1940年由上智大学出版全书，1969年出版修订本。全书共分七章加四个附录。第一章为“概论”，主要讲古琴音乐的特色在于音色的变化和韵味而非旋律的悦耳。指出琴在中国古代的两种用途，一是文人用来独奏而修身养性，二是在雅乐中充任伴奏。这一章还从文字学的角度探讨了琴、瑟起源的问题。第二章“古代音乐概念”，主要介绍和总结了《乐记》中的音乐思想。第三章“古琴研究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Sources)是将琴学资料分作三类：杂项，包括类书、小说、笔记中提到的有关琴曲、琴人的资料；琴论专书，如杨雄《琴清英》、朱长文《琴史》等；以及各种琴谱。第二部分(Origins and characteristics)指出古琴哲学（儒、道、佛）思想的形成与进化。第三部分的名称是“琴人的纪律与行藏”，讲弹琴环境并引申出了琴台、琴社和弹琴的种种规范。第四部分“文选，翻译了汉应劭《风俗通》、元吴澄《琴言十则》、明杨表正《弹琴杂说》、《五知斋琴谱·上古琴论》、清程允基《诚一堂琴谱·传琴约》等五段琴学文献。第四章“曲调的意义”的第一部分指出了明代琴谱中“调意”的重要性及与日本netori的比较；第二部分将琴曲根据内容做了分类：1、神秘旅程，如《广寒游》、《列子御风》等。2、历史性乐曲，如《胡笳十八拍》、《屈原问渡》、《圯桥进履》等。3、与文学作品相关的琴歌，如《关雎》、《鹿鸣》、《离骚》、《归去来辞》等。4、描写自然景物，如《潇湘水云》、《高山》、《流水》等。5、描写文人生活，如《客窗夜话》等。高氏认为，多数传统琴曲可归入以上诸类，古琴音乐的特点是它的标题性。第五章题为“象征意义”，解释琴各部位名称极其象征意义，并论述了中国人对龙凤的偏爱；翻译了冷谦的《琴声十六法》；解释了手法、指法的象征意义。第六章“联系”，指出历史上与琴有密切关系的事物，分别论述了琴与鹤、梅、松、剑等的关系以及与有关著名历史故事。第七章“结论”，简要回顾了古琴的历史；着重论述了琴在明代的情况；描述了琴的现状、指出了琴乐未来的发展。

除正文的七章外，该书还有四个附录，分别为“西方古琴文献资料”、“中国古琴文献资料”、“作为古物的琴”及“中国古琴在日本，均为有关琴学的重要资料。尤其在最后一个附录中，高罗佩将中国琴学在日本的流传情况做了详细的梳理，并将东皋心越赴日前，日本文献中有关平放弹弦类乐器的流传情况及与琴的区别和联系做了详细订正。他所列的日本琴人传承系统，至今仍是研究日本琴学的重要资料。

在写作该书之前，高罗佩曾于1937年撰《琴铭之研究》一文，载日本《书菀》一卷十号。琴人自古便有在琴的背面刻写铭文的传统，铭文一般记录了琴的斫制年代和制造者，有的则根据琴的各方面特征和制造者、收藏者、使用者的志趣、好尚，刻上富有寓意的名称或诗文，也有的则铭记了该琴的简单流传过程。琴铭虽为琴人所乐道，但于此做专门研究者，在中国的古琴史上则不多见。据日本《本朝文粹》载，宽平八年（唐昭宗乾宁三年，公元896年），长谷雄曾撰《历代宝琴铭》。高罗佩的《琴铭之研究》，因无由得见，不敢妄加评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厚的学术功力、独辟蹊径的研究领域以及深邃的学术眼光，该文的学术价值应是不容质疑的。1941年在东京，他还出版了《嵇康及其琴赋》。

三、高罗佩的学术研究给我们的启示

1、严谨的治学态度。高罗佩下笔文言，以英文写作更是下笔万言，可称得上高产。但在学术研究上绝无妄言，亦很少主观推测，所做结论均是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与他的勤奋、博览群书是密不可分的。书中所涉文献，既有历代正史、野史，也有各种类书、丛书、文人笔记，还有各朝的琴书、琴谱。文献运用之娴熟，是令中国学者吃惊的，其“对于琴学一切，几无所不知”，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更何况一个外国人。另外，在学术规范上做到了几令人无懈可击的地步。书中所有引用的古文、书名、人名和专门名词，被译成英文后均附有中文原文。日文文献亦如是，于人名、书名，更多加注音。全书的最后有一长达13页的索引，将书中出现的所有专业术语（包括书名、人名）一一列出，并注明出现的页码和次数。在学术道德方面，他从不将资料据为己有，强调资料的共享，并身体力行。发现有价值的资料，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要将尽快地其公诸于世，以供研究。比如他在发现了《花营锦阵》印版后说到：“既然一个幸运的机会把这部明代春宫画册的印版放到了我的手中，我觉得有责任使这些极其罕见的资料成为严肃的研究者所能利用的材料。”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一书的“序”中，高罗佩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2、独辟蹊径的研究领域。高罗佩的学术研究从不拾人牙慧、人云亦云，而总是能另辟蹊径，于常人容易忽视的地方或一般人不敢去碰的领域着手。如对东皋的研究、琴学研究、明代春宫画研究、中国古代性学研究、长臂猿研究、狄仁杰探案等等，都是这种情形。他的研究绝不浅尝辄止，而是要首先穷尽资料，再仰仗其良好的学术素养深入探求。因此，即使在今天，在这些领域里其他欧美汉学家也很难超越他。

3、深邃的学术眼光也是高罗佩取得成功必要条件。如撰写《琴道》，作者能够将古琴放到整个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避免了狭隘片面。这也是作者一贯具有的学术作风，如《秘戏图考》将文献做了细致梳理后指出：“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的原文将会全部被翻译，其内容将被放到中国社会结构的背景去分析、考察。”在他的撰述中，有些课题甚至尚未被我国学术界所关注，如前文提到的“琴铭”研究等，《琴道》一书中中对正仓院藏“金银平脱琴”也发表了极有见地的考订。

高罗佩虽然不是一位音乐家，但正象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他对琴艺的追求也是毕其终生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展转北京、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广泛结交琴家；五、六十年代，他多次到香港与在港定居的蔡德允女士切磋琴艺。他的《琴道》一书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以英文写成的有关古琴文献、历史、审美方面最详尽和最具权威的书籍。它不是仅仅停留在介绍的层面上，而是在很多方面有深入的研究，独立的见解。于他的视野宏阔，不但能够将琴放到整个中国文化的、文人生活的、社会心理的大背景下来考察，还能将琴与远东、南亚、东亚等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相比较。

2001年国庆节写于希声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