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鹤楼景点来历(话说武汉漫谈黄鹤楼故址)
原创 刘谦定
“黄鹤楼故址”今位于“武汉长江大桥建成纪念碑”所在的这座高台子处,在此高台的台基上,镌刻有“黄鹤楼故址”五个字,此字面临长江与武昌桥头堡。20世纪50年代,“黄鹤楼故址”这灵动潇洒的五字是由当时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所书。此五字石刻现已成为地理标记,它为广大游客指明了古代黄鹤楼所在的具体位置。
武汉长江大桥建成纪念碑与其所在的高台子
自古以来,“江夏”之意就如同“江汉”。“汉水”因“夏水”来汇入江,亦称为“夏水”。春秋战国时期,约在今天武汉老城区的古地名为夏汭。夏即夏水;汭,水的弯曲处。《左传·昭公四年》:“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次年“薳射以繁阳之师会于夏汭。”杜预注夏汭:“汉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南北朝齐人刘澄之《荆州记》:“夏水入江处,谓之夏汭,盖夏水之尾也。汉末谓之夏口,亦曰汉口,亦曰沔口。沔之下流为汉,夏水亦会,三水共出此口也。”
“黄鹤楼故址”五字石刻
承载黄鹤楼的武昌蛇山亦名“江夏山”,虽不高峻,但它与龟山相邻并紧锁长江而显得格外重要,可以说蛇山就是“武昌城城根”或“武昌城脊梁”,历代所建武昌城池的座标一直都没脱离蛇山。到东汉时,江夏一带已发展成“南援三洲,北集京都,上控陇坂,下接江湖,导财运货,懋(贸)迁有无”的繁盛港埠(蔡邕《汉津赋》)。
据有关记载,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孙刘联合在长江中下游的赤壁打败了曹兵,就在这次战后的第15年,魏、蜀、吴三雄并立,曹操屯兵江北,虎视耽耽,随时准备进兵江南。孙权此时为固守江南,拱卫都城武昌(今鄂州市),始于“吴黄武二年(223年)城江夏山”,江夏山乃武昌蛇山的古地名之一,城名为“夏口城”,该城乃为武昌筑城之始。今之武昌,两汉时属江夏郡沙羡县。吴主孙权在江夏山(今蛇山)近江水段板筑土石结构的“夏口城”,方圆仅二、三里,实为地形险要的军事堡垒,相传“黄鹤楼”即是当时建在城墙内较高处并紧靠城墙的“瞭望哨所”。
夏口即夏水入江之口,原指汉阳。孙权在大江南岸“城江夏山”后,便将江夏郡治所及其“夏口”之地名,一起都转移到了长江南岸的这座新建之城。
南朝宋孝建元年(454年),孝武帝置郢州,州治设于拥有黄鹤楼的城中,于是便在夏口城的基础上修葺扩建,并改名为郢州城。
到了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改汝南县为江夏县,其治所亦设在拥有黄鹤楼的县城中。从设置江夏县开始,荆楚的政治文化中心就已顺长江下移到了江汉交汇处一带,此时,郢州被改为鄂州。
随着隋、唐时期的经济迅速发展,江夏县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提升,至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始置“鄂州刺史”和“武昌军节度使”。鄂州刺史和武昌军节度使的治所,当年也是设在拥有黄鹤楼的江夏县县城中。
武昌城大规模以砖石筑垣,始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这是武昌古城建筑史上继孙权始筑“夏口城”,南朝刘宋修葺扩建“郢州城”之后的又一件大事。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牛僧儒,为方便百姓生活,决定在原郢州城垣的基础上,进行较大规模的改扩建。《唐书·牛僧儒传》记载:“僧儒陶甓以城,五年毕。”甓即砖的古称,武昌自此便有了砖城。至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宣告完工。这次改扩建的城周已达15里,史称“鄂州城”,原郢州城垣则从此告废。
牛僧儒在改扩建“鄂州城”的同时,他还将当时沔州所属的汉阳、汉川两县划为了鄂州管辖,这在武汉城市发展史上,是首次将长江两岸的地域,统一在一个行政建制之下进行管理的尝试。
江夏县城这时因同时拥有鄂州和武昌军节度使的治所,从此,“鄂州城”便兼有了“武昌城”之称谓。最早见有李白《送储邕之武昌》诗为证:“黄鹤西楼月,长江万里情,春风三十度,空忆武昌城。”
古代著名的《江汉揽胜图》中,描绘了武昌城垣和黄鹤楼等
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二十七·江南道三》记载:“隋平陈,改郢州为鄂州。州城本夏口城。吴黄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 显而易见,当时的黄鹤楼因为是建在黄鹤矶上而得名,属于军事性质的燎望哨所。
从魏晋到南北朝,分裂、战乱持续了三百多年,隋、唐统一全国后,才出现了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黄鹤楼因而也从军中哨所,演变为开放性的旅游胜地。
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拍摄的照片,清晰可见武昌城的城墙雉堞、黄鹤楼、以及楼上的“南维高拱”大字匾、楼下的旗杆、胜像宝塔等
唐代诗人崔颢在此题写了著名的《登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后人对这首诗的评价极高,如严羽就曾在《沧浪诗话》中毫不吝惜地称赞道:“唐人七律诗,当以崔颢《登黄鹤楼》为第一。”黄鹤楼与崔颢,就像滕王阁与王勃,敬亭山与李白,寒山寺与张继,他们相遇相知,彼此成就,相得益彰,已成千古绝唱。黄鹤楼因有了崔颢的这一首好诗而名冠古今,以其“尤著特色”而“号为天下绝景”。
传说,诗仙李白登临黄鹤楼时意欲提笔作诗,但突然发现了墙壁之上已有崔颢洋洋洒洒题写的《登黄鹤楼》,他连称“绝妙”,并脱口而出说了四句顺口溜来抒发自己的感慨:“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说罢,他便搁笔不写了。后来,有好事之人便在黄鹤楼的东侧,兴建了一座彰显李白性情豪爽的“搁笔亭”,从而把这个故事敷衍成了千古佳话。
黄鹤楼是诗仙李白抹不去的江夏记忆,黄鹤楼能够为李白如此高密度地关注,足以表明黄鹤楼在盛唐时期的人气就已非常旺盛。
中唐时期,黄鹤楼已被称许为“荆吴形胜之最”。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阎伯瑾(今亦称阎伯理)应鄂州刺史穆宁之命撰写《黄鹤楼记》,此文中有:“耸构巍峨,高标巃崇,上依河汉,下临江流,重檐翼舒,四闼霞敞,坐窥井邑,俯拍云烟。” 可谓“危乎,高哉!” 今天重温《黄鹤楼记》,仍然能想象出当年黄鹤楼的宏伟气势。
黄鹤楼在唐、宋时所凝聚而成的“诗词文化”,独步天下,真可谓已做到了“天下极致”。然而,黄鹤楼之后的坎坷遭遇,却命运多舛、兵燹频仍,屡建屡废。仅在明、清两代,它就被毁7次,又重建与维修了10次,因此,历史上便有了“国运昌则楼运盛”之说。
在清同治黄鹤楼下的城墙外清晰可见有许多易燃物
清同治七年(1868年),由守土官郭柏荫主持重建的黄鹤楼,乃是在我国帝制时代所建的最后一座,很可惜已毁于清光绪十年八月初四日(1884年9月22日)。这天傍晚七点半钟,武昌城汉阳门外董家坡民房(即张姓骨货作坊)失火,因当时的北风劲疾,火势肆虐,不一会大火就延至城内,殃及蛇山名胜,将建成只有十六个年头的“清同治黄鹤楼”彻底焚毁了。所幸的是,这最后一座古代黄鹤楼的铜铸宝顶侥幸留了下来,至今仍然保存于现在的黄鹤楼公园内。
晚清《点石斋画报》刊载的《古迹云亡图》,描绘了“清同治黄鹤楼”被大火焚烧的场景
关于黄鹤楼名称的来历,有“因山得名”和“因仙得名”两说。
“因山得名”说最早的记载在盛宏之的《荆州记》中:“江夏郡西大江有黄鹤矶,后人建楼,既俯矶上,故不更别名耳。”《荆州记》约成书于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年)。《荆州记》虽然没有直接指称“黄鹤楼”,但说到后人在黄鹤矶上建楼,因以为名,很显然这里说的就是黄鹤楼。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也有记载:“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明史·地理志》江夏县中记载:“东有黄鹄山,下有黄鹄矶,临大江。”
到了近代,民国益阳文士员在他的《武昌要览》也记有:“黄鹤楼在汉阳门内黄鹄山(一名黄鹤山)头,因山得名。”黄鹄山与黄鹤山都是现如今武昌蛇山的古称之一,历史上因“鹄”、“鹤”二字可通假,于是就有了“黄鹄和黄鹤”的这两种称谓。史料记载“黄鹄山蛇行而西,吸于江,其首隆然”,呈“黄山鹄立”之势,故被称为黄鹄矶。古黄鹤楼虽屡建屡毁,但始终都是建立在黄鹄矶上,古人因矶名楼故称黄鹤楼,这些都是“因山得名”的有关记述。
但人们津津乐道的则是“因仙得名”说,其主要的流行说法,来源于《报恩录》记载:“黄鹤楼原为辛氏楼。辛氏市酒山头,有道士数诣饮,辛不索资,道士临别,取桔皮画鹤于壁,曰:客至拍手引之,鹤当飞舞侑觞。遂致富。十年,道士复至,取所佩铁笛数弄,须臾,白云自空飞来,鹤亦下舞,道士乘鹤去。”之后又有《南中记闻》补充说:道士去后,“辛氏舍宅筑楼以供纯阳吕师”,即“八仙”中的吕洞宾,随之发展成“楼三层,层层供奉吕仙,角巾羽服,横笛,制甚古。”而且还在黄鹤楼旁兴建了一座“吕祖阁”,阁内供奉的“吕祖卧像”远近闻名,因口碑相传有求心应而香火始终旺盛。
按南宋张栻《南轩集·卷十八·黄鹤楼说》记载:“楼旁有石照亭,不知何妄男子,题诗窗间,遽相传曰:此唐仙人吕洞宾所书也。文人才士又为之夸大其事。”这说明了南宋初期,黄鹤楼才跟吕洞宾扯上关联。之后的《道藏·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四十五·吕喦》记载:“后南游巴陵,西还关中,冲升于紫极山。一云历江州,登黄鹤楼,以五月二十日午刻升天而去,不知何年。”《全真晚坛课功经》中也称其“黄鹤楼头留圣迹”!于是,黄鹤楼便成为了吕祖吕洞宾的升天圣迹之地。
吕洞宾的故事于元、明、清三代流传甚广,后来者居上,在晚清民国时期,因吕祖信仰在武汉三镇民间非常接地气,所以,“驾鹤仙人”的黄鹤楼故事由于忌讳无趣几乎再没有人而多话,因此,吕祖吕洞宾与黄鹤楼、以及与江城老百姓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仙得名的另一说则源于“费祎”,唐代阎伯瑾(今亦称阎伯理)在他的《黄鹤楼记》中写有:“州城西南隅,有黄鹤楼者。《图经》云:‘费祎登仙,尝驾黄鹤返憩于此,遂以名楼。’事列《神仙》之传,迹存《述异》之志。……上倚河汉,下临江流;重檐翼馆,四闼霞敞;坐窥井邑,俯拍云烟:亦荆吴形胜之最也。……”
费祎是三国时期很有名的蜀国相臣,他和大名鼎鼎的诸葛亮、蒋琬、董允并称为“蜀汉四相”。费祎为人忠诚善良,性情温和,因其明义理而又正直深受诸葛亮的好评。费祎后来在蜀汉举行的岁首大会时被郭修所杀,但许多人同情怀念他,便说他去世后已成仙,曾驾黄鹤到“州城西南隅”稍作休息,于是乎,在费祎休息过的这个地方就被称为了黄鹤楼。“费祎登仙”也只是黄鹤楼名字由来的传说之一。
根据《南齐书·卷十五·志第七·州郡下·郢州》中记有:“夏口城据黄鹄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上也。边江峻险,楼橹高危,瞰临沔汉,应接司部。”此文中所写乘黄鹤过黄鹄矶的仙人,名字叫“子安”,但遗憾的是没说明姓什么。显而易见,“费祎”与“子安”这两位仙人是不可混淆的,虽然他俩与黄鹤息息相关,但记述他们的文字却有所不同:一是“子安乘黄鹤”,一是“费祎驾黄鹤”。
崔颢《登黄鹤楼》诗句中的“昔人”到底是指谁呢?其实,这首诗中的“昔人”并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人,应该是指传说中的人。关于这个传说中的“昔人”,历来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昔人是“子安”;第二种说法认为昔人是“费祎”。然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确切答案,现在已经很难从文献资料中找到了,但是通过研究李白的诗作,似乎还可以窥探到李白心中的黄鹤仙人到底是谁。
李白面对崔颢的《登黄鹤楼》诗,而没写出比崔颢更精彩的七律大作,但在李白其它的诗中,他曾多次写到了黄鹤与黄鹤楼。如李白的《望黄鹤楼》诗:“东望黄鹤山,雄雄半空出。四面生白云,中峰倚红日。巗峦行穹跨,峰嶂亦冥密。颇闻列仙人,于此学飞术。一朝向蓬海,千载空石室。”
还有一首李白的《江上吟》诗:“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根据李白在这两首诗中所向往并讴歌的列仙学飞术和仙人乘黄鹤,我们完全可以认定李白心中乘黄鹤的仙人就是“子安”。
李白的诗句“仙人有待乘黄鹤”与崔颢的诗句“昔人已乘黄鹤去”,都跟《南齐书》中的:“夏口城据黄鹄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上也。”基本上相一致,其重头戏就落在了一个“乘”字上。
黄鹤楼“因山得名”奠定了地理学基石,“因仙得名”的说法亦令赏楼者插上了纵横八极的想象翅膀,满足了人们求美情志和精神超越的需求。两种说法各有特长,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今后必将彼此交相辉映,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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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黄鹤楼
编辑: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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