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夷贝演唱天空梦（邵夷贝不爱唱城市）

邵夷贝。摄影 / 李伟 / 新周刊

文/苏马

“你在家上网看到的是一样的东西，买东西都在连锁店，去了任何一个城市都找7-11、屈臣氏，换一个城市又有什么区别呢？城市中心都一样，大家也都一样。”

青岛与青海有什么区别？一般人很容易通过地理常识想象两幅景象：一个是阳光温暖的海滨城市，有啤酒、帆船和沙滩上的美女，另一个则可能是不那么繁华但更原生态的西北草原、内陆湖泊。

在这两个地方都生活过很长时间的邵夷贝却答不上来。2017年3月，在北京接受采访时，她把胳膊支在咖啡桌上，歪着头苦想，实在无法像摄像机一样，把记忆里的景象复制到外人可见的屏幕上。

“青岛就是海，很空旷的海，青海就是很空旷的戈壁，反正都特别空旷。”她的回答很概括。聊到两个地方的人是否不同，她觉得，“没有太大不一样，都是上学，然后都是老师同学，都是这些生活场景”。

青岛第一海水浴场。 图/搜狐网

像她这样的80后，无论出生在哪个城市，童年生活如同复制。

出生6个月，邵夷贝就开始不定期地跨越大半个中国去另一个城市生活，40多小时的火车连接山东青岛与青海格尔木。青岛到青海的火车很慢、很远，她当年一般坐下午发出的那趟，一路向西，第二天傍晚到西宁，火车在西宁经停5小时50分，等到半夜再出发，下一个天亮之时，次日早上六七点，才终于进入格尔木。

火车在路上会切换很多不一样的风景，但可能是为了避免过多外在变化带来的割裂感，她更愿意把注意力放在火车两边共性的东西上。邵夷贝记忆中的格尔木是一个普通的移民城市，像她爸妈这样的支边青年从全国各地而来，大家讲普通话，聚在一起吃东西谈天，“青岛也就是那样，大家喝啤酒吃蛤蜊，很开心那种。海边很开心，青海也是”。

所以，有时候她挺羡慕同是民谣歌手的周云蓬、张玮玮等朋友，羡慕他们出生的上世纪70年代，那时候每个城市还都有自己的建筑风格，可以写他们记忆里的《白银饭店》。而像她这样的80后，无论出生在哪个城市，童年生活如同复制，都是住在差不多的开发商建造的差不多的小区里，然后去吃肯德基、麦当劳。

“现在就是地球村”，她担心往后的年轻一代对故乡的感觉会更疏离：“反正都有网嘛，你在家上网看到的是一样的东西，买东西都在连锁店，去了任何一个城市都找7-11、屈臣氏，换一个城市又有什么区别呢？”

青海格尔木。 图/中国网

近几十年出生的中国孩子，像她一样故乡感不强的有很多，他们的父母在外打工，家人不在一起生活，春运才算团圆回家，“可能这个‘回家’都不在家乡”。她不知道，几十年后的社会是否还会因为城市化变迁而有如此多的流动，“现在农村都变成城市了，去任何一个二三线城市或者县城，全是高楼，都没人住，一堆高楼空房，鬼城”。

“这片土地对我有什么意义，终其一生寻找理由去热爱脚下的土地啊。”

“哎，我怎么讲起这些了，太不文艺了。”这位创作型歌手自嘲道。过去几年的巡演中，邵夷贝去过国内很多城市，杭州、长沙、深圳、重庆、成都、上海……但要说这些地方各自的特点，她还是无从入手，“城市中心都一样，大家都一样”。

行程特别密的时候，她没时间出门逛，在不同的酒店和舞台之间来回切换，常常不知道自己现在身在何处。哪怕是在拉萨，她也觉得总体上和在内地差不多，“除了一点，唱着唱着得歇口气吸会儿氧”。她笑起来。在拉萨或丽江，邵夷贝去演出的古城客栈没什么本地人，都是外来人开的，里面的观众也是四处来的游客。她想起以前：“我小时候倒是真的接触过，在青海接触过很多真的藏民。”

邵夷贝曾受邀给家乡青岛写歌，用作一部宣传青岛的人文纪录片的主题曲。歌写出来后，每个听完的人都告诉她，任何一个海边城市都可以用这首歌。

在那首叫做《我在海边等你》的歌里，她唱潮水中的琴声、天际边翠绿的城，还有追逐浪花的白衣少年，这些景象确实不见山东或青岛的影子——尽管你得承认，那里确实有这些东西，但是其他海滨城市也都有啊。

邵夷贝在排练。

零星的记忆让她感慨，像海子或张楚那种特别亲近泥土的创作者可能越来越少了，“那种东西，其实挺好的”。邵夷贝上中学时特别迷张楚，有次张楚来青岛演出，她和闺蜜提前两个月攒钱买票，每天啃方便面，演出当天逃课去看，演出结束后守在安保线外哭着不肯走。最终在一个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她们见到了张楚，流着眼泪给他唱歌，张楚听着也哭了。

邵夷贝特别喜欢张楚的《西出阳关》，又坦诚自己写不出，因为没有他那种对土地的浓厚情感。她能写出的感受是《黄昏》里的困惑：“这片土地对我有什么意义，终其一生寻找理由去热爱脚下的土地啊。”

男歌手还能写写不同城市的姑娘，她则是从观众去分辨这些城市的区别。

不太在乎城市地貌的邵夷贝，比较关心当地人的状况。分不清在哪里时，她望望台下的观众能分辨一二，尤其是一些城市性格表现明显的地方。

“重庆的观众特别随性，他们会嗓门很大，跟你聊天，你演着演着，大家就聊起来了。”要是她在天津唱歌，整个场面就特别相声范儿，随便唱几句，大家就在底下发出尾音很长的“吁”声。邵夷贝开玩笑说，男歌手还能写写不同城市的姑娘，她则是从观众去分辨这些城市的区别。

摇滚诗人张楚。 图/凤凰艺术

当她愿意写某种人时，总能引起一定共鸣。至今还有粉丝在网上问邵夷贝：现在会不会做饭了？2009年2月，她写了首《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半即兴式弹唱的视频被网络疯转。

那首歌讲了个催婚的故事，歌里的王小姐31岁尚未结婚，是个文艺女青年，家人催着她赶紧找个人嫁，可是不管找搞艺术的男青年还是傍大款，都不是合适的选择。因为“搞艺术的男青年，有一部分只爱他的艺术，还有极少部分搞艺术的男青年，搞艺术是为了搞姑娘，搞姑娘又不止搞她一个”，“大款都不喜欢她，他们只想娶会做饭的”。很多人喜欢这首歌里面那些戏谑现实的黑色幽默。

她本人并不追求幽默或者其他某种特定风格，她说写“大龄女青年”不过是在豆瓣“月亮小组”上看了很多摇滚圈里的八卦，有感而发。

很多人认为她应该走文艺小清新的小路线——邵夷贝的音色很薄，加上身材小巧喜欢留齐刘海，成名曲里又有“文艺女青年”这个标签，一旦她写些过于社会现实或呼唤理想的东西，人们便会质疑她是不是走歪了。

邵夷贝的《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激起了很多共鸣。

2015年，邵夷贝推出概念专辑《新青年》，其中收录《欢迎来到大工厂》《现代病启示录》《未来俱乐部》等作品。

从歌曲的标题就能看出，风格一点也不小清新。她特地写文自述用意，说这个专辑介绍的是一个青年从童年到三十岁的过程，专辑里的歌按照时间线索排布，展示这位青年如何经历国家剧变，经历自我迷失与找寻，不断地选择生活方式与做人的原则，然后彻底告别青春期，在丛生的矛盾中平衡着、活着，终究成为一个外表温润但内心坚硬的家伙。

大家不开心或许是因为太着急，每个行业都有点着急。

“我那时候特别愤怒、特别叛逆，打鼓是一种表达，就是青春的愤怒需要宣泄。”成为民谣唱作歌手之前，从中学起，邵夷贝就是摇滚粉，曾担任几支乐队的鼓手。

2015年的邵夷贝三十出头，戴着框架眼镜，衣着妆发还是一二十岁女青年的样子。她的嗓音没有变厚，才情依旧，歌词开始成熟，她唱生活中青年一代可能的轨迹：“三心二意，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六亲不认，童年阴影，青年抑郁，中年危机，老无所依。”

邵夷贝推出的《新青年》专辑。

这和许多听众理解的“民谣”有些出入，市场上流行的民谣风格让他们认为民谣歌手就是那些抱着吉他思念南方、思念姑娘的人。“每个地方的民谣都不一样，美国可能是folks，也就是乡村民谣。国内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把一些人变成民谣歌手了。” 她觉得民谣里最重要的仍是某种乡情，可以很细腻地唱某个城市的街道，也可以唱一些宏观上的东西，可以轻松也可以沉重，不管哪种形式，重要的是观察和表达现实。

“老周的戏谑风格很棒，他唱的好像是《买房子》，当时听着特别开心，受到影响后，自己也弹着瞎唱。”她记得最初写民谣是看了一场周云蓬的现场表演。

《买房子》的歌词很简练：“买了一套房子，花了三十多万，买房子的钱全靠银行贷款，从今天以后，不能随便请人吃饭了，不能多喝酒，不能去旅游，从今天以后，我要努力地还钱，我要拼命地还清。”这首歌也特别接地气，听他唱就像听身边的一位朋友在吐槽。邵夷贝很早就知道这些生活中的东西可以唱成歌，说黄舒骏的《恋爱症候群》也有些黑色幽默。但以前的她光听不写。

“现实有特轻松特戏谑的状态，也有特别沉重的状态。”邵夷贝对观察社会矛盾的一面充满兴趣，“朋友圈里也是啊，所有人的物质生活都非常好，天天分享着高档食品，看起来过得特别好。但一见面都特别丧，没一个真心开心的。你说这是为什么？”

她观察，大家不开心或许是因为太着急，每个行业都有点着急，尤其是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大家的焦虑会更明显。邵夷贝在《否定先生》中写现代人的心病：“有时候你像个傻子一样，与这个华丽的世界格格不入……你开始强迫自己停止幻想那些曾有过的伟大的抱负，你从来没有机会从任何规则里面顺利地逃出，在遵循它的同时诅咒它，忽略了此外的所有的幸福。”

城市的快节奏导致很多人都很焦虑。 图/搜狐网

世界更新太快，人跟不上，所以会焦虑——这是邵夷贝观察后得出的结论。她认为这中间有媒体的责任，过度放大了社会阶层顶端的那个“小角角”，“90%的头条都在谈论马云干了什么，王健林说了什么，富二代与明星们过着什么生活，他们的孩子多么优秀。现实是绝大部分人生活在那个小角角的底下，但是你看到的90%的媒体报道只关注那个小角角”。

身边充斥着太多焦虑，邵夷贝给自己的任务是平静下来，“作为创造者，你唯一的任务就是专注，专注才能写”。平静下来之后，她想起，其实自己写过一首给北京的歌，叫《都》，帝都的都，讲的是北京公交车上的年轻人。

“也还是在讲城市里的人。”她后知后觉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