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筒和脱口秀的区别（麦克风后面的人）

我怕讲着讲着，“哇”地一声哭出来。从事脱口秀行业，压根不配有车

演出开始了。

二娃穿着吊带裙倚靠着酒吧的墙面，她前面整齐地摆着5排椅子，满满当当地坐了约80个观众，最后一排的椅背只给她留下一道逼仄的过道。

两部手机，一部架在三脚架上，摄像头对准舞台，在持续地录像；另一部手机被她举在手里，是台上那位脱口秀演员上场前交给她的，请她帮忙录下自己在舞台上的表现。

观众的注意力随着聚光灯的指引，聚焦在舞台演员的身上。二娃把自己置于观众席后方的暗处，时刻盯着舞台上的演员，她不用看表，凭经验判断时间和节奏，见缝插针地举起右手，比出“OK”的手势，提醒台上演员收尾。

给演员录表演视频的二娃

轮到二娃登台了。

她将两部手机交接给完成演出任务的演员，艰难地从最后一排观众的身后挪动到舞台的右边。主持人向观众介绍：接下来上台的这一位，是4FUN脱口秀俱乐部的——“没有找到老板的老板娘二娃”。

吊带裙勾勒出的曼妙身材，让观众眼前一亮。二娃落落大方地向大家介绍自己：之所以叫“二娃”，是因为在家排行老二。她五官生得漂亮，听我提及大家称她为“成都钟楚红”，她狡黠一笑地对我说：“是自称，事实上也没几个人那样叫过我。”

或许观众对女性脱口秀演员，更严苛一点，这让二娃在舞台上有点用力过猛，语速愈发加快，越想逗笑观众，越适得其反。二娃自嘲自己的段子“惨不忍睹”，她在表演结束后向大家解释：“大家要时刻记住，你们只花了9.9元（票价19.9元，其中10元分给提供演出场地的南北猫酒吧）来看开放麦（脱口秀演员试验新段子的场合）。”

观众恍然大悟，提手鼓掌，9块9的门票，还要啥自行车？

二娃对这个反应挺满意，毕竟她是这样评价自己：别的脱口秀演员是靠天赋，而我是靠毅力。

轮到二娃登台了

当晚的8位演员演出完毕，主持人邀约观众面对面扫码，建立个当天演出的粉丝群，再邀请临时群里的观众进固定粉丝群。目前，固定粉丝群建到第7个，每个群都满员。最后，全场观众举着开有闪光灯的手机，配合舞台上的演员们拍大合照。

观众退场，二娃召集演员和志愿者将酒吧的座椅恢复原状。大家熟练地收起折叠椅抬进后厨，将门外用于签到和验票的桌子搬回屋里，摆上烟缸和桌灯，恢复成营业中的酒吧。

之后，当晚演出的演员们围坐在桌子前，二娃组织他们对今晚的表演进行复盘。

演出后的复盘

4FUN签约的脱口秀演员目前有9人，7男2女。二娃小巧的身躯挤在一群穿着随意的男演员身边，把控着大家发言的节奏，一针见血地提出每个演员需要改进的地方，见缝插针地鼓励新入行的演员，相当有话语权。即便是将今夜表演推向高潮的资深演员，也毕恭毕敬地听取二娃的意见，二娃对此沾沾自喜：“谁让我是他们的老板娘呢。”

复盘结束后，演员们陆续与老板娘道别。接下来，二娃还需去相邻的那桌和人谈商演——这是能帮助4FUN脱贫的渠道，她不敢怠慢。

二娃对咖啡和茶过敏，谈生意只能拿酒精作为谈话进程的加速剂。凌晨，送走了金主爸爸，她独自从酒吧走出。酒吧位于成都万象城商业街区的负一楼，周围的餐饮商铺早已打烊，扶梯也停止运转，二娃走上扶梯的脚步声在下沉广场里沉闷地回荡。

她打了网约车回家，从这里到大丰的家，单程车费50多元钱。她也报过驾校，在第三次理论考试没及格后，转念一想，自己从事脱口秀行业，压根不配有车，便心安理得地放弃。

“车费太贵了！要是全职做脱口秀，根本负担不起。”

深夜演出结束后，4FUN的演员们散场回家

好几次放声大笑，

她感觉自己渐渐苏醒了

31岁的二娃，是四川内江人，白天在一家潮牌服饰公司工作，任职培训部经理。她的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喜欢性感的衣着，爱往自己身上捯饬好看的衣服和包包。

生活中的二娃

同样都是让别人听自己讲话，白天在公司讲台上，二娃关心的是：“你们听懂了吗？”晚上脱口秀舞台上，她的关心就多了一点：“你们听懂了吗？笑了吗？”

总之，在成都这座以娱乐休闲为主的城市，二娃每天要讲好多话。

她的朋友圈很热闹，她几乎每天都会将生活里遇到的事情编成段子发出去。她的微信目前有4753位好友，很多人用点赞和“哈哈哈”与她互动——当然，这些好笑的段子和关于4FUN的宣传，对公司的同事是屏蔽的。

“如果同事或者领导知道我在做脱口秀，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工作懈怠。”二娃的确会在工作时，带薪兼顾脱口秀事业，但她并非心安理得，她时常面对老板时，暗自感到羞愧。

二娃的朋友圈

二娃入行的理由很直白：“当初，我觉得讲脱口秀好洋气哦，发朋友圈很牛X。”但在感性的爱好和理性的温饱面前，她只能用给好友分类的方式，粗暴地将梦想和面包中间划清界限。

演出时的二娃

虽然她希望别人笑，但她自认为是一个将内心封闭起来的人。

2007年的暑假，二娃第一次离开自己生活了18年的家乡来到成都。这个城市太鲜活了，她直勾勾地盯着“新潮”的扶梯发愣，感到一阵晕眩，不敢踏上去。

最初她在一家饭店打工，每晚都要端出油亮泼辣的龙虾给来吃宵夜的食客。麻辣鲜香配合着嘈杂的划拳声和弥漫在空气中的啤酒味，她十分渴望融入这份独属成都的热闹。

凌晨3点，餐馆收工，二娃提起一桶水，草草地在卫生间里将自己擦干净。“宿舍”没有床，要和另外两个女服务员睡在一张硬板上，一翻身，硬板咯吱响，全身每个关节都会疼。这让她的失眠症状更严重了。

失眠始于小学一年级。在那之前，父母在外打工，3岁起她被托给舅舅照顾。懂事的她会帮助开餐厅的舅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有一次，她在剥蒜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刀插进眼球下方，血突突地往外冒。舅舅心急如焚，将她先送到家附近的诊所，又转到镇里的医院，最后，把她抱到县城里的医院。舅妈全程安抚二娃，哭肿了双眼。舅妈很疼爱二娃，为她手工制作了一条海军风格的裙子。后来二娃的记忆常常定格在坐客车赶往县城医院的路上，那条蓝色的裙子染了一片殷红的血。

等二娃的伤口完全恢复以后，父母才得空回来探望她。说到这里，二娃摸了摸眼睑处，说那里还留有浅浅的疤痕。

小学一年级，父母把二娃接了回去，日子却满是争吵和指责。从那时起，二娃很讨厌冬天，因为她怕冷，更怕睡不着的黑夜。无数次见证父母吵架的场景，她认为人性中不可说破的缺点在父亲身上暴露无遗。后来，她创建脱口秀俱乐部、选择与另外两位搭档合作开酒吧，都只是象征性地通知父亲，从不听取他的意见。

如今，父亲在二娃的朋友圈段子和脱口秀演出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她喜欢以诙谐的语调调侃吐槽父亲，用自己的方式对父亲进行反抗。

等待演员登场的舞台

2016年底，独身在上海工作的二娃终于找到自己失眠的原因——她被确诊中度焦虑症和轻度抑郁症，需要吃药来控制病情。

在上海工作的一年半，她和另外3个陌生人合租一套房，大家相安无事地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几乎没有交流。房子在34楼，二娃时常一个人坐在窗台前向外望，街道上的车子像孩童手里的玩具，穿梭在它们应该在的道路上。凌晨4点，可以清晰地看见天上粘着墨色的云朵。二娃拉上窗帘，窗外的灯火被隔离，陷入一片漆黑。

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实在太孤独了。

就在这样孤独的日子里，二娃观看了人生中第一场脱口秀演出，票价30元。那1个半小时里，很久都没有笑的二娃，好几次放声大笑，她感觉自己渐渐苏醒了。看了4场脱口秀之后，一个念头开始在她脑海里冒泡——或许自己也可以试着写稿子，上台讲脱口秀。

当聚光灯打在二娃的脸上时，她压根看不清现场观众的脸，台下挤了70多名观众，乌压压的一片，除了她的讲话声，现场陷入诡异的寂静，从头到尾都在冷场。

那时的二娃很在乎观众的反馈，但演出结束后没有人帮助她复盘，她感到沮丧——这也是她创建4FUN之后，坚持每次演出结束为大家复盘的原因。

二娃在不同的场合讲了十多次脱口秀之后，终于可以偶尔逗笑观众了。稀稀拉拉的掌声给了她一点希望，也激起了另一个大胆的想法：离开上海，把热爱的脱口秀带回热爱的成都。

于是，在2017年，在前辈的指导下，二娃的4FUN正式诞生。

当年还在装修时的酒吧

你只要敢上去说，我就给你一万块

4FUN开张的那年，妻子看着辞职不到一年的多吉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就带着他去看脱口秀，也许是为了激他，妻子对多吉说：“你只要敢上去说，我就给你一万块。”

多吉上台后，妻子真给了他钱。

演出时的多吉

就像多吉进入脱口秀的圈子一样，他婚姻也源自一场意外——他曾经的妻子是他的高中同学，2008年，他们在一起交往还不到一年，5月12日，她在公司上班，多吉在见客户。地震发生时，成都的交通系统瞬间瘫痪，平时宽敞的道路被人潮堵得水泄不通，电话信号时有时无。

心急如焚的多吉想都没想，就换了一双跑鞋，一路跑了十几公里去找她。几小时后，经历了劫后余生的两人，在强烈的情绪加持下抱头痛哭。多吉动容地说：“我们结婚吧。”

多吉出生在西藏，从小就有高原性心脏病的他注定无法在故乡久居，于是开始了在全国各地的辗转，最后留在了成都。长期在亲戚家借宿，加上继承了些母亲的交流天赋，使得多吉似乎是个天生的演讲家，从不怯场。

到2016年之前，以世俗标准看，多吉是个人生赢家：时任一家上市公司西藏片区大区总，存款7位数，在成都、海南、西藏多地买了房子，就连100多万购入的路虎，也只是某个时刻心血来潮的产物。有一次和朋友去餐厅吃饭，吃到兴头上，多吉直接站起来豪迈地边摆手边说：“大家随便吃随便点，今天我开心，你们所有的饭钱我包了！”

同样的大手笔，还体现在他的投资策略上。和合伙人一起开了一家餐厅，多吉个人出资200万。因为不懂行情，原本装修成本10万不到的店面，在多吉手中却花费了将近100万。

“那时候人真的太飘了，我想的就是‘没关系，反正老子有的是钱’。”多吉谈及当时的莽撞，苦笑着感慨。

妻子的哥哥开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多吉在其劝说下投了75万，每个月的利息收入差不多有1万块。几个月后，央视开始报道鄂尔多斯P2P崩盘潮，多吉跟妻子商量撤资，大舅子只是让多吉放宽心：“就算出问题，我肯定先还亲戚朋友的钱对吧？”

但等到崩盘潮迅速波及到他们所在的城市时，大舅子第一时间做了完全相反的选择：先把钱还给亲戚外的其他人。

投资打了水漂，大舅子入狱，餐厅倒闭，欠了银行贷款，员工们等着发工资……倾颓的多米诺骨牌，把飘在空中的多吉重重地压回地面。多吉背负着创业失败遗留下来的巨额债务，“那时候整个手机一个页面全是小额贷款APP”，这个APP借五千，那个软件借三万，后来有一段时间，催债的电话就没停过，“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看今天要还多少钱”，最多的时候，“小额贷”就滚利到了30万。

他想尽一切办法赚钱还债，兼着七零八碎的职，有时写稿、有时开滴滴，有时只是打零工，那个昔日在酒吧被营销小妹供起来的VIP，那时会为了200块钱奔波一整天。有人上门找他约稿，他会在一篇千字200块的灵异小说交稿后马上给对方发消息：“你立马把钱打过来我要用。”

多吉在生活最艰难的2017年11月和脱口秀结缘，初识多吉的人看着这个兜里连100块钱都掏不出来的男人，还要开着个路虎穿梭在不同的场子讲脱口秀，这本身就足够荒诞。

多吉和魔术演员“藏九”合演即兴喜剧

演出时，暖黄色的灯光打在多吉略显圆润的脸上，将他的黑框眼镜和宽厚的耳垂照亮，看起来敦厚可爱。他在台上操着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纵情讲着关于“西藏人”的段子，偶尔夹带地道的“川普”，必要时还要来一句“扎西德勒”以印证自己真的是一个“西藏人”。

“比如说一群人聚会，介绍：这是西藏来的多吉。对方就会恍然大悟：‘噢！西藏嘞！我也认到一个兄弟，也是西藏嘞，我介绍你们一起认识！’”讲到这里，多吉的声音突然抬高，脸上写满了问号：“我他妈就是从西藏来的，我要认识一个西藏人干什么？！我们那儿遍地都是。”

台下轰然，几个女观众发出了杠铃般的笑声。

但多吉脱口秀演出并不总是一帆风顺。这是一门冒犯的艺术，有些人乐于接受这种冒犯，而有些人则会将这种善意的冒犯放大成羞辱。

多吉讲过关于同性恋的段子，有一个观众觉得被冒犯到了，便主动报名当开放麦演员。演出当天，场地第一排全是他叫过来撑场子的圈内好友，那架势不像表演。

那人在“表演”时，多吉正和其他演员聊天，他突然说：“多吉过来！”多吉愣了一下，以为是新演员需要他配合一下，就过去了。那人说：“跪下！我要代表所有同性恋观众对你表示批判！”边说边从包里拿出把剪刀，问：“大家想不想看我把他小鸡鸡剪下来？”

多吉在脱口秀表演上日趋成熟的同时，也有一些变化正悄然发生。

他和妻子都信佛，妻子会花几万块钱给自己改名字，也热衷于仪式。“有一种金字塔，要把自己的头发扯下来放在里面，然后把它以特定的角度摆出来就可以聚集宇宙之能量，让你的运势变旺。”这一个小小的金字塔花了妻子3万块钱。

多吉则有些难以理解：“3万块钱是不是可以解决我的一些债务问题？我觉得那更有能量！”

妻子说：“你不懂。”

2018年6月，多吉到上海参加脱口秀比赛，得了团体第一名，他跟妻子说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没想到妻子淡淡地问他：“发奖金了吗？”多吉说：“没有。”妻子马上拉下脸：“那有什么意思？”

那有什么意思？一年前，她鼓励多吉上去讲没有奖金的脱口秀，一年后，依然没有奖金的脱口秀却突然失去了值得被继续鼓励的价值。冥冥中到底是什么变质了呢？没有人知道。那段时间，无论多吉做了什么，妻子都要来一句：“这事你能赚钱不？”

多吉在公司的演员不够时，男扮女装上阵

2019年离婚前，多吉的母亲问他：“你是不是不开心？”多吉说是，母亲云淡风轻地补了一句：“那就离噻。”

但多吉对前妻始终是心怀感激的，因为是她将自己带进了脱口秀这个圈子，给了他工作和生活以外的情绪宣泄出口，他可以尽情沉浸在打磨段子、回味苦涩中，忘记自己是负债累累的还款人、一无是处的loser，不再是走在路上会被人潮淹没的路人甲，他只是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在舞台上把自己的生活讲给天南海北的陌生人听，让他们笑，偶尔也会有作为社畜对生活的感慨。

有一次多吉在台上讲了离婚的事情，下了台就有大妈热情地拉着他要给介绍女朋友。“让自己能被听见”，这是脱口秀闯进多吉生活之后所带来的些许安慰。

多吉和女儿

女儿陶陶是多吉为数不多的软肋。事业失败时没有哭，债台高筑的时候没有哭，与妻子离婚时没有哭，谈到4岁的女儿时，他动容得泪眼婆娑。

”我有时候恨不得她做点错事，让我愤怒一下好写个段子。前两天我们出去买水果，然后牵着她回家，她经常看手机看电视，我说，陶陶，你不能再看电视了，你看爸爸就戴眼镜了，戴眼镜好不好看？“

陶陶摇摇头，奶声奶气地说：“不好看。”过了几秒钟，她又说：“可是爸爸你戴眼镜还是好帅。”

2020年，多吉第三次创业，手机消息几乎秒回，大量私人时间被工作挤压，只参加了30几场演出。

因为，“为了女儿，我要再拼一下”。

我要是个男的，我都不想睡她们

4FUN的含义是：为了（给观众带来）快乐。

俱乐部成立4个月后，二娃和团队的成员们邀请到《小崔说事》的编剧万茵老师，合作完成了一场精彩的商业演出，门票售价50元钱，这是团队赚到的第一桶金。

二娃认为自己当上老板娘，是“赶鸭子上架”——既然自己是一位很难逗笑观众的演员，索性就转换身份，培养和挖掘更多能逗笑观众的演员。毕竟，快乐太难能可贵了。

她打心眼里欣赏自己签约的女演员Echo——这个妹子能在舞台上肆无忌惮地讲黄段子，却从来不低级、不庸俗，二娃认为她是勇敢直面惨淡人生的女性，敢于讲出女性的困惑。

4FUN俱乐部签约演员Echo

2019年5月，Echo听说朋友跳楼了，地点在高新区一个写字楼，顶点挂着烫金方正体的“理想中心”四个字，在太阳下闪着微光。而周围是一大片商业区，人潮汹涌。那时她24岁，经历了几次离职，刚刚定下在一家培训机构做英语老师。但她依旧内心惶惶，觉得前路未知。

她在上家公司待了8个月，那是个主打旅游的媒体机构，大部分时间是去深山老林里远足。一次去甘肃扎尕那，步行20余公里，一行人累得要命，就地扎营。一条野河携高山雪水穿营而过，其他人在那头笑闹，Echo却在河边压着嗓子哭，疲惫、寒冷和孤独织成一张网，细细密密地罩过来。

这个场景后来被她打上注脚，反复从记忆里提取出来，拷问自己：我到底想要怎样的生活？

那时一同去远足的还有公司请的女嘉宾，妆容精致，高挑迷人。在摄影师的镜头里，Echo偶尔也会入镜，这时她总忍不住暗自跟女嘉宾比较一番，觉得自己表现力不错，似乎也有资格站到镜头前，站到众人审视的目光里。不过这种想法刚冒出头，就被自卑踩了下去：跟她们比起来自己根本不算好看，身材也不够好，哪有底气接受众人审视？

生活中的Echo

但她是有表现欲和表演天赋的，这些东西源于她的原生家庭，“我妈生了四个孩子，我是老三，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可能是从小太懂事的缘故吧，父母很少关心我，所以我是很渴望爱和关注的”。Echo讲母女形容成一种奇怪的羁绊，“要说我讲脱口秀的初衷，大概就是为了逗我妈开心吧——我之前总喜欢用一些离经叛道的话、夸张的肢体语言去逗她开心，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是在刻意讨好她。”

因为家境不好，孩子又多，父母曾计划将Echo送给一个工厂老板做女儿，后来她也将这些写成段子，戏称自己家是“印度一家人”。她没有去深究为什么父母偏偏要将她送走，“很多事想太深没有意义”。

点到为止的克制，是她的生活哲学。而克制之外的事物，那些让她快乐的、不快乐的，都在脱口秀的舞台上有了出口。

从一开始踏上脱口秀的舞台，Echo就爱讲黄暴的段子，久而久之，“黄暴”成了她的一个标签。“这个社会太性压抑了，你知道吧？”她讲自己小时候羡慕弟弟比自己多一个器官，半夜趁大家都睡下，偷偷掀起弟弟的被子弹了弹，在那个东西颤颤巍巍晃动的那一刹那，她只觉得“一束女权之光蓦然升起”。

台下观众都笑了起来，Echo一脸正经地继续道：“之后我就用线把它绑住，准备剪下来，被我妈发现了，她一把夺下剪刀，把缠绕在上面的线取下来，那玩意儿就像这样晃了好几分钟。”

她把头猛烈地摇晃起来，台下笑声炸裂。

Echo的台风相当有个性

但这样的演出风格也遭受过质疑，私下演员们也会开玩笑，问她是不是只讲得出黄段子。

“我干净的段子也不少啊，场子还很炸。黄暴就是我的风格，我不想改。”谈到这儿，Echo显得有些愤慨，“做女脱口秀演员真的不容易。你看那些男演员，不管高矮胖瘦，观众不在乎这些，只关心他的段子好不好笑；女演员就不同了，站上去的那刻他们就拿放大镜看你，一副‘看你这个女的要怎么把我逗笑’的表情。你要是穿得好看，观众还会觉得你端着、不好笑。你就看网上的那些女脱口秀演员吧，穿的衣服大多没有胸线、腰线，直筒筒的一身，刻意掩盖自己的性吸引力，我要是个男的我都不想睡她们。最近几期就好了很多，不会再刻意模糊性别了。”

演出后复盘时的Echo

以前Echo是个集多重矛盾于一身的体质：她想要穿得漂亮、性感，又担心穿得好看会显得“端着”、令观众产生敌意；觉得自己超有才华，又在生活的捶打中怀疑自己毫无才华；期望在脱口秀舞台上展现自己，又觉得这一切远没有物质来得有意义，偶尔沮丧——台下的女观众穿得光鲜亮丽，体面地坐在那儿看她，带着居高临下的审视，而她一无所有，还要站在台上拼命逗他们开心。

这些矛盾在她身上纠缠、打碎、重组，塑成一面镜子，渐渐让她看见了更清晰的自己，释然了——如果世上大多数人真如梭罗所说的那样“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而“自己的脱口秀作品要是能在某一时刻，给某个人带来一点真实可感的慰藉，也就足够了”。

然后，台上的她就有了更从容的底气——5米外，男友正在台下看着她。等她演出结束，他们将一起回到位于九里堤的出租屋。他不会计较她在台上那些毫无形象的“狂放”表演，只会带她挖掘成都的美食，跟她看剧打游戏，给予她爱、尊重，和最珍贵的陪伴。

结束演出后，Echo和男友回家

一切能引发消极情绪的东西，

都是养料

在4FUN商演后台，潘老师正对着镜子斜站着，左手上弯，右臂伸直，脚下几番变换步法，完成了一个拉丁舞的曲棍型转步。

站定后，他注视着镜子里的自己：那是张黝黑刻板的脸，耳朵上嵌了颗闪闪发光的耳钉，灰色紧身衣包裹着紧实肌肉，一只还未上色的仙鹤文身伏在右臂。怎么看，他都不像是一个跳了十多年拉丁舞的舞者，一位学考古的博物馆设计师，或者，一名十分钟后即将站上舞台的脱口秀演员。

4FUN俱乐部签约演员潘老师

舞台上主持人的声音不断传来，他有些紧张，不停对着镜子整理着装。毕竟，参加脱口秀商演，这是头一次。

几分钟后，主持人叫了他的名字。他在稀稀拉拉的掌声中走上台，取下话筒。台下坐满观众，面孔都浸在黑暗里，只有两百双眼睛和追光灯一起打了过来，明晃晃的。

“你讲脱口秀，得把自己放低，让观众觉得高于你，他才会笑。”

尽管自侃是天生演说家，但要逗笑这么多人，是个难事儿。他曾经历过冷场，那是接触脱口秀的第二次演出，“垮得特别彻底”，几个段子抖出来，台下却静得像追悼会现场。那次之后，他一度陷入挫败感的泥淖，很久才缓了过来。

演出前入场的听众

“大家好，我是潘老师！”他笑着跟观众打了个招呼，自己紧绷的神经也渐渐松弛了下来。他先抛出了几个讨巧的段子，是一些有意思的四川方言——在成都这个大杂烩城市里，糅合了各地级市的语言特色，自贡话的卷舌，乐山话的黏糊，成都话的牙尖，天然就会引发观众大笑。

紧接着是个与自己主业相关的段子，讲的是博物馆的趣事。他模仿人们参观文物时的样子，乜着眼，手指一戳，“日妈勒个东西好多钱哦？”神情滑稽又市侩，观众又大笑起来，笑得前俯后仰，还有人吹了个长长的口哨。

场子逐渐热了，他的紧张情绪也被蓬勃的成就感所替代。他在台上来回踱了几步，握着话筒的右手抬高了一些，上臂肌肉虬结，衬得那只仙鹤纹身仿佛将振翅欲飞。

“我有一朋友是gay，有天他男朋友带着他回了老家见父母，在浙江。他还挺高兴哈……”这段话刚起了个头，底下就有暧昧的笑声传来。

这段子的风格算是潘老师的标签，他称之为“娘man”。他来成都已有十三年，深知在“满地飘0”的成都，任何关于同性恋的话题都会让听众会心一笑。但他同时也有担忧，正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梗，久了总会审美疲劳；而那些方言梗，出了四川就会水土不服。怎么挖掘新的、兼具特色化和大众化的段子，对他来说，这是挑战。

演出后的谢场

“你有起床气吗？”采访时，他反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得到否定回答后，潘老师笑了：“那说明你的生活压力还不够大，我每天从醒来就开始不爽。”

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前这段时间，他一直保持高度敏感。对于创作段子这事儿而言，生活是最好的培养皿，一切能引发他消极情绪的东西都是养料，是一个段子的灵感，经过加工打磨，就能孵化出一个成熟的脱口秀作品。

比如，进地铁安检，排在后面的人将包一丢，精准投放到传送带上，由此名正言顺地插队去拿包；急着去上班打卡，好容易挤上一趟电梯，谁知有人慢条斯理地按下个“2”；或者从前一起喝4块钱奶茶的朋友，忽然变成浑身奢侈品的豪门阔太，让人失落……与种种消极情绪一起抵达他大脑的，是“这事儿是不是能写成段子？”而他把这些事说给观众听，观众笑了，他的负面情绪也就随之排遣掉了。

4FUN的新疆演员艾克不熟悉段子，上台前打的小抄

潘老师的状态，差不多也是所有4FUN的演员的常态。

白天带教培训，晚上把控一场演出的所有环节，二娃时常觉得大脑要宕机。没有商演的周末，二娃躺在床上，感觉连呼吸都是负担。但她还是莫名其妙地充满干劲，她把这一切解释为：“对脱口秀非常地、超级地、疯狂地热爱。”

对二娃而言，能赶走疲惫的办法，是持续上台演出、时刻在思考。

清晨，她吃了母亲为她做的鸡蛋和牛奶后，下楼去抢共享单车。可共享单车又在意料之中地被上班族抢完了，她只能选择坐6元钱的“摩的”赶往地铁站，坐2号线转5号线到公司，通勤时间1个半小时。

坐在摩的师傅身后，风将二娃的发型吹得像拍洗发水的广告，二娃半眯着眼皮开始思考：继续做脱口秀，可能之后会连摩的都坐不起了。

飘逸的发型随着摩的师傅的急刹车杂乱地定格在脸上。这一瞬，二娃又想到一个段子可供发朋友圈：

“每次地铁口的一群摩的师傅想载我回家的时候，我就觉得好难选，到底应该上哪一辆。这种情绪就像现在面临追我的20个男生一样，到底我该怎么选。”

这是她半年来发的第六个与摩的有关的段子，她也把摩的的梗融入了单口喜剧的稿子里：

“明天早上发微信叫你起床，在你门口等你。”摩的师傅温柔地对我说，像极了爱情。

紧跟着，摩的师傅掏出二维码，提醒我扫码支付6元钱。

晚上演出后，二娃坐地铁回家

二娃不像Echo那般勇敢，绞尽脑汁四处挖素材的她，放弃了最适合写成脱口秀段子的素材——她的前男友，被她发现是个皮条客。

前男友曾是观看脱口秀的观众，被二娃撞破手机里做“外围生意”的聊天记录后，软硬兼施地请求原谅。在二娃心软后，又奇葩地用微信小号冒充微商代购，骗了二娃2000多元的皮带钱。

二娃上门索要自己的损失，那个戏精拿着刮胡刀在洗手间里往自己的胳膊上戳了一刀，报了警，然后在派出所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警察求救，说二娃要杀了他。

二娃自嘲地说，段子都不敢这样写，我却真的遇到了。现在，她可以游刃有余地处理4FUN的大小事宜，却害怕处理爱情：“以后再不找观众当男朋友了。”

我们说她可以把这段奇葩的经历写成段子，她轻描淡写地说：“太痛苦的时候不适合创作单口喜剧的段子，我怕讲着讲着，‘哇’地一声哭出来。”

然后，她又让我期待一下：“终有一天我会将这段奇葩的经历，站在脱口秀的舞台上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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